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家风家教
当今社会，价值观多元化，每个人都想获得最大化的自由，但这些自由并非没有边界，没有约束。如果一个孩子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吃饭吧唧嘴，喝汤呼噜响，一不高兴还扔东西，爆粗口，我们对他的评价就三个字：没家教。
没家教，今天流行的说法叫“犯贱”。这是一种严厉的道德谴责，贬斥的不仅是孩子的一言一行，连父母的基本素质都归于道德差评。换言之，一个孩子没教养，自己丢脸不说，父母全家都会蒙羞。所以曾国藩在功成名就之后，更加关注家教。在给弟弟的信中，他提出了一个观点：
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清）曾国藩：《曾国藩家书·与弟书》
一户人家的后代是否贤能，百分之六十源于天性，百分之四十源于家教。
宋代著名理学家邵雍告诫子孙说：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后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宋）邵雍：《戒子孙》
邵雍按照资质把人区分为三品：上品的人，天生就或神或圣，不待教就能垂范群伦；中品的人，必须经过教育、教化才能成为贤德、贤能之人；下品的人，天生或愚笨痴顽，或傲狠不逊，再怎么教育都没长进。
邵雍的分类是否科学，结论是否武断、片面，我们不做评论。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要成为贤人或有用之才，必须通过教育。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子弟是否贤能有才，直接关系到一个家族的兴衰。宋代学者倪思曾经有个结论：十子兴家，一子败家。
十贤子孙，未必能兴家；一不肖子孙，破家为有馀。他事皆可区处，唯子孙不肖，无策可治。——（宋）倪思：《经鉏堂杂志》
倪思担任过礼部尚书、兵部尚书，阅人无数。他曾经当面评价宰相韩侂（tuō）胄“明而不聪”：精于政务，是为明，但不能辨认奸邪，这就是不聪。韩侂胄听了悚然领悟。倪思的观点是：一个国家，奸臣可能误国，但毕竟忠臣多，正义必然战胜邪恶。但对一个家庭来说，十个贤能子孙辛辛苦苦一辈子，未必能够振兴家族，而一个不肖子孙，败家就绰绰有余了。
倪思的感慨是：世界上其他事情都可以设法解决、应对，但子孙无才、无能、无德、无行，那就无法可想，只能徒唤奈何。
有鉴于此，中国在上古时期国家、地方、贵族就开始全方位注重“蒙学”，从小教导子弟趋于正道，开发善性。《礼记》上说：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学记》
再好的玉石不雕琢打磨，就是一块石头；再聪明的人如果不学习，就不知道道义是什么。到了后代的启蒙读物中，这句话变成了更有名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南北朝时期，天下纷乱不堪，但没有任何一家士大夫家庭放弃教育。颜之推谈到他那个时代的家族教育风气时说：
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
士大夫人家子弟，从几岁开始就要接受教育。一般的要读完《诗经》《论语》，超前的还要读到《礼记》和《左传》。
如果国家、地方有能力举办官学，送子弟读书自然没问题。到了战乱年代，国家和地方都没有能力或机会办学，子弟教育问题怎么解决？办法只有一个：私学盛行，家教突兴。颜之推遭遇的刚好就是这个时代，他本人也是家族教育模式下的精英人士。
什么是家教？纵观历史，中国的“家教”有三层含义：
第一层，“家教”就是“家学”，是指特定职业技能的家族化、世业化。今天所谓的看家本领、家学渊源、书香门第都不同层面地反映了古代家学的盛况。
比如东汉的贾逵，身高接近一米九，勤学不倦，被称之为“通儒”。仔细考察，勤学固然重要，但家族的知识传承才是贾逵成功的最重要因素。贾氏从先祖贾谊开始，不是高官显宦就是硕学名家。比如他的父亲贾徽就精通《左传》和“五经”。子承父业，贾逵从小虽在官学——太学读书，但他父亲随时为他补课，传授家学，后来贾逵成了著名的经学家、天文学家。
比如，山东琅邪王家，曾祖王彪之主张研究典章制度，对各种礼仪规范都能娓娓道来，不差分毫，但这些知识，王家只在家族内部传授。王彪之把相关文献和自己的著作都锁在一口青色的箱子里，被人称之为“王氏青箱学”，成为家族发达和学术传承最重要的通道和平台。[1]凭着这种看家本领，王家获得了两方面的巨大成就：一是大量的子弟入朝为官；二是王家子弟为后世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各类学术著作，成为国家礼仪规范的主要来源。王家的发达程度和持续力成为家族的骄傲。王彪之之后两百多年过去，历经战乱，沧海桑田，王家还是世世代代为官为学，名德双集。所以到了梁朝的王筠特别自信地教育子弟说：“安平的崔家了不起，汝南的应家也很有名，但他们的家业传上两三代就没落了。看看我们王家，七代人都辉煌荣耀，天下有哪家可比？”
王筠并没有吹牛说大话。当时的沈约，官居尚书令，文名满天下，但他对琅邪王家的佩服之情更是溢于言表。王筠经常激励自己的子孙和下属说：
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已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观堂构，思各努力。——《梁书·王筠传》
我从小就喜欢读百家之书，也担任了撰写四代史的史官。据我考察，从天地开辟，爵位相继，文才世传的，没有任何一家能超越琅邪王家。你们看到了王家的金碧辉煌，就知道该怎么努力了。
家教的第二层含义，是指家族自创的私塾、家馆、书院。最常见的是在家中、祠堂、寺庙、租借地开设学校，延请有名望的读书人教导子弟。最有名的是富贵人家延请名师到家“坐馆”，只教自家和亲友家子弟。后来，受益对象渐次扩展到附近的异姓子弟，成为“义塾”“义学”。这种风气很早，如北魏时期就有皇家子弟义阳王拓跋子孝在家中设学馆，将适龄学童齐集家中免费受教，还提供饮食。[2]
这种教育模式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
一是从家庭教育转化为家族教育，整体提升家族竞争力。比如安徽休宁茗洲吴氏在家法中就明确规定：
族内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培植得一个两个好人作将来楷模，此是族党之望。——《茗洲吴氏家典》
家族内那些有才有德但无钱延师教授的，一定要收罗在家塾中或者资助一定的膏火钱——相当于今天的助学金、奖学金。将来如果能够培育一两个人才，不仅提升家族的社会名声，光耀祖宗门楣，还可以为后来的家族子弟做榜样，这属于吴家未来的希望。
二是从家族教育转化为社会性教育，扩大家族影响，全面提升地方教育水平。比如江西奉新华林胡氏家族，迁居江西后，孝友传家，聚族同居八百余口，成为“华林世家”。
胡家人口众多，开始采用私塾形式教育族众，到了胡仲尧一代，创办了华林书院，修造教学区、生活区、图书馆。本来目的是“显诗书之门第，振仕宦之宗风”——对内培育家族人才，向外展示书香门第的优越性，承继、振作家族仕宦风气。后来不断开放，延请四方名士担任讲席，还破格招收优秀的族外学员，规模也从几十人急剧上升到数百人，游学的则达几千人，最终与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和鹅湖书院齐名，成为“江南四大书院之一”。
这样的家族教育效果如何？安徽地方的程、汪、胡、吴等八大姓基本垄断了从宋到明的科举名次，为官为学的名人更是层出不穷，至今不绝。至于华林书院，单纯胡姓子孙在科考方面就有55人中进士，仕宦层面，刺史、尚书、宰相也不乏其人。以至于宋真宗御笔亲赞：
一门三刺史，四代五尚书。
他族未闻有，朕今止见胡。
——（宋）赵恒：《赞胡家》
这首诗也就是打油诗的水平，但谈到的现象却发人深省：胡家一门出现三个封疆大吏和五个中央正部级以上官员，家门之盛，罕见稀闻。
到了近代，很多家塾、家馆、书院很快转型为现代化教育单元。比如天津严修家的“严氏家馆”就是今天南开大学的前身。
家教的第三层含义是指家族教育的教育理念、管理规范与教育方法。今天还保留的很多塾规、馆训、学则、条录等管理规范，严格意义上都属于传统的家法范畴，这点我们后边再讲。这里我们先说说历代家法中的“蒙正”理念。
所谓蒙正，来自《周易》：
蒙以养正，圣功也。——《易·蒙》
从童蒙时代培育、养成良好品德，是造就圣人贤才的必由之路。我们今天的通俗称呼叫“养成教育”。
朱熹坚持“道不远人，理不外事”的理念，认为再高深玄妙的“道”都得由人来体现、传承，再深刻的“理”外化出来无非就是处世的法则、规范。所以，他在修订学生行为规范时特别强调“道理”的日常化、生活化。
故古人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训导整齐之者，莫不有法。——（宋）朱熹：《朱子论定程董学则》
朱熹的观点是：圣人立道设教，都是从童蒙时代开始。日常言动，必有法则。这样下来，一个人身上的暴虐、傲慢、放肆、随意的恶性就能得到矫正，最终成为品行端良的君子。
筷子是最简单的食用工具，但在古代家教中，却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行为规范。上圆下方，代表天地好生之德。小孩只要能自己吃东西，就需要传授他用筷子的技巧和禁忌。比如不能敲筷子，也不能用筷子敲碗盆——这是未来当乞丐的节奏！更不能拿着筷子四方出击，专拣喜欢的东西吃——这是自私贪婪的表现，未来谁见谁讨厌，一辈子都找不到老婆。再比如，不能将筷子直插进米饭碗里，那是祭祀祖先神灵的仪式，不能僭越，也不吉利。
这类家教理念在中国流传数千年，已经融入每一个人的血液中。但近百年来，这些传统渐渐被抽丝般的削弱，甚至被淡化、丑化。
至于教育方法，标准不一，种类繁多。我们先从家族分工角度说明传统家教的一些特点。以“师资”为例，除师教以外，家教有父教、兄教、母教，还有姻亲之教。
先看父教。父兄之教是家教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三字经》上说“子不教，父之过”，就是说明了父兄对子弟的身份性教育训导的义务。父教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直到具体的行为规范，全方位立体化地覆盖了家教整个过程和环节。比如，唐代的柳玭（pín），祖父柳公绰，叔祖父柳公权，柳玭在教育子孙的时候谈到了一个观点：“直不近祸，廉不沽名。”
做人一定要正直，但绝不能过度、过分，给自己和家族招来灾难；做官要廉洁自守，但绝不能以此沽名求荣，否则坏了心术不说，还会招来非议和侮辱。
柳玭对子孙的教诲算是知世之言，这种见解，没有经过人世风浪风霜是不会作为一种经验和智慧传递给后代的。
直言贾祸在历史上有很多经典故事。春秋时期晋国大夫伯宗，贤能有才，但骨鲠直言，盛气凌人。他的妻子每天告诫他，直言贾祸，让他注意策略。伯宗一笑了之，不以为然，后来果然被强大的郤氏家族陷害身死，其子逃亡楚国。[3]《列女传》认为伯宗在存身保家方面，还比不上一个女流，专门将他妻子作为典型人物写进了《列女传》。
至于清廉沽名，汉武帝时代的公孙弘，以布衣之身而取卿相，为人猜疑忌刻，但看起来宽厚温和，如沐春风。位居丞相却布衣草食，主爵都尉汲（jí）黯向汉武帝告状，说这是欺诈，是沽名钓誉。[4]宋代王安石，在生活上一点不讲究，经常蓬头垢面，穿的是百姓衣，吃的是猪狗食。苏东坡的父亲苏洵认为这是不近人情之举，是一种以简朴、廉洁博取名声和地位的奸巧手段，为此还专门写下一篇雄文《辨奸论》。[5]
如果父亲早逝，兄长就必然担当起教育弟弟的职责。比如颜真卿，父亲去世后，一直由兄长颜允南培育教诲，终成大家；比如韩愈，三岁时父亲去世，一直由兄嫂长养、教育，后来韩愈倡古文、排佛老，性情刚正孤峭，酷肖兄长。
再看母教。父教注重的是“三观”培育和基本知识体系传承，母教则着重于培育女性子嗣和男孩子的日常生活习惯。特殊情形下，如果父亲、兄长过世或远宦他乡，子女教育就成为母亲的天然义务。前秦太常韦逞的母亲宋氏，出身于儒学世家，幼年丧母，又无兄弟，父亲只好把家传的《周官音义》教授给她。嫁人生子后，宋氏白天打草砍柴，晚上给孩子讲课，孩子熟睡后还要纺织挣钱。后来儿子成才，又传出一段佳话：前秦国君苻（fú）坚视察当时太学，其他课程都有教授，唯独《周礼》找不到师资。听说韦逞的母亲宋氏传有家学，马上派遣120名学生到宋氏家里学习，并赐号“宣文君”，宋氏由此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在家设立学堂教授的女博士，比她儿子的名气还大。
康熙朝宰相张英之母吴氏，精通《毛诗》《孝经》，生当明清鼎革之际，却能明判天下大势，无数次让全家化险为夷。崇祯末年（1643年），丈夫张秉彝本有机会选授美官，但吴氏却说：世道混乱，如果继续做官，要么殉情旧朝，要么效命新王。与其履危蹈险，不如退隐江湖。[6]于是全家归隐桐城，拾柴种蔬，粗食自给，既保全身家，又无亏名节。后来躲避匪患兵火，更是颠沛流离，家无定所，丈夫又经常不在身边。但无论身处桐城乡间，还是蜗居南京小屋，吴氏对子女的教育从未间断。后来张英位极人臣，但秉承母教，终身以“敬慎”自律。更巧合的是，张英的夫人姚氏，也是名家之女，也精通《毛诗》，还精通《资治通鉴》，她辛勤持家，亲自长育、教导八个子女，从来不让保姆插手孩子的教育。有了这样的好母亲，加上父亲的随时训导，桐城张家终于在张廷玉一辈达到顶峰。以至于康熙皇帝高兴地在公开场合表扬张廷玉家不仅父训有方，母亲姚氏也“母教有素”。[7]
传统家教的基本含义我们说清楚了。那么，传统家教的目标定位是否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家族的兴衰是否也是以功利性的标准进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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