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如何读懂中国古代史学
邹兆辰
瞿林东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十讲》是一本概括论述有关中国古代史学若干重要问题的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结合的著作，也可以看作是一部简明的中国古代史学概论。
瞿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在四十年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有丰厚的学术积累。他勤奋治学、熟读典籍、视野广阔、关注古今、著作宏富，并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史学人才。他对白寿彝先生的学术经历和学术理念有深刻的理解和研究，为弘扬白寿彝先生的学术风范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秉承白寿彝先生的治学宗旨和学术理念，在研究中多有发展和突破。
《中国古代史学十讲》是根据瞿先生撰写的十篇独立的论文构成的，每篇为一讲。虽然文章写于不同时期，每篇有各自的内容，但组合起来便构成了一个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完整的体系。中国史学史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学科，史学家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从不同的视角选择不同的内容来撰写普及性的小册子。比如说，可以选择十部重要的史学名著及史家来进行介绍，使读者可以对于史学史有一个概括的了解。这种撰写模式固然可以使读者得到一些关于史学史的一般知识，但是对于从总体上了解史学史学科的特性、发展和时代价值以及对于史家素养的要求等理论性的问题则难以达到。鉴于本书的读者应该是具有初步史学知识的大学生以及史学工作者、爱好者，考虑到应该帮助读者从对史学史具有一般的感性认识提高到具有一定理性认识的水平，因而瞿林东先生采取了现在的撰写模式。这里的一些文章，原本就是在大学历史系针对大学生所做的讲座整理而成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在《中国古代史学十讲》中，瞿先生从时代发展对历史学的要求出发，选择了当代大学生和史学爱好者最应该关注、了解的问题进行论述。大致涉及中国古代史学的特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趋势、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趋势、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学的人文精神、史学工作者的素养、史学遗产的时代价值等问题。
本书的内容涉及较广，这里有必要向读者提出一些阅读本书时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一）如何看待中国史学所具有的特性？
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的特性不能够被人们正确认识。在一些人看来，那些汗牛充栋的史学著作，反映的都是过时的东西。而且，那些史书反映的历史观都是唯心史观，是需要批判的。稍微好一点的看法是认为它们还可以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瞿先生指出：应该辩证地看待中国的传统史学，剔除其中过时的东西，它仍然是一座瑰丽的宝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怎样认识这座宝库，怎样发挥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本书的第一讲就论述了中国传统史学所具有的多样性、社会性、时代性的特征。
多样性主要指，中国史学经过长期的发展，熔炼成四种主要体裁即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此外还有学案、史表、图谱、评论等等很重要的体裁。这种多样性，为今天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社会性指史学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史记》就是记述汉初历史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一方面记述了自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历史演进的过程，以及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层的人物；一方面又记载了社会生活的许多侧面，包含礼乐制度、天文知识、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政策等。《史记》以后的史学著作大体上也是继承了这些特点的。
时代性则主要表现为，中国史家对待史学工作历来有一种反映时代面貌和要求的认识与实践。一方面，史家站在时代的高度不断对历史做出新的总结；另一方面，也从对历史的总结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时代的要求。
（二）从理论的视角考察中国古代史学是如何发展、进步的。
中国史学经历过长期的发展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有太多优秀的史著、史家可以介绍，如果在这部书里一本本、一人人地加以介绍，那就不如去读一本简明的史学史著作。瞿先生以深邃的目光在透视这个浩瀚的史书世界时，紧紧抓住“理论”这根主线，从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这两个方面，梳理出史学发展、进步的轨迹。这样，中国史学史就不再是一堆静止的史学名著，而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一个活生生的发展过程。这里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去借鉴、去继承。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势，按历史时段划分：先秦、秦、汉时期是其形成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其发展阶段；五代、宋、辽、金、元、明、清（1840年前）时期是其繁荣时期。
先秦、秦、汉时期的史学，是中国史学的源头和根基。所谓源头，一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最早的文字记载；二是出现了最早的史官；三是王室和各诸侯国出现了国史；四是出现了私人著史的现象。所谓根基，是秦汉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历史条件造就了规模宏大的史学，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这就是《史记》《汉书》的先后问世。此时，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开始形成，并产生了具有标志性的成果。如在天与人的关系、古与今的关系、君主与国家的关系、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民族与文化的关系、兴亡之辩与历史鉴戒的关系都有所论述。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变化、思想文化领域的活跃等等，是这一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前一个时期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有些问题在这个时期都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同时提出了前一个时期未曾提出的新问题，出现了足以反映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标志性著作，如魏徵、杜佑、柳宗元的史论。
五代、宋、辽、金、元、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和走向衰老的时期。从总体上看，它沿着已经走过的轨迹继续前行，并踏进了繁荣的门槛，而在繁荣之际，也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及特征。纵观这一时期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进程，一方面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另一方面是于繁荣之中显示出嬗变的趋势，成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一个部分。
（三）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史学批评的理论。
瞿先生在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史学批评理论的产生和演进，论述了史学批评的方法。他认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史学有了很大发展，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而刘知幾的《史通》，就是这方面的标志性成果。其主要内容是：史书内容的范围，撰史原则，史书的体裁、体例，史书的文字表述，史家作史态度，史学的功用等。
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时期，尤其是两宋时期，史学批评在相当广泛的范围里进一步展开，史学理论在不少问题的认识上更加深入，表现形式上也更加丰富。明、清时期，有两个极明显的特点，一是越来越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性，二是出现了批判、总结的趋势，同时也萌生着嬗变的迹象。章学诚从理论上全面总结中国古代史学，所著《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在史学理论上有重大建树。如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论点；提出了“史法”和“史意”的区别，“撰述”与“记注”的区别，以“圆神”“方智”为史学的两大宗门；提出了历史编撰上“神奇”与“臭腐”互相转化、发展的辩证法则。章学诚提出的“史德—心术”论，发展了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说，把史家自身修养的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瞿先生还专门论述了古代史家史学批评的辩证方法，包括怎样看待同一史事的不同评论，怎样看待不同史书体裁的长短，怎样看待历史撰述中诸因素的关系，怎样看待史书的内容、形式及历史条件，怎样看待不同类型史书的得失等问题。他指出：辩证方法是史学批评中的重要方法，古代史家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和批评例证，在今日的史学批评中仍有借鉴、参考价值。
（四）怎样做一个好的史学工作者？
第一，必须有明确的角色意识与责任担当。
瞿先生以晋国史官董狐和齐国太史为例，说明这种角色意识的核心是对史官职守的虔诚和忠贞。孔子作《春秋》，则体现史家之角色意识的发展。司马迁著《史记》，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史家之角色意识的进一步发展。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表明史家之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的联系和统一。
第二，史家在“才、学、识”方面的修养。
刘知幾说一个优秀的史学家要具备“才、学、识”三个长处。我们今天从事历史撰述，也要从“才、学、识”三个方面进行修养。用今天的语言来解释“才、学、识”，应该包括理论、材料和文章三个方面。我们要以一定的理论即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作为我们研究问题的指导，同时要有材料作为研究的基础。还要有见解，即对于历史进行思考和判断、分析的能力。
第三，要善于叙事。
什么是叙事？直白的说法就是叙述事情的过程，讲清楚事情的原因和结果。叙事，它是“才”和“学”的结合。优秀的史书在于叙事之美。叙事之美有几个要求，第一是“尚简”，就是推崇简要，不要繁琐；第二是“用晦”，即文章要写得含蓄；第三要有时代感，写文章、写著作要尽量用当代的语言；第四，叙述要平实，遣词造句应该力求准确，行文要流畅，如行云流水。
第四，要善于议论。
议论的魅力就在于通过一定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给人一种理论的启示和理性的满足。如果说叙事能够具有魅力是因为它能够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那议论的魅力就在于它能提升人们的理论思考，使人们得到一种理性追求上的满足。
（五）有关中国史学的若干新理念。
中国史学是一门传统的学科，它的基本话语体系是在史学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许多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还在广泛运用，并且赋予了新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的进步，我们需要建立新的话语体系来推动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使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瞿林东先生在长期的史学史教学与研究实践中，除了运用传统的话语体系之外，也提出一些新的理念、新的思考。比如，对史学批评的理论、方法的深入挖掘和系统阐述，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内容，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有所论述，此外还有一些问题值得特别的关注。
第一，关于史学的人文精神。
本书用一讲的篇幅讲史学的人文精神，很值得关注。瞿先生认为，由于中国古代史学至为发达，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传统，在史学中有突出的和连续性的表现，这是西方古代尤其是中世纪所无法比拟的。我们探讨中国史学中的人文精神传统及其种种表现，将有益于丰富人们对人文精神内涵的认识，有益于继承和发扬这种人文精神，因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举例说来，中国史学中的人本思想传统、“思齐”与“自省”的人生修养的传统、关心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的传统等，都反映出极其鲜明的人文精神。
能够从人文传统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史学，这是瞿先生匠心独具之处。书中着力论述了史学中的人本思想传统、史学中的惩劝宗旨传统、史学中的忧患意识传统以及史学中的审美要求传统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论述都极具启发性，值得读者特别关注。
第二，关于历史智慧。
本书中有一讲谈历史智慧，使人感到有一种新鲜感。这里所谓历史智慧，是指历史上的人们对事物能够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是指他们关于对待社会与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的才智、智谋。换言之，所谓历史智慧，是历史上的人们所创造、所积累的智慧。历史智慧，是同现代科学知识、认识能力相对而言的；但是，正如人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一样，人们不应当、也不可能割断历史智慧同现代科学知识、认识能力之间的联系。
瞿林东先生提出了史学史中体现历史智慧的若干理念。例如，历代史家对于“鉴”的认识，就是具有历史智慧的重要表现。还有“势”的范畴，也十分值得探讨。而关于“势”的探究，又引发了对于“理”的进一步认识。此外，提出“欲知道者，必先为史”，只有“出乎史”，才能“入乎道”；因此，要懂得“道”，首先要读史。总而言之，历代史家关于“鉴”“势”“理”“道”的阐述，从几个重要的理论范畴揭示出史学中所蕴含的高层次的历史智慧，也反映了在历史和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历史智慧之积累和提炼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历史中有很多“珍贵品”，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正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种种智慧创造的结晶和顽强奋斗的精神。
瞿先生也提出了怎样从史学中汲取更多智慧的问题：首先，要正确对待新鲜智慧同历史智慧的关系。我们必须认识到，处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人，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必须不断学习新知识，同时绝不能遗忘、轻视历史智慧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其次，要提高从史学中汲取历史智慧的自觉性，从而提高全民族的精神素质和科学素质。再次，史学工作者要充分地认识到肩负的责任，撰写出内容充实、根据可靠而又富于启迪性的著作。最后，端正学风，是从史学中汲取更多智慧的关键。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是完全统一的。以正确的态度和良好的学风对待史学，不仅仅是史学工作者的事情，也是社会应当关注的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史学中汲取更多的智慧，裨益我们的社会实践。
第三，历史学——我们的一个精神家园。
瞿先生用这一提法来概括我们今天对历史学的认识：历史学是什么？是我们的一个精神家园。“精神家园”的内涵都包括什么呢？一是民族精神。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首先就要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毫无疑问，作为炎黄子孙，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当然要具有民族精神，不能丧失民族气节。二是忧患意识。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好，总应该有忧患意识，可见，忧患意识反映了人们对人生、对社会的积极态度，是一种自信的精神。三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对此都有着深刻的认识。我们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祖国辽阔的土地，我们因为是一个中国人而骄傲。
这本瞿林东先生积数十年中国史学史教学与研究的经验体会所提炼出的，充满新思想、新理念的简明史学史著作，具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高屋建瓴、宏观思考。中国史学的内容极其丰富，如何在这部简明的小册子中向读者讲述一些最根本的问题呢？瞿林东先生是站在中国史学整体高度来思考有关史学的重大问题的，所以所谈的问题具有相当的理论性、全局性，它们既是史学本身的问题，也是需要社会上广大读者了解的问题。
第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本书的全部论述都是建立在对中国史学之发展实际的具体考察基础上的，论述中闪烁着中国历代优秀史学著作、优秀史学家的思想光辉。其全部论述的基础，是来自对这些史学遗产精华的梳理和提炼。中国史学史上许多重要史学著作的撰述思想、优秀史学家的精辟论述，都可以在本书中读到。
第三，理论的逻辑性和具体的历史叙述相结合。书中虽然是以问题为导向，就中国古代史学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加以论述，但对于每个问题的阐述仍然遵循了历史的发展历程，以历史的方法来进行论述。所以，这不仅是一部有关史学理论问题的著作，也是一部史学史的著作。
第四，本书的时代性特征。中国史学具有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它的基本内容都反映了过去的史学状况。但是，瞿林东先生站在21世纪的时代高度来反思、总结史学中的问题，运用了许多新理念，反映了当代史学研究的最新思考，是一部站在时代前沿的著作。
第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本书的论述，虽然是以史学本身的理论问题为基础的，但瞿先生论述中所针对的却是当前社会状况、史学发展状况、当代史学工作者特别是未来的史学工作者的状况而谈的。一些史学工作者、学习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尽管已经具备了某些方面的历史知识，但是对历史学自身的发展历程、历史学的特性以及时代要求，往往并不了解，或者说了解得并不深刻，这对他们进一步学习或研究历史都是不利的。因此，本书不仅满足了社会广大读者了解中国史学的需求，而且对于专业史学工作者也是很有启发和帮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著作具有知识性，更具有学术性，值得学术界与广大读者关注和重视。
2016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