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是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任务。现实国情决定了我国要走一条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始终没有找到这样一条健康发展的路子，反而经历了不少曲折和失误。进入新时期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政治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发展思想，深入研究这一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对象
（一）关于“政治发展”的含义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政治现象和政治生活就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发展也就成为与人类政治生活相伴随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观察和分析也就是政治发展研究。但是，正式提出“政治发展”这一概念并将政治发展作为一项专门的理论课题进行研究，却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情。在这一时期，亚非拉地区一系列国家民族独立后对政治发展的迫切需求，构成了“政治发展”理论产生的客观基础，而西方国家为争夺世界霸权以控制和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现实政治需要，以及理论上区域研究的发展和政治学上“行为主义革命”这两股潮流的汇合，最终导致政治发展理论的兴起。此后，西方学者的不断深入研究使这一理论逐步概念化和系统化。
在西方政治发展研究中，对于什么是政治发展的问题，学者们从各自的认识兴趣、分析框架、参照物和研究目的出发，做出了各不相同甚至歧义颇大的解释。美国学者阿尔蒙德较早提出了政治发展这一概念，他从三个方面看待政治发展：首先是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这主要是指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观念的变化，即某种政治文化成为普遍化的、大众化的政治文化；其次是政治结构的分化，在分化当中，政治角色变得更加专门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以及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次体系，而所谓角色分化和结构分化，不仅仅是指新一类角色的出现和旧一类角色的变化，而且包括角色之间或结构之间相互关系上可能发生的变化；最后是政治决策能力和贯彻政策能力的提高，即政治体系扩大其政策作为能力的提高。[1]在《政治发展的诸方面》一书中，路逊·派伊把不同学者对政治发展内涵的理解归纳为十个方面：第一，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政治前提，是适应并促成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形式的生成过程。第二，政治发展是工业社会典型政治形态的生成过程。工业生活使政治形态出现许多相同之处，因而不管是否实行民主政治，所有工业社会都有一套相同的政治行为模式和施政标准，这套标准就是政治发展的状态。第三，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而这种政治现代化又是以西方的现代政治形式为参照标准的。第四，政治发展是民族国家的运转和建设过程，政治发展首先是一种国家政治制度中的民族主义政治形式。第五，政治发展主要是国家行政与法律方面的发展，即现代行政组织、行政秩序与法制的发展。第六，政治发展是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的过程。政治参与一般是自下而上的，而政治动员则是自上而下的，但二者只要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都能达到政治发展的目的。第七，政治发展即是建设民主政治。第八，政治发展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政治变迁，是一个社会能够理性而有目的地控制政治过程，引导社会变革的方向。第九，政治发展是政治系统能力的提高过程，其中主要是指政治动员和权力行使能力的提高。第十，政治发展是多元社会变迁中的一个侧面。[2]亨廷顿和多明格斯在为格林斯坦和波尔斯比共同编辑的《政治学手册》撰写“政治发展”词条时指出，由于对政治发展较为关切，因而促使学者们为“政治发展”下定义，于是定义以惊人的速度涌现出来，但在他们写作的词条中，他们认为“政治发展”这一词汇一般从四种不同的角度加以使用，这就是：第一，地理意义上的政治发展，在这里，政治发展是关于发展中国家，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较穷或者工业化较差的国家的政治的一种简化方法。从这一意义上讲，差不多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某个方面的任何研究，都可冠之以对政治发展的研究，即便所使用的主题、概念和方法实际上可能与研究一个发达国家的政治所使用的相似。第二，派生意义上的政治发展，在这里，政治发展被认为是指更为广阔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方面和后果。第三，目的意义上的政治发展，在这里，政治发展的定义是朝向一个或更多目标或代表政治体系状态的运动。在某些情况下，政治发展据说还涉及向若干不同的目的的运动，而任何一个目的也许只有在实现其他目的的过程中作出某种妥协才有可能实现。这就使政治发展成了包含若干固有矛盾的概念。或者说，如果政治发展意味着朝着一个特定方向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例如民主化）通常就已经有了一个完美的名字，这样政治发展就变成了多余的标签。在各种各样的目的中，被视为与政治发展一体的运动，有民主、稳定、合法性、政治参与、政治动员、政治制度化、平等、正义、自由、福利等，在许多情况下，朝着这些目的的运动含蓄的或者明白的被看作是较为普遍的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在另一些情况下，现代化与政治发展是严格区分的，后者被看作是政治组织和秩序的制度化，可以出现在现代社会或过渡社会，并且常常由于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经济变化而遭到破坏，导致“政治衰败”。第四，功能意义上的政治发展，在这里，政治发展被看作是朝着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的一种运动。从这一意义上讲，政治发展不是现代化的政治结果，而是一个有效发挥功能的现代社会的政治必需。[3]
政治发展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传到我国后，我国的许多学者也自觉地开始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和研究现实政治发展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解，有学者把中外学者对政治发展的解释大致归纳为八类：第一类认为政治发展就是建立西方式的政治体制的过程，或者说是向某种既定的政治模式的过渡。第二类认为政治发展即政治现代化，就是从传统政治社会向现代政治社会的过渡。第三类认为政治发展就是公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参与广泛化的过程。第四类认为政治发展是用来描述民族统一构建和国家建立的过程，即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第五类认为政治发展就是政治体系能力的增长，包括行政与法治的发展，建设有效率的政府；提高政治领袖和政治结构的动员能力和权力效应。第六类认为政治发展是政治的民主化过程。第七类认为政治发展是一个从古至今并向未来延伸的政治生长过程。第八类认为政治发展可看作是通过付出代价和扬弃代价以寻求再生之路的努力过程。[4]
由此可见，政治发展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而又难以加以准确定义的概念。政治发展概念的复杂性源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以及研究者所具有的不同的理论参照和价值标准，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应立足于特定的时代和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否则难以在学理上进行严密的界定。笔者对政治发展概念的理解如下：第一，政治发展虽然可以运用于自政治现象产生以来的广义政治变迁过程，但主要是指由传统政治社会向现代政治社会的过渡，主要内容包括政治一体化、政治民主化和政治现代化等内容，而在那些已经实现了民族独立统一并初步建立起能保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政治体系的国家，充分实现政治民主化和进一步推动政治现代化，就成为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了；第二，政治发展是现代社会进程中广阔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是现代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它与现代化的其他方面内容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第三，不同的民族国家在现代政治发展的具体过程中，要从本国具体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出发，建立适应本国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发展需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治体系，从这个意义来说，政治发展不仅是一个技术概念，而且是一个文化概念；第四，虽然不同国家的政治因为具体社会环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发展内容，但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决定了政治发展往往具有一般性和相通性的内容，因此不同国家在推动本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在自主探索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在政治发展中所取得的一切有益政治成果。总之，正像有的学者所总结的：政治发展意味着建立一个适应特定社会的历史——社会——文化要求的稳定的政治体系，这一政治体系必须具备完善的政治功能，必须能有效行政、大众参与政治，必须具有自我变革的能力。[5]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政治发展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政治发展具有进步性。政治发展的进步性主要是指政治发展总体上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发展需要扬弃和付出代价，有时甚至因为付出代价过高而出现曲折并经历痛苦，但从长期来看，它应该朝着一体化、民主化、现代化的方向前进。第二，政治发展具有目的性。政治发展需要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但政治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人的发展，因此，任何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方式发展的过程，也是促进人的潜能发挥的过程。此外，政治发展固然有其自身相对独立性的一面，但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政治发展也是一种适应性进步的过程，以有利于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功能为根本目的。第三，政治发展具有多样性。现代政治发展虽然是一种全球性的政治现象，而且各国政治发展具有相似乃至相同的一般内容，但由于现代化进程中世界各国的历史背景、传统文化、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素质等国情不同，由此决定了世界各国、各民族政治发展的起点、目标、道路和方法的多种多样性，那种不顾本国国情，一味照抄照搬别国政治发展模式的做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不可取的。第四，政治发展具有自主性。世界各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各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因此，在推动本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各国应摒除各种压力和干扰，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通过合理的理性建构和设计，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目标，在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有益成果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推进本国的政治发展，走出一条有本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建立起适应本国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稳定的政治体系。
（二）本书研究对象的界定
作为一个时间概念，“改革开放”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一时代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全会彻底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及1976年10月以来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提出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全会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改革开放的浪潮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涌动，并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改变了社会系统的组织形式、运转方式和发展方向，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推动了中国的全面发展。鉴于改革开放在我们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历史作用，改革开放成为新时期最重要的时代特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和代称。作为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和一个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改革开放有起点而没有终点，其下线是到我们目前所处的现在，它正在不断向未来延伸。改革开放已经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可以预料，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未来中国的经济、社会还将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延续，改革开放作为一个时代的界标将会越来越明显地凸显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这一特定社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政治发展思想。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思想既继承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实践探索中所获得的有益成果，又扭转了改革开放前在政治发展方面陷入的困境，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和创新。在适应国际、国内各方面形势变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努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探索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新思路，开创了我国政治发展的新局面，并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内容丰富、深刻完整的理论体系。当然这一体系目前仍然处于动态的变化、发展之中，它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而继续丰富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发展思想，主要集中在党的中央领导人尤其是党的领导核心关于政治发展问题所做的论述中，并具体体现在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讲话、文章、报告以及党的会议文献等相关资料中。本书将以这些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对改革开放以后到现在这一特定时段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发展思想进行研究。
二、研究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过艰苦探索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古语说得好：“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越是经过艰难困苦得来的东西，就越有研究价值和意义。
第一，理论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理论成果，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这些理论成果是对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理论总结，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些理论成果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发展思想是这个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与其他部分保持密切的联系，因此，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发展思想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放弃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发展思想，就不可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另外，进入新时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等作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发展思想研究得还不够，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发展思想所进行的研究，能够为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找到一个新的视角，拓展一个新的领域，毫无疑问，这将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成果。同时，研究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有助于推动我国发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发展思想是我国发展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还是进行发展政治学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发展思想，既是我国发展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应有内容和重要任务，又能够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政治学理论体系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而离开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就难以正确认识和总结我国政治发展的实践经验，难以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发展。
第二，现实意义。“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对经济生活以及全部社会生活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6]研究和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发展思想，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代中国正处在以“社会转型”为特征的空前的社会变革时期，这场变革是由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是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是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型；是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全面开放社会的转型；是从同质的单一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的转型；是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型；是从权力、人情社会向能力型社会的转型；是从匮乏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转型；是从“经济型”社会向“技能型”社会的转型；是从意志社会向理性社会的转型[7]。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造成大量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的集中突现，如新旧体制胶着、利益分化严重、价值取向日益复杂、文化碰撞加剧等。要处理好这些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推动政治发展，这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条件，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曾经指出的，“政治发展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但它另一方面越来越成为现代化的原因”。[8]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和问题的集中突现，迫切要求进一步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充分发挥政治对社会转型的特殊作用。而要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就必须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发展思想的研究，通过研究深刻把握我国政治发展的特殊规律，获得对我国政治发展的理性认识，并以这些理性认识为指导，采取切实措施推动我国政治发展。这样，就能使我国政治发展避免犯大的错误，沿着健康的道路顺利发展。
三、研究综述
我国对政治发展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起步的。由于当时我国政治学刚刚恢复，学科基础建设比较薄弱，因而，最初人们对政治发展问题的研究基本限于传播和介绍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也有一些探讨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情况。随着人们对政治发展问题的重视和研究的深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界在政治发展问题的研究上展现了一种自觉的学术追求，主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探讨一般政治发展理论，并开始重视对中国政治发展实际问题的研究，这一研究的转向，使政治发展这一命题开始在中国获得学术生命，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也迫切需要政治发展理论的指导，于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理论便成为人们明确的学术追求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理论的建构，相应的需要多方理论资源的支持，其中，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研究，属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理论学术源流的重要分支内容，它与以上政治发展一般理论以及学术界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问题的探讨两个方面内容，都存在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共同构成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理论必不可少的理论资源。因而，对我国政治发展问题研究总体状况的把握，应该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对一般政治发展问题研究的情况；二是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问题研究的状况；三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的情况。
国内学者对政治发展一般理论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介绍和传播；二是在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反思、诘问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理解所进行的理论探讨。对于国外有关政治发展方面的著述，研究者常常提到的有：美国塞缪尔·亨廷顿所著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美国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所著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美国格林斯坦与波尔斯比所编的《政治学手册精选》、美国派伊所著的《政治发展的诸方面》等。国内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进行专门介绍的著述，有台湾学者陈鸿瑜所著的《政治发展理论》、王元所写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述评》、姚建宗所写的《国外政治发展研究述评》、白锐所写的《政治发展理论的思想史根源剖析》、陈明明所写的《行为主义革命与政治发展研究的缘起》、任佩文所写的《西方政治学中的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理论》、冯钢所写的《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等，此外还有许多政治学方面的专著和教材对此问题也有专题介绍。
随着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国内政治学界的广泛传播，学界开始用审视的眼光看待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并开始尝试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建构一般性的政治发展理论，笔者所能收集到的这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有燕继荣主编的《发展政治学：政治发展研究的概念与理论》一书与李元书主编的《政治发展导论》一书，此外还有诸多学术文章就政治发展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理论探讨极大地推动了政治发展理论的本土化进程，在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理论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过渡作用。
在对政治发展认识逐步深入的基础上，国内学者逐步摆脱了对一般性理论的眷顾，转而注重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规律和发展趋向。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国内学者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他们写出的东西很快汇成了探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文库。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把这方面的成果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规律的探寻和思考；第二个方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某个方面问题的认识；第三个方面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或改革开放以来或之后某个时期政治发展历程或成就的回顾与总结；第四个方面是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展望或设想。学术界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问题的研究论述，表面看来与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研究似乎仅仅是角度的不同，但实质上二者的对象指向又是一致的，在建构有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大背景下，二者的辩证关系在于：一方面，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指导，也离不开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借鉴；另一方面，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问题的研究，不但能够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的决策提供有益启发，而且能够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发展思想提供养料。因此，尽管二者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但也不能顾此失彼。
与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实际问题的研究不同，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研究属于纯理论研究，学术界在这方面的探讨首先集中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政治发展思想，如对邓小平政治发展思想的探讨上。
对邓小平政治发展思想的研究还不足以全面涵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发展思想，因为在邓小平之后我国政治发展的实践中，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就我国政治发展问题提出了许多新思想和新举措，这些新的思想观点和举措不但极大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发展思想，使这一思想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也有学者认为这些思想基本上也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因而，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也成为学界的重要研究内容，学界近几年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除了上述两个方面，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研究还进行过一些对比分析，这些对比性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了解和把握。
综上所述，学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研究尤其是对邓小平政治发展思想的研究，成果是比较丰富的，见解也是比较新颖深刻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许多研究领域有待开拓，有些研究领域有待深化拓展，有些观点有待澄清或创新。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发展思想研究得还不够，克服和解决这些不足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
四、研究方法
本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研究过程中主要运用了以下一些具体研究方法。
第一，整体研究的方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发展思想，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党的三代领导人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发展思想。这一思想的发生发展贯通改革开放至今，因而本书把这一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并力图通过整体研究揭示理论的动态演进和整体概貌。
第二，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在研究过程中，本书以历史背景分析为基础，注重挖掘推动理论现象发生发展的客观基础和客观条件及其阶段性变化状况，在此前提下，通过规范研究，运用演绎的方法进行价值判断和逻辑推理，对理论的内在机理进行梳理与评价。
第三，文献研究的方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发展思想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性认识，党的领导人关于政治发展工作的直接论述和相关论述非常多，内容丰富，文献量很大。这些论述中专门性的不多，大都散见于党的领导人的讲话、文章、指示的字里行间中，并体现在中央文件、党的领导人的论集、思想年谱以及其他有关党的文献之中，这些资料是考察我们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材料，本书主要依据这些素材，对研究对象进行整合与分析。
注释
[1][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5页。
[2]孙关宏、胡雨春主编《政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页。
[3][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1—153页。
[4]李元书：《政治发展的涵义、特征和研究意义》，《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6期。
[5]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240页。
[6]王惠岩：《政治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页。
[7]庞元正、丁冬红：《发展理论论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
[8][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