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世界，普遍是北富南穷。
在美洲，美国、加拿大等北美洲国家更富裕，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秘鲁等南美洲国家更贫穷；在欧洲，丹麦、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更富裕，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南欧国家更贫穷。
具体到国家内部，也大体遵循这一规则。
以美国而言，在东北方，分布着缅因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工业商业基地，以及美国第一大都会纽约市，美国工商业最发达、都市化程度最高、富人最集中的区域。而在南方，分布着田纳西州、佐治亚州等农业大州，种植业、畜牧业很发达，环境非常优美，但富裕程度远远无法与东北方各州相比。
而在中国则截然相反，是南方省份普遍富于北方省份。比如，4个一线城市中，有3个位于南方。比如，5个经济特区，全部位于南方。再比如2019年的17个万亿俱乐部城市成员，有14个位于南方。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在宋朝以前，中国也曾经是北方比南方富裕。北方的黄河流域，孵育出灿烂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北方的关中地区，曾经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一块宝地，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人们都说“得关中者得天下”。
那时候，南方广袤的地域还处于待开发、半开发状态，被称为“蛮夷”。特别是岭南地区，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瘴气弥漫，令人望而生畏，闻之色变，是皇帝和君主流放大臣的最佳场所。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因为劝谏唐宪宗奉迎佛骨，被唐宪宗一怒之下流放到潮州。韩愈的心是“拔凉拔凉”的，走至到陕西境内的蓝田关时，挥笔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本为圣朝除弊政，敢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这是叮嘱侄孙韩湘，等自己死后为自己收尸。
不过，到了宋朝时期，南方的逐步得到了开发，日渐发展起来。尤其是南宋小朝廷偏安于南方后，带来了大量的人才和资源，在南方悉心经营，使得南方的开发程度越来越高，逐渐繁荣、富裕起来。南宋文人范成大在《吴郡志》中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表示苏杭一带的富庶程度，足可以与天堂媲美了。
相比之下，北方由于连年战乱，以及灾荒频发，经济发展逐渐落伍于南方。从那以后，直至今日，从整体上来说，北方的经济发展就再也没有赶上南方了。
明朝、清朝时期，随着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往江南地区转移，南方与北方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特别是江南一带，经济充满活力，商业活动频繁，人烟稠密，文化昌盛，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明朝时期的南直隶，清朝时期的江南省，是朝廷的财赋重地，占据全国的三分之一。
不过，正因为江南省的“富可敌国”，引起了清廷的担忧。康熙皇帝于1661年将江南省一分为二，几经周折后，形成了安徽省、江苏省。后来，上海市又从江苏省分出去。
就在江南各省呈现勃勃生机时，岭南的广州也因为“一口通商”，获得了对外贸易，使得广州成为“洋船泊靠，商贾云集，殷实富庶”的地方。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广州每年停靠的洋船达200多艘，税银超过了180万两。
第一次鸦片战争洞开了清朝的国门，将清朝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南京条约》及其后续条约的影响下，南方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地成为通商口岸。西方列强将通商口岸作为倾销工业品、掠夺廉价农业产品的基地，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通商口岸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上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上海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当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后，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大都市。
改革开放以来，毗邻香港、澳门、台湾的南方沿海地区，在发展“三来一补”工业和进出口贸易中占得先机，领先了北方一步。
同时，由于广东、福建等地向来有往外移民的传统。这些移民在海外取得成功后，往往会选择回家乡创业，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比如，从福建走出的林文镜、李陆大等，从广东走出的李嘉诚、霍英东等人，都曾经为造福桑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此，中国南方比北方更富裕，就成了很好理解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