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一种非压抑性文明，作为现存文明在现阶段的一种真实可能性，这似乎是没有意义的。即使承认这种可能性有理论根据，是科技成就的一种扩展，也还是必须注意到，正是这些成就在为相反的目的服务，即为维持统治者利益服务。统治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它们越来越变为技术的、生产的甚至有益的统治；因此在工业社会的最发达地区，人们同统治制度的协调与和解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但就在这同时，这个社会所具有的能力及发展生产的需要产生了一些力量，它们似乎损害了这个制度的基础。这些破坏性力量的最有力表现是自动化。自动化有可能把作为现存文明基础的自由时间与工作时间的关系颠倒过来，即有可能使工作时间降到最低限度，而使自由时间成为专职时间。其结果将是对各种价值作彻底的重估，发现一种与传统文化不能相容的生存方式。不过，发达工业社会始终处于一种戒备状态，力图排除这种可能性。
因此，本书提出了非压抑性生存方式这个概念，旨在表明，向现阶段文明有可能达到的新阶段过渡将意味着，使传统文化颠倒过来，不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就要解放迄今为止一直受到禁忌和压抑的本能需要及其满足。我的假设被人严重地误解了；其中最严重的误解与出现这样一个新阶段的机会和前提有关。
我在本书一开始就强调，在现时代，心理学概念成了政治概念，以致私人的、个体的精神成了一定程度上心甘情愿的容器，里边储藏了为社会所欲求、对社会所必要的志向、感情、满足和内驱力。个体及其权利和自由是某种还有待创造，而且只有通过发展性质全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机构才能被创造的东西。在非压抑性生存的环境中，工作时间（即苦役）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而自由时间也摆脱了统治利益强加于它的所有闲暇活动和被动状态。这样一种生存，如果可能的话，也只能是社会发生质变的结果。但是，对这种可能性的意识及其要求的对价值的彻底重估，必须在一开始就为这样一种变化指明方向，因此，甚至在建设技术基础和物质基础时，就必须发挥作用。只是在这种意义上，关于压抑逐渐消除的观点才是社会变化的原因，而在所有其他方面，它都只能是结果。
确实，可以在现存社会框架内出现非压抑状态：从礼服和便服的噱头到情感生活和理智生活的更淫乱的附属品。但在现存社会中，这种抗议变成了安定和顺从的工具，因为它不仅根本没有触及罪恶的根源，而且还证明了人的自由可以在一般的压迫框界内实现。这些个人的自由可以实现而且确实在实现，这固然是件好事，但总的奴役状态使它们具有了一种倒退性质。先前，在正常状况下，摆脱压抑乃是一小撮上层阶级的特权；只是在偶然条件下，它也为大多数下层人民接受。相反，发达工业社会把这种对压抑的摆脱民主化了，使之成为某种补偿，以巩固允许这种摆脱的政府和实行这种补偿的机构。
我在本书中提出了“一种非压抑性升华”的观念：性冲动，在不失其爱欲能量时，将超越其直接的目标，而且通常还使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其环境之间的非爱欲甚至反爱欲关系爱欲化。相反，也可以谈论一种“压抑性反升华”：用减少和削弱爱欲能量的方式释放性欲。在此过程中，性欲也会蔓延到先前被禁忌的领域和关系。但它不是根据快乐原则重建这些领域和关系，恰恰相反，是现实原则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了爱欲。把性系统地引进商业、政治和宣传等领域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就性欲获得了某种确定的票房价值或者成了名望的象征或按游戏规则进行的消遣的象征而言，它本身已变成了巩固社会的工具。对这种司空见惯的倾向的强调或许可以说明，现存状况与解放的可能性的出现还相距甚远。
如果在解放之前，这种解放的可能性可以先告出现，那么其方式就必定是压抑的增加而不是减少，是对压抑性反升华的限制。这种限制表现了一个特别具有倒退性的特征，这就是有力地而且通常是系统地、有意识地使本能领域与理智领域相分离，使快乐与思想相分离。这是一种由社会强加于个体，同时又由个体将其作为自己的需要和满足再生产出来的最隐蔽的异化形式。弗洛伊德的升华概念根本没有证明这种分离是合理的，它认为人的所谓高级机能有可能实现快乐原则，尽管这样一种实现归根到底又要以现存的现实原则发生某种质变为前提。因此，本能的解放包含了理智的解放，而且由于反对思想和想象自由的斗争变成了集权主义的（不管是民主的还是权力主义的）有力工具，情形就更是如此。压抑性反升华还伴有现时代的某些心力内投趋向，即把集权主义内投进人的日常事务和闲暇活动之中，内投进人的苦役和幸福之中。在各种各样的玩笑、休息、为消除隐私而交友结伴以及轻视礼仪、不容忍沉默、得意地表现残忍与残酷的行为中，都有压抑性反升华的种种表现。所有这些都是对压抑的摆脱，是肉体对苦役的堕落行为的摆脱，而且还可能是对完全感性的、享受着身体卫生和悦人服饰诸多成就的肉体的摆脱。然而尽管如此，它还是一个被压抑肉体所获得的摆脱，它是在一个为反抗它的解放而组织起来的社会里的劳动工具、戏谑工具。
我已充分（或许过分）强调了这个发展的进步的、给人以希望的方面，目的是为能够在此突出其否定的方面，因为最近几年的事件不容许我们有任何乐观的看法。发达工业社会的巨大能力正在被日益动员起来，以阻止用它自己的资源去抚慰人类生存。所有关于消除压抑、关于反抗死亡的生命等宏论都不得不自动地进入奴役和破坏的框界。在这个框界内，即使个体的自由和满足也都带上了总的压抑的倾向。它们的解放，不论是本能的解放还是理智的解放，都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关于这样一种解放的机会和前提的理论必定也就是一个社会变化的理论。
赫伯特·马尔库塞
于巴黎，1961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