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确的感恩价值观教育学生
在第40届国际教育大会上，与会各国人士强调要对学生加强道德、伦理、纪律和价值观教育。1989年世界上2/3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聚会巴黎，在会后发表的宣言中，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人类要在2l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他的伦理道德思想。以孔孟思想为主的中国儒家思想建构起来的中国传统思想道德文化，是今天感恩教育的主要历史资料。
一
尽管“感恩”（Thanksgiving）一词引自西方，但知恩报恩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华文化孕育出了无数千古流传的感恩故事。中华民族有“知恩不报非君子”的古训，唾弃“忘恩负义”之人，痛恨“恩将仇报”之徒。对感恩的强调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关键在于儒家文化把“软”的感恩意识逐渐转换为“硬”的规章制度。
儒家思想是传统感恩文化的集大成者。儒家思想将感恩推到了极至：它所倡导的忠、孝、节、义，其背后都体现了一个字——恩：孝为报亲恩、忠为报君恩、节为报夫恩、义为报友恩任现品。略论儒家文化的感恩意识【J】.孔子研究，2005，（1）。
孝为报亲恩。孝是古代感恩文化的根本观念，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受到人们的推崇。康熙帝认为：“孝为万事之纲，五常百行皆本诸此。”《清圣祖圣训》卷一。对个人而言，最大的恩情莫过于给予自己生命，是父母给予自己血肉之躯并把自己带到世上来的，因此父母是最大的恩人。父母之恩还包括养育之恩，是他们的日夜操劳才把儿女养大。对父母之恩的报答是无限的，方式是多样的。从爱惜身体发肤到扬名天下，都是为报父母之恩。“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开宗明义章》。对父母的孝，成为子女报恩的主要形式。孝一方面是“养”，一方面是“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所以孝更具人文精神的是敬。随着封建感恩文化的发展，孝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唐宋以来，提出了“父为子纲”、“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等愚孝的绝对化的原则，扭曲了孝为报亲恩的本来面目。
忠为报君恩。移“孝”为“忠”，把孝由家庭推广到国家社会，“忠孝一体”，是古代感恩文化的一大发展。“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孝经·开宗明义章》。“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杨伯峻：孟子译注【M】.上海：中华书局，1980。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把维护宗法血亲关系同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联系起来，使“孝”得以同时维系家族与政治的伦理纽带。孝道转化为治国之道，使君臣如父子。这样感恩文化也就随之渗透到政治领域。做臣民的一定要忠，以报君王的恩。《史记》中的刺客所以冒死行刺，是为了报知遇之恩；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为感激先帝三顾茅庐之恩。早期，儒家计君恩之轻重而报之以忠义，孟子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唐宋以后，突出强调“臣忠”，提出了“君为臣纲”、“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等愚忠的绝对化的原则。
节为报夫恩。儒家认为，夫妻之间的情是恩情，是由结合而带来的恩，而不是个体间的平等互爱的美好情感，由此延伸出因有恩（而不是爱）而结合的中国婚姻模式。作妻子的要“为悦己者容”，感谢丈夫对自己的欣赏之恩；关键时刻为丈夫守节保贞，“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宋·程颐《二程全书·遗书二十二》，节是对丈夫保护、收容之恩的报答，“一夜夫妻百日恩”。古典戏曲小说中英雄救美，美人以身报答；公子落难，小姐相救，公子不负小姐救命之恩，发奋读书，科举考中，双双高升的爱情故事不胜枚举。相反，有恩情而不与对方结合或抛弃有恩于自己的配偶，不论男女，都被认为是忘恩负义，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陈世美便是典型例子。
义为报友恩。生活在伦理人际关系中的中国人，除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家庭中的父子、夫妻关系外，还有社会上的朋友关系。对朋友要讲究信誉，不背叛出卖朋友，不见利忘义，必要时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是对朋友信任之恩的回报。即使“为知己者死”也是应该的。关羽念昔日之恩，在华容道义释曹操，人们不仅不责备他公私不分，以致后患无穷，反而认为他义重如山，原因就在于他知恩报恩；是朋友即使要分道扬镳，也应先了结兄弟之情，然后才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主人公乔峰在被众友误会群起而诛之之时，乔峰要先与众人喝一碗绝情酒，托付了后事，然后才决一死战，正是这种感恩文化的反映。
感恩尤如巨大无形的网，遍及各个角落，渗透到政治、经济、祭祀、爱情等生活领域的各个层面。对中国人而言，记住一个人的恩是至关重要的，为感恩而牺牲性命财产是儒家文化所鼓励倡导的，因此感恩意识的最大化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特色。儒家文化的感恩意识能够得到最大化的强调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漫长的历史过程：血缘纽带与亲切相关的情谊是感恩意识最大化的内在保证，名分地位的约束是感恩意识最大化的外在要求，社会表彰为感恩意识的最大化提供了适宜环境任现品。略论儒家文化的感恩意识【J】.孔子研究，2005，（1）。以亲切相关的情谊为心理依据，以名分地位的要求为外在强制，以社会赞许为有力诱导，通过教化，最终使感恩意识从伦理进入政治领域，由人情报答规范变为均一化的社会统治秩序，得到最大程度的强调与扩展，深入人们内心，并积淀为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一部分。
二
中国传统感恩文化作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其内容与表现方式必然地由那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来决定。感恩文化产生于封建社会，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一种思想文化，它本身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这使得古代感恩文化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中国古代对感恩的高度强化，使人际交往具有浓厚的人情味，从而缓和了封建制度下的种种对立与冲突，有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而且由于忠君与爱国连在一起，还形成了保家卫国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和面临强敌英勇不屈的精神，这种报效国家的强烈意识至今仍是我们爱国主义思想的宝贵源泉。传统文化视感恩为一种生活态度，视为人的一种基本修养。常怀感恩之心，可以使一个人保持平和心态，自觉尊重别人的劳动，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战国策》说：“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他，不可不忘也。”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名言卷【Z】.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617。如果我们多一些感激，少一些埋怨，时常感念上天给我们美好的世界，感念父母给我们宝贵的生命，感念大地给我们成长的土壤，感念朋友给我们那一丝微笑……你忽然就会感到，世界是那么可爱！这就是中国传统感恩文化带给我们的积极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传统感恩文化毕竟是产生于封建社会、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种思想文化，它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缺陷：这种思想将感恩绝对化，将个人的感恩意识政治化，将原本只能属于人情报答规范的感恩改造为了社会统治秩序。为了感恩而失去正义、失去自我是巨大的悲哀，这是传统感恩文化的另一面。帮助、尊敬、感恩是一回事，要求对恩人意志绝对地服从，或者为报答恩人而主动放弃个人的自由与利益则是另一回事。古代感恩文化明显的弊端是将这两件不同的事混为一谈。感恩的过度强化引发了中国无数的道德悲剧：历史上有郭巨为孝敬母亲而活埋亲生儿子的故事《太平御览》卷四；有张巡杀妻飨将士的故事；为了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儿女在婚姻大事上就只能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三媒六聘，完全没有儿女平等自由的爱情可言。在历史上，儒家的忠、孝、节、义都曾经被扭曲，愚忠、愚孝的例子比比皆是。将感恩过分地夸大，绝对化、政治化，以及感恩文化中任何有悖人伦的思想内容，都是应该坚决抛弃的。
从教育层面来看，传统感恩教育具有如下局限性：从教育内容来看，传统感恩教育缺乏对“恩”的伦理反省，对“恩”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认识不够。恩德与其他传统道德一样建立在主体身份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君臣、父子和夫妇其政治地位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君主对臣民之恩并非都是（有时也可能）出自仁爱，更多的时候是基于一种笼络民心的治国之术。所谓的“皇恩浩荡”、“每饭必思君恩”等“恩惠”就成了子虚乌有的恩德，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不过是“人质爱上绑匪”的幻觉，其道德具有一定的虚伪性。此外，统治者一方面强调恩是“仁慈”、“仁爱”，提出“受恩图报”、“施恩不图报”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他们自身奉行的却是“施恩图报”、“受恩不报”的非道德原则。孔子在回答子张问仁时说：“惠则足以使人。”就统治阶级而言，“图报”才是其施恩的真正动机；“受恩不报”反而成了其行为常态。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清官情结”正是对统治阶级受人民供养而“知恩不报”的反证。这里，统治阶级自身对恩惠的理解与践行同他对被统治阶级的说教与要求是不一致的，道德的虚伪性与欺骗性暴露无遗；从教育方法来看，传统感恩教育重灌输轻讲理，表现出鲜明的道德强制性特征。在三纲五常的道德框架下，既无“君臣、父子、夫妇”的平等，也无“臣、子、妻”的独立人格，这种不平等的地位造就了强者的“主人”道德心理和弱者的“奴仆”道德心理。在强者看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弱势一方则视一切所得为统治者的恩赐，时刻“感恩戴义，怀欲报之心”。与此道德模式对应的感恩教育则是强制性的灌输和绝对的服从。教育者把被教育者视为“道德之洞”（杜威语）或“美德之袋”（柯尔伯格语），道德教育采用的是“讲大道理、靠思想灌输，靠榜样引路等基础性方法，缺少较为具体的操作性程序和启发性机制，它常常是对某种思想观念的笼统式灌输和规导，缺少对受教育者微观心理、情感和认知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主体因素的科学把握”。灌输的教育方法对一个有正常判断能力的人是不合适的，因为它“妨碍或阻止了任何个人都有权自由地或自主地进行理智思考的过程。”表现出鲜明的道德强制性。这种灌输的教育方法既不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也不是一种道德的教育方法。说它不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是因为真正的道德应考虑到处于冲突中的价值审判；说它不是一种道德的教育方法，是因为合乎道德的教育要考虑到被教育者的推理能力和他们对教育内容的评价能力；从教育结果来看，自觉自为的感恩演变为强制要求的报恩，感恩的道德价值发生了变异，偏离了感恩教育的德性目的。感恩教育的目的是要引导人在生活实践中树立正确的感恩道德观，形成一种稳定的德性品质，过一种高尚的德性生活。而强制的感恩扼杀了被教育者的理性认识，使得感恩的心理层面被阉割，感恩成了简单的“报恩”要求。应该说，报恩是对他人施恩的道德回应，体现了应有的道德责任，这也是我们今天依然强调报恩的原因。但中国传统的“报恩”和“报仇”，其本质是基于“情仇”的报文化，这种报文化具有封闭循环的特点，有其自身的道德局限性。中国人早有对“循环仇报”问题的批判，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就是对这种“循环仇报”的质疑，却对“循环报恩”的局限性缺乏清醒认识。在我们看来，循环报恩存在着三方面的道德局限性：一是循环的报恩容易扭曲施恩者的施恩动机，偏离恩惠的真正价值。二是循环报恩容易对报恩者形成巨大的压力，产生各种极端的报恩行为。如“公报私恩”——即以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来偿还私人之恩——就是以道德的之名行不道德（违法）之实。三是循环报恩抑制了主体道德完善的需要，难以形成无私的“慈善”行为。正是由于传统感恩教育的失误，感恩的道德价值被遮蔽甚至被扭曲，如何开展感恩教育就成为今天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
因此，感恩是一把双刃剑：它的正确使用，会使人际交往具有浓厚的人情味，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相反，过度强调感恩，过分夸大感恩的社会作用，为了感恩而失去正义、失去自我，就不是我们所想要的了。因此，对待古代感恩文化应坚持辨证唯物主义的扬弃态度：“弃其糟粕，吸其精华。”看不到传统感恩文化的积极成分是不可取的；而那种过分夸大感恩的作用，将感恩绝对化、政治化的作法同样是不可取的。问题的关键是对传统感恩文化进行怎样的合理甄别，并以合乎时代要求的正确的感恩价值观教育学生。
价值观教育十分必要。价值观是一个人对事物的是非、善恶、喜厌、美丑等含有判断色彩的一种基本信念与看法。价值观是人生的指南针，它会主宰我们的人生方式，影响我们对周围一切的反应。在同一客观条件下，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会产生不同的行为，主宰我们做出不同决定的关键因素就是个人的价值观。因此，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非常重要。
我们对历史上的一些感恩壮举的认识和评价时，在价值观上存在着糊涂认识：当年关羽念昔日之恩，华容道义释曹操，以致后患无穷。他是在用蜀国的前途去感恩曹操！站在蜀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上看，这是莫大的悲哀。然而，更大的悲哀是：人们非但没有认为这种将个人感恩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行为不可取，反而认为他义重如山，将其千古传诵！诸葛亮面对扶不起的阿斗听信谗言而错误下诏撤军，为了报答先主的知遇之恩和临终托孤的信任之恩，丢掉了千古难寻的进攻机会，这也是在用国家利益为个人报恩。然而，和关羽一样，诸葛此举也被视为忠肝沥胆而受到人们的敬仰。这是在用错误的感恩价值观教育后人。这是教育的悲哀！还有郭巨埋儿、张巡杀妻飨将士的故事，都是用他人的生命和利益来进行的感恩，是一种极度扭曲的感恩价值观。对于这样的感恩，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有一段极具讽刺而又无比深刻的评述，他说：小时候读了“郭巨埋儿”之后，“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鲁迅。朝花夕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25-26。究其实，这样的感恩之所以不为我们这个时代所接受，是因为这些行为本身含有极端愚昧和丧失人性的成分。
因此，感恩教育不是要教别的，其首要任务是要让受教育者树立起正确的感恩价值观。在充分认识古代感恩文化的巨大作用的同时，要避免走入将感恩绝对化的误区。我们无权要求受教育者为了感恩报恩而用尽毕生的精力和时间去报答施恩者，或者为了感恩而无条件满足他人的要求，更不应该用国家、学校的财产或者他人的利益去报答自己所受的私恩；学校、老师和家长也不应该用物质、名利的恩惠去控制、影响学生的行为决定，干扰或决定他们的前途命运。同时，感恩教育也不能混淆权利、义务的关系：如果行为的实施者只是出于自己的职责而帮助了别人，而被帮助者所受之恩原本就是自己应享的权利。这种情况之下，权利享受者有必要对他人的帮助感恩戴德吗？难道学生拿钱吃饭、缴钱住宿、进商店买东西也需要向对方感恩吗？学校向学生提供最优质的条件、最优秀的老师，本来就是天经地义，这也要学生感恩戴德？提倡这样的“感恩”，害莫大焉：一方把应该享有的权利当作是别人的恩赐；另一方则把应该履行的义务视为对别人的恩赐。这种不正常的“感恩”一旦泛滥开来，只会混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使学校和单位淡化责任意识，使学生淡化主人意识、权利意识、自尊意识，使各种关系处于一种日趋严重的错位状态。总之，新时代的感恩应体现责权利的统一。感恩者不能用自己的职权、国家的财产、他人的利益去报自己所受的私恩；施恩者也不要用物质、名利的恩惠去控制、影响别人的行为决定，干扰或决定别人的前途命运。感恩只能控制在人情范围内，以平等和自觉自愿为前提。新时代的感恩应体现为不走极端，远离愚昧，保持人格，摒弃庸俗。愚蠢的报恩不是我们需要的，宏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学生具有高尚的品行和人格魅力，树立起正确的感恩价值观，才是我们进行感恩教育的根本目的。
那么，我们应该让受教育者树立怎样的感恩价值观呢？笔者以为，应该着重让受教育者形成如下正确价值观：
适度的感恩意识。通过感恩教育，要使受教育者懂得知恩图报。要让他们知道父母养育子女的艰辛，懂得孝敬父母、感激父母；要让他们理解老师盼生成材的良苦用心，把接受老师的教育和认真学习变成自觉行动；要让他们学会相互关爱、珍惜友谊、共同进步；要让他们学会感恩国家和社会，逐渐形成热爱祖国的情操，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但是，又不必因为他人恩重于我而时时处处思索报恩，把报恩变成个人的终生负累。如果21世纪的受教育者做出了“哭竹”、“卧冰”、“尝秽”、“割股”之类的愚孝之举，就是教育的悲哀，社会的悲哀。
正确的感恩方式。感恩不是哥们儿义气，要在力所能及和社会法律道德许可的范围内，不能因为报恩而付出自己终身的幸福，更不能用国家、社会的财产或者他人的利益去报答自己所受的私恩。当年关羽华容道义释曹操，就是在用蜀国的国家利益去报答自己所受的私恩，以致后患无穷。在当代学生中，错误的感恩之举也是屡见不鲜。如因为哥们儿义气，接受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同学的邀请，“帮忙”打架；碍于情面，帮助好同学考试作弊，甚至充当枪手替人代考，等等。知恩图报既可以在力所能及和必要的时候“报”施恩者，也可以转而由人及人，报答和帮助他人和社会公众。这对于施恩者而言，无疑是更大的报答。
正常的施助心态。戴尔·卡耐基曾经说过：忘记感谢是人的天性，我们不能指望别人感恩而去行善。的确，我们对别人施以援手，只是为了帮助别人更好地实现其理想价值，追求到属于他自己的幸福。因此，我们既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同时又要像《战国策》里所说：“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他，不可不忘也。”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名言卷【Z】.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617。做到施恩不图报，感谢帮助自己的人，理解不帮助自己的人。俗话说：帮是情，不帮是理。能帮助自己，是基于其美好心灵和力所能及；而对于不能帮助自己的人，则要体谅别人的难处，哪怕是故意不施以援手，也要从人的道德水平差异的角度予以宽容和谅解，而不能因求助不得而将他人记恨在心。
00总之，儒家感恩思想的二重性给我们的教育启示是：既要积极借鉴儒家优秀的感恩传统，加强感恩教育；但又绝对不能够不加甄别，全盘肯定，全部吸收，通统要求学生照做照学。合理甄别，以先进的感恩文化教育学生，使受教育者树立起正确的感恩价值观才是感恩教育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