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教授往往都具有强烈的说教习性。我将要在这一章里谈谈历史编纂法中的某些错误。我现在已经意识到了，美国的历史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已经不再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非常普通的一段了，它是非常特殊的内容。它已经成为上帝旨意的具体体现：早在三千年前，人就已经被分成两类：一类是“特选的子民”；一类是永远要下地狱的人。
这种思想可能会使财源滚滚的“公司”感到自豪，但是却真实地暴露出了控制着我们的上帝是多么的愚蠢和偏颇。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在思想上异常妄自尊大的表现，既不真实，也不可信。
每当我读到那些“五月花”号上的幸存者们胡编乱造的故事时，就会非常生气。要么是可怜的新水手晕船时遭到了某个老水手的嘲笑；要么是这个老水手得了重病首先去世被抛入大海；还有就是水手惊恐万分，都感到了死亡即将来临。
可怜的水手们每天都要将肮脏甲板打扫十遍以上，胡乱编造这些故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妻儿可能会以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所讲述的故事。
我也不赞成科顿·马瑟的说法。他说是上帝清除了波士顿湾周围小山上那些危险的家伙（应该读作“印第安人”），为“健康地发展”（这位牧师大人是这样说的）开辟了空间。毫无疑问，马瑟的教友们把自己看得比马萨索伊特的酋长还要高贵，其实那些可怜的土著在第一批清教徒抵达之前，就全部在很短的时间内死于天花和麻疹了。他们无法明白为了让那些笨拙的农夫获得所需的玉米供应就要被灭绝的命运。这并不是说，我这个拥有火炉能够舒服地度过严冬的人，不能理解当时那些人所表现出来的“坚持到底”的精神。他们做得很好。然而，虽然他们在一年中气候最恶劣的时候被抛弃在天寒地冻的岸边，但是与那些早到的移民还是好很多。原来的那些移民不是因为饥渴而死，就是被印第安人吃掉了（不错，确实有一些吃人肉的部落），也有的消失在旷野之中，他们的白人兄弟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这些先到的移民知道他们是在冒险。
他们出生入死，最后终于梦想成真，如愿以偿，得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他们横渡大西洋，避免了饥荒，种植烟草，发财致富，建设自己喜欢的教堂。即使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为现在这个大帝国奠定了基础，组建了一个基本上按照他们的思想为道德标准的政府。这对任何一个小镇上的面包师、车轮制造商和蜡烛制造商来说，难道还不值得自豪吗？
我们常常听说，几乎每个儿童都了解清教徒们这次航行的详细情况。
“清教徒”这个词可能非常重要，也可能没有任何意义。有长老会、浸礼会和卫理公会，但是却从来就没有过清教会。清教主义是一种生活哲学，而并不是新教的衍生物。以前有过，现在还有许多清教天主教徒。十字军东征的起因就在于清教伊斯兰教徒。有清教印度教徒，有许许多多清教自由思想家。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了。
宗教改革运动结束以后，欧洲马上就有许多人认为：改革运动在涤除人们思想中的各种世俗观念和诱惑方面做得还不够。他们知道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而且旧的思想枷锁也已经被砸碎了。但是许多新的小型枷锁又取代了原来的思想枷锁。不久就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长老，他们仍然像旧的思想枷锁那样严格、严厉。
还不止这些。
16世纪具有典型的战后时期特点。一些牟取暴利的人成了百万富翁。北欧和英国的君主们占用（要弄清楚，政府和王室并不是“窃取”——他们只是“没收”和“占用”）了教会的大量财产，将大量财富赐给了他们的支持者，从而确立了他们自己的一套宗教教规。这些教规和罗马教规一样严格。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希望通过伟大的改革运动来给自己的灵魂带来自由发展机会的人，遇到了同30年前一样的严格考验。他已经不用时时处处留心宗教裁判所的密探。但是如果他的异端言行和谣言传到了主教的耳朵里，或者是冒犯了那些新贵们（被国王封爵赐侯的亲信们），谁也无法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不信奉国教的人在这个时候就只有按照惯例行事了。他们转入了“地下”。他们在废弃的马厩里面碰头。他们一起到乡下去。
1607年，有一批处境艰难而且不信奉国教的人逃离了英国，前往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停留下来，他们的处境是非常可怜的。他们住在贫民窟里。而强大的荷兰工会（如果你认为这种说法太离奇了，就称作同业公会吧）对这些突然闯入的“外国劳工”并不欢迎。他们背井离乡，侨居在异国他乡，看不到英国农村的自然风光，心中感到非常难过。没过多久他们就再也无法忍受了。他们从阿姆斯特丹移居到莱顿——荷兰的第一大工业城市。他们想在那里找到谋生的机会，想离绿色田野近一些，以解思乡的痛苦。
荷兰政府非常清楚英国国王——上帝宠爱的君主对这些人的看法（“朋友，那是一群卑鄙无耻的叛教者！”），但是荷兰政府对他们却非常友善，而且还给了他们一座礼拜堂，允许他们请来自己的牧师，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进行祷告。但是一旦走出礼拜堂，这些可怜的清教徒仍然要面对荷兰社会：学校是荷兰的，语言是荷兰语。因此，在英国的中等阶级看来，他们仍然是“外国人”，肯定是要低人一等的。
这些生活在莱顿的英国人，“虽然身处荷兰但是内心却是向往英国的”，也许这是不公正的。那就让我们以仁慈的心来看待这个问题吧：他们是在想家啊！
再有就是，他们为自己子女的前途感到担忧。1621年，西班牙与反叛的低地国家之间12年的休战期就要结束了。国家是否还能独立存在，实在没有把握。如果西班牙国王的军队收复了荷兰，那么这些英国人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人们都知道，他们的导师在信仰方面已经是异端了，而他们比他还要异端。正因如此，他们才被迫离开了祖国。
所有这些都想到了。对于清教徒来说，还是离开为好。
当时的伦敦公司正在准备为在弗吉尼亚的殖民地打开一片新的天地。第一批弗吉尼亚烟草刚在伦敦市场上市，并且卖出了很好的价钱。股东们因此而受到了鼓舞。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那里非常急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当然，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莱顿的分离主义者们（或者把他们称为不信奉国教的人，或者称之为布朗派分子，或者称之为清教徒）在一个主要由圣公会成员组成的殖民地很可能成为一种不稳定的因素。但是毕竟美洲在三千英里之外的地方，而弗吉尼亚又很大。而那些不信奉国教的人们所占有的地方只不过是茫茫荒原上很小的地方，所以不会有什么大事。
但是要筹集到所有移民所需要的钱并不容易。1620年，一个人坐普通舱横渡大西洋所需要的费用，相当于现在两个人坐快速轮船头等舱的费用。感谢上帝，钱最终解决了。但是借贷的条件是，未来的殖民者将无法获得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将会成为集体企业的一部分。除了家庭必需品之外，他们到达新家的时候将没有任何私有财产。
1620年7月，一艘约60吨的旧船从英国驶往荷兰，将移民带到了南安普敦。移民们在那里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经过整整一个夏季，一直到了9月份才离开了祖国的海岸。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横渡大西洋，是有些太晚了，既不舒适，也不安全。而“五月花”（船的名字可能是这么叫的，但我不能肯定）又不是定期的远洋客船。从普利茅斯到美洲海岸航行了两个月。船长是一位不称职的航海家。他偏离了航线达九百海里，没有能够将移民们带到切萨皮克湾。他根本就不熟悉美洲的海岸，因此移民们几次陷入险境，最后，船在一个无名的海湾停泊了。这个海湾的周围都是白雪覆盖的小山。
那些可怜的移民感到出了问题。他们是要为伦敦公司工作的，但是却进入了普利茅斯公司的辖区。但是他们再也不想回到大海中去了。于是他们就派出一艘小船，到附近的海岸进行探察，选中了一处不算贫瘠的地方，建起了自己的村落，命名为普利茅斯。
开始的一切总算是顺利的。但是没过多久就出了问题。“五月花”的乘客中有的人有钱，而另外一些人则没有钱。没有钱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属于仆役阶层）满怀希望，想到弗吉尼亚赚大钱。而由于别人犯下的错误，他们发现自己还要继续过那种贫困的生活。他们不愿意这样。他们看到过契约书，契约书上说的是弗吉尼亚。他们相信法律和秩序。他们决定即使是走，也要走到弗吉尼亚去。
这就像是反叛，一种非常危险的反叛。移民因为疾病、死亡，人数锐减，如果再发生出走的事件，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在这种情况下，总是会有一些仁人志士站出来控制局面，最终会转危为安的。他们出面起草了一部法规。这是一部幸存者的行为规范，法规中满是《圣经》的辞藻。他们称这部法规为“盟约”，人们对它非常崇敬。
所有在法规上签了名的人（和那些原本想走，最终还是在规劝下签字的人）承诺将会遵守这个公正、平等的法规，它们都认为这项法规非常符合殖民地的整体利益。
这并不是独立宣言。这只不过是实事求是的英国精神的另外一种表现而已。数百年来，英格兰民族发扬了这种非常具有典型性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英国的革命者们以庄重、崇敬的态度砍下他们君主和政治家的脑袋。
最终的效果比预料的要好。
这个“盟约”使移民们团结一致，共同度过了严冬和苦难。只有自觉地遵守严格的纪律，才能够防止人们做出过激的行为。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记得应该是这样的），殖民地存在的前5年时间里，实际上只有一个人被绞死了。在整个殖民地发展的过程中，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移民能够安然地度过第一个冬天这一事实），以及在寒冷而又荒凉的地方能够最终定居，首先应该归功于那几位领袖的人格魅力。
他们是一群意志坚强的人。
他们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他们的态度十分严肃认真。
他们就是勇士，他们勇往直前。他们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旧大陆，永远不回头。无论怎么样，再也不愿意回到欧洲的罪恶之都。
因此他们建立了西方的新锡安。
所有那些静静躺在科尔山冰雪下面的人都明白：世间的一切都非常顺利，他们的牺牲是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