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气味，嗅觉越来越退化的现代人，不可武断地否定古人的各种能力。就算是现在也存在很多在各方面有特殊能力的人。我还清楚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媒体经常报道内蒙古曾出现过一位跟踪能手马玉林。他跟踪的能力令人难以想象，若跟踪牲畜，他能根据牲畜的印迹指出是雌是雄；若跟踪步行者的印迹，他会告诉你此人是右肩负重还是左肩负重；如跟踪一位女性，他会告诉你该女性的大致年龄或是否孕妇。无论在什么样的地面上，他的指认常常是准确的。因此，马玉林名噪一时。辽宁的朝阳、锦州、内蒙的包头以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宁夏、青海、广州、南京、上海、武汉等地都曾请他去协助破案或送来单个足迹要他推断罪犯特征。国家公安部把马玉林请去北京，研究步法追踪技术教材，组织技术表演，受到公安部领导的赞扬。
也有传说，也速该在追诃额仑前，是在雪白的雪地上发现了女人尿冲出的一个小坑，在也速该的眼里，仿佛是开在雪地上的一朵金莲花，他闻后便知道并作出惊人的判断，这个女人必将会为他的家族生儿育女带来繁荣。苍天赐福也速该，6个月后，在他结束对塔塔尔人的春季进攻返回营地时，诃额仑生下一个男孩铁木真。9年后，当也速该为9岁的铁木真定亲并把铁木真留在女方家独自返家路过塔塔尔部族时，正值塔塔尔人宴会，他口渴，下马参加宴会被人认出，塔塔尔人想起这人以前是仇家，便在饮食中下了毒。也速该走在路上毒性发作，方知被塔塔尔人暗算，回家后便离开人世。
也速该抢婚一事，史家们有过谨慎的暗示，也速该抢到手的是一个孕妇。因为这关系到铁木真少年时的境遇，史家大多采取点到为止的说法。后来诃额仑又生了三个儿子。铁木真隐而不显的血缘身世给他带来的是苦难的童年，充满苦难的童年也成为了他意志与情感的源泉，对他日后成长为伟大的成吉思汗提供了勇气与力量。不光是铁木真，古籍记载，游牧民族大多数英雄都有苦难的童年与苦难的经历，而且很多是孤儿出身。
也速该死后，成吉思汗一家生活极为艰难，《蒙古秘史》说：“诃额仑好生能事。拾着果子。撅着草根。将儿子每（们）养活了。这般艰难的时分。养得儿子每长成了。都有帝王的气象。”
成吉思汗的妻子叫孛儿贴，比成吉思汗大一岁，成吉思汗13岁时完婚。孛儿贴在成吉思汗一生的事业中起了重要作用。她不仅给他生了四个虎子，并且总在关键时刻为他出谋划策、作出决断，以她的远见卓识为成吉思汗的伟大事业作出了贡献，同时也成就了一个让世界都为之颤栗的伟人。
也速该抢诃额仑一事，蔑尔乞人没有忘记。在铁木真还没成气候之前，一天，蔑尔乞来寻夺妻之仇。诃额仑和铁木真弟兄几个骑上马跑了，铁木真慌得连妻子孛儿贴都没顾上。《蒙古秘史》上说：“独帖木真准备一个从马。孛儿帖夫人无马骑了。”铁木真兄弟骑上马跑到不儿罕山去了，于是铁木真的妻子孛儿帖被蔑尔乞人抢去。铁木真躲在山上三天，蔑尔乞人绕山三圈没拿着，遂去了。后铁木真求义父王罕和安答（结拜兄弟）扎木合出兵，抢回了已身怀有孕的孛儿帖（铁木真的这个儿子，《蒙古秘史》记载肯定不是他的），并将绕山拿他的那三百人尽皆“殄灭”，他们的妇人也都被抢了。
不光是蒙古人，阿尔泰游牧民族一而再再而三的南侵，掠人为奴，从三皇五帝时就有了。黄土高原远古就有了“井田”，《诗经》里就有井田的描写，而不是教科书说的井田始于秦。游牧民族自古就有成千上万的掠农耕民族人口到黄土高原为奴，为他们当耕奴作工匠。在冷兵器时代，百越先民基本无力与游牧民族对抗，只能像绵羊一样被驱赶到遥远的北方，为他们当牛做马，供他们享乐。而取得了政权的游牧民族由于长期享受，身体素质下降，又被汉民族同化，战斗力减弱，结果又会被新的游牧民族推翻，许多人只能沦入民间。就像后来说的熟女直，生女直，而熟女直必定会被生女直替代。有句话说得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旦游牧民族定居了，享乐了，便注定了要被新的、更加野蛮的游牧民族推翻。真实的情况是：匈奴衰了，鲜卑起来了，鲜卑南下当政了，柔然兴起了，柔然散了，突厥强大了，突厥瓦解了，契丹活起来了，契丹败落了，女直起来了，女直衰了，蒙古强大了……翻来覆去都证明了游牧民族的强势，而没有农耕民族什么事。在汉朝时，甘肃、陕西、山西一带常住的游牧民族人口已达到当地人口的一半甚至还多。如此反复不断，有如长江后浪推前浪，汉民族越来越庞大，而也只有两种文化的融合，才使中华文明发展起来。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自三皇五帝始，真正由汉民族统治的朝代只有汉、宋、明三代，而时间与5000年的历史比，根本不成比例。为什么说从三皇五帝始就是游牧民族统治呢？道理很简单，事实亦很清晰：无论是上古，还是先秦时期，再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事件全发生在黄土高原，只有后来一些王朝部分迁到中原。而黄土高原早先不是农耕地区，也就是说，在那里的只有游牧民族。古籍有记载，三皇五帝时代就存在从南方掳掠人口，所谓“徙三苗”“徙鸟夷”是也。驱赶来大量奴隶兴井田，那里才逐渐变成半农半牧的地方。黄土高原（包括内蒙古部分地区）过去是森林草原，是游牧民族理想的家园与牧场。黄土高原早先不是现在千沟万壑的苍凉景象，这种景象是后来过度农耕所致。曾有报道说，在西北地区挖出一远古时代的墓，里面竟有巨大的楠木，而且不可能是南方运去的。中国科学院上世纪50年代《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队考察报告》也指出：“从残存的原生植被来看，可以肯定，本地区在农耕以前，原始植被属于森林和森林草原。”这样的话，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南方农耕民族是定居的民族，不可能去统治西北，也不可能有这能力，匈奴是奴隶制，耕奴既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地位，也不可能像黄帝大战炎帝、蚩尤（赤帝）那样终生征战。《史记》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黄帝毕生征战“未尝宁居”，这也说明黄帝肯定也不是定居的农耕之人，轩辕也是从“猃（xiǎn）狁（yǔn）”“轩猿”的注音而来。《史记》说，黄帝死时乘龙上天，众臣争跟随，甚至有的人抓龙须跟着升天……司马迁虽没有明说黄帝用活人陪葬，但从字面能理解。这就说明黄帝有游牧民族用人陪葬的习俗，而农耕民族不会用人陪葬的，后来的柔然等也都自称是黄帝的后代。有证据表明，炎帝也不是什么农耕之人而是羌人。再说建立了夏王朝的大禹，则更加明显是游牧民族出身，他的后代夏桀，腐败荒淫无道，众叛亲离，被殷商打败流放到南方，他的儿子娶了他剩下的所有妻妾奔了蒙古草原。古籍载“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匈奴也称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迁徙，中国谓之匈奴。”我们知道，只有游牧民族才有除了生母外全盘接收父兄妻妾的习俗，獯粥带着他爹的妻妾跑到了蒙古高原游牧去了。再说大禹治水，也纯属后代儒家美化，夏代之前，连青铜器都没有出现，人口也少得可怜，他拿什么治水？木棍上绑块石片吗？
远古时的中原地区也不是纯粹的农耕区，而是半牧半农地区，所谓“逐鹿中原”，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一个词或成语的出现都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从远古统治中国的所有人来看，他们不可能是人们心目中的那种汉人概念，无论从他们的经历、家乡来看，他们大多都是大兴安岭一带的女直人，蒙古高原一带的蒙古人及蒙古西部到阿尔泰山一带的匈奴人。他们的姓名也都是后人用汉字注音的，所以有些“乱”。游牧民族进入内地前没有文字，许多文化是口口相传，姓名也是以族、以国为姓，所以出现无数的同名人，哪怕几千年中都会出现同名的现象。这给后来的记史带来困惑，先秦时期许多帝王的姓名于是就被加上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这些可笑又让人难以理解的名。后代人並用自己的好恶用汉字给历史上的人和部族命名，不喜欢的大多加上虫字旁如“蠕蠕”，加上“犬”字旁，这就更多了，如“猃狁”“犬戎”“鬼方”等。最可笑的是，王莽当皇上时，嫌匈奴二字不解气，非要叫成“降奴”，把人家的单于叫成“服于”才解气。唐时的武则天更是，把人家的名字由万荣改为万死，还有不得好死等等。汉字为他们的名字注音随意性很大，各个历史时期也不一样，如最后统治中国的大清帝国，历史上从大的、许多人都熟悉的名字来说，就有：肃慎、挹娄、满珠、珠申、靺鞨、金、女直、女真、满洲等不少于几十种叫法，后来才由皇太极下旨一律叫满清。所以，后世儒家写史时心理是很无奈、很纠结的，不排除讨好帝王和占点口头便宜的意思，也就是精神胜利法。在中国，很多时候，史家是不能说真话的，公元前99年，李陵与匈奴作战由于敌众我寡战败投降，司马迁为他说了几句公平话就被汉武帝割了鸡巴下了大狱。他在狱中写完了《史记》，试想，他还能写于皇帝不利的事、皇帝不喜欢的事吗？所以，虽然太史公的《史记》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儒家记史是在统治者监督下写的，有很多人和事件值得怀疑。
史家憎恨入侵者是可以理解的，但许多事实有“出口恶气”的嫌疑。几千年来，很多游牧民族习俗就是在老一辈死去后，他遗下的妻妾嫔妃（除了生母）等都由儿子所得，就连民间也一样，出征回来带回同伴的尸骨，那同伴的妻子包括财产也就归了他，这无关道德，而是风俗。但我们看到的历史就说成是荒淫、无道，甚至是“图娘奸嫂”等。就拿家喻户晓的王昭君来说，为了大汉帝国出塞和亲，为大汉帝国争取了60多年的和平，才使得汉朝发展壮大，人口大增。当她的夫君呼韩邪单于去世后，她上书奏请回国，朝廷回复“从胡俗”。一句话使得王昭君只得再嫁继任单于、也就是咱们说的“养子”，后妈嫁给了儿子。王昭君为大汉的稳定、民族的融合，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从那以后，在王昭君的影响下，匈奴分裂为南匈奴与北匈奴。东汉后期，汉朝用“以夷制夷”政策，联合南匈奴、鲜卑、乌桓、柔然、羌胡等进攻北匈奴，班超及儿子班勇占领了北匈奴的“根据地”西域各国，最终导致北匈奴灭亡。北匈奴人一部分逃亡欧洲，一部分归了南匈奴，几十万人降了鲜卑，鲜卑由此强盛，继续坚持在漠北直到5世纪初的北匈奴残余最后被柔然吞并。
东汉末年，曹操从南匈奴抽丁扩军，把他们的家属强行迁往邺城，又鼓励南匈奴人弃牧从农与汉人同化。由于南匈奴人没有土地，当时，沿蒙古与内地交界的许多地方，如山西、陕西、朔方、河套地区一带的南匈奴人大多成为了地主的田客、农奴及奴婢，地位极其低下，在民族矛盾上又加上了阶级矛盾，为后来的“五胡之乱”埋下了祸根。
公元220年，随着汉帝国寿终正寝，南匈奴也不复存在了。
其实，在许多古籍中都能得到当时的一些信息，只要你多想想，《诗经》《史记》中许多不能表达在字面上的东西与背景都会浮出来的。如《史记》记载，舜帝“让丹朱，天下归舜”。这个“让”就令人怀疑，怎么看都应该是“逐”，而不是“避让”的意思，而且是把舜帝的儿子丹朱“让”到南河之南，也就是后来的楚地，天下才归了舜。顺便说一下，商代时，周文王是古公亶父最小的儿子，当立他为革命接班人时，他的两个哥哥太伯和仲雍为避嫌逃到“荆蛮”之地，和当地人一样，断发文身，建立了后来的吴国。所以说，古代的“让”字与现代不是一个意思。举一例，周康王总结商的灭亡是由于“奢”，所以他戒酒抑奢，并通告诸侯不得奢。《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晋侯筑宫而美，康王使让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谴责晋王宫修得太美、奢华。所以“让”在当时不是个好词。尧舜时代是儒家心目中的最美好时代，是他们所向往的理想的时代，与现代的乌托邦有点像。实际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争战、倾轧、政变、暗杀、阴谋，谁会相信“禅让”的鬼话呢？诸如此类的“圣人”，在专制制度下，无论是太史公还是什么别的人，他们虽写史，但心里也是不敢相信的。
有人提出，文字也是游牧民族发明的，对此我持肯定态度。游牧民族为统治管理国家，肯定需要文字，由管理部落氏族转为管理领土国家、城市，则更需要文字。而农耕民族远古时是一直作为奴隶而存在的，是不需要文字的，只要会种地、会手艺就行。你看西南深山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至今有些民族还没有文字就明白了。你再看一看天干地支、28星宿、古代历书、包括《周易》和古籍中的一些对话等等等等，里面那些莫名其妙的词语，会是单音节的汉语吗，它们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以为，那正是远古游牧民族所创造所命名的，里面肯定包含了他们一些信息，如族名、国名，甚至是历史，只不过后代用单音节的汉字为多音节的阿尔泰语注音才把人弄糊涂了。殷墟出土的约4000多汉字，如今只破译出了千把字，为什么呢？原因估计是那时的汉字有很多说不定是多音节的，等融入无比大的汉民族社会后，许多读音变了，也有很多字在变化中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