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女人。她爱我。我认为她是芬兰人。起初我们也相互这样说，我们是亲戚。“您也是芬兰-乌戈尔人？”我们试图在对方身上发现民族的特性。遗憾的是我不了解，尤其对芬兰历史没有深入的了解（他们最重要的矿产资源有：铬、钛、钴、矾、铜、锌、镍），一般来说我对他们的印象是“北方人”，通常在那一带地区搜找关联。我试图把她放到某个环境当中，归入某个民族，但是这个努力不大见效，因为事实上，我的身体就是她的环境。她的家乡并不是她的家乡，而是我的身体。因此，假如我偷偷地观察她，闪现在我眼前的并不是芬兰的湖光山色，并不是与湖泊相连的瀑布，以及水资源丰富的江河，我看到的却是我自己，而且总是我自己，有时看到的是我还算得上健壮的大腿，有时是我富于弹性的臀部肌肉，要不就是我湿润的嘴唇和手指头。
在几年漫长的时间里，她一直否认她对我的感觉与我对她的感觉如出一辙。后来，她在一次粗暴的争吵里说走了嘴：“我看你的时候，看到的只是我的阴道！”她大声吼叫，“我在我的阴道里看到你！”我不喜欢她这么讲话，我不喜欢她不动脑子地扯到我们的身体，她则不能忍受我的沉默。“现在你怎么不说说自己的阳物！用不着这么遮遮掩掩。现在你又不想说我的屁股了！其实这又有什么区别？！”我认为有区别，但我不说，我又能说什么呢？事实是，她与身体的关系——她与我的身体和她的身体的关系——和我一样，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她对匈牙利的事情了如指掌。她对维兹凯尼战役有着独到的看法（“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无足轻重和毫无意义”），她引用“德拉斐·亚诺什风格”的措辞（德拉斐在莫哈奇战役里解下了靴子上的踢马刺，骑着战马高举国旗冲向死亡），她熟悉关于迪阿克的传说和纳吉·伊姆莱的1953年改革，她知道在所谓的“小作家案”和“大作家案”里都有谁被判了刑，她还熟知匈牙利民主论坛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异同。[7]
我们的争吵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粗鲁，我并不想否认，我们还不止一次地动起手来。我主要抓她的胳膊，偶尔也掐她的脖子，即便说我想掐死她也不算过分；她主要是摔东西，不仅摔书和塑料烟灰缸，而且还从墙上拽下画框，或者毫无新意地摔花瓶，更让人吃惊的是，她居然会摔绞肉机，偶尔还从已经布置好了的餐桌上抄起餐具朝我扔来，假若我们正在炸肉排，刀子也会凌空横飞，这种时候，即便说她想刺杀我也不过分。我想，我们的争吵与我们之间的芬兰-乌戈尔血缘没什么关系。或者还真有？莫非由于我们共同度过的时光酿造的恐怖？我们一起流浪，一起打猎，一起牧羊，并向同一位上帝祷告。或是由于我们的熟悉导致的残暴？看哪，她对我的沉默都如此了解！要是她做梦也能梦见我就好了……或者我梦见她……这种亲近到底有什么用？这种可怜的把戏又能怎样？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突然冲着我大声叫嚷，“也许我要是上帝就好了，那样对你我来说都会好些！我知道你在这么想。但你别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没错儿，你并没有你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因为我也这么想你，也许你要是上帝就好了，对你我来说都会好些……”
这发生在那场该死的维兹凯尼战役之后，我们的冲突变得尖锐起来，无论谈话，还是缄默，都只能毫无进展地原地打转。我在书里曾经读过：有时没必要在爱与恨之间寻找差别。我很反感类似的箴言，但是事实却又如此：有一种情绪在我们体内酝酿，可我们无法预知将在何时爆发。我们既不能影响什么，也不能希望什么。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以另外一种感觉做爱：更加频繁，更加绝望。
有一次我把我俩的事情告诉了父亲，或者说我向他询问：北方的女人是什么样？父亲苦笑着耸了耸肩：“我怎么会知道。”但还是把我叫进他的房间，那间屋子我已经好久没进去过了。父亲一言不发地让我看一幅画，这幅画我小的时候看过许多遍，不过那是在另一套公寓里，在另一间阴暗（更准确地说是朦胧）的房间里。这是一幅笨拙的巨幅油画，装嵌在一个19世纪装饰复杂、式样庄重、结实牢靠的画框里，画上描绘的是在海边鱼市上的卖鱼老妪，天上刮着风，泻下古怪的光线，既不阴暗，也不明亮，也不朦胧。阴暗，明亮，朦胧，灿烂，灿烂的阴暗，明亮的隐约，永恒的黄昏的薄明。我看着画，父亲看着我。
老妪穿着木鞋站在那里，表情开心，在专注地扔鱼。看上去颇像我的芬兰女人。她们的胯部带着某种难以描述的力量且敏捷自如地摆动，有一股厚重的生气，她们同时既是女孩又是女人，既是驮货的骡子又是北方的仙子，无论从劳动还是身体上讲，她们都是很棒的凡俗女人。我从父亲那里离开，继续在想象中将我的芬兰女人放置到那幅油画里，我把她归到那类女人之列，那幅画里描绘的景色变成了她的环境，那些健壮结实的渔妇们。假若我再看她，我看到的不再是我自己，不再是我的大腿、臀肌或屁股蛋，也不再是我湿润的嘴唇和手指头，我不会再动那样的念头：她要是上帝就好了，对我俩来说都会好些……我不用把话说出来，而是像两个亲戚那样地开玩笑，互相询问：“您是芬兰-乌戈尔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