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 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 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 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 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 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 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 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素心人可共晨夕之乐
—舒芜说诗的魅力
蒙木
舒芜（1922-2009），本名方管，出生于安徽桐城的知识分子世家。他的曾祖父方宗诚是古文宗师姚鼐的再传弟子。祖父方守敦是较有声望的诗人、教育家，曾力助吴汝纶创办桐城学堂，支持陈独秀在安徽兴办公学。外祖父马其昶，出身翰墨世家，曾师事方宗诚、吴汝纶，有桐城派“殿军”之称。父亲方孝岳（1897-1973）曾游学日本，归国后曾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高校，学术成就包括经学、佛学、文学，在文学和汉语音韵学方面尤其突出，代表作包括《中国文学批评史》等。李洁非在《旧学中的舒芜》中说：“作为桐城后人，舒芜还来得及领受清代学术的泽被，而清代学术非常重实证，字斟句酌。这种自幼的训练，成为他操弄古典文学研究时有别于当代学人的天然优长。”
根底深厚的舒芜，上世纪50年代以来长期任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他回忆自己在出版社接受的第一个编辑任务就是选注李白诗。他在《〈舒芜文学评论选〉自序》中说：
鲁迅极推唐诗，说过一切好诗唐人早已做尽。他自己作的旧体诗，也是唐音，具二李的风神而又有新的发展。我读唐诗，最动心的也是二李。但是，我没有专谈过二李，我谈论唐诗几大家，倒不是直接根据鲁迅的什么意见，而是力图跳出中国传统的“词章”之学的范围，从“文学就是人学”的基本观点出发，探讨诗人的社会文化环境，浸染诗人的社会心态，诗中的情感世界，诗人的主体心态，以及为这些所充实的活的诗歌史，等等。这是有了“五四”新文学之后才逐渐形成的新的研究方法。我这样来谈论唐诗几大家，仍然是“我论文章尊五四”的表现。
舒芜认为中国古典诗歌体式基本上沿着四言诗—五言古诗—五律—七律的脉络发展。律诗定型于初唐，李白五律冠绝古今；初唐七律主要是歌功颂德的应制诗歌，到杜甫手里才无施而不可，掩盖百代。关于唐诗总体的格局，舒芜沿袭历史观点，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初唐承六朝余绪，是唐诗的序幕，其中四杰和沈宋对五律形式的完成功不可没；盛唐气象无论如何是唐诗最高的境界；中唐以后除元白外，诗人多专供近体，韩愈的功绩主要在诗的散文化，李贺远宗李白而更瑰丽，近绍韩愈而更雅丽，但中晚唐成就总体赶不上盛唐，但绝句却有独到之处；晚唐李商隐以近体擅名，上继杜甫，下开西昆，旁启西江。宋诗以散文化别启途径，但强弩之末难以为继，元明清诗人完全在近体，只有吴梅村进一步把长庆体加以近体化，创造梅村体。
本书上半部分是关于唐诗的，作者对陈子昂、孟浩然、王维、李白、高适、杜甫、岑参、韩愈、元稹、李贺、李商隐、郑嵎等12位唐代重要诗人做了散点式的批评，其中盛唐诗人占6位。闻一多《唐诗杂论》强调，初唐到盛唐转变的关键性诗人是陈子昂（参阅《闻一多说唐诗》）；舒芜承之，论陈子昂则主要抓住“迎向阔大和永恒”这个气质，从具体的《感遇诗》五首谈起，特别注意到陈子昂喜欢将“大化”“大运”“无始”“元化”之类抽象的哲学范畴作为诗歌意象，赋予可感可观的性质。
意象分析，是舒芜理解唐诗的一把钥匙。写陈子昂如此，写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李白、杜甫也都是根据意象排比分析来得出最后结论的。舒芜谈王维，秉承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主要谈王维的静，谈王维如何能静，他的生活和人生观，以及他的艺术表现。他最后的结论说：“王维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要算最完全最高妙地实现了‘温柔敦厚’的诗教的惟一的诗人，他的诗作乃是中庸主义的最美好的花朵。”作为作家舒芜的文字不仅恰切，且非常优美。王培元在《舒芜：“碧空楼”中有“天问”》高度评价这篇文章：“简直就是打开中国士大夫的思想和美学之谜的一把钥匙。”
在所有唐代诗人中，舒芜最为动心的是李白、李商隐，他认为李白完成了陈子昂的未竟事业。这里有三篇文章关于李白：《日光下的诗人》《李白诗中的白日光辉》《瀑布·银河·画幅》。第一篇文章是舒芜为自己选注的《李白诗选》（1954年8月出版）写的前言，文章说：“在盛唐诗人当中，具有全面的代表性的，表现出最典型的‘盛唐气象’的，就是李白。”关于“盛唐气象”论引发巨大影响的是林庚先生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上的《盛唐气象》一文。林庚先生说：“陈子昂是呼唤着盛唐时代的，李白是歌唱了盛唐时代的。……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这也就是盛唐时代的性格。……它也是中国古典诗歌造诣的理想，因为它鲜明、开朗、深入浅出；那形象的飞动，想象的丰富，情绪的饱满，使得思想性与艺术性在这里统一为丰富无尽的言说。”《盛唐气象》还特别指出：“李白是盛唐时代最典型的诗人。”比较《盛唐气象》和《日光下的诗人》两篇文章，林庚和舒芜的确是英雄所见略同。
《日光下的诗人》附记“一点宿愿”是作者读丹纳《艺术哲学》分析歌特式建筑启发而写的，主要谈的是李贺，李贺诗歌色彩的繁富强烈和阴暗惨淡的风格是如何统一的。通过对比李贺，所以“李白诗歌中的境界，就完全是盛唐景象了”。《瀑布·银河·画幅》将李白关于庐山瀑布的几首诗歌放在一起，最后用长卷、中堂和立轴来比拟，以画论诗，令人耳目一新，豁然有解。可见舒芜论诗，是注意中外比较、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比较的，这是他宗“五四”的一个具体表现。
与李白双峰并峙的杜甫，当然也是舒芜的重点考察对象，兹有《谈〈秋兴八首〉》《猛禽鸷鸟—杜诗中常见形象》两篇。《谈〈秋兴八首〉》立意极高，将《秋兴八首》作为杜甫的平生志事的总结来看，作为整体上连贯的组诗来看，作者是通过《秋兴八首》来辐射杜诗总体风貌的。《猛禽鸷鸟—杜诗中常见形象》则有理有据地颠覆了杜甫被作为“穷老寒儒”的文化想象，杜甫和李白都有侠气豪情的一面，这是盛唐之音的表征。
舒芜论述李商隐主要是通过《从秋水蒹葭到春蚕蜡炬》一文以及《读诗小记》第三则，他认为李商隐在爱情诗的书写和七律的形式完成方面有大贡献。他把李商隐的爱情诗放在久已绝坠的《关雎》《蒹葭》传统中，他认为“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是响辍千年的地位平等的男求女的声音了。李商隐的爱情诗带有相当程度的近代色彩，奇迹一般地出现在那个时代，必然昙花一现，直到《红楼梦》才复振了这个传统。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是舒芜继承“五四”传统的一个再思考。《从秋水蒹葭到春蚕蜡炬》一文应该和本书下半部分《李清照的“扮演”》《何用嫁英雄》《花下一低头》三篇小文合读。这会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舒芜从旧学寻找近代思想资源的努力。
本书下半部分是舒芜先生谈古典诗歌的一些散篇。《帝里皇都和山川郊野》《由动物装饰到植物装饰》主要谈的是赋。诗赋一体，所以本书一并收入。这两篇是作者从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角度进行有血有肉的诗歌研究的一个尝试。《彻底悲观的〈人间词〉》写的是词，词乃诗之余，所以也一并收入。这篇不足500字，把读者阅读经验和当下思考直接写出，因为如此精简而意味十足。其实下半部分最有分量的当属最后三篇读诗札记，不空谈，不枝蔓，最见作者学养。今天因为Ctrl+C和Ctrl+V的便利，以及所谓的规范化，论文越写越长，越写越虚。我想，这种札记写作是应该被重新提倡的。李洁非在《旧学中的舒芜》中说：“当代以来的学术，包括古典文学研究在内，好臧否而轻考析，好虚论而轻实据，各种轻率出唇、似是而非的浮说妄议充斥其间。而舒芜一系列有关古代诗文的笔记体论析，却出离上述流风之外，以文本为据，析疑参异、核真指实，一言一句尽有来历，宁愿简啬，也不乱作发挥。这种格调与路数，当是他幼时在旧学的浸淫中养成。”文章还进一步称赞这种“笔记体的研摩文字”：“比较出脱于工作或社会的匡束之外，而贴近个人的精神，也沉潜于单纯的学术心境。……可能是最适合其学识与才情、使之发挥自如的地方。”
李洁非所重点立论的《读郑嵎〈津阳门诗〉》就是一篇读诗札记，但并非正面立论，而是对比《长恨歌》，说明郑诗刻画务尽，炫博矜详，实无主意，最后提出“诗贵虚灵，不贵滞实；诗通于史，不混于史”，对“诗史”一说提出了辩证。后来写作的《细读元稹〈行宫〉》一文则完全从正面立论，和白居易长篇乐府《上阳白发人》互证，结论是谈说归谈说，历史归历史，不可混淆；陈寅恪先生倡导的“以诗证史”之法应该慎用。
喜欢唐诗的舒芜谈论古典诗歌的文字大致就这么多，之所以在作者生前没有单独结集，也许在他眼中，唐诗仅仅是一个私爱，一个客串，否则像他《谈〈唐诗三百首〉》这样卓识独具的早年文字不可能失收于《舒芜集》。但诗，实在是人人心中所有，是我们生活或者人生的一部分。我们庆幸舒芜论诗的文字还是足以成集，目前的文章也清晰地呈现了他的诗歌趣味以及对古典诗歌发展史的脉络把握。舒芜先生论诗的文字值得重视，还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诗人，他的《天问楼诗》和聂绀弩的《咄堂诗》等九个人的诗被冠名《倾盖集》于1984年6月出版，以旧体诗写新事物出版，颇得当时文化界的称誉。总之，舒芜是深谙作诗、品诗之道的。舒芜在他去世前写的一篇博客《素心人语》中称赞黄裳的文字说：“谈的只是我们这帮人寻常过从间的话题，彼此所见本来略近，交谈交谈，遂有素心人可共晨夕之乐。”这“素心人语”也正是舒芜说诗文字的最大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