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瓶梅》，过去了的时代如何看法，我们暂且撂在一边不去管它。在今天，我还是看到了，《金瓶梅》无论在社会上、人的心目中，乃至研究者中间，它似乎仍然是一部最容易被人误解的书，而且我自己就发现，在一个时期内，我虽然曾殚精竭虑、声嘶力竭地为之辩护，原来我竟也是它的误读者之一。因为我在翻看自己的旧稿时，就看到了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评估它的价值的矛盾。这其实也反映了批评界和研究界的一种值得玩味的现象。我已感觉到了，中国的批评界和读者看问题的差异。我发现一个重大差别就是研究者比普通读者虚伪。首先因为读者意见是口头的，而研究者的意见是书面的，文语本身就比口语多一层伪饰，而且口语容易个性化，文语则容易模式化——把话说成套话，套话就不真实；同时研究者大多有一种“文化代表”和“社会代表”的自我期待，而一个人总想着代表社会公论，他就必然要掩饰自己的某些东西。在这方面，普通读者就没有面具，往往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比如对《金瓶梅》，其实不少研究者未必没有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但他们写成文章就冠冕堂皇多了。尽管我们分明地感到一些评论文字在作假，一看题目就见出了那种做作出来的义正而辞严，可是这种做作本身就说明了那种观念真实而强大的存在。它逼得人们必须如此做作。且做作久了就有一种自欺的效果，真假就难说了。《金瓶梅》竟然成了一块真假心态的试金石，这也够可笑的了。就拿《金瓶梅》最惹眼的性行为的描写来说，我必须承认，在我过去的研究文章中就有伪饰。现在再读《金瓶梅》时，似经过了一次轮回，才坦然地说出了自己心底的话：我既不能苟同以性为低级趣味之佐料，也无法同意谈性色变之国粹，当然我对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说持有许多保留意见。现在，也许经过一番现代化开导，我真的认识到，性活动所揭示的人类生存状态，往往是极其深刻的。因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性已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可以提高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得到美的升华，绝不仅仅是一种动物性的本能。所以，我认为《金瓶梅》可以、应该、必须写性（题材、内容这样要求），但是由于作者笔触过于直露，缺乏艺术的节制，因此时常为人们所诟病。但是，我更喜欢伟大喜剧演员W·C·非尔兹的一句有意味的话：“有些东西也许比性更好，有些东西也许比性更糟，但没有任何东西是与之完全相似的。”（这是看电视《环球银幕》时听到并速记下来的。）
至于对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来说，我是同意阿米斯在他的《小说美学》中所说的意见：
人摆脱了动物状态，既能变成魔鬼，也能变成天使。最坏的恶和最好的善都属于心灵，而这二者都在文学中得到了最完整的再现。因此，对那些学会了阅读的人来说，他们的灵魂是染于苍还是染于黄都由自己掌握。[2]
基于此，再回到过去了的时代，我非常欣赏清人张竹坡所写《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所说的大实话：
《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便只看其淫处也。故必尽数日之间，一气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
凡人谓《金瓶梅》是淫书者，想必伊只知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终是一部史公文字。
在我看来，这位张竹坡先生的意见比国粹派、谈性色变者以及伪善者更懂得如何读《金瓶梅》，包括如何看待此书的性描写。
以上所言，实际上涉及《金瓶梅》的整个“阅读行为”，即读者群和评论者如何首先拓宽阅读空间和调整阅读心态这样一个极普遍又亟须解决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面对小说《金瓶梅》，评论者是否高于读者可以不论，但他首先是一个读者，他的评论始于阅读，甚至与阅读同步，因此有什么样的阅读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阅读空间。我想，在一个开放的、多层次的阅读空间中，有多种并行的或者相悖的阅读方式和评论方式，读者可以择善而从，也可兼收并蓄，甚至可以因时因地而分别取用。但任何封闭的、教条的、被动的，甚至破坏性的心态都可以导致阅读的失败。对于《金瓶梅》这样惊世骇俗的奇书，面对这早熟而又逸出常规的小说巨构，必须进行主动的、参与的、创造性的阅读，从而才有可能产生出一种开放的、建设的、创造的研究与批评。
进一步说，对于一个读者来说，面对一部小说，首先要尊重、承认它的作者审视生活的角度和审美判断的独立性，我们无权也不可能干预一位古代小说家对他生活的时代采取的是歌颂还是暴露的态度：事实是，歌颂其生活的时代，其作品未必伟大，暴露其生活的时代，其作品未必渺小。《金瓶梅》的作者构筑的艺术世界之所以经常为人所误解（误读），就在于他违背了大多数人一种不成文的审美心理定势，违背了人们眼里看惯了的艺术世界，违背了常人的美学信念。而我越来越认为，笑笑生之所以伟大，正在于他根本没有用通用的目光、通用的感觉感知生活。《金瓶梅》的艺术世界之所以别具一格，就在于笑笑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不同于一般的审视生活和反思生活以及呈现生活的视点和叙事方式。是的，笑笑生深入到了人类的罪恶中去，到那盛开着“恶之花”的地方去探险，那地方不是别处，正是人的灵魂深处，他远离了美与善，而对丑与罪恶发生兴趣；他以有力而冷静的笔触描绘了一具身首异处的“女尸”，创造出一种充满变态心理的触目惊心的氛围。笑笑生在罪恶之国漫游，得到的是绝望、死亡，其中也包括他对沉沦的厌恶。总之，笑笑生的世界是一个阴暗的世界，一个充满着灵魂搏斗的世界，他的恶之花园是一个惨淡的花园，一个豺狼虎豹出没其间的花园。小说家面对理想中的美却无力达到，那是因为他身在地狱，心向天堂，悲愤忧郁之中，有理想在呼唤。然而在那残酷的社会里，诗意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愚以为这一切才是《金瓶梅》独特的小说美学色素，它无法被人代替，它也无法与人混淆。
我读《金瓶梅》，愿意把它看作是一个有许多窗口的房间。从不同窗口望去，看到的是不同的天地，有不同的人物在其中活动。这些小天地有道路相通，而这道路是由金钱和肉体铺就的，于是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封建晚期的明代社会。
从一个窗口望去，我们看到了一个破落户出身的西门庆发迹变泰的历史，看到了他占有女人、占有金钱、占有权势的全过程，看到了一个市井恶棍怎样从暴发到纵欲身亡的全过程；
从这个窗口，我们看到了西门庆家族的日常生活，妻妾的争风吃醋，帮闲的吃喝玩乐，看到了一幅市井社会的风俗画；
换一个窗口，我们看到了卖官鬻爵、贪赃枉法的当朝太师蔡京等市侩化了的官僚群的种种丑态；
再换一个窗口，我们看到了……不，在所有的窗户外面，我们几乎都看到了潘金莲的身影。她是《金瓶梅》的特殊人物：一方面，她完全充当了作者的眼睛，迈动一双三寸金莲奔波于几个小天地之间，用她的观察、分析、体验，将其连接成一个真实的世界。她又是一个发展中的人物，开头她被西门庆占有，而后西门庆的生命终点又是她制造的。因此，潘金莲这个形象在一定意义上又比西门庆更显得突出。
总之，《金瓶梅》的许多窗口是朝着这些“丑恶”敞开着，读者置身其中，各种污秽、卑鄙、残忍、悲剧、惨剧、闹剧，无不历历在目，尽收眼底。
于是我从整体上把握了这样一部小说的内涵：《金瓶梅》是一部人物辐辏、场景开阔、布局繁杂的巨幅写真。腕底春秋，展示出明代社会的横断面和纵剖面。《金瓶梅》不像它以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以历史人物、传奇英雄为表现对象，而是以一个带有浓厚的市井色彩，从而同传统的官僚地主有别的恶霸豪绅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枯的罪恶史为主轴，借宋之名写明之实，直斥时事，真实地暴露了明代后期中上层社会的黑暗、腐朽和不可救药。作者笑笑生勇于把生活中的否定性人物作为主人公，直接把丑恶的事物细细剖析来给人看，展示出严肃而冷峻的真实。《金瓶梅》正是以这种敏锐的捕捉力及时地反映出明末现实生活中的新矛盾、新斗争，从而体现出小说新观念觉醒的征兆。
笑笑生发展了传统的小说学。他把现实的丑引进了小说世界，从而引发了小说观念的又一次变革。
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认识《金瓶梅》，还是这样讲《金瓶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