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皇宫历史
秦始皇坑儒之谜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当政治上加强控制的举措完成之后，秦始皇便开始了对人们思想上的箝制。因受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空气的影响，秦初的儒生们尚保留着敢于直言、相互争鸣的学术传统。秦始皇统一中原以后的第九年，也就是公元前213年，有一天，秦始皇在咸阳宫置酒，文武官员全都出席了，有七十个在学术思想上有名望有地位的博士也参加了这次宴会。宴会进行当中，围绕着是否实行分封制，众儒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丞相王绾、博士淳于越等人主张实行分封，博士周青臣举酒颂扬秦始皇的功德：“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秦始皇听后喜形于色。淳于越听周青臣说分封制不好，郡县制好，心里十分不舒服。他赶快往前走几步，急急忙忙地对秦始皇说：“陛下！我听别人说，殷周两代的国王传了一千多年，他们分封子弟功臣做诸侯，像众星拱月那样护卫着中央，那个制度本来就好得很。如今陛下统一了中原，子弟却毫无地位和实权，将来万一出个像当年齐国田常那样谋篡王位的乱臣贼子，又有谁能挽救得了那种局面呢？我听老一辈人说过：事情不照老规矩办而想要长久，根本就不可能。现在周青臣又当面奉承陛下，加重陛下的过错，我看他不是忠臣。陛下还是应当重新谋虑关于分封子弟的事情才好！”
淳于越重提分封的事情，秦始皇听了心里有些厌烦。而丞相李斯等认为“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主张实行郡县制，并指责淳于越等人“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这一点对秦始皇触动很大。最后，秦始皇赞同李斯的观点，并采纳了李斯“焚书”的建议，下令：除秦纪（秦国史书）、医药、卜筮、农书外，凡列国史籍、私人所藏的儒家经典、诸子著作和其他典籍，一律限期交官销毁。同时，禁止谈论《诗》《书》和“以古非今”，违者处以黥刑乃至死罪。焚书之后，百姓如想学法令，可拜官吏为师。
当时焚书的具体办法是：除了那些讲医药、占卜、种树一类的书以外，凡不是秦国史官所记的历史书，不是官家收藏而是民间所藏的《诗经》《尚书》和诸子百家的书籍，在命令下达的三十天之内，都要缴到地方官那里去焚毁；以后还有偷偷谈论古书内容的，处死刑；借古时候的道理攻击当前政治的，全家都要处死；官吏知情不告发的，判处同样的罪。命令到达后三十天不烧毁书籍的，在脸上刺字后罚去做四年长城的苦工。凡有愿意学习法令的人，只许跟官吏去学，不许偷偷地照着以前的古书去学。
这样，从都城咸阳到边远的乡村，四处是焚书的烈焰，大批文化古籍在无情的烈火中化为灰烬，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灭绝性的大浩劫从天而降。焚书的恶果不仅使许多先秦重要典籍遭到破坏，同时也给春秋战国以来活跃的思想领域及理论探索者们以致命的打击，堵塞了秦代学术自由探讨之路，阻碍了先秦诸子百家思想文化融合的进程。
焚书的余烟尚未消散，“坑儒”的风波又平地而起。“坑儒”的直接起因是方士侯生、卢生等讽议始皇，继而逃走。
战国以来，阴阳五行之说盛行，一切方术都用阴阳五行来推演。燕、齐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讲神仙方术的方士。他们宣称，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山上的宫阙用金银筑成，住着很多长寿的神仙，山上生长着长生不老的妙药。秦始皇称帝后，为求长生不老，迷恋仙道，不惜重金，先后派徐福、韩终、侯公、石生等人前去寻求仙药。由于多方未果，引起秦始皇的不满，他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乖戾、暴躁，喜怒无常。
侯生与卢生当时都是秦始皇身边的方士，由于长期求仙人和仙药终不可得，他们内心也惴惴不安。按照秦国的法律，求药不应验就会被处死。他们从博士们的前车之鉴，感受到自身命运亦将不济；从秦始皇的暴戾无常，感受到自己的末日亦将来临。他们讥议秦始皇“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他们互相商量：像这样以靠刑罚和杀戮而建立威势并且贪婪权势的人，不能为他求仙药。于是，侯生、卢生悄悄地带着从秦始皇那里领来的钱财，相约逃走了。秦始皇大为震怒，他认为自己对卢生等赏赐丰厚，待遇尊隆，而侯生、卢生竟然用这样恶毒的话来诽谤自己，还居然逃走了，决定要狠狠地惩治他们。于是秦始皇下了一道命令，叫御史大夫去查办那些在背后诽谤他的读书人。被抓去审问的人，受不了残酷的刑罚，为了给自己开脱，就一个一个的牵出其他人，攀来攀去，一下子查出来有四百六十多个方士和儒生犯有嫌疑。秦始皇一怒之下，也不详细审问核实，就叫人在咸阳城外挖个大坑，把他们全都给活埋了。其实四百六十多人当中，真正反对秦始皇的只有少数人，大多数人都是含冤死去的。始皇的长子扶苏觉得这样做太残暴了，他对秦始皇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尚未安定，“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秦始皇对自己的残暴不仅没有一点点醒悟，相反还将扶苏贬到上郡。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史书的记载上看，事实比较清晰。但有人认为这件事情的经过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秦始皇究竟坑的是谁？
章太炎、顾颉刚等大师指出，焚书确是事实，但坑儒是没有发生过。秦始皇发怒是冲着方士的，按情理来说当时坑的四百六十个是方术之士而非“诵法孔子”的儒生，至少可以说四百多人中儒生很少。《盐铁论》说：“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术，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坑杀者中没有方士，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秦始皇时期，儒士在社会上的地位比战国更有所提高，坑方士后，对儒生的社会政治地位并未造成什么影响。之后始皇东巡，齐鲁地区的七十位儒生被任命为博士，跟着他到泰山举行封禅。到了汉代，儒家对这件事也不十分介意，很少有人谈起。西汉中期时，人们谈到这件事，也仅是说“坑杀术士”，没有人说是坑杀了儒士。
首次将这件事说成“坑儒”的是西汉始元六年（前81）的桑弘羊，然这时离事件的发生远达一百多年，说法的准确性是令人怀疑的。但这种讲法却为后代许多人继承，而且越传越烈。尽管如此，一些儒学大家对此还是比较谨慎，如韩愈、苏轼等人仍然称其为“坑杀学士”“屠术士”。
大多数人认为坑儒是存在的，这四百多人中儒士占了大多数。而且从一些史料的记载来看，秦始皇的坑儒好像还不止一次。唐朝颜师古注《汉书·儒林传》和孔颖达《尚书正义》中引录东汉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说：“秦始皇焚书以后，担心天下人不按照他颁布的法令去做，遂召诸生，凡是到咸阳的一律拜为郎，前后有七百人。不久密令冬天在骊山坑谷比较温暖处种瓜。等到瓜结果成熟，他诏博士、诸生谈论这件事。冬天种瓜，儒生们实在搞不清楚，各人谈各人的观点，乱哄哄的。于是始皇让大家前去察看，预先派人在这个地方设置了一个机关。诸生贤儒来到后，大家仍是互相论难不止，始皇命人触发机关，从上面将土往下填，不一会儿众儒生全部被压在下面，没多少时间就没有声息了。”卫宏的记录，当然是得之于传闻，而且这件事情《史记》没有记载。与前面的“坑儒”不知是否为一件事，今天因没有佐证而无法知道。
骊山温谷从此又叫坑儒谷，汉代又把这里叫愍儒乡。有学者考证，该谷在今临潼县西十公里的洪庆堡，洪庆堡过去又叫灭文堡。又据刘修明先生实地考察认为，坑儒谷当在今临潼西南五里处的一个狭长幽深的山谷里，其地“温泉水脉纵横，瓜果能不按季节而生”。山谷两边都是高坡峻岭，只要投下黄土石块，守住谷口，进的人，别说是数百人，即便是数千人也同样逃不出来。
也有人认为秦汉时期的儒生兼事方术，方士也可能兼事儒术。侯生、卢生为秦始皇寻仙药，显然他们是术士，但他攻击秦始皇的那段话，口气与儒生一模一样。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始皇迷信方术，单纯的儒术明摆着吃不开，所以儒生兼习方术或弃儒专事方术应是很有可能的。
“焚书坑儒”对社会发展是否有利，也是一个历史之谜。
有许多人认为焚书坑儒没有什么好的作用。郭沫若认为：“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林剑鸣等秦汉史专家指出秦始皇下令焚书，使中国文化遭到巨大损失，先秦许多重要文献古籍，从而被付之一炬。秦始皇为追求长生，大施淫威，肆意杀人，充分表现了他的愚蠢和残暴。有人进一步认为：焚书坑儒乃是秦王朝由盛及衰并迅速滑向灭亡的转折点。焚书坑儒的出发点是错误的，方法、手段既残暴又愚蠢，效果是加速秦王朝的灭亡，所以应该彻底否定焚书坑儒。
有人认为对焚书坑儒要进行具体分析，不能走向评价的极端。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指出，焚书坑儒对于古文献的保存和学术的传授，造成了较大的损失。但是在当时统一与分裂激烈斗争的年代里，秦始皇用这种手段打击复活封建贵族政治的反动思想，又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事。有学者认为，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其进步作用的，但我们并不应该毫无批判地讴歌秦始皇的这种措施。采取把书烧掉这种简单粗暴的作法，毕竟对文化的发展十分不利。
也有部分人对焚书坑儒是抱着肯定的观点。著名学者何兹全就认为秦始皇的焚书，不能单纯地从焚的观点上来看。秦始皇焚书，是两种思想斗争的结果，是当时进步思想和反动思想斗争的结果，是进步派和反动派政治斗争的结果。焚书是禁止“是古非今”反动思想的手段，为了禁止反动思想而焚掉古代文献，手段是粗暴了些，但它却是有进步意义的。坑儒是焚书事件的延续，它的意义和焚书是一样的”。还有学者指出：秦始皇的政治方向在那一历史阶段是对头的，只是在施行的方法上不够技巧。李斯的“焚书”建议并未完全化为始皇的制书，更未完全付诸实行。“焚书坑儒”之后，有秦一代包括儒术在内的文化学术的师授并未中断，《史记》的真实可信被逐步证实，也就从正面否定了“焚书坑儒”对于古文献的保存和文化学术的传授造成了极大损失的说法。至于“坑儒”事件，那是秦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一个典型表现。
今天看来，秦始皇焚书坑儒，目的是想统一思想，压制那些反对中央集权制的思想和言论，但是他的做法太过分了，太残暴了。焚书毁灭了秦以前长期积累起来的文化财富，而坑儒杀害了许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从此以后，秦朝宫廷里真正有学问的人大大减少，而那些专会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的奸贼如赵高之流，逐渐成了秦始皇身边的重要人物，秦朝确是从此开始走下坡路。秦始皇是一个完成伟大统一事业的了不起的皇帝，同时也是一个对人民实行残暴统治的皇帝。
秦始皇陵之谜
中国人历来有希望长寿的心态，古代的帝王尤其如此。传说秦始皇曾派人去寻长生不老之药，遗憾的是并没有人能够找到。在寻找长生不老药的同时，秦始皇还动用全国的财力物力，征发民工七十万，修建自己死后的陵墓。从公元前247年，秦始皇即位后就开始修建，直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时为止，长达三十六年之久。
始皇陵规模宏大，背靠骊山，面临渭水，形势异常雄伟。陵墓地面原有内外两城，内外城之间有角楼、寝殿、便殿。封土堆现有高度七十六米，底部南北长三百五十米，东西三百四十五米，是一个夯土陵丘。今日的秦岭上栽满了石榴树和柿树，四周环绕着两重白杨林带，景色优美。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九月，葬始皇骊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修筑这样一个大型的工程，所需役力人数是巨大的，有人说他们全是秦国的刑徒，显然人数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应有农民、少量的军功地主、以劳役抵债的奴婢及其他不明身份的人。这是十分奢华的陵墓，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修筑秦始皇陵，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材料要由四川、湖北等地运输。骊山的河渠本由南向北，为防止河水冲激，保障陵墓安全，需大量的劳役改变河流，使其向东西流。同时骊山上石料缺乏，大量石料需由渭北诸山采运。当时有歌谣：“运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一唱，万人相钩。”其工程之大可以想像。
根据目前考古调查发掘，秦始皇陵园的布局结构有下列七个特点：其一、陵墓有内外两重城垣，呈南北狭长的“回”字形；陵墓近于方形覆斗式，座落在内城的南半部。其二、在陵墓西边墓道的一个配房中，埋有成组的车马，既有髹漆的木车，又有彩绘的铜御手和铜车马。其三、在陵墓西北角的内外城之间，发现有左右饲官的建筑遗址，饲官是陵寝中供给饮食的官。其四、内城中心有宏伟壮观的寝殿建筑。其五、内城的东北部有一长方形的区域，向北有门可以通向外城，向南有门可以通向陵寝，可能是用来居住管理陵园的官吏和供奉陵寝的宫女。其六、在陵墓内外城的南部以东，有一长条南北向的陪葬墓地区，当是一些亲属和大臣的葬地。其七、在陵墓东边外城以东1千米处，正当东门大道的北侧，有三个放置兵马俑的从葬坑，组成了面向东方的庞大军阵。
关于秦始皇陵，尚有许多问题我们至今仍不能明白，如秦始皇陵的朝向为什么是正东方？秦始皇陵是否被盗？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到底是什么性质？等等。
后代的帝王大都是以面南为尊，而秦始皇陵却是坐西向东，为什么会这样呢？
著名学者杨宽认为：“陵园整个朝向东方，在东方正中设有大道和东门阙，因为按照礼制是以东向为尊的。陵园的东门大道，相当于后世陵园的‘神道’，是整个陵园的主要通道”，“秦始皇创设第一个皇帝的陵园，并不是凭空设计的。他有战国时代各国君王的陵寝作为蓝图”，也是“按时国都咸阳设计的”。始皇陵的布局“对西汉诸帝陵园发生了直接的影响。西汉陵园的布局有许多方面是沿袭秦的礼制的”。赞同这种说法者都认为秦汉之际的礼俗决定了陵墓的朝向。《礼仪·士冠礼》云“主人东面答拜，乃宿宾”。《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鸿门宴时，“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这都说明，战国到秦汉时期，主人是朝东坐的。秦始皇生前是天下共主，死后的陵墓便理所当然是要坐西向东的。
有人认为秦国本偏西隅，建陵向东的目的是为了表示自己征服东方六国的决心。全国统一后，陵还在继续修，但布局朝向没有改变，这主要是为了使自己死后仍能注视着原来的东方六国之地，以防有人东山再起。这种说法多少有点牵强。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秦始皇除了要显示雄踞天下的威风之外，也可能因为他仍然在祈求生死轮回，寻求神仙境界。生前无法觅到不死的秘方，死后也要闭着双目瞻瞩东溟，以求神仙引渡天国。秦始皇为长生不老，出巡到琅琊，命方士求仙取药，派徐福带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并多次亲自出巡，东临碣石，南达会稽，在琅琊、芝罘一带留恋忘返。他自己多次东巡，仍无法到达日夜思念的仙境，万岁的天子不长寿，结果照样不能违背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还是得病而死。徐福没有回来，仙药也没有求到，秦始皇心里感到十分遗憾，死后他也要面朝东方，求神仙把他引导进天国。
有人发现不仅仅是秦始皇陵，秦国其他的墓葬大多是坐西向东的。考古发掘证实越是秦国早期的墓葬，几乎全是朝着这种方向。有学者认为秦人的祖先来自东方，他们对自己曾经劳动和生活过的地方怀有特殊的感情。然而路途遥远，中间相隔了许多敌对的国家，他们很难回到自己原来的家园。死后，他们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叶落归根的感情。部分专家对秦人的祖先来自东方不以为然，认为秦人的祖先来自西方，之所以他们要采用头朝西方的葬俗，主要是寓意他们的祖先是从那儿过来的。
也有人认为甘肃地区曾流行过屈肢葬，这与当地的古文化和某种原始宗教信仰有关。秦人的西首向东的葬法，应该与他们的民族特性相关。
秦始皇陵是否被盗，将直接决定保存至今的这座陵墓的价值。
一些人认为这座精心建造的帝陵并不能使秦始皇在死后仍与生前一样过上帝王生活，反使帝陵成为贪婪者的目标，历史上曾遭受过多次的破坏。其中较大规模的破坏有两次：一次是公元前206年，项羽入关中后，曾以三十万人，火烧阿房宫，盗窃者掘其陵墓，燔烧其宫观，三十日运物不绝，这是最大的一次破坏。到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时，又经过一次大规模的破坏，所以清代文学家袁枚曾说：“生则张良之锥荆轲刀，死则黄巢掘之项羽烧，居然一坯尚在临潼郊，隆然黄土浮而高……”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从陵底到陵顶，修遍了战沟，有几处挖得特别深，陵顶上还挖了一个很大的坑。
另有一些人认为秦始皇陵并未被毁，被毁的只是陵园的附属建筑，而秦始皇陵地宫并未被盗，它仍在现存的秦始皇陵封土下、兵马俑坑身后一千多米处。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根据陵区周围的含汞量分析，发现地宫中心有大量集中汞的成分，而且分布具有一定规则，这从化学成分分析上印证了《史记》中关于墓内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描述。再通过对秦始皇陵封土堆的全面探测，只发现有个盗洞，而且深不到九米，未能接近地宫，整个封土的土层为秦时的原状。总之地宫的宫墙没有破坏痕迹，地宫中水银分布有规律，可见秦始皇陵未被盗毁。
1974年，在外城以东一千二百二十五米处，发现了三个兵马俑坑，这个重大的考古发现，轰动了当今世界。三个兵马俑坑都坐西向东，呈“品”字形分布。其中一号坑平面呈长方形，面积一万四千多平方米，内有战车、步兵组成的大型方阵，有陶人陶马六千余件。二号坑在一号坑的东北边，平面呈曲尺阵。三号坑在一号坑的西北边，平面呈凹字形，面积五百多平方米。另外在二号坑和三号坑之间，还有一个平面呈长方形面积为四千多平方米的废弃坑。按照考古工作者的探测，全部兵马俑加起来有七千多个，驷马战车一百多辆，战马一百多匹。坑内兵马俑全部面向东方，与陵园的方向保持一致。
秦始皇陵边上大量兵马俑的存在，令世界惊叹。然惊叹之余，人们要问，这些兵马俑的存在到底是什么意思？与秦始皇有关吗？
主持对秦始皇陵考古的袁仲一先生认为大型兵马俑的存在，象征着驻在京城外的军队，就如皇宫中的宿卫军。以战车、步兵相间排列的一号坑兵马俑军阵是右军，以战车和骑兵为主的二号坑兵马俑军阵是左军，未建成的废弃坑，当为拟议中的中军，第三号兵马俑坑是统帅三军的幕府。俑坑本身象征着屯军的壁垒。有人观点稍有不同，认为这些兵马俑象征着秦始皇东巡的卫队。
也有人认为兵马俑仅是体现秦皇军阵布局。兵马俑坑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全部建成要有五个坑。从设计者角度来说，兵马俑是按当时的方阵来设计的。方阵是一种进攻型的军阵，按前后左右中五个方位配置兵力。主将所在的叫中军，与敌战斗的是外围四军。作战时，战阵可随时变换，互相保护。兵马俑一、二、三号坑修建后，爆发了秦末农民起义，陵墓的建筑被迫停了下来，被废弃的坑仅挖了个土塘，还未来得及放置陶器具。而第五个坑尚没有动工挖掘，所以现在见不到任何痕迹。
杨宽先生认为兵马俑排列成面向东方的庞大军阵，是有其用意的：一方面是用来表现秦朝威镇东方的形势，另一方面又是用来表现东向为尊的礼制。
林剑鸣先生认为兵马俑不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而是属于具有纪念碑性质的建筑物，可能称为“封”，用以表彰统一全国的军功。他认为兵马俑是秦始皇时代建造的，但其性质不是陪葬坑。因为秦国仍有活人殉葬的旧习，根本无需建大型俑坑陪葬。从出土的兵器来看，很少见到铁兵器，与当时十分发达的冶炼水平不相称，因而这支部队根本不是一支战斗部队。
更有人在对獬冠、铭文的细致分析后，认为兵马俑的主人根本不是秦始皇，而是秦宣太后。公元前306年，昭王年少即位，太后摄掌政事。太后临终之际下令近臣为她殉葬。秦昭王为人仁厚宽容，在人殉的要求未予满足的条件下，对于自己的出身之母，塑造真人大小的殉葬，布置一个辎重车队，象征性地让太后回归自己的楚国故地，这在当时也是符合各国习俗风尚的。
对于这座显赫的秦始皇陵，至今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解释清楚，我们期待着研究者们新成果的出现。
刘邦流氓成性之谜
今江苏省沛县相邻的丰县，在二千年前是秦朝的沛县丰邑。刘邦出生于丰邑，丰邑秦末置县，属于沛县，汉兴改称丰县。
刘邦有兄弟三人，长兄名伯，次兄名仲，他自己名季，伯、仲、季就是老大、老二、老三的意思，以排行取名乃是乡间俚俗。刘邦这个名字颇为文雅，据说那是他当了皇帝后起的名，当皇帝之前一直叫刘季。农民子弟无钱入学，他的两个兄长都是文盲。刘邦比较聪明，父亲把他送入乡间学校，读书不多，略能识字与作文，至今刘邦家乡中阳里还保存着他读书时的书塾。乡间缺医少药，大哥患病早死，二哥是个朴素巴结的庄稼汉，埋头陇亩，辛勤耕作，略有节余，稍置产业。父亲赞扬老二干活卖力，持家有方。刘邦却游手好闲，不治产业，被人看作是个不务正业的人。老太公有时也责怪他于家无利可入，认为他没有出息。
其实刘父也是一个游手好闲之徒，平时不治家产，喜欢饮酒，有钱就打酒与人共饮，经常出入乡间市井，肚子饿了，随便买个汤饼充饥。凡是乡里有斗鸡、踢球的事情，他都要插上一手，而且很在行。这种从小养成的习性，直到晚年还是没有改掉。当时刘邦封他为太上皇，住在长安皇宫中，食宿都很豪华，刘邦以为这下他总该高兴了，但出乎意外他总是一副郁郁不乐的样子。刘邦不解，忙问其故，答称自己从小就乐与屠夫、小贩之流结交，现在周围没有这号人，很不习惯。刘邦为逗父欢心，选宫内废址，筑成类似丰沛乡里市井风光街一条，以内监充任屠贩，叫卖其中，乐得太上皇留连忘返。
少壮之年的刘邦很多生活习性与他的父亲相似。他的酒瘾很大，是邑市小酒店的常客。手中有钱就现买现饮，无钱则赊酒记帐，但他不会赖帐，一旦有了钱，他会加倍甚至加几倍偿还。酒家欢迎这样的酒客，混得熟了，如同一家。当他喝成烂醉如泥，顾不得什么体统，就和衣卧倒酒家床上，成了醉汉。可是后来刘邦当了皇帝，谁都不敢讲他以前喝酒的事情，相反还有人为他粉饰了一些神奇的色彩，说什么刘邦醉卧时，老板娘常常亲眼看到他身上有龙出现，龙体附身正与刘邦后来当上皇帝相符。传说还有两个老板娘居然不计血本，把刘邦一年欠下的酒帐来个一笔勾销，这无非是想证实刘邦龙体附身的神异之事。
刘邦结交的朋友也有屠贩之徒，不过比他父亲稍高一个档次，可能与他的经历有关。约公元前216年，时年31岁的刘邦被推为泗水亭长。亭长虽只管辖十里以内的民事、诉讼，是个小小的乡吏，但他有机会与县吏打交道。加上刘邦为人豪爽、不拘礼节的个性，很快与同事、上级混得很熟。
不务正业，游荡乡里，使刘邦染上流气，这个习性直至他补秦吏时还依然故我。当时沛县有一外来户，户主姓吕，因与沛令友善，人们尊称为吕公。那些有头面的县吏、乡吏，得知沛令结识了一位尊客，纷纷准备厚礼往贺。主吏萧何负责收受贺礼、贺钱，告诉送礼人不足千钱，只能坐在堂下低等宴席。刘邦囊中羞涩，不要说千钱，就是十钱、百钱也拿不出来，但他要跻身酒宴，怎么办？急中生智，假装贺客往见，大言不惭地高声喊：“贺万钱！”在座的贵宾大为惊奇，自愧不如。他大摇大摆地闯进大门，手中却空无一物，正当诸吏疑惑不解时，不料吕公从贵宾首座中徐徐起身，跨步相迎，引入贵宾之席。
刘邦好说大话，诳骗众吏，自然使主受贺礼的萧何不满，于是当众数落了刘邦几句。但吕公不以为意，居然对这个捉弄他人的不速之客十分看重，其中缘由，据说吕公相中刘邦状貌将来贵不可言，遂有此举。
刘邦与吕公在贺宴上的邂逅相遇，还引出了他大龄得妻的风流韵事。吕公择婿不以男方的家产、地位为重，而从其将来发展前途考虑。传说吕公精通相术，初见刘邦，大奇其人；再相状貌，贵不可言，到底是他的相术灵验，还是后人有意夸大其辞，今天不得而知。但尊刘嫁女是事实，不能说此人没有眼光。
刘邦好发大言，常常会流露出豪迈大志。有一次，他被征发到秦都咸阳服徭役，目睹秦始皇豪华壮丽的出巡，四周簇拥着威武的侍卫、鲜艳的仪仗和无尽的马队，只见到处都是光亮闪闪的刀枪兵器。事后他大发感慨道：“为人应做一个大丈夫，大丈夫当如此地出人头地。”也许善于观颜察色的吕公正是从刘邦的口出大言、必有大志这个角度去认识刘邦的，才会做出常人难以想像的事来。
无赖成性的刘邦即使当上皇帝后仍改不了本性。吕公的女儿叫吕雉，是个奇女子，为人刚毅，生性泼辣，连刘邦也让她几分，但刘邦不喜欢这个带有几分阳刚之气的女人。吕雉既不能使刘邦得到性爱的满足，又严禁刘邦爱上别的女人，好色的刘邦怎能忍受得了。碍于吕后的雌威，只得躲躲闪闪地寻欢作乐。一天，他进入掖庭织室，就忘了自己的身份。室中的织妇都是穷人或犯罪官员被株连的妻女，她们一入织室，就终生与织机相伴，永无见天之日。这时他偶然看见一个美貌的织女，顿时心花怒放，不顾对方的低贱身份，在情欲的驱使下，先是调戏，后则云雨交欢，遂有身孕。问明女子姓薄，封为薄姬，不久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刘恒。不管其母如何低贱，生下的都是龙子。母以子贵，薄姬告别了永不见天日的织室，搬进了豪华的宫殿。她的儿子后来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汉文帝，她被尊为薄太后。
刘邦后又迷恋上了一个比薄姬更漂亮、更称心的戚姓女子，薄姬便遭冷遇了。戚女聪明，善察刘邦心意，颇富女性柔媚之态。刘邦日理万机，回到宫室，劳顿不堪，戚姬便百般温存、柔语慰藉，倦怠之意立即消失，顿觉神情清爽，使精力日耗的晚年刘邦重有了勃勃生机。刘邦十分眷爱这位女子，遂初封她为戚姬，后又封为戚夫人，后宫地位仅次于吕后。
刘邦起于乡里，出自布衣，结交群氓，思想深处不免打上粗野烙印。他从小不喜诗书，虽然曾进入过家乡中阳里的马公书院读书，但他与书不结缘，甚至有厌恶感。当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消息传来时，他竟幸灾乐祸，庆幸自己没有与读书沾过多少边，用不到担惊受怕。想到书烧成灰了，今后大家无书可读，更是喜形于色。长大以后他不喜欢儒生，时时流露出草莽意趣和粗野作风。登位之后，有不少戴儒冠来求见的儒生，刘邦厌恶之余，随手取下对方所戴的帽子，当着客人的面，撒一泡尿在里头。殃及儒冠外，还波及儒袍。秦博士叔孙通身穿儒袍晋谒，刘邦一脸不高兴。事后叔孙通了解底细，马上变通，脱下儒袍，改穿楚服短衣，刘邦马上高兴起来。他虽贵为天子，但身穿短衣，习于楚俗服饰。如此对士人的轻慢，表面上看无礼至极，实际上是刘邦的流气与粗野作风的流露。
楚汉相争中，刘邦凭他草泽英雄的本色，好谋善断，擢用人杰，胸怀大志，终成一代大业。在他的潜意识中，却难以磨灭他的草莽意趣、流气行为，他不掩饰自己的布衣个性，不弄虚作假，显示了他俗得可爱的纯真品格，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糅流俗于英雄本色的人物。
汉武帝杀太子之谜
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六十六岁的汉武帝已到了风烛残年的时候，长年体弱多病，这位在中国历史上素以雄才大略著称的皇帝进入了生命的晚期。他和其他的君王一样，在享受到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后宫粉黛如云的美色之后，就想着如何才能长生不老，永远能享受到天下的荣华富贵。疾病在向他逼近，躺在未央宫中，他开始担心自己是否会因病而死，并且怀疑自己的疾病是否是有人在诅咒他而引起的。武帝信任酷吏江充，任为直指绣衣使者。江充见武帝年老多病，且多疑，遂妄称武帝病在巫蛊。
当时，京师聚集着许多方士、巫师，大行巫蛊之术。汉武帝时代通行的“巫蛊”形式，大致是用桐木削制成仇人的形象，有的插刺铁针，埋入地下，用恶语诅咒，以为能够使对方罹祸。当时的人普遍相信，如果想让某人患病甚至去世，可以用木头刻画成此人的样子，然后在他身上扎上针，埋在地下，再施以恶毒的诅咒，事情就会变得很灵验。“巫蛊”曾经是妇女相互仇视时发泄私愤的通常方式之一，宫廷妇女和贵族妇女中因嫉妒而使用“巫蛊”之术，使得这种迷信意识严重侵入上层社会生活。因此，在皇宫表面的富丽堂皇与警卫森严的背后，很多颇有名声的女巫们出入其中，为后妃们度厄，为怨妇们诅咒。这些后妃们为了争宠，常常互相攻讦，而最有杀伤力的攻讦就是让武帝相信，某人的宫中埋有木偶，木偶的神主就是武帝。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想永存于世却又疾病缠身，汉武帝一直被这种木偶与诅咒纠缠得不可自拔，后妃们的谎言与揭发，星象所显示的灾难变异，一日数报的边疆急变，这一切都使得汉武帝越来越相信，自己的病和帝国的病，真的是由于木偶所引起的。为此，汉武帝命令江充到处掘地寻找木偶，一旦发现，便大开杀戒。这一时期，由于木偶而被处死的人数以万计。
尤其让国人和武帝感到震惊的是，江充报告说他在太子的东宫中找到的了许多木偶，言下之意，乃是指太子希望用诅咒的方法使父亲早早死去，以便提早接班。之前，江充与太子已经结冤。江充凭着武帝对他的信任，见太子家使车马在驰道上行走，就没收车马，并劾奏于武帝。太子请江充宽恕，江充不听，两人遂交恶不和。江充害怕武帝去世后太子将来会迫害自己，遂一直想找到报复的机会，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戾太子刘据，是汉武帝的儿子，卫皇后所生，所以也称为卫太子。后代称他为戾太子，那是刘据死后的谥号。汉武帝二十九岁时，刘据才出生，汉武帝非常喜爱他。刘据长大以后，性格和顺谨慎，汉武帝嫌他才能一般，不像自己，逐渐转向宠爱王夫人所生子刘闳，李姬所生子刘旦、刘胥，李夫人所生子刘髆。于是皇后和太子都感到宠爱递减，心不自安。汉武帝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有一次他对大将军卫青说：“汉家建国匆促，加上四夷侵扰中原，朕不变更制度，则后世无所遵循；不出军征发，则天下不能安定，如此不可能不使民众加重负担。如果后世有人仍然继续沿袭这样的政策，那末，就是在重蹈秦王朝灭亡的覆辙了。太子性格稳重好静，一定能够安定天下，是我放心的继承人。要寻找守成的君主，难道还有贤于太子的吗？”虽然有了承诺，但太子不受宠爱是不争的事实。太子的地位原本就岌岌可危，江充的指控和他准备向武帝汇报的威胁使太子更加胆战心惊，这位已当了三十多年的太子，并一直生活在全能的父亲阴影里的年轻人只得找他的师傅石德商议对策。
石德说：“前丞相父子、两位公主都因此致祸。巫与使者掘地得到罪证，不知是他们预先放置的，还是真的就有，现在无以自明，只有假冒皇帝的诏令，收捕江充等入狱，严加审问，追查其奸诈。而且陛下现在甘泉宫养病，皇后及家吏请安都没有得到回音。陛下生死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跋扈，太子难道忘记了扶苏的教训吗？”
石德用秦太子扶苏的悲剧警告刘据，刘据于是下决心起兵自卫。征和二年七月壬午日，武帝患病，在甘泉宫避暑，刘据派宾客以汉武帝使者名义逮捕江充等人，又调用宫中卫士，取武库兵器，向百官宣布江充谋反。于是斩江充示众，又用烈火烧烤的方式处死与江充联手的胡巫。同时动员数万市人与政府军战于长安城中，汉代最严重的政治动乱于是爆发，一起并不太大的事情终于酿成太子造反的后果。
当时在甘泉宫休养的汉武帝命令严厉镇压太子军，宣布抓获和杀死反叛者，自有赏赐。又具体指示：以牛车作为防卫工事，避免短兵相接，用弓箭尽可能多地杀伤叛军。并且坚闭城门，不要让反叛者逃离长安。汉武帝迅速回到长安，居住在城西建章宫，下令长安附近郡县的正规军进发长安，并且亲自进行现场指挥。太子军与政府军在长安城中大战五天，死者多达数万人。5日后，太子兵败逃走。是年8月，太子在长安城郊自杀，同时遇难的还有太子的两个儿子，即武帝两个未成年的亲孙子。
事变之后，“巫蛊”冤案的内情逐渐显现于世。汉武帝知道太子发兵只是由于惶恐，并没有其他意图，又接受了一些臣下的劝谏，内心有所悔悟。他下令族灭江充全家，又将江充的同党苏文焚死在横桥上。他哀怜太子无辜，在刘据去世的地方修筑思子宫与归来望思台，以示怀念之意。天下百姓听说后，都为太子刘据哀伤。思子宫和归来望思台后来也成为诗人吟咏的对象。
事情弄到这种地步，武帝也觉得十分凄凉，想起太子和两个皇孙竟然活生生地寻了死路，心中越发伤感，脾气变得更加暴躁。到了晚年，行事十分糊涂，不近情理。有人认为武帝举动不可思议的症结在于他宠信方士，信奉巫术，又兼刚愎自用，暴戾恣睢。如果究其根本原因，汉武帝晚年的糊涂暴戾的性格，主要是因长生无术引起的心烦意乱所致。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汉武帝晚年，临近政权交替，国家政治进入了微妙时期。政治权力的转移，对于最高执政者本人来说，看得非常重大。即使是他自己选定的继承人，也是带有极为苛刻挑剔的目光。在父子对政事看法有所不同的情况下，心理裂痕会越来越明显。在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具有极敏感的政治嗅觉，又有投机之心，受到汉武帝特殊信任并赋予重要权力的江充，利用汉武帝父子政治倾向不同的矛盾，制造了太子宫中的“巫蛊”冤案。
王与司马共天下之谜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和惠帝、怀帝同一辈份，十五岁世袭琅邪王。永兴二年（305），东海王越起兵讨伐河间王霤和张方，命琅邪王司马睿留守下邳，这是琅邪王司马睿走上政治舞台的开始。司马睿本与东海王的参军王导关系密切，这时急需得力帮手，便向东海王要人，让王导担任主管军事的司马。王导字茂弘，琅邪临沂人。临沂王氏是著名的士族大姓，东晋南朝所谓的“王谢门第”，就以王导为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南迁各士族的代表人物。他和琅邪王司马睿同龄，这年虽只三十岁，然而早就满腹经纶，是个见识宏远的政治家。
怀帝永嘉元年（307），即八王之乱结束后的第一年，东海王越执掌政权，他派宗室诸王出镇襄阳、长安、邺几个北方重镇，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去镇守江南的建业。
这年九月，琅邪王司马睿到达建业，王导跟着同来。这是后来晋朝在江南立足，保存半壁江山的起点。江东是孙吴的故土，强宗大族的势力根深蒂固，江南的吴郡顾氏、义兴周氏、山阴贺氏等势力都很强大，原广陵相陈敏就是被这些大族共同推翻的。司马睿到建业时，不过在陈敏覆灭之后半年的光景，他要立定脚跟，不取得江东大族的支持是不行的。于是他以王导为谋主，所有大大小小的事务都向王导征询意见。
司马睿资历不深，江东世族、名士都不把他放在眼里，看不起他，已经上任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一个有名望的世族主动到府里来参见。王导对此非常忧虑，为此设计了一个戏剧化的场面。他让琅邪王司马睿坐着八人抬的大轿出行，参观秋季在水边求福去灾、祛除不祥的“禊祭”，他和他的时任扬州刺史的堂兄王敦以及北方一些名士骑马簇拥，在轿后随从，队伍整齐气派，以炫耀司马睿的尊显威严。这一着果然有点效果，名士纪瞻、顾荣等见后大为惊异，赶忙跑出来在路边拜谒。但是要争取这些人，单靠威风是不行的，必须使他们心悦诚服。琅邪王司马睿一看时机很好，遂派王导亲自去顾荣、贺循两家江南最大的世族府第，请他们出来做官，两人应命而至。于是在他们的带动下，江东人士纷纷出仕，逐渐拥护琅邪王司马睿了。司马睿终于取得了江南世族的合作。
琅邪王司马睿任用顾荣为军司，加散骑常侍，一切军国大事，都向他咨询；用贺循为吴国内史，纪瞻、周圮等江东名流也都委以重任。
王导劝琅邪王重要事情要同江东士族商议，为他不断出谋划策。琅邪王如有过失，王导能及时谏阻。琅邪王初到建业时，常因酒醉误事，王导提出后，他就接受改正。王导治国，以清静为原则，劝琅邪王减少耗费，收到了安定邦国的效果，他们的君臣关系越来越好。琅邪王曾对他说：“卿是我的萧何。”王导却答道：“大王要建立不世的功勋，一统天下，需要管仲、乐毅那样的人才，区区国臣（司马睿是琅邪王，所以王导是诸侯国的臣子）怎能比拟前人！”他并不居功，屡劝琅邪王广择贤能，显示出一个胸怀宽阔的政治家的气度。
当时渡江南下的人士，每到空闲的日子，常常互相邀约到江边的新亭饮酒聚会。有一次饮酒宴会之后，众人思念故土，相对流泪。王导不哭，他正色道：“我辈应当共同努力为国效劳，克复神州，何至于像楚囚一般，相向哭泣呢。”楚囚原指春秋时被俘到晋国的楚人钟仪，后来用以指处境窘迫的人。王导认为在国事艰难的时候，重要的是振奋精神，在战略上蔑视困难，去打开局面。如果只是相对哭泣，一筹莫展，在意志上自己先击垮自己，怎么能战胜困难呢！众人听后，都揩干眼泪，向他谢过。
愍帝在长安即位后，因其名司马业，建业这个地名因避讳从此改为建康。愍帝曾命琅邪王睿大举北伐，琅邪王不曾应命，只因祖逖的要求，让他独自率领部曲渡江北上。单看这件事情，似乎琅邪王睿和王导都不想“克复神州”。然而他们当时的处境实在困难，大举北伐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南方来说，一是力量单薄，二是内部矛盾重重。王导努力争取南方士族的合作，但总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真正合作。特别是过江的北方人增多后，不可能不引起一部分南方人的疑虑，在愍帝建兴元年（313），还曾发生了周圮等一些江南氏族起兵乱政的事件。但事后，晋政府对周氏一族并不追究，后来还让周勰做临淮太守。司马氏和中原大族要做到同江东大族合作，实在不容易啊！处境如此，他们只能集中精力来稳定东南地区。
对琅邪王司马睿来说，至少在东晋草创时期，只能以王导为主要依靠对象。西晋亡后的次年（317）三月，琅邪王在建康即位称晋王，改元称建武元年，史称东晋。建武二年三月，愍帝遇害的消息传到建康，晋王才改称皇帝，他就是晋元帝。
大兴元年（318），司马睿即皇帝之位时，竟然要拉着王导到御座上同坐，共同接受百官的朝拜，王导当然不肯，坚决推辞。对元帝而言，这其实也是故作姿态，然而他非依靠王导不可，王氏兄弟在东晋政权中的地位，却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清楚。
晋元帝依靠王导，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王导的堂兄王敦是个实力派。王敦字处仲，曾被东海王越任命为扬州刺史。元帝到江南后，扬州刺史刘陶死了，元帝就命王敦担任这个职务。他和王导，一个为地方实力派，一个执掌朝政，元帝仗着他们，才巩固了统治，在东晋王朝中，司马氏有其位，而王氏家族有其权，王家与司马家几乎达到“平起平坐”的地步，所以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这非常如实地反映了东晋初年的政治状况。
元帝在建康立定脚跟已经很不容易，要把号令发到扬州以外的地方并使之生效，自然更加困难。永嘉五年（311），江州刺史华轶就以没有看到来自洛阳的诏书为理由，不服从琅邪王的命令，闹到不得不用武力解决的地步，而扬州刺史王敦做了讨伐华轶的主将。他攻杀华轶，又督率陶侃、周访等平定杜弢，稳定了对长江中游地区的统治。长江中下游地区都稳定了，琅邪王睿管辖的地区就大体上与孙吴的疆域相同。元帝即位，加封王敦为江州牧。大兴元年（318），任命他为荆州牧，因王敦不肯接受，改为荆州刺史。从此他坐镇荆州，掌握长江上游地区的军政大权，“共天下”的局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以后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对每个君王来说，他所追求的就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统治效果，要的是无限至上的独裁权力，这种与大臣平起平坐的局面实在是一种实力不济的无奈，只要有机会，或者说政权如果得以稳固，那么东晋皇帝首先要做的就是除去这个内心隐疾。晋元帝统治一旦稳固，遂对王导逐渐产生了猜忌的心理，对王敦更是疑虑重重，想的就是早日结束这种痛苦的共享。随着王敦成为跋扈的大军阀，起兵作乱，最后病死，王导虽然仍位居高职，但实际权力就转到了与其共同执政的中书令庾亮手中。
历来史家往往从王导不曾恢复中原、不能阻止王敦叛乱等问题着眼，贬低王导的功绩，他们都没有抓住王导的主要贡献，而陈寅恪先生则另有评说，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说：“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
同时我们评价“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还要看到，东晋立国实质上是两汉魏晋以来的文明得以延续的关键。东晋和继续它的宋、齐、梁、陈四代，共计二百六十二年，尽管这五个朝代都是局处江东，然而中原人士都视之为文化正统所在。两个半世纪以后，中原的元气恢复了，民族融合了，于是南北一统，又揭开中华文明史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