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我对黄裳先生的戏曲论著一向是爱读的。从他的《旧戏新谈》开始，几乎每一篇文章我都不曾放过。我佩服他犀利的眼光，流畅的文笔，尤其是一些鞭辟入里然而深入浅出的见解。并且据我所知，黄裳先生对华东区的戏改工作曾尽了不少力量。我对黄裳先生一直是怀着很大的敬意的。
但当我读了黄裳先生的《谈水浒戏及其他》和《西厢记与白蛇传》这两本著作时，觉得他对历史人物的看法不免有些偏激。特别是他论关羽和祢衡，有些观点实在不能使人同意。这儿我把自己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写出，一方面就正予黄裳先生，另一方面求教于其他的专家和读者。
二 黄裳先生对关羽和祢衡的意见
黄裳先生论关羽是在他一篇题为《关于武松》的文章里谈到的。[6]他从《三国演义》的评者毛宗岗（黄裳先生误写作毛声山）给关羽所加的谥号说起，研究为什么要称关羽为“天人”。他的结论是：一、关羽是报恩主义者；二、关羽对嫂子“采取了在封建社会中被认为非常恰当的态度的缘故”。他认为：“关云长封金辞曹，为的是不忘刘备。……这一精神发展到后来，就是华容道的放曹。”他从京戏《古城会》里看到了关羽向二位嫂子问安，请她们上车，说话……种种生活细节的描写，感到是“最不近人情”的，并且说：“这情景是使人看了最不舒服的，仿佛是清楚地看到了那条‘礼教之大防’，实在凛然可畏。而这，就正是毛声山之流认为了不起的处所，作为一个‘天人’的必备条件了。”
当然，黄裳先生的企图是很好的。他说：“像……关羽这样的人物，除了……好的一面外，也还有着很多被利用了来宣传封建道德的处所。为了爱护在人民中间有深厚基础的英雄人物，使他们的性格更完美更健康，我们是有理由进行一些分析的。”我们今天所以要同黄裳先生商榷，目的原无二致，也正是“为了爱护”这些“英雄人物”才这样做的。
黄裳先生论祢衡则见于他的一篇题为《打鼓骂曹》的文章。[7]他根据京戏《打鼓骂曹》，整个否定了祢衡。他认为：祢衡是“统治阶级帮闲的一群中间”的“一位‘憨大’”，“把主子痛快地骂了一通，自然要使这一批奴才们为之动容”。他认为祢衡“斗争”的目的，“并不是想打倒这个阶级”，而只是要“争取”更好一点的待遇。从祢衡出场自叙的台词中，他指出祢衡是“为了货色卖不出去而焦急，而愤懑”，指出祢衡对曹操的不满，是“因为曹操用了一批在他看来远逊于他的帮闲帮凶”。他认为，“后来决定了打鼓骂曹，那目的也还是为了个人的声名。”最后他用斥责的口吻批判祢衡：
结尾时终于怕死而接受了曹操的下书差遣，听了曹操“顺说刘表归顺我，管叫你头戴乌纱身挂紫罗”的话以后，就又心满意足地执行新的任务去了。因为到了这里，他的基本企求已经获得了批准。……
“接过书信用手托，披星戴月奔江河。顺说刘表若不妥，愿死他乡作鬼魔！”这非常流行的四句摇板就正好写出了受雇以后“才子”的心悦诚服、死力以赴的心情，与胡适的“做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的诗意是完全一致的了。
三 试论关羽并对黄裳先生意见的商榷
诚如黄裳先生所说，关羽是多少年来被统治阶级用来愚弄人民、麻醉人民的偶像；在关羽的身上，涂了不知有多少反动的色彩。我们今天确有推翻其偶像作用与洗剥那些色彩的必要。可是，我们得研究一下，封建统治阶级何以特别要利用关羽做偶像，把一些乌烟瘴气的头衔加在关羽头上，而不去利用别人—譬如说董卓或曹操—当偶像呢？我想，这固然是因为关羽的言行对封建统治阶级有利，但主要的却因为他的言行是为人民大众所喜欢、所爱戴的。正因为关羽是有“群众基础”的英雄人物，统治阶级才把他涂饰得成为“伏魔大帝”或“关圣帝君”的。至于人民大众为什么对关羽有感情，那得先简括地谈一下《三国演义》的渊源所自才更清楚。
据苏轼《志林》卷六上的记载：
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可见同情刘备反对曹操的看法由来已久。到了南宋，偏安局面既定，正统观念因而益强，刘备身价日益抬高，正是这一观念的具体表现。朱熹的《通鉴纲目》之所以迎合了当时的人心，同其时的政局是大有关系的。等到经过元代统治，人民就更把刘备当作民族英雄的代表人物，自然在这一人物身上寄予了更多的同情。今天的《三国演义》，是从宋代口头的说话经过《三国志平话》阶段与金元院本杂剧阶段并包罗了其他失传的民间口头创作而成书的，当然，那种袒护刘备贬斥曹操的成分就完全保存在内，这正是当时人民大众真实感情的烙印。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我们今日确定为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大抵也不成问题。根据文献记载，罗是个“有志图王者”，亦即是一个鼓动（或竟是倡导）民族运动的“危险分子”，那么，《三国演义》本身也是起到一定的宣传鼓动作用的。果真如此，关羽的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
小说中的关羽和刘备是结义兄弟。关羽一生，对刘备是绝对忠实的。这用封建道德的术语来说，叫作“义气”。“义气”这一概念的实质，正是封建社会中人民大众最喜爱、最拥戴的东西。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大部分的社会关系（所谓“五伦”）如君臣父子夫妇之类，都是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对立关系，只有“朋友”一伦，才是比较平等的“道义”关系。它没有压迫剥削的关系在内，自然为人民大众所喜爱拥戴。也就是说，“意气相投，拔刀相助”和“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交情，才是人民所向往的。而这种社会关系就具体表现在桃园弟兄刘、关、张的身上。关羽对刘备的友谊，称得起“死生不渝”，这“死生不渝”的义气就是人民大众对关羽有感情的唯一因素。
“义”和“忠”不同。忠是“君臣”关系，里面有被动和虚伪的成分[8]；“义”是朋友（最高形式到成为“异姓手足”）关系，主要是纯洁友谊的结合。关羽并不是在刘备称帝以后才死心塌地地当“忠臣”，而是远在刘备栖栖皇皇、东奔西跑、倒霉透顶的时候，就已经“效死弗去”了。徐州失陷以后，关羽暂投曹操。曹操对关羽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关羽却始终没有背叛刘备。这就是“义气”，也就是人民喜爱关羽的主要原因。照今天的眼光看，关羽对曹操的确是“报恩主义”，甚至可以给关羽扣帽子，说他在华容放走曹操是“敌我不分”[9]；可是他对刘备，却并非因为刘备对他有什么具体的“恩”才“保定皇嫂，过关斩将”，只是根据“义气”的原则行其“心之所安”而已。黄裳先生把关羽对刘备和对曹操等量齐观，我觉得是不妥当的。
但是，封建统治阶级所渲染所“借重”的是关羽对一姓之主的“忠”，人民大众所肯定所同情的却是关羽对刘备本人的“义”：这二者现象相近，本质迥殊，是一定要分清的。可是后来封建统治阶级却故意鱼目混珠，指鹿为马，人民大众自然不免上当。黄裳先生在这一方面显然是并未加以分析的。
如果读者对此表示怀疑，我还可以从《三国演义》中找到证据。那就是：刘备即使在称帝之后对关羽的情形仍不像君对臣的关系，而且刘与关的关系显然比刘与诸葛亮的关系亲近得多。因为后者的关系毕竟是“君臣”。关羽演出“走麦城”的惨剧，完全是恃宠而骄，被刘备过分信任的结果。而刘备也竟因关羽之死，不惜亲自伐吴，以身殉“弟”。也是明末清初人王夫之在他的《读通鉴论》里说过的：
关羽可用之材也。失其可用，而卒至于败亡，昭烈之骄之也，私之也，非将将之道也。……先主之信武侯也，不如其信羽明矣。（卷九）
由此可见，假定当时关羽失掉荆州而竟逃脱性命，刘备也未必用孔明斩马谡的办法来对待他。我以为王夫之这个说法同《三国演义》作者的看法是比较吻合的。不过王夫之是从批评“正史”的立场看问题，所以只认为刘备不善“将将”罢了。
说到这儿，关羽对嫂嫂的问题可无庸多论了。当然，《三国演义》的作者写关羽，是把他作为一个十全十美的具有封建道德品质的人来处理的。但他所以要对两个嫂嫂讲“礼”，则还因她们是刘备的太太的缘故。后来赵云截江夺斗，关羽听说之后也并未抗议，可悟其理。黄裳先生要求写杂剧或写演义的人在几百年前打破礼教的框框，改变对嫂子的态度，那是同要求封建社会的人民不要讲“义气”而去讲“阶级友爱”一样的不妥当的。至于今天舞台上关羽的形象使黄裳先生“看了不舒服”，那是不能由真正的关羽或《三国演义》里的关羽负责的。
黄裳先生在他那篇文章里还引了一段陈寿《三国志》的“原文”[10]，和在长江一带流传的吹腔戏《斩貂蝉》来否定关羽，我以为这也是不妥当的。原因是：我们要分析一个历史人物，所依据的材料应该有一致性。在裴松之的时代，关羽不过是刘备的一员大将而已，既非“帝”又非“圣”，乞取吕布的妻，又有什么关系！后世《斩貂蝉》的剧本不知是什么时代的产物，但据毛宗岗评本凡例，就可证明“斩貂蝉”的故事在罗氏原本里是根本没有的（何况还有明弘治本为证），而这情节亦为毛氏所不取：
后人捏造之事，有俗本（按：此所谓俗本实指毛本以前的旧本）演义所无而今日传奇所有者，如关公斩貂蝉……之类，此其诬也，则今人之所知也。
可见卫道者如毛宗岗，对“斩貂蝉”也是否定的。至于罗贯中，更与《斩貂蝉》一剧的作者无关，这里就不用多说了。
然则黄裳先生或用《三国演义》所不取的材料，或用远在《三国演义》以后几百年的今天舞台上的关羽的形象，来批判《演义》里的关羽，未免近于无的放矢。因为晚于这部小说的材料，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给关羽涂上色彩以后的产物，三国时代的关羽当然不能负责，即罗贯中也是不能负责的。黄裳先生不但没有把关羽的本来面目分析清楚，反给他扣了好些帽子，而且一会儿说关羽是“英雄人物”，一会儿又说，“这也是涂在这个反动人物身上的另一种色彩”，到底关羽是反动人物呢，还是英雄？黄裳先生自己好像也弄不清楚了。
四 试论祢衡并对黄裳先生意见的商榷
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评价，曹操这个人在建安时代有他进步的一面。他延揽人才，统一中原，恢复生产，都有利于当时社会的发展。可是他对人才的网罗还是有个限度，像孔融、祢衡就不能见容于曹操。孔融是曹操借口说他不孝把他杀了的，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就说过：
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可见曹操的“人才主义”还是自有尺度的。谁要反对他，轻视他，就会被他要了命，祢衡也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牺牲的。
陈寿写《三国志》，对祢衡的事情是讳莫如深的；后来注《三国志》的裴松之才把祢衡的事迹放在《荀彧传》的注文里叙述出来。幸亏晚出的范晔《后汉书》记载得比较详细，我们才能确定果然有这么一个敢于反抗曹操的人。这现象很值得注意。因为连当时的史书里都不敢记载的人，必然是统治阶级最不满意的。既为统治阶级所不满，必然因为他敢于同统治阶级对立。只要是一个敢同统治阶级对立的人，必然会博得被统治者—从劳苦大众到贫寒的知识分子都包括在内—的同情和赞美，甚至为人民大众所喜爱拥戴。至于被反抗的统治阶级是否还有某些进步成分，反抗者动机如何，都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有人敢反抗统治阶级，就对被统治阶级有利，就可以为人民所肯定。
到了《三国演义》，曹操已被作为“众矢之的”的统治阶级的典型人物来处理了，人民大众所有憎恶、愤怒的感情，都集中于曹操的身上，正如周扬同志在1952年全国戏曲观摩大会总结报告里所讲的，这个人原来究竟是不是“好人”反而没有多大关系了。因此，凡有不利于曹操的人物和事迹，都被《三国演义》的作者强调而且夸张地描写出来，作为攻击这一反面典型人物的题材。“火烧赤壁”不用说了，就连“长坂坡”，本是曹操露脸刘备倒霉的场面，也要把曹操写得非常阘茸狼狈，可见作者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了。
京戏《打鼓骂曹》完全以《演义》中“祢正平裸衣骂贼”一回的情节为蓝本，内容与上述的情形完全一致。曹操一贯是被当作十恶不赦的统治阶级的典型人物来处理的，而祢衡则以反抗统治阶级的“寒士”姿态出现。今天这出戏所以还能活在舞台上，正是因为它具有一个强烈的、无情的对统治阶级做正面反抗的人物形象，才被人民大众所喜爱拥戴。相反，它绝对不是因为专门暴露了旧知识分子的弱点，或者因为祢衡被帮闲人物或奴才们所拥护才流传下来的。黄裳先生说，祢衡骂了“主子”，自然要使这一批奴才们为之动容。要知“动容”的岂但是“奴才”，连“主子”也吃不消，甚至于大惊失色呢。而人民大众却因奴才的主子被骂而欣喜快慰。黄裳先生没有考虑祢衡在人民心目中究竟比重如何，只从“主子”和“奴才”上着眼，无疑是不会得出正确结论来的。
事实上，“奴才”们对祢衡的举动并不欣赏，他们的“动容”只是怒形于色，京戏《打鼓骂曹》中的张辽就是确证。可是黄裳先生却认为《骂曹》的主题只是祢衡兜售货色和争取待遇，而为了这样的目的竟不惜冒宰相之大不韪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无怪黄裳先生要称祢衡为帮闲人物中的“憨大”了。然而人民大众竟对这样的“憨大”表同情，也不过是欣赏他的“帮闲欲”而已，这岂不有点侮辱人民大众嘛！
如前所述，祢衡的动机如何，人民大众是不大关心的；而黄裳先生却一味追求动机，甚至讥讽祢衡决定“骂曹”“也还是为了个人的声名”。死命抓住了旧知识分子的弱点（弱点并不就等于反动！）而忽略了为人民大众所喜爱拥戴的一面，这是否合于辩证唯物主义，明眼人自然一望可知。况且，要求建安时代的祢衡不为“个人”，而为别的目的去骂统治阶级，是否合于历史唯物主义，明眼人也是不难一望而知的。
黄裳先生还曲解了《骂曹》结尾的四句摇板，竟把祢衡与胡适同样看待。为了弄清楚祢衡与胡适的区别，我们应该先弄清祢衡是怎样到荆州去的。
第一种记载是裴松之在《荀彧传》注文中所引的《平原祢衡传》：
……于是众人皆切齿。衡知众不悦，将南还荆州。装束临发，众人为祖道。……
第二种是裴在同处所引的《文士传》亦即《后汉书》与《三国演义》所本，其文如下：
衡……数骂太祖（曹操）。太祖敕外厩急具精马三匹，并骑二人，……乃令骑以衡置马上，两骑扶送至南阳。……
而《演义》也说：
衡不肯往，操教备马三匹，令二人扶挟而行。……
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种说法是祢衡被众人（即黄裳先生所指的“奴才”）所迫，已不能在许昌存身；第二种则是被曹操强逼着出发的。总之，这并非出于祢衡自愿。京戏里处理得确乎软弱了些，由众朝臣下位将祢衡劝走。但他在答应去荆州以前还唱了两句摇板：“要往荆州不能够，岂与奸贼做马牛！”以及一段表现自己思想斗争的二六。最后他唱“事到头来无奈何”，才表示愿赴荆州。就舞台演出的气氛看，观众还是感到有压力在“挟持”着祢衡的。末句的“愿死他乡做鬼魔”，明明是祢衡已经看穿曹操借刀杀人的把戏，而黄裳先生竟说这是同胡适的“拼命向前”一样，简直有点厚诬古人了。
五 结尾
我觉得，要给历史人物以正确评价，要对历史人物进行分析批判，应该是非常慎重而缜密的事。实事求是的方法，平心静气的态度，是治学问起码的条件。我们既不能用批评现代人的标准来苛责古人，也不能毫无保留地对古人全盘肯定。更应引为大忌的是，不能单从个人兴趣出发，以一己主观的好恶来随意臧否历史人物：或用嬉笑怒骂的态度对古人乱加贬斥，或对古人寄予一些无原则的同情。如果我们不认真负责地来做这件工作，不但对古人无补，反会对今天的人民大众有害。这是值得我们三思的。
一九五三年末写讫
一九八一年初订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