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问句，但汪一洋很肯定，他确实没有和沈星宜谈起过家里。
虽然从幼儿园至今，同班六七年，那时他们都还无忧无虑，每天装进脑袋里的只有怎么玩，哪还有时间谈其他。
沈星宜讶异，没想到他会主动开口，也为这份信任有些感动。
“我爸妈是自由恋爱，在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当时家里条件不好，靠借钱读的书，后来阴差阳错进了银行系统，也是靠自己好不容易走到今天。我妈妈当时是机关的打字员，是单位文艺活动积极分子，我妈妈你应该见过，很好看。”
“是的，现在也很好看。”
汪一洋继续说，“当时单位联合搞活动，我爸妈一见钟情，后来有了我。当时单位改革，我妈妈已经成了正式公务员，但我爸爸正在事业上升关键时期，我妈妈毅然辞掉了工作，在家照顾我，帮爸爸打点家里的事。那时候就算爸爸再忙，还会抽空带我们去动物园、植物园玩，偶尔能休假还带我们去国外旅行。我妈妈性格很温和，说话总是很温柔，我犯了错、打了架，总是先问我‘疼不疼’，但如果是原则问题，又会很严厉，罚站、也打过我手心，更其他母亲应该是一样的。那时候，我觉得即使被妈妈打也觉得是幸福的。后来爸爸的职位越来越高，应酬越来越多，连我都见不上他几面，通常我都睡着了他才应酬完回家。妈妈经常一个人在家，又因为怕给父亲带来麻烦，交友都很慎重，时间长了难免孤单。好不容易等爸爸下班回家，想跟他说说话，他回来倒头就睡了。没有有效的沟通，现实里又缺乏能倾诉的朋友，时间一长，慢慢就有了隔阂，直到有一天……”
汪一洋很艰难地接上话，“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一份医院的诊断证明和药瓶。我妈妈患上了抑郁症，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从那时起我才留意到客厅、卫生间地板上一缕一缕的长发，母亲做的饭像丧失了味觉一样，没有味道，我后悔为什么当时没有多关心她，我只要多观察多看看，一早都可以发现状况的，不会到这步田地。我把情况第一时间告诉了爸爸，那时他在开会，被我一个电话叫回，我们立即带妈妈去省里最好的医院。可是，医生却说……”
“会诊时我在外面，医生和爸爸不让我进。但我在门口偷偷听见‘重度抑郁’、‘自杀风险’……你明白我当时的感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