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塞尔·霍耐特
早在数百年前，欧洲思想史上就出现了一种“中介者”（Vermittler）的角色——他们或是科学家、文学家，或是新闻工作者，他们都致力于在两种文化之间实现思想上的相互交流或文化上的相互接近。学者们所从事的这份特别的工作源于一种需求，即让自己的国家认识和理解外面陌生的世界，从而缓和、平息甚至更新本国在政治文化上的自我认识；然而当人们回首瞭望，那些为了架设这种精神桥梁而建立的功绩往往几乎无法被正确辨认，因为它们总是隐藏于公众能够感知和庆贺的事物之下。光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范围内从事这种中介事业的人就已经不计其数。他们中的大部分同时生活在两座城市——伦敦和罗马、柏林和巴黎、维也纳和莫斯科，常常在本国供职于报纸、杂志或者一些科研机构，而在其他国家的大城市进行调查和研究，从而不断保持对本行业最新动态的了解；他们要么自己就从事着翻译工作，要么联系出版社出版翻译作品；他们阅读到手的一切精神成果，参加各种朗诵会、报告会、展览开幕式和戏剧演出，从而在文化上保持领先，并不断地利用这些场合为他们的交谈对象介绍自己国家的政治文化新动态。长时间坐着火车旅行、在陌生的地方建立起联系、写出大量的信件、留心观察和倾听、从事艰难的翻译……正是这些堪称“体力活”的工作，为这些中介者的脑力劳动提供了物质基础。
这些中介者必须同时完成两个相互对立的任务，而这又使得他们的工作显得格外困难，并且让他们几乎可以说是永远面临着无尽的挑战。一方面，为了搭建两种文化之间理解和沟通的桥梁，他们必须不断努力去发掘二者之间相互联系和共通的地方；而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能忽略两种文化之间存在分歧和障碍，并且要让人们对这种分歧和障碍也有所了解，这样才不会抹杀异域文化所独具的特色。中介者们必须精准地游走于文化特色与文化差异的界限之间，在对文化共同点进行具象化的同时，必须把文化间那些有差异和无法比较之处的意义保留下来。只有能将这两者完美统一起来的人——于陌生之中发现共同之处，于共同之中领略不相容之处——最终才能让来自陌生世界的异文化在自己的国土上结出丰硕的智慧果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上普遍开始了去殖民化进程，这不仅加快了文化的全球化，也让文化中介者的活动领域随之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局限于欧洲文化圈，在突尼斯的工作与在圣保罗或新德里的工作都一样必要。随着工作范围在空间上的扩大，工作所需的旅行变得更加繁重，中介渠道更加不确定，语言障碍更大，翻译也更为昂贵；飞机替代了火车，大学在更大程度上成为相互接触的地点，出版社因资助翻译那些来自迄今为止遥远而陌生国度的作品，而面临必须承担更高风险的巨大压力。这些物质方面工作条件的改变使得文化中介者们的精神面貌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诚然，在欧洲，主要仍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对新世界充满好奇而又具有较高语言天赋的学者在推动着这种精神交流；不过，这些学者所面对的，却常常是一群政治上积极、求知欲旺盛而且急于使自己的国家摆脱闭塞困境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也急于使本国文化在国际上得到认可。这些人大部分出身于父母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家庭，在巴黎、伦敦或是柏林，他们在陌生的大学环境中艰难地求学。正是由于他们，我们欧洲人今天才得以欣赏到来自北非、南美或是印度的文学或科学著作。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加速，文化中介者逐渐变得国际化，他不再只是一个年长的、白皮肤的欧洲男性的形象，相反，他既可能是一个来自阿尔及尔的年轻学者，也可能是一个来自加尔各答的孟加拉教授。
1989年，随着苏联解体，横亘在东西之间的铁幕崩塌，整个文化中介系统经历了一次更加激烈而彻底的变革。成百上千来自东欧、亚洲和非洲的学者同时登上国际文化的舞台，一大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怀着满腔热忱和积蓄已久的干劲儿努力寻找机会接触西欧的大城市，他们从这里开始相互了解、丰富认识并共同进步，这在文化全球化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若在40年前去殖民化的进程中，人们会说是飞机的出现使得文化中介在地理上的扩张成为可能，而今天则首先要归因于互联网；电子设备与媒体的应用解除了以往身体必须到场的束缚，在它们的帮助下，人们可以更为便捷地参与到各种不断扩大的智力交流中去。此外，出版社、大学和国家文化机构则成为迄今相互陌生的文化互相认识的接洽点；人们在这里进行对话、举行研讨会，之后发展成项目，通过它们，双方能够互相认识和学习各自的差异性与共同点。
1970年代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迈出了文化开放的第一步，之后直到苏联解体，它才真正开始了对西方开放的进程。这个过程虽然不像东欧剧变那样剧烈，但是精神——政治变革的趋势也在持续不断地增强，与欧洲国家进行更多思想与文化方面的交流的要求在不断增加。那些积极承担起中国与英国、法国或德国之间交流者角色的中国人，大部分曾是柏林墙倒塌前后进入大学学习的那代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攻读了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某一专业，迅速掌握了一门欧洲语言并在短时间内成为对应国家思想文化历史方面的专家。我们今晚的获奖者曹卫东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专家；为了能够正确地评价他的成就与功绩，有必要简短地回顾他作为文化中介者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曹卫东出生于传奇般的年份，1968年，他的家乡是江苏省的一个村落。正是在那一年，西欧大城市中大学生运动的一些派别开始发现毛泽东著作的价值，并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视为自己政治纲领的楷模。17年后，曹卫东开始了他在北京大学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这个时期，曾经的社会运动所带来的社会假象早已烟消云散，社会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改良主义观念；中国开始尝试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并在迟疑中向西方世界迈出了开放的第一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之中，曹卫东发现了学术的安身立命之所，这使他能够潜心深入地研究德语语言和文化；在二十岁出头的年纪，曹卫东继续学习了比较文学，同时又关注着德国在美学方面的讨论，他早期发表在艺术与文学杂志上的就是有关这方面的文章。硕士毕业后，他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那儿度过了五年时光，直到1998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一时期，曹卫东必须对他今后的学术方向作出理论上的决定，或许一开始还是无意识的，但随后就变得越来越确定：在美学——文学研究的视阈下，他还学习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并研究了哈贝马斯的著作，同时开始考虑开展他自己在交往范式方面的研究工作。随后他极为频繁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和研究新发现的理论传统，并越来越多地开始用一种批判性的社会理论来审视自己的研究任务。然而相比这些理论研究，曹卫东从交往理性的理论当中为自己的职业设想获取的灵感则显得尤为重要，即让我们共同具有的理性达成一种非暴力的谅解，从而能够达到相互理解的一种设想，这种设想影响和促使他决心成为一名中德之间思想文化的中介者。让中德这两个迄今为止共同点颇少的文化大国彼此更加接近、相互加深了解，甚至彼此通过对方来观照自己，从那时起，就成了曹卫东所有创作最重要的目标。
大家可以想象，在这一完全陌生的新领域跨出第一步是多么艰难和不易。德语本身充满了各种变化与陷阱，对于将德语翻译成汉语的译者来说，无人不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译者应极力克制自己简单地将德语中难以理解的部分与他的母语相混淆的冲动，也不应把这些晦涩难懂、无法比较的地方不加评论地放在那里；而是需要不断地思考，根据语言表达上的经历找出它们所反映的一些共同点，并使这些经历冲破无法逾越的差异鸿沟。自20世纪末起，曹卫东便开始了他有关文化传播的工作，这些工作经常需要平衡文化间互相适应与强调区分之间的关系，以至于一篇完成的译稿还经常伴随着一系列诠释单个概念和文化差异的理论著述。1995年他翻译了马克斯·舍勒的作品，此后他翻译的作品不计其数，其中包括一系列哈贝马斯的著作，目前他翻译的最新一部译著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在翻译这些著作的同时，他还发表了许多其他领域的文章，如有关德国思想文化现状的论文，有关布莱希特戏剧在中国接受的思考，有关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德国形象的研究，等等。
就像要抵抗日渐草率的研究趋势一样，曹卫东在这些文章中对许多学术上未曾提及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讨；在该领域中前人的基础上，他在揭示文化间共同点的同时，也在努力地保留文化之间暂时无法对比之处的意义。除此之外，大概可以想象，所有其他的日程安排都正如我们在前面介绍文化中介者历史的篇幅中所知道的那样：电子邮件为出版社和作者之间的便捷沟通提供了便利，往返于北京和法兰克福之间的航班帮助双方互相建立起信任，日常的工作主要包括翻译、研究、出版以及撰写文章等。如今，曹卫东已经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和哲学教授；他无疑是中德学术交流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们要感谢他，使我们有机会去了解另一个国家，而不是傲慢自大地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值得别人学习的。通过在两种文化和众多学派之间的学习，曹卫东在消除理性的界限方面比任何被自己的文化身份束缚于本国的人的贡献都大；正如我们将通过他的文化传播工作更好地理解中国那样，他也将通过这些工作对中国自己的精神启蒙作出贡献。无论是在写作、翻译还是其他所有工作中，他都已经是如此地成功，然而他却依然保持着他那最亲切自然的风度与友好和蔼的态度，就像昔日那个往返于北京和法兰克福的中国留学生一样，这一点也最令我们感到意外。
亲爱的曹卫东先生，我衷心而诚挚地祝贺您获得2008年法兰克福文学之家“德嘉银行翻译奖”，并祝愿您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切顺利！
谢琼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