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我要去新疆出差一段时间啊！”我费力地将一大包脏衣服从行李箱里搬了出来，扯着嗓子向正在厨房里洗碗的老妈喊。
“啊？你港撒（方言，讲啥）？去新疆？哪能刚回来又要走了？”老妈关上了水龙头。
“要起多少辰光（方言，要去多少时间）啊？”
“最近事儿多呀，两个礼拜吧，各边（方言，那边）信号伐好（方言，不好），可能打不了电话啊。”
我翻箱倒柜，揪出了大学时候阿拉伯姑娘送我的头巾和袍子，偷偷塞进了行李箱里。这么占地儿的衣服能留到现在，完全是因为它们有纪念价值，当年的我怎么也想不到它们有一天还真能派上用场。
“撒辰光（方言，啥时间）走啊？早点回来啊。”老妈从厨房探出了脑袋。
“明天早晨。”我一回头正巧望见老妈睁大眼睛看着我，手上的白沫沫还在往下滴。
“晓得啦！”我满脸堆笑。
“工作伐要（方言，不要）太拼命！”
“哎呀，晓得啦！这包衣服帮我洗一下吧！嘿嘿！”
我心虚地抬高了声音，连忙低头，将自己从老妈吸铁石般的目光中抽走，装模作样地继续收拾行李。
2011年6月，我和台里的小伙伴们刚从西藏拍完纪录片回到北京，和藏族大叔吃烧烤、喝啤酒时熏出一股味儿的衣服还没被老妈发现，就接到了要去利比亚支援的消息。那年CCTV（中国中央电视台）开始大规模向海外铺设报道点，中东地区的人员还没有完全到位就撞上了“阿拉伯之春”。赶巧的是，当时在利比亚报道的记者又没有一个会阿拉伯语的，我便成了第一个——后来也是最后一个从CCTV阿拉伯语频道临时调派过去的记者。从接到通知到动身前往机场不过两天时间，我来不及（也不敢）跟家里多说什么。
我家母亲大人是一个感情愚钝型选手，但是她的危险雷达却相当敏锐。她会在看见行人被夹在电梯里的新闻之后，每次坐电梯都要重复一遍这个故事来警告我。所以去利比亚这种事是断然不能被她的小雷达探测到的。要知道那时候在利比亚的3万多名华侨刚刚撤出来，电视里天天都在播获救华侨讲述逃亡经历的片段。不过好在她感情线条比较粗放，被忽悠了大抵也不记仇，所以胆大包天（机智）的我就这样闭着眼睛蒙混过去了。
因为联合国2011年3月通过了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定，所以从北京到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路线变得异常曲折。我得先从北京飞十个小时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然后从伊斯坦布尔飞三个小时到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城，再从突尼斯城坐不知道几个小时的飞机到突尼斯南部的吉尔巴岛，在吉尔巴岛通过突尼斯与利比亚之间唯一的陆路口岸利突口岸进到利比亚境内，最后再在边境等当时卡扎菲政府的新闻官开车来接我去记者入住的雷克索斯酒店。
那年我25岁，大学毕业没到两年，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远门。迈出家门的时候，我右手拉着一个20多千克重的行李箱，左肩挂着一套十几千克重的摄像机和三脚架，后头背的书包里还装着一台CCTV阿拉伯语频道总监李仲扬老师当年在约翰内斯堡驻站时期用的老款编辑机。一堆家伙什儿加起来比我这个人还重。趁老妈不在家，我哼哧哼哧地驮着我的“战斗武器”，麻溜儿地奔向了机场，从老妈眼皮子底下溜向了半个地球开外的战场。
虽然一开始我自认为这件事儿办得还挺英勇，心里美滋滋的，但是去机场的路上，心里就开始有点犯嘀咕了。身上揣着的一沓美金横竖也不知道该放哪儿，隔两分钟就想把手伸进书包去摸一摸，确定一下装钱的信封是否还在。我是个吃肯德基都会把手机当垃圾丢掉的人，万一丢了经费，战地又没有取款机，岂不是要喝西北风？！天哪，这点小事都搞不定，还要去战区？我闭上眼使劲摇摇头，暗暗给自己打气：嗯，船到桥头自然直，不直也给它撞直了。
就这样，两眼一抹黑，我拿着一张从北京飞突尼斯的单程机票，独自一人坐上了飞机。临走前我和在利比亚的同事史可为通了个电话，又被嘱托要在利突边境帮凤凰卫视的同行捎一套摄像设备。应下来的时候，我竟完全没想起来：自己好像已经驮了一车比我自己还要重的行李。
好在这“万里长征”让我根本没有精力去想更远的事情，五程的路线只搞定了前两程，接下来怎么去利突边境都不知道，脑袋里一团乱毛线，哪还有空想别的？到了突尼斯再说吧。我默默安慰自己，并果断给脑袋按下了关机键，在飞机上沉沉地睡去了。
突尼斯6月份的天气已经非常炎热，出机场的时候，一股热浪向我迎面扑来。虽然2007年曾在这里留过学，但是四年之后再次来到这里，除了湛蓝的天空和绿得发亮的棕榈树，这个国家早已物是人非了。
至少，前总统扎因·阿比丁·本·阿里的巨幅画像已经没有了。
来不及和这座城市叙旧，我用力地推着装满行李、嘎吱作响的手推车，在标示“国内航班”的售票窗口寻找吉尔巴岛的名字。
突尼斯很小，国土面积和中国的河南省、江西省差不多，大多数的地方不需要飞机这样的交通工具，所以突尼斯机场的航站楼跟中国一个县级火车站的规模差不多，售票处和候机厅挤在一个地方，小、混乱且拥挤。抵达突尼斯的时候已经将近中午时分。
“今天从突尼斯飞吉尔巴岛的航班还有吗？”我低下头努力想让声音穿过售票窗口。
“只有下午一个航班，现在没座位了。”售票员阿姨头也不抬，机械地回答道。
老天爷，这简直是个噩耗。临走前可为曾在电话里反复嘱托，如果我不在当天抵达利突口岸的话，下一次媒体局来接记者就得一周以后，我就得自己想办法去的黎波里了。想到这儿，又低头望见面前堆成山的行李，我全身就像遭了电击后一样变得软塌塌的，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我缓慢地转身准备离开售票窗口，猛地一抬头环顾四周，巧合地，几乎所有人都在看着我，我吓得赶紧低头收回了目光。也是，自2011年1月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倒台逃亡沙特阿拉伯后，“阿拉伯之春”就席卷了整个中东。时至今日，包括突尼斯在内的北非国家已经鲜有外国人入境了，一个亚洲面孔的姑娘突然出现在机场航站楼里，怎么会不引人注目？
都到这儿了，还是得想想办法才好，我深吸了一口气，整理了一下情绪，暗暗给自己打气。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我鼓起勇气去找了机场负责人。办公室正巧没关门，我轻轻地叩了两下，清了清嗓子，故意用突尼斯土语礼貌地打了个招呼：“对不起，打扰了。”心里暗暗感叹，四年前在这里学的一点三脚猫功夫居然此刻还能派上用场。
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眼光落在我身上的那一瞬，本就挺大的眼睛明显又睁大了一圈，两道粗粗的眉毛顺势扬了起来。眼镜大叔的两鬓已经有些泛白，圆圆的脸庞，鼻子和嘴也很配合地圆着，这让他显得很敦厚。大叔发了福的身躯完全挡住了椅子靠背，他歪了歪头，柔声问道：“怎么了姑娘，有什么事吗？”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是一名中国记者，想去吉尔巴岛，但是没有机票了，想寻求您的帮助。”生怕他听不见，躲在门口的我抬高了声音。大叔示意站在他身旁的人稍等一会儿：“是今天吗？一般这个时候很难买到当天的票了。机场旁边有酒店，你可以明天再去。”
“不行啊，我要去的黎波里，只有今天能有人去利突口岸接我。您看我拿了那么多东西，行动实在不方便，请您帮我想想办法。”我费力地把行李车往门口拉了拉，好让眼镜大叔看见那一大堆已成了累赘的“战斗武器”。
“你自己一个人吗？”大叔朝门外望了望，狐疑地问道。
“是的。”我点点头。
大叔转头一脸严肃地跟身边的人吩咐了几句便打发他走了，然后招了招手让我进去。
“你为啥要去利比亚？你在突尼斯生活吗？土语讲得不错啊。”大叔眯起眼睛，严肃的表情稍稍舒展了一点。
“没有，不过我四年前在布尔吉巴语言学院学过阿拉伯语，就在哈德拉街上。”我把推车留在了门口，往屋里走了几步，面对眼前的这根救命稻草，我并不介意多聊几句。
“哈哈，我知道那所学校，我家就在那条街上。你叫什么名字啊？”大叔那好像被固定住的眼角皱纹微微向上扬了一下，配上他炯炯有神的目光，透出一丝睿智。
“您就叫我伊卜提萨姆或伊卜吧，我想中文名字对您来说可能有点难记。”不知怎么，我隐隐预感到眼前这位严肃的大叔会帮我解决难题，心情稍微轻松了一些。
“哈哈，好吧。伊卜，跟我来吧，我来给你想想办法。”眼镜大叔用手撑起他胖胖的身子朝门外走去，顺势喊了个年轻小伙子帮我推车。
“你的阿拉伯语说得比我好啊。”大叔边走边说。
“谢谢夸奖。”我莞尔一笑，满脸绯红，太长时间没和阿拉伯人打交道，一时竟听不太习惯他们的恭维话，“我觉得突尼斯土语很亲切呢，我很喜欢这儿。记得留学时我最喜欢去蓝白小镇，先买个甜甜圈，然后去三层咖啡馆玩猫咪，看成片成片的三角梅，晃悠悠就过了一下午了。”我转头望向严肃大叔，只见他的眉眼越发舒展，一时间，竟露出一丝和蔼可亲的表情。
“哈哈，很久没看到游客了，我都快忘了我们还是个旅游国家。”大叔的笑声像是从圆圆的肚皮底部发出来的，很有穿透力。
“您在机场工作很久了吗？那现在来这里的人都是干什么的？”我好奇心满满地问道，完全忘了自己还身处困境。
“快20年了，呵呵，什么人都有。不过以前来这里的大多是游客，现在嘛，这里已经成了通向利比亚的门户了。”
“所以您的皱纹是最近才长的吗？”
“哈哈哈哈哈，也许是吧。”严肃的大叔终于放开声笑了起来，被固定住的皱纹也像冲破牢笼般自由地在脸上跳跃起来。
“站住！站住！”
闹哄哄的候机厅瞬间静止了，远处一个大胡子冲开人群向外飞奔，后面两个人边喊边追。所有人都警觉地竖起了耳朵。
“快把他按住！”其中一个人大声疾呼。
那个大胡子正快速朝着我和大叔的方向跑来。
大叔见状，二话不说，一个箭步冲上前去，用他庞大的身躯挡住了大胡子的去路。大胡子因为惯性跟大叔撞了个满怀，正要调整自己的平衡往别处跑，却被大叔一把给揪住了。
我条件反射地往边上躲了躲。
“默罕默德（默罕默德与穆罕默德均为阿拉伯男子常用名，二者只是中文翻译不同，为了区分书中人物，本书两种译法都有采用）！”后面追的两个人也跑到了大叔的跟前，“他的……他的身上有违禁品！”其中一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他一把抓住大胡子的衣领。大胡子趁机奋力挣脱，又被另一个冲上来的人钳住了胳膊。挣扎的时候，一本小册子从大胡子的口袋里滑落到了地上。
大胡子的穿着和一般的突尼斯人不太一样，他头顶小帽，身着一件白色的大长袍，络腮胡子留得很长，和穿着牛仔裤、T恤的本地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似乎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大叔又恢复了严肃的表情，示意那两个人把大胡子带去办公室。
“稍等我两分钟。”大叔看了我一眼。
我点点头。
说罢，大叔便小步快跑地跟着那几个人回了办公室。
我弯腰捡起了那本掉在地上的小册子，小册子的封皮有点发皱，像是被反复翻阅过。扉页上写着“Ansar al-Sharia”，翻译过来是“伊斯兰教法虔信者”的意思，下面标注着“盖尔万媒体基金”几个字。本子上的字迹是手写的，很潦草，记录了一些数字，还有一些“圣战”“伊斯兰”这样的字眼。看起来他很像是萨拉菲教派（宗教激进主义者）的信众。
“嘿，伊卜！”正当我心中充满疑虑的时候，大叔跑了过来，他的脑袋上沁出了好几颗汗珠。
“跟我走吧！”他招呼我道。
“哦，好，这个给你。”我把那本册子递给了大叔，“那个人身上掉下来的。”
“嗯。”大叔边走边接过册子，对刚刚发生的事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你怎么自己一个人跑去利比亚？那边现在很危险。”大叔岔开了话题望向我，圆圆的脸庞露出了一丝担忧。
“这不就是记者的工作吗？”我摊摊手，也学他睁大眼睛向上挑了挑眉毛。
“但是你一个小姑娘，还是要多加小心。”大叔的眼神又柔和了。
“会的，谢谢您。”
“突尼斯现在也不安全。”
“是吗？不是都过去了吗？”我疑惑地望着他。
“才刚刚开始，小姑娘。”大叔故意拖长了“小姑娘”这几个字的发音。
大叔把售票窗口里的阿姨叫到旁边，询问了一番，然后便转头跟我说：“伊卜，现在航班确实满员了，但是临起飞前可能会有退票，你在这里等一下吧，只要有退票，第一张肯定留给你。”
“万分感谢！”我激动地双手合十，向他表示谢意。
“哈哈，多保重吧，伊卜。我还有工作，就先走了！”大叔朝我微微一笑，竟也学我举起胖胖的双手，合十跟我道别，煞是可爱。然后，他便恢复了严肃的表情，小步快跑地奔向了办公室。
“好的，再见，谢谢您。”我用力地朝这个面冷心热的胖大叔挥挥手。这几个字并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他的出现，犹如一根定海神针，定住了一叶在无边海面上随波逐流的孤舟。
距离飞机起飞还有五个多小时，候机厅里又恢复了闹哄哄的常态，整个空间闷热而拥挤。座位不够，好多人席地而坐，有的索性直接躺在了地上。他们大多看上去年纪轻轻，但是面容却显得很疲惫，穿着也邋里邋遢。本·阿里的倒台并没能阻止突尼斯不断攀升的失业率，年轻人依然疲于奔命，找寻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我小心翼翼地推着手推车，找到一个靠边的但是可以看见售票窗口的角落，侧身靠在墙边，从书包里掏出了临走前打印的一堆材料，恶补利比亚的战况，也顺道打发一下这漫长的等待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