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利奇来到《纽约时报》时，阿道夫·奥克斯已经71岁了。他有点耳聋，显得对人冷淡，所以在编辑部很少见到他，以致他的每一次来访都成了一件大事，是相当令人激动不安的时刻，编辑们的脑袋一致地随着他在走道上的每一步转。他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小个子，有一双忧郁的蓝眼睛，一副非常挺直但虚弱的身材。报社里以前从未见过他的年轻人因见到他而感到敬畏。关于他，关于他一言不发地似乎在大楼里飘荡的方式，关于他的出现、消失，几个月后再出现的方式，几乎有种神秘的东西，单是他的一瞥就足以证明他的存在。一天他和一些上了年级的女人站在报社自助餐厅的一边，其中一位女人问道：“这就是你们所有的人吗？”奥克斯缓慢地扫视一下拥挤的餐厅，看着向远方延伸的一大批人，然后温和地、戏剧性地、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是的，这些都是我的人。”
在最后的岁月，奥克斯的情况并不好。他脸面的左边下垂，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中过风的人，但他的问题主要是精神上的，而不是身体上的。他郁郁寡欢，非常沮丧，以致有时一连几天都不读报纸。他说过想把《纽约时报》交给托管人，并且不时地想到死。他已经建了两个大陵墓，一个在查塔努加，另一个在纽约市外。
家里的人称他的病是忧郁症，但他们并不理解其真正原因。1929年正是他成就的鼎盛时期，说他很忧伤，这貌似不合逻辑。他正受到大学校长们、国务活动家们和他一度作为印刷学徒工作过的城市的赞颂。查塔努加不久前用了三天时间来庆祝他成为该市的荣誉市民。伯德少将在南极的探险曾在《纽约时报》上有过系列报道，他刚刚以奥克斯和他的家族命名了冰川和湖泊。《纽约时报》此时在广告方面领导着世界的报纸，奥克斯在纽约的怀特普莱恩斯买下了一块57英亩的地产，建了一个有白色圆柱、17个浴室的宅邸。奥克斯是迎接和克服挑战、取得成就的化身，但现在似乎所有这一切对他都消失了，似乎要用他的讣告来使他的故事获得生命了。
当他1896年买下《纽约时报》时，每天亏损1000美元，欠债高达30万美元，而且没有任何复苏的希望。1869年，亨利·贾维斯·雷蒙德在一个叫罗斯·艾廷格的舞台美人的公寓里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纽约时报》被雷蒙德的合伙人乔治·琼斯接管。琼斯曾因《纽约时报》揭露威廉·马西·特威德的腐败政治机器的丑闻而为《纽约时报》带来声望，但1881年琼斯背叛了共和党，不愿意支持詹姆斯·G.布莱恩当总统，遭到了许多共和党的广告商和订户的愤怒报复。《纽约时报》每年的利润从支持格罗弗·克利夫兰之前的18.8万美元掉到了5.6万美元，到1890年又掉到了1.5万美元。但造成衰败的原因不单是这个政治决策。在这些年里《纽约时报》也是经营不善的，在1891年琼斯去世后情况变得更糟。以《纽约时报》主编查尔斯·R.米勒为首脑的一个报业辛迪加接管了该报，最终导致它破产。正是在这一时刻，38岁的阿道夫·奥克斯用7.5万美元买下了《纽约时报》。
他的这笔钱是从各个银行和一些人那里借来的，这些人对他在査塔努加的成就和他在纽约的计划印象深刻，而且也被奥克斯从有影响的国会议员、铁路所有者、部长、编辑甚至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那里求来的推荐信所打动。奥克斯曾经在查塔努加接待过克利夫兰，并且和他保持着联系。在给这位总统的一封信中，奥克斯解释说：
我正在谈判，争取在《纽约时报》的控股权，并且有美好的成功前景。我敬重地请求你给《纽约时报》出版公司的主席斯宾塞·特拉斯克回一封信，就你对我作为一个报纸业主的品质、总的个性以及我对公共问题的观点谈谈你的意见，这些已经由《查塔努加时报》的成功所证明了。
换句话说，说说你能就我作为一个诚实的、勤奋的和有能力的业主所能说的。我愿意向你保证，我考虑的事业对我来说不是太大。我能够在财务和其他方面实现它。
在36小时之内，克利夫兰总统答复了奥克斯：
在你对《查塔努加时报》的管理中，你已经证明了你是如此忠实地坚持了民主党的原则，已经勇敢地支持了有助于我们国家和我们党安全的观念和政策，所以我应该高兴地看到你在更大的领域发挥作用。如果你的计划得以实施，如果借此你转移到大都市的新闻界，我祝愿你能够取得最大的成功。
奥克斯对《纽约时报》7.5万美元的投资，不仅给他带来了同样数量的债券，而且还直接使他净获1125股股份，每股价值100美元，因为新公司的引资计划允许每购买1000美元债券拥有15股。而且按奥克斯和股东的约定，如果他能连续三年使《纽约时报》不欠债，他可以再得到3876股，使他的总股份达到5001股，也就是公司10000股的多数。给他的3876股暂时交第三者保管，因为当时公司认为他在四年之内拥有这些股份是不可思议的。但奥克斯对如何使这家报纸复活有非常明确的想法，他抓紧时间实施它们。很少有业主像他那样懂得报纸业务，由于他在新闻编辑和商业两方面的经验，他知道怎样在不降低质量的情况下减少成本。
在他投资《纽约时报》之前，他对纽约进行了研究，有时他骑着从中央公园租来的自行车游览这个城市，他肯定这里有他设想的这种报纸的市场。纽约最成功的报纸，每份销售一美分——有普利策的《世界报》（World），它的晨报版和晚报版上总共发行60万份，还有赫斯特的《新闻报》（Journal），它的两版总共是43万份。这两个人活生生地体现了奥克斯所反对的在报道中揭发丑闻和感伤的特点。奥克斯的报纸，每份销售三美分，能够同他认为文笔不错但报道无力的《太阳报》，同对上流社会最感兴趣的《先驱报》（Herald），同铁杆共和党的反动的《论坛报》（Tribune）竞争。奥克斯想让他的报纸成为不偏不倚的和完美的，成为一份诉诸商人的日报，用他的话说，一份“在读者吃早餐时不会弄脏桌布”的报纸。他想要这份报纸“提供消息，而且是全部消息，以简洁的、有吸引力的形式，用上流社会的彬彬有礼的审慎语言，如果不是更早，至少也要像其他可靠媒体那样及时地提供消息；公正地提供消息，不畏惧也不吹捧，不管涉及哪个党派、种族或利益”。
为了使《纽约时报》成为清楚易读的报纸，他购买了新字型，发挥了他在排印方面的才能和判断力。他迅速地撤除了对言情小说的刊登，这是查尔斯·R.米勒为了引诱读者而不得已在《纽约时报》上采取的最后一招。相反，奥克斯要求报道财经新闻、市场报告、地产交易、法庭程序，以及其他报纸一直忽视的政府的即使是枯燥的官方活动。奥克斯想办一份记录型的报纸，在报纸的后面，用小号字刊登纽约每次火灾的报道，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直是《纽约时报》的方针。至今在《纽约时报》上，每一天仍能读到世界各地的天气状况，可观察到的卫星的名称，邮轮到达的时间，空气污染指数，主要演讲的文本，到白宫的官方来访者的名字，太阳落下、月亮升起的确切时刻。
奥克斯接手时，公园大道上时报大楼里只有两部电话，他马上准备装上更多的电话。他还不顾《纽约时报》某些愿意继续用笔写字的员工的抗议，安排购买更多的打字机（然而，布鲁克斯·阿特金森是个例外，他精湛的书法比《纽约时报》的其他大多数人的打字更清楚易读，直到他于20世纪60年代初退休一直坚持亲笔写他的戏剧评论）。奥克斯的妻子伊菲吉妮，一个博学的女人，曾在查塔努加写过书评，劝说他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一些评论。但奥克斯不是一个文人，他要求他的评论编辑把书籍当作消息，在评论时即使不受约束，也有义务谦恭有礼，因为奥克斯总是担心触犯别人。除了他觉得摒弃也无大碍的社论版外，他让他的报纸少发表意见。可以肯定，他迁就了他的图书和戏剧批评家，他没有用不正当手段干预他们的工作，但当一场演出在《纽约时报》上受到严厉批评、一位作家受到谴责时，他总感到难受。在发表那些和《纽约时报》意见不一致的读者来信时，奥克斯几乎是有一种受虐狂似的快乐。“给编辑部的信”不是他的发明，但他使这些信有了一种铺张的表现，他精明地认识到它对提高《纽约时报》的利益，进而证明《纽约时报》的公正性是有价值的。然而，他最明目张胆的促销行动是资助一项竞赛奖励。他提出了一个口号“刊载所有适于刊载的消息”。如果有人能写出一个十个词的口号比这个更好，奖励100美元。这个口号受到了讽刺、嘲笑、怀疑，但也引起了纽约周围敌对的编辑和各种读者的广泛讨论，总共收到了两万条建议，其中150条在《纽约时报》上得以发表。被唯一一位评委——《世纪》（Century）杂志的编辑挑选出来的获胜口号是“囊括世界所有的消息，但不是一个丑闻学校”（All the World's News, But Not a School for Scandal）。然而，虽然奥克斯支付了100美元奖金并因引起公众注意而感到高兴，但他还是认定更喜欢他自己的，所以他一直坚持用他的口号。
奥克斯接手三周后，《纽约时报》出版了它的第一个有插图的星期天杂志，这份带有网板印刷的照片、美观的副刊很快在读者中流行起来。它专门刊登这样一些事件，如歌剧季开幕、赛马表演、纽约的美好生活，偶尔也展示海外的王室，如1897年6月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庆祝活动，为此奥克斯用了16页，50幅照片来呈现这场盛典。
阿道夫·奥克斯既是一个内心充满勇气的人，也是一个外表上重礼节把每一个人都称为“先生”的人。他甚至在给他的职员讲话时也称他们为先生，并且坚持要求《纽约时报》在第二次提到某个人时也要这样称呼，这一政策在《纽约时报》一直延续到今天，当然涉及罪犯或运动员时例外。所以，奥克斯先生开始在纽约取得了成功，他的报纸开始在一个300万人口的城市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中找到了读者。但后来随着美西战争爆发，奥克斯遇到了一个新问题。
在这场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里，奥克斯的《纽约时报》反对美国介入古巴事务，强烈要求麦金利总统谨慎行事。然而，缅因号战斗失利，《纽约时报》突然和愤怒的公众不一致了，而且它也正在被其他报道这场战争的报纸，主要是普利策的《世界报》和赫斯特的《新闻报》的激烈风格所压倒。奥克斯还没有足够的金钱同普利策和赫斯特竞争，他们正派出大量的记者、摄影师、特写作者和艺术家去获得亲眼所见的叙述和对英雄及恶棍的速写。《纽约时报》的报道仅限于美联社的电讯和《纽约时报》两位记者的邮件通讯。奥克斯知道，如果他想增加报纸的发行量，退一步说，如果他想保住他的发行量，他就不得不尽快想个法子。
正是这时，他决定把《纽约时报》的价格由三美分降低到一美分。他的编辑们感到惊恐，警告说《纽约时报》正在落入浮夸的廉价报纸的行列。但奥克斯坚持认为《纽约时报》会保持它的尊严，一美分的报纸无疑会吸引更多可敬的读者，如果《纽约时报》的价格降低的话，他们会转而阅读《纽约时报》，或者除了其他报纸外还会阅读《纽约时报》。奥克斯也许还感觉到了普利策和赫斯特由于过分竞争地报道美西战争而面临的资金困难。有一些传闻说，普利策和赫斯特希望能达成一致，双方的报纸都涨到两美分。但在奥克斯降低《纽约时报》的价格时，普利策和赫斯特就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了。如果他们不顾奥克斯的情况而涨到两美分，奥克斯也许会跟着他们涨，但也许直到他牢牢地稳住一美分市场时才会这么做。所以，普利策和赫斯特不得不坚持住。他们在20年里都不得不这样做，直到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报道成本非常昂贵，这三个业主都不得不收取两美分。但到那时，奥克斯的报纸已经领先了。
仅仅一年的时间，从1898年9月到1899年9月，奥克斯的一美分版每天的平均发行量从25726份增长到76260份，广告量也快速增长。1901年奥克斯的发行量超过了10万份，1912年达20多万份，1915年达30多万份。奥克斯的工作人员，在主编卡尔·范安达——是奥克斯在1904年从《太阳报》挖过来的——的领导下，出色地报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像他们在战前出色地报道了航空和极地探险、金融和政治一样。《纽约时报》是美国第一家公布并资助古吉尔莫·马可尼[74]的报纸，并且由于马可尼的无线电服务，《纽约时报》获得了美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独家报道旅顺港海战的权利。
尽管《纽约时报》像其他大多数报纸一样，都忽视了1903年莱特兄弟在北卡罗来纳州基蒂霍克的飞行，但自那时起卡尔·范安达坚持报道不间断的积极进取的航空事业。当《世界报》拿出一万美元奖励从奥尔马尼到纽约的飞行时，范安达深信格伦·柯蒂斯会赢得这笔奖金。他专门为《纽约时报》记者租了一列火车，指示他们沿哈得孙河跟着柯蒂斯飞行。《纽约时报》的记者这样做了，结果他们比《世界报》的记者更详细地报道了柯蒂斯的飞行。《纽约时报》本身也资助了许多在美国国内的飞行，并资助了几位探险者，最著名的是1909年4月的北极发现者海军准将罗伯特·E.皮尔里，1911年12月的南极发现者罗纳德·阿蒙森。1912年4月16日的《纽约时报》，头版全都专用于报道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这不仅是范安达个人职业生涯的高峰，而且还增强了奥克斯日渐增长的特权。他的报纸正迅速地扩张，以致他在1913年不得不撤离第四十二大街上的不规则四边形的22层的瘦高的时报塔楼（他于1904年从公园大道搬进了这座塔楼）把他的大部分业务转移到第四十三大街上的一座新楼里。自那时起这座新楼不断扩大，今天仍然是《纽约时报》的总部。
奥克斯曾借了250万美元来建造他的塔楼，建这座塔楼是受了佛罗伦萨乔托钟楼的启发。奥克斯离还清贷款还很远。1913年，作为他的扩张的一个代价，他不得不购买新机器并且占更大的地盘；由于他的一个信贷者——平等人寿保险公司突然受到一个立法委员会调查，他的处境更复杂了。《纽约时报》完整地报道了这次调查，许多报道是由一个叫作珀西·布洛克的记者写的。一天，一个戴着巴拿马帽的小个子来访问布洛克，布洛克停下工作用了很长时间来回答这个人就这次调査提出的问题，但一个新雇来的编辑弗里德里克·T.伯查尔却因布洛克的谈话耽误了写报道而生气。他跳起来，快速走过通道来到布洛克的桌边，挖苦说：“布洛克先生，你可以再找时间来接待你的朋友。我马上要有关保险的报道。”布洛克提高声音说：“很抱歉，伯查尔先生。”然后朝那位戴巴拿马帽的人点点头，又说，“请允许我给你介绍一下奥克斯先生。”伯查尔握握手，但仍然不耐烦地对布洛克说：“快完成这篇报道，老弟，别胡扯了。”奥克斯向伯查尔道歉，解释说他不知道发稿时间如此之紧，然后平静地离开了新闻编辑部。
然而，奥克斯仍然关心他和这家保险公司的牵连，以及如果赫斯特或普利策的报纸发现《纽约时报》欠平等公司的钱，他们会写些什么。最后，奥克斯接触了马塞勒斯·哈特利·道奇，这个于1896年曾借给奥克斯10万美元的工业家族的一员，现在已拿出30万美元的贷款来帮助奥克斯还平等公司的钱。然而，奥克斯要拿出他的《纽约时报》的绝大多数股份作为担保。这些股份要在道奇的保险库里存放11年。1916年当道奇需要钱时，奥克斯偿还了这笔贷款。这次交易一直保密到奥克斯去世后的几年。
1916年春天，奥克斯58岁，他已经担任《纽约时报》业主20年了。周年纪念活动是在他办公室里举行的一个小小仪式。在仪式上他得到了一个装饰华丽的并且有手绘图案的本子，颇有中世纪的风格，里面是职员们的赞辞。当天向他表示祝贺的一些人，是在他买下《纽约时报》以前就在这里工作的——例如社论版主任查尔斯·R.米勒，一个身材高大并且笨重的人，留着白色的范戴克式的胡须；爱德华·奥古斯特·迪斯马，一个在1877年比米勒晚两年加入《纽约时报》的长得圆乎乎的老人，喜欢吹嘘自己从1851年《纽约时报》创办那一天起一期不落地读过每一期；还有路易斯·威利，奥克斯的商务经理，一个个头不大但精力充沛的吹捧者，他总是说奥克斯爱听的话；本·C.弗兰克，奥克斯的公司秘书，一个作为心腹的表兄弟，是从查塔努加带来帮助家族监督生意的；亨利·洛温塔尔，奥克斯的金融编辑，曾给奥克斯出主意定期发表一个名人栏目“购买者的到来”，建立《纽约时报》同零售商和服装产业的广告商的联系；弗里德里克·克雷格·莫蒂默，一个腿部有严重残疾的人，一个学者和文人，每天为《纽约时报》的社论版选一首诗，还写一种不署名的散文“时报话题”，在他死后由各种作者继续写了几十年（包括那些想要在《纽约时报》上展示写作才华并赚得每个专栏25美元报酬的送稿生）；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约翰·奥凯斯悄悄地慢慢逐渐减少“话题”的发表，今天弗里德里克·克雷格·莫蒂默的创举几乎已经完全从《纽约时报》上消失了。
当然，参加1916年在奥克斯办公室的庆祝仪式的还有卡尔·范安达。范安达像查尔斯·R.米勒等一些高级助手一样，也是一个股东。奥克斯为范安达感到自豪，承认他的天才，但奥克斯有时也对范安达的权力和名望感到害怕和愤懑。奥克斯有一次向他特别喜欢的一位青年《纽约时报》人坦白了这一点，但没有想到这个人正在写奥克斯个人思想的传记。例如，传记提到1915年7月7日，在庆祝米勒在《纽约时报》工作40年的大型午餐会上，奥克斯站起来称赞米勒一番后，觉得不得不对同样坐在讲台上的范安达恭维几句，称范安达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新闻编辑”。但这位传记作者接着说：“我知道奥克斯先生经常不满意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新闻编辑，打算限制他在组织里的权威，策划另一个人来反对他。如果另一个人能做同样的工作，同时能同样承担范安达所确定的卓越的战斗任务的话，我也许有意朝这个方向进行下去，但我已经更多地进入了编辑领域，而不是新闻领域。”
这个传记作者叫加雷特·加勒特。他是一个聪明的很有主见的编辑，有一种幽默感和超脱感，蓝眼睛，特征明显，衣着有一种雅致的风格。加勒特37岁，或许是《纽约时报》编辑委员会中最年轻的成员。奥克斯对他敏捷的头脑有深刻印象，这种敏捷的头脑经常挑战《纽约时报》老编辑的思维。奥克斯还喜欢加勒特不像其他人那么盲目地亲近英国。1915年有一些传闻说，《纽约时报》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英国利益控制的，伦敦《泰晤士报》的诺思克利夫子爵[75]几乎能够支配奥克斯对英国友好和对德国敌对的政策。奥克斯对这些传闻非常敏感。实际上，奥克斯像美国的大多数人一样，在1915年是中立的。他把这场战争看作是欧洲的事情，并不想让美国陷进去。《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在1908年采访了德皇威廉二世大帝，称这位德国领导人蔑视英国，并预见德国总有一天会向英国开战。阿道夫·奥克斯在征求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意见后，决定不发表这篇采访，认为它无疑会激怒美国的舆论。奥克斯和罗斯福都认定，爱冲动的德国皇帝实际上并没有表明他在采访中所说的全部意思。奥克斯并不想要他的新闻栏目里有激情。他想让《纽约时报》客观地报道英国和德国双方的消息。但1915年他的一些编辑在情感上是不能这样完全客观的，由于奥克斯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由于他还不愿否决像范安达这样的人的意见，所以对消息的处理微妙地倾向于对英国有利。“《纽约时报》发表了大量亲德的材料，然而，报纸累积起来的效果却是极其反德的，”加雷特·加勒特于1915年6月29日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你在哪一天都不能证明它。这种持续的效果来自于日复一日地无意识地接受了《纽约时报》对新闻价值的评价——即，相比于那些不受重视的内容，人会对受重视的内容投入更多兴趣和注意。”一天晚上，加勒特来到新闻编辑部，问范安达的助手、英国人弗里德里克·T.伯查尔，是否知道编辑力量如何控制新闻展示的。“是的，我知道，”伯查尔说，“让我定标题就行，我不关心谁控制着编辑部。”
这一时期使奥克斯感到麻烦的另一个主题是反犹主义，他亲身感受到这种东西正通过敌对的邮件大量地向他发来，以致他最终决定在通向他的办公室的走廊上安排一个警卫，在时报大楼主回廊上还有两个便衣警察。在一些信件上，《纽约时报》被说成是一家“犹太人的报纸”。1915年的一天，奥克斯告诫他的城市版主编阿瑟·格里夫斯不要给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关于发起援助欧洲战区犹太人运动的呼吁太大的版面。“我不赞成这种做法，”奥克斯说，“他们努力保留犹太人的特点和传统，使犹太人不融入脱离其他人，然后又抱怨犹太人受到的待遇不同于其他人。我感兴趣的是犹太人的宗教——我想看到这种宗教能得到保留——但对犹太人传统我只想保留这么多。我和布兰代斯不一样，”奥克斯接着说，“他成了一名专业的犹太人。几年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个犹太人。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犹太运动。当威尔逊总统组建内阁，有人告诉他内阁应该有个犹太成员，并提议布兰代斯做司法部长，威尔逊回答说，‘但他并不是犹太人。’而当布兰代斯听到这话之后，他显然决定变成个犹太人。”
1915年美国日渐高涨的反犹主义还表现为关于佐治亚州一个叫利奥·M.弗兰克的犹太人工厂老板引人注目的和有争议的谋杀案上——这个事件在《纽约时报》上得到了广泛报道。弗兰克被指控在1913年杀害了一个14岁的女工，因为她极力想得到少付给她的但她应得的1.2元工资。由于这些事实值得怀疑，佐治亚的州长把弗兰克的死刑减刑为无期徒刑，引起了暴民的强烈敌意，以致州长本人的生命都受到了威胁，他不得不呼吁民兵来保护自己。1915年7月，同狱的一个犯人砍伤了利奥·弗兰克，但未能杀死他。于是一个月后一名暴徒闯进了监狱，抓住了弗兰克，把他装进一辆汽车带到100英里远的邻近这位女工住处的地方，在那里把他吊死在了一棵树上。他的死引发了犹太人集团和其他许多人的强烈抗议，所有这些都被《纽约时报》以平静的方式报道了，《纽约时报》也曾同样平静地报道了导致暴徒行动的事件，包括对当时在佐治亚州猖獗的反犹情绪的描述。奥克斯对这些事实没有含糊其辞，也没有对他的报纸发表这些事实的义务含糊其辞，但这些事实使他有了一种冲突和黑暗的感觉。
尽管奥克斯在他的编辑们面前表现出他对弗兰克的品格没有深刻印象，但他相信弗兰克是无辜的。奥克斯有一次说，如果没有在绞型台上最后为自己伸冤的机会，利奥·弗兰克这种人会感到不甘。奥克斯总是力图从多种角度来看事情，他说他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佐治亚人会因弗兰克案件的处理而愤怒——大量的金钱和宣传从外面注入了这个州；州长在离开办公室一两天前做出了减免死刑的决定，州长以前是维护弗兰克的犹太人工作小组的成员；审判弗兰克的合法性以前已经被各级法院直到美国最高法院所批准。然而，奥克斯曾希望佐治亚州反犹的情绪不要像在报道中那样强烈，他声明佐治亚州是他作为一个南方人能理解的地方。但他的判断突然因暴徒对弗兰克处以私刑而动摇了。暴徒的领袖是奥克斯的一个私人朋友的兄弟。
奥克斯从办公室消失了几天。后来他又回来了，精神状态似乎好一些。但在1916年5月，加勒特在日记中写道：“他应该休息一年。他的精神非常糟糕。任何小问题都能把他搅得心烦意乱，然而如果这些问题不经他建议而解决，他也不高兴。他总是坚持事必躬亲，无论是过问还是不过问，似乎都是一种痛苦。我认为他开始感觉到我们其他所有人都感觉到的事情，也就是说《纽约时报》太庞大、太难操纵了，靠一个人的事必躬亲是不行的。”此外，当奥克斯不在时，加勒特意识到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也从日常的编辑会议上消失了。“我们无法肯定他的思维过程，然而他具有一种总能看到其他方面的能力，激起讨论、研究和再研究，他亲自处理的结果比他不在时所处理的结果要好得多。在米勒先生理事时，他只看到事情的一方面，抑制讨论另一方面的努力。他的头脑是封闭的。他的头脑比奥克斯的头脑好使，但它的活动受到了限制。但奥克斯先生虽然在用逻辑论述观点时有所欠缺，却更有洞察力，他能看出双方的正确与错误。他宽容反对派的人性弱点。”
1916年6月，加勒特退出了《纽约时报》，使奥克斯感到非常震惊和后悔。奥克斯把加勒特叫到他的办公室，问他这个决定是不是不可改变的。加勒特回答说，他已经对他的决定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加勒特准备去《先驱论坛报》，一家正在创办之中的报纸；《纽约时报》已经成型。加勒特说，多亏奥克斯的才华，《纽约时报》才能创办得如此之好，如此稳固，以至于人们对它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加勒特坦白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做事情，对《纽约时报》做任何事情——任何新的事情——都是很难的。
“但你在《先驱论坛报》将不会像在这里那么舒服。”奥克斯说。
“我不要舒服，”加勒特说，“麻烦在于我在这里太舒服了。舒适就是自杀。”奥克斯似乎感到奇怪，加勒特突然问道：“为什么你不买下《邮报》（Post），以一种文化品位很高的报纸的成就来使你的生涯完满呢？”
“我很高兴听你这样说，”奥克斯有同感地回答说，“我经常想到这一点。我能够在《邮报》上做一番大成就。单是我买下它的声明，就会给它的价值增加一百万美元。我完全知道我应该用它做什么。我只是想利用美联社的新闻，不想更多地操心新闻版块。但我想把更多的钱用在通讯的特写，关于艺术、音乐、文学和政治的文章上。请告诉我，这对《纽约时报》有什么帮助？”
“它不会对《纽约时报》有什么帮助，”加勒特说，“但那又如何呢？”
“它会分散我的精力，”他回答说，“这样一来它就会损害《纽约时报》。”接着奥克斯似乎回忆起了加勒特认为《纽约时报》已经成型的观点，又说：“我在这里还没有开始。”加勒特想，这就是奥克斯的梦想——他有更多的事情要对《纽约时报》做，但实际上奥克斯害怕做更多的事情。
“虽然你没有意识到，”加勒特说，“但你的勤奋和天才所创造的这个大机构的传统，限制了你自己的表现。”
奥克斯拒不相信这一点。相反，他谈到了《纽约时报》光明的未来，《先驱论坛报》的竞争会被证明是无用的。
加雷特·加勒特在《先驱论坛报》干得很好，但更多是作为一个作家，而不是作为一个记者。他离开《先驱论坛报》后更幸福——他写书，也为《星期六晚邮报》写批评文章，借此在全国赢得名望。然而，他保持着同《纽约时报》的朋友们的接触，包括阿道夫·奥克斯。1921年在奥克斯庆祝他当业主25周年纪念时，加勒特在一封信里写道：
亲爱的奥克斯先生：
25年前《纽约时报》是你的起点，24年前它是你的起点，十年前、五年前、一年前，甚至昨天，它还是你的起点。这就是对我来说非常惊奇的东西。每一天《纽约时报》都是你的起点，它决不会结束。你不说“我已经”，而总是说“我们将”。我记得有一次我说《纽约时报》已经是个完备的机构；我想知道建成这个机构是什么感觉。你盯着我说：“但我还没有开始呢”。
如果对你的不停止的精神来说是可能的话，一期完美的《纽约时报》会给你一个只是片刻的幸福。因为完美只存在于此刻，明天是一个新时代，明天是你生活的地方。
奥克斯一时为收到加勒特的信而高兴，它到来之时正是他似乎不能满足之时。在1918年底，加勒特辞职两年后，奥克斯已经达到了他情绪沮丧的最低点，在那之后他只有过一丝好转。如果说有哪一个事件造成了奥克斯的这种状况的话，它或许就是读者对查尔斯·R.米勒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写的一篇社论产生的压倒性负面反馈。此时德国人显然在欧洲快失败了，欢欣鼓舞的范安达，像一个将军那样指挥着他的记者们，每天晚上都在他的地图上标出他们采访下一次战斗和协约国胜利的位置。1918年9月15日星期天，他给在家里的奥克斯和米勒打电话，声称“这是战争结束的开始”——奥地利已经提出开始“不具有约束力的”和平议程。米勒对范安达的热情做出回应，在他的家里写了关于这一主题的社论，通过电话把它发到办公室。米勒的社论主张考虑奥地利关于“不具有约束力的”讨论和平的建议，并且说：“理性和人性要求我们接受奥地利的提议。会谈的情况以超常的说服力和力量展现出来，为交换看法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论据，这可以清除过去的和最近的误解……我们无法想象这个提议将被拒绝……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这场战争中血流成河、难以估量的财产损失，它所造成的灾难，亿万心灵因为它而遭受的苦难，我们就应该得出结论，只有疯子或好战大国的某些人没有灵魂的邪恶，才会阻碍或者挫败这种会谈的目的。”
《纽约时报》的所有人，不管是米勒还是范安达或者奥克斯，都未能预料到这篇社论引起的反应。突然间，来自全国的数百的电报、电话、公开声明和信件集中到时报大楼，指责《纽约时报》把自己出卖给一个应该被迫无条件投降的敌人。美国的侵略主义者谴责《纽约时报》“打出了白旗”，《先驱论坛报》在“读一份美国报纸”的口号下开始了增加发行量运动。据说威尔逊总统对这篇社论很生气，他要求他的助手看看它是不是已经传送到了欧洲（答案是肯定的）。在几天之内，强烈的反应从伦敦和巴黎、罗马和比利时传到了《纽约时报》。在纽约，联合俱乐部（Union League Club）计划召开一次会议来考虑公开谴责《纽约时报》。这个俱乐部是由许多有影响的和有权的纽约人组成的，奥克斯曾经想争取他们的好感。对《纽约时报》来说幸运的是，人们的情绪在一周左右后冷静下来了，没有发生公开的谴责，但这个插曲使奥克斯心烦意乱。他感觉到整个报社正在垮掉；他的所有工作，他多年对正直思维和公正行事的贡献，现在突然地被一篇他在发表前甚至没有仔细阅读的社论所葬送。正常情况下，查尔斯·米勒的社论，会以长条校样的形式被米勒或社论版的其他编辑重新阅读，也许还被奥克斯重新阅读。但由于米勒是在长岛大内克的家里写这篇社论的，由于奥克斯在纽约乔治湖的夏天别墅度周末，由于周末值班的社论版其他编辑以为米勒的文章没有什么使人吃惊的东西，因此没有做进一步的考虑就把这篇社论发表了。
第二天，此后的几天，奥克斯坐在他的桌子边发愣。信件在他面前堆得高高的，来自敌对报社的电报和社论展现在他面前，他无法相信这篇社论竟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应。许多信件攻击奥克斯本人，说他是一个不爱国的犹太人，是一个和海外串通的国际主义者。米勒也感到迷惑，他迅速地征求了他在《纽约时报》外面的朋友的意见。其中一个是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他总体上赞成米勒的社论，但也找到一些不当的用词。奥克斯的编辑们怂恿奥克斯多少表明自己此前没有读过这篇社论，但他回答说：“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我一直在享受着米勒为《纽约时报》写的许多社论得到的公开赞扬和公开认可，现在有了辱骂而不是赞扬时，我也必须分担。”
然而，奥克斯的确安排了一次和威尔逊总统的密友爱德华·M.豪斯上校的私下会见。他解释了这篇社论是如何发表的，强调《纽约时报》在这场战争期间是如何始终爱国的和亲协约国的。豪斯表示理解，问题平稳地过去了，但同时奥克斯也为自己代表《纽约时报》道歉的方式感到恶心，当时他真的觉的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当他回到纽约后，他又对妻子谈起了退休。
现在他的女儿伊菲吉妮已经结婚了，在战后不久，他的女婿苏兹贝格和他宠爱的外甥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他姐姐埃达的儿子，已经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了，并且由于他在欧洲作为一个战斗军官的勇敢而获得多枚勋章——已经加入了《纽约时报》。奥克斯还给《纽约时报》引来了一个“执行经理”，一个叫作乔治·麦卡内尼的老朋友。麦卡内尼曾是纽约的市政委员会的主席。麦卡内尼的责任并不是要使许多编辑包括范安达满意；在职责上麦卡内尼应集中注意报纸的最大成本的项目——获得纸张，因为纸张在战争期间是定量的。但很快就看得出来，麦卡内尼正在扩大他在《纽约时报》内部的利益，这也许是被奥克斯用来遏制其他人的。不久范安达给他在三层的下属们传话，可以不理睬麦卡内尼的问题。奥克斯意识到了这一点，非常不高兴，但他对此没做什么反应。麦卡内尼应多少靠自己来克服困难。奥克斯向另一个朋友吐露，解释说麦卡内尼对报纸的首要作用应是形成一种“道德背景”，他虽然是一个不会掌管报纸的人——权力会留在奥克斯家族手里——但会是一个公司顾问和家族顾问，防止悲剧的事情发生。
1918年12月，伊菲吉妮·奥克斯结婚一年后，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到《纽约时报》工作，仍旧穿着他的靴子、靴刺以及其他当时作为炮兵的少尉在战地所穿的制服。奥克斯派苏兹贝格下楼去见麦卡内尼。接下来的一年，麦卡内尼帮助苏兹贝格在纽约的工厂以及《纽约时报》在布鲁克林的布什特明纳尔大楼的纸厂实习。到1921年，苏兹贝格显然已经了解报纸业务了。乔治·麦卡内尼对范安达没有任何重大的影响，而且他本人在《纽约时报》也看不出有什么真正的前途，便辞职了，后来成了纽约运输委员会的主席。
然而，将来是阿瑟·海斯·苏兹贝格还是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继承奥克斯的最高位，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奥克斯本人把握不准他们哪一个会成为更好的业主。他们是很不相同的——苏兹贝格似乎更谦虚，更敏感，更谨慎，坚持传统；阿德勒，一个宽肩膀、胸肌发达的年轻人，留着一个小八字须，是咄咄逼人的和直率的。奥克斯喜欢阿德勒，特别是他在战争中的表现和他作为一个爱国者的形象，但对阿德勒能否忠诚地实现奥克斯计划的能力和愿望有些怀疑。奥克斯最终决定把他的接班人事情留给他的女儿和这两个人。他给每个人一票，让他们在他去世后选择他的接班人。只要他的女儿婚姻幸福，苏兹贝格的票数就会是两比一。
在过渡期间，奥克斯观察了这两个人的表现——苏兹贝格的责任首先是在编辑方面，阿德勒的义务在经营方面。奥克斯把伊菲吉妮当作一个维多利亚式的女士来培养，伊菲吉妮应该待在家里，生育孩子，她做这事相当迅速。1918年12月，她结婚13个月后，生了一个女儿玛丽安。1921年在奥克斯3月12日生日时，她有了第二个女儿鲁思，后来在1923年又有了第三个女儿朱迪思，最终于1926年有了一个儿子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阿德勒在1922年娶了旧金山的巴巴拉·斯泰特海默，在1924年有了一个儿子小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后来在1928年和1930年又有了两个女儿巴巴拉和南希。到20世纪50年代，苏兹贝格和阿德勒的孩子们（只有朱迪思·苏兹贝格是个例外，成了一个医生）都为家族的事业工作。到20世纪60年代，第四代的第一个成员也为《纽约时报》工作，他就是鲁思·苏兹贝格的第一个儿子斯蒂芬·阿瑟·奥克斯·戈尔登，一位19岁的记者。
一个非常沮丧的人在星期天、阳光灿烂的日子或繁荣时期，比在多雨的日子或世界似乎黑暗的时期，更能感觉到和世界的格格不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有可能解释在一生的晚年、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萧条时期阿道夫·奥克斯神秘的个性变化了。奥克斯一下子又成了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一个乐观主义者。他每天早晨阅读报纸，写备忘录，发布指示。卡尔·范安达现在处于半退休状态，查尔斯·R.米勒去世了，这意味着奥克斯在回应每一种冲动之前没有任何其他人要考虑了。他现在让他的白头发长得长长的，把它沿着头的两边往后梳，模仿乔治·华盛顿。他曾听欧洲的某个人说，他看起来像美国第一任总统。奥克斯已经卖掉了他在西七十五大街308号的住宅——这个住宅里塞满了伟大艺术家、音乐家的大理石半身像，海外旅游的小纪念品，奥克斯家族及亲戚的数不清的照片，包括他的女儿伊菲吉妮在成长的每一个阶段的照片——他现在和他的妻子及一帮仆人，有时（在他的坚持下）也和苏兹贝格全家生活在怀特普莱恩斯的带廊柱的豪宅里，那里有大宴会厅和蔓延的草坪。奥克斯在他的一生中第一次生活在金碧辉煌里。从他豪华的书房里，他能够透过一个大窗户，看到他的叫作希兰代尔的57英亩庄园的一部分，这个庄园包括一个私人的湖和船坞，一个园丁的小屋和绿房子，还有其他小建筑和动物圈栏。他养了一些玩赏动物以及猪、火鸡和小牛。除了会被杀掉的小牛，他给所有动物都取了名字。奥克斯夫人现在成了一个胖胖的快乐的小淘气，长着长长的白发，让一个仆人很少去做别的事，只是悉心照料狗。奥克斯夫人偶尔亲自为宠物开晚会，邀请她的孙子们和他们的朋友参加，一视同仁地给狗喂饼干和热狗。
在林白绑架案[76]发生后，奥克斯雇用了一个保镖来保护庄园，免遭对孙子们的可能的伤害，他还坚持把他们送到欧洲待一段时间作为进一步的防范。奥克斯决心保护奥克斯家族的未来，同时又享受眼前的好时光。大萧条对他在精神上没有多大影响，似乎使他感觉更好一些，或者说可能为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挑战，而且也没有给他造成财产损失。他40多年前在查塔努加经历了一次可怕的地产投机体验之后，他已经不向与他的生意无关的事情投资了。在30年代他一度把他雇员的薪水削减了10%，但这不过是在其他地方也存在的严峻局面造成的。《纽约时报》没有哪个雇员在查塔努加或纽约被解雇。然而，他对国家的经济状况感到气愤，他放弃了他毕生的民主党保守主义，成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在1932年选举前支持罗斯福。此时由于普利策家族把《世界报》出售给斯克里普斯——霍华德集团，奥克斯也非常烦恼。他的确不想让《世界报》的各种版本符合他的口味，但他希望它们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保持独立。当奥克斯听说《世界晨报》（Morning World）和星期天版不再办了，《世界晚报》（Evening World）同斯克里普斯——霍华德的《电讯报》合并时，立即缩短了他在檀香山的假期，尽可能迅速地返回到纽约，但这项交易已经完成了。奥克斯在下一周用了大部分时间对他的编辑们大谈，假如是由他负责的话，他会如何拯救《世界报》。
这一时期奥克斯的自负和乐观主义还表现在赛马上，如果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这也许被看作是衰老的迹象。他让一些重要的人物到萨拉托加的比赛场上，从不想赌到什么好处，他也不允许他的客人输掉赌注——奥克斯为每一个人都提供赌注。他还为每一个人挑选马匹。在每一次比赛前，在征求了《纽约时报》的赛马专家、一个叫布赖恩·费尔德的快活的年轻人的意见之后，奥克斯会为每人在一些可能取胜的马上下5美元的赌注，然后给他的每位客人指定一匹马。客人如果根据马的名字、颜色、号码或出于其他理由不接受所指定的马，奥克斯再重新安排。他想让他的客人高兴。如果一位客人的马赢了，客人就把钱都拿走。客人只会赢，不会输。由于大家都知道萨拉托加赛马场是最有希望获胜的马匹的坟墓，因此通常在每一次比赛后奥克斯的包厢里都有获胜者。奥克斯一方总是一帮高兴快活的人，只有奥克斯夫人是个例外，她不喜欢赛马，是因为职业赛马骑师鞭打这些马。
布赖恩·费尔德作为《纽约时报》的赛马专家的工作之一是使奥克斯夫人相信这些马并没有受到残忍的对待。他一再解释说，赛马骑师的鞭子只“发出响声”，是一种做得非常松散的短鞭，它只是发出“啪”的响声，但并不打在马身上。奥克斯夫人仍然不相信。费尔德的其他任务还包括为每一个客人的马做记录，在每一次比赛前买票，收集所有赢得的钱。这经常是一种困难的和混乱的工作，特别是客人们在奥克斯刚分派完后就决定换马。但费尔德感到欣慰的是，他成了《纽约时报》大老板的好朋友，这个大老板甚至是《纽约时报》的体育记者都没见过的。
萨拉托加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奥克斯和六个客人来到这里，坐在一个包厢里，紧挨着芝加哥的约翰·D.赫茨的包厢，赫茨是电影和银行、出租车和赛马的百万富翁投资者。费尔德非常熟悉赫茨，赫茨欣赏费尔德几年前曾努力说服威廉·伍德沃德派他的冠军加兰特·福克斯去参加赫茨在芝加哥的阿林顿公园的比赛。费尔德给奥克斯介绍赫茨，并听了他们一会儿友好的谈话。赫茨问奥克斯下一场比赛他要在哪匹马上下注。奥克斯转问费尔德，费尔德已经下过了赌注。费尔德知道下一场比赛，以两岁的小牝马为特色，由于参赛马匹数目庞大，奥克斯下的七注里没有包括赫茨挑中的马。
“好的，”赫茨柔和地说，“我想我的马在这里有机会了。”
奥克斯没有理解赫茨的话的意思，但布赖恩·费尔德知道赫茨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很少透露关于他的马的消息，于是激动起来。他偷偷地把他的感觉告诉了奥克斯，但这位业主犹豫起来。后来一位客人注意到赫茨的马是一个有30比1的赔率而不大可能获胜的马，奥克斯想让他的客人高兴，转向费尔德，告诉他给赫茨的牝马上押五美元。
费尔德从通道上挤过拥挤的人群，跑向售票窗口。还有几秒钟比赛就开始了，他没能走到窗口前，就已经听到了铃声响了——比赛已经开始了，赌注登记经纪人用石板啪地关上了下注的窗口。费尔德垂头丧气地回到包厢，观看赛马转圈跑起来。当费尔德来到奥克斯身边时，赫茨的牝马已经领先其他马不费劲地跑过了终点线，奥克斯和他的客人们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按30比1的比例，五美元赌注，他们已经赢了150美元。奥克斯宣布，由于赌注是事前没有以任何人的名义下的，所以他们会平分这150美元。
约翰·D.赫茨用锐利的眼光看了一下费尔德，感觉到有某种事情不对头，他问道：“你下注了吗？”
“是的，先生。”费尔德装出高兴的样子说，因为奥克斯转过来听他们谈话。
在激动过去后，客人们又坐了下来，赫茨仍然觉得费尔德的举止有点儿令人不安，问他出了什么价。费尔德说30比1。
“你应该做得比这更好，”赫茨说，“这匹马的赔率有所上涨，最后大致在40或50比1。”
奥克斯没有注意这次交谈，对此费尔德是感激的。但他也不安地想到，尽管他已经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了150美元，但赫茨却认为他干得不好。下个星期一，赛马场上更平静些，奥克斯没有来，费尔德见到了赫茨。他解释说，赫茨暗示他是一个笨蛋，只下了30比1的赌金，他本可以下40比1或者更多，这使他作为一名赌马者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然后费尔德给赫茨说了全部实情。赫茨非常开心，最后他说：“费尔德，我也会这样做的。奥克斯先生是一个伟人，他喜欢你。”
1933年2月在棕榈滩，奥克斯和他的妻子庆祝他们的金婚纪念日，一个月后奥克斯就75岁了，各个报社都和他联系，问他对自己和世界的状况有什么评论。奥克斯决定坐下来，为新闻界写一篇声明，是以他相当摇晃颤抖的字迹写下的：
阿道夫·S.奥克斯，《纽约时报》的控股人和业主，今天75岁了。他于1858年3月12日出生于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他安静地在这里和奥克斯夫人、他唯一的孩子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夫人及她的四个孩子庆祝这一天……
奥克斯先生身体健康，活泼敏捷。他了解《查塔努加时报》和《纽约时报》哪怕最微小的细节问题，37年来他一直是这两家报纸的唯一所有者。他还一直关心美联社的事务，35年来他一直是它的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成员。
奥克斯先生……深信不疑，美国正在恢复正常，并且会继续繁荣下去。他说我们将会从这个国家目前正深陷其中的混乱当中走出来，就像在过去那许多悲观主义者洋洋得意，觉得我们的国家，尤其是政府注定要走向毁灭、各国都将遭遇厄运的日子中，我们同样拥有很多机会。
美利坚共和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坚定、强大，比任何时候拥有的前景也更光明。我们还没有深入挖掘我们的机会、我们的最终资源、我们的工业、我们发明天才的土地。对现在来说，我们正在从冻结的金融、疯狂的投机和不正常的贪婪的野蛮的放荡中恢复过来。每一个人似乎都失去了富裕的责任感，暴发户的流行病横扫全国。但我想这种形势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正在清醒过来，痛苦地使我们的家园恢复秩序。我们正在经历的悲剧的体验将教育人们，认真、小心和保守主义在经济上，就像在身体健康上一样是必需的，十诫和山上宝训是不能忽视的，也是不能忘记的。它们应继续是我们人生哲学指南。现在正潜伏着的崇高纯洁和理想主义，将为了我们孩子的和平和舒适而被唤醒，这将是对我们苦难的充分补偿。
两年后，在去世前的那天，阿道夫·奥克斯坐火车驶向査塔努加。陪伴他的是一个护士和他16岁的外孙女玛丽安。玛丽安六年后嫁给了奥维尔·德赖富斯。奥克斯坚持说他在查塔努加有生意要照顾，他拒绝让苏兹贝格或阿德勒代他去那儿。他说，茱萸在洛克沃特山上盛开，他想再去看看。他还想去访问过去的一些熟悉的地方、朋友和亲戚。
在查塔努加，奥克斯在1882年——当时他是《查塔努加时报》的奋发向上的年轻业主——买下的布局凌乱的砖房里过夜。现在这座房子是他的妹妹哈里·阿德勒夫人和她全家居住。在下午和晚上许多来访者来拜访奥克斯，总是说他看起来气色多么好。第二天早晨他在《查塔努加时报》的工厂散步，和新闻编辑部的职员和排版室的印刷工握手。奥克斯和该报总经理，也就是他弟弟米尔顿的儿子阿道夫·谢尔比·奥克斯，和一些编辑、护士坐了一会儿。他们围着桌子进行了时间不长的愉快的谈话，然后侍者拿来了菜单，这些人研究了一番。
“你认为我们该来点儿什么，阿道夫？”米尔顿问道。他的哥哥没有回答，米尔顿抬起头来一看，发现阿道夫的脸色变了。很快阿道夫倒在了桌子上，失去了知觉。他脑溢血发作，再没有醒过来。
1935年4月8日奥克斯去世，享年77岁。富兰克林·D.罗斯福，还有其他几百位领导人发来唁电。美联社在全世界的电讯静默两分钟。查塔努加的每一个商社和工厂都关门一天，纽约市降半旗。伊菲吉妮和阿瑟·苏兹贝格把遗体带回纽约，4月12日，奥克斯被安葬在纽约希望山的以色列圣殿公墓，离他的希兰代尔庄园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