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尼就在楼下电话间里。”
这是服务台管总机的那个姑娘对我说的，尽管我还没有告诉她我是谁，也没有说明那天（星期一）晚上我到布里格斯堂来找什么人。我很快就得出结论：这意味着形势对我有利。很明显，招呼我的那个拉德克利夫女学生是《猩红报》的读者，知道我是谁。这种事情以前有过多次，那倒没什么。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詹尼说起过她跟我有约会。
“谢谢，”我说。“那我就在这儿等一会。”
“对康奈尔的那场球太气人了。《猩红报》说有四个家伙打了你。”
“嗯。可反倒是我被罚出了场。而且一罚就是五分钟。”
“就是嘛。”
一个朋友和一个球迷的区别就在于：同球迷交谈，话很快就说完了。
“詹尼的电话还没打好？”
她查了一下交换机，回答说：“没有。”
詹尼究竟在跟什么人通话，竟然不惜占用原定同我约会的时间？是不是哪一个学音乐的书呆子？我并非不知道有个名叫马丁·戴维森的，是亚当斯楼的四年级学生、巴赫乐社管弦乐队的指挥，此人自以为有赢得詹尼青睐的特权。可是想要把詹尼占为己有是做梦；我看这家伙顶多只有摆弄指挥棒的本领。不管怎样，我得制止这种侵占我的时间的行为。
“电话间在什么地方？”
“在拐角那儿。”她说着朝那个方向一指。
我徐步走进穿堂，老远就能看见詹尼在通电话。她没有把电话间的门关上。我慢腾腾走过去，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希望她会看到我，看到我脸上的绷带，看到我伤成这样，希望她会感动得把电话砰的一扔，马上扑到我怀里来。再走过去，我已听得见通话的只言片语：
“对。那当然！一定这样。哦，我也一样，菲尔。我也爱你，菲尔。”
我站住了。她在跟谁说话？这人不是戴维森——他的姓名从头到尾都没有菲尔两个字。我早就查过哈佛的花名册：马丁·尤金·戴维森，纽约河滨大道七十号。音乐美术高级中学毕业。从他的照片上可以看出，这人善感、聪明，体重大约比我轻五十磅。不过，我又何必为戴维森烦恼呢？事情明摆着：为了一个叫菲尔的什么家伙，戴维森和我都已被詹尼弗·卡维累里一脚踢开了，此刻她正在电话里给那个家伙送飞吻呢！（简直令人恶心！）
我和她分手才四十八小时，居然有一个叫菲尔的混蛋已经偷偷摸到詹尼床上去了（一定是那样！）。
“是的，菲尔，我也爱你。再见。”
她挂上电话，看到了我，连脸儿也不红一红，笑嘻嘻地给了我一个飞吻。她怎么能这样耍两面手法呢？
她在我没有受伤的那半边脸上轻轻一吻。
“嗨！你的样子好吓人。”
“我受伤了，詹。”
“对方那个家伙是不是更惨？”
“嗯。惨多了。我总是把对方搞得更惨。”
我尽量把话说得恶毒，话里隐隐嵌着这样一层意思：无论哪一个情敌，要是趁詹尼对我眼不见、心不想的时候偷偷摸到她床上去，我非叫他饱尝老拳不可。詹尼拽住我的衣袖，我们一道向门口走去。
“晚安，詹尼，”服务台那个姑娘跟她打招呼。
“晚安，萨拉·简，”詹尼应了一句。
我们走到外面，在刚要跨上我那辆MG牌跑车[1]时，我猛吸了一口晚间的空气，尽可能装得漫不经心似的问：
“呃，詹……”
“嗯？”
“呃——菲尔是谁？”
她一面坐进汽车，一面若无其事地回答：
“我爸爸。”
我才不信这样的鬼话。
“你管你爸爸叫菲尔？”
“那是他的名字。你是怎样称呼你爸爸的？”
詹尼曾经告诉我，她是她父亲抚养长大的，她父亲干的大概是面包师之类的行当，在罗德艾兰州的克兰斯顿。詹尼还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死于车祸。这些都是她在解释为什么她没有驾驶执照时告诉我的。她父亲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是“一个大好人”（她的原话），可就是迷信得要命，说什么也不让他的独生女儿开车。这一点在詹尼念中学的最后几年确实曾造成不便，因为当时她跟远在普罗维登斯[2]的一个人学钢琴。不过，那几年她利用乘长途汽车的时间，居然把普鲁斯特[3]的作品全读完了。
“你是怎样称呼你爸爸的？”她重复了一遍。
我想得走了神，因而没有听清她的问题。
“我的什么？”
“你提到令尊大人的时候使用什么名称？”
我答以我一直很想使用的那个名称。
“王八蛋。”
“当他的面？”詹尼问。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
“他戴着面具？”
“也可以这么说。石头面具。地地道道的石头面具。”
“你算了吧——他一定自豪得不得了呢。你是哈佛的体育明星嘛。”
我看了看詹尼，心想：她毕竟不知底细。
“当年他也是，詹尼。”
“名气比全艾维联队的边锋还大？”
詹尼这样欣赏我在运动场上的知名度，我是再高兴不过的了。遗憾的是，把我父亲的情况告诉了她，我自己就势必得相形见绌了。
“他参加过一九二八年奥运会的单人双桨赛艇比赛。”
“天哪，”詹尼说，“他得了冠军没有？”
“没有，”我答道。她当时大概也看得出来：我父亲在决赛中只取得第六名，倒反而使我心情舒畅了些。
接着出现片刻冷场。这下詹尼也许该明白了：身为奥利弗·巴雷特第四，不仅仅意味着必须忍受哈佛园里那座灰色的石头建筑物，另外还意味着一种压力，迫使你非具有一副强健的体魄不可。我是说，前人在体育运动方面的建树，就像一片阴云笼罩在你——应该说我——的头上。
“可他究竟干了些什么，你要骂他王八蛋？”詹尼问。
“强我所难，”我答道。
“你说什么？”
“强我所难，”我重复了一遍。
她的眼睛睁得像碟子那么大。“你的意思是不是指乱伦什么的？”她问。
“你们有家丑就别抖给我听了，詹，我自己的就已经够我受了。”
“那你的意思是指什么，奥利弗？”詹尼问。“他究竟强迫你做什么了？”
“做‘应该做的事’，”我说。
“做‘应该做的事’又有什么不应该的？”她大概觉得这种听来似乎自相矛盾的情况怪有趣的，所以继续追问。
我告诉她，我不喜欢家里人按照巴雷特家的传统来规划我的前程——这一点她其实应当清楚，她明明看到过我不得不在姓名后面添上“第四”二字时的那副抬不起头来的样子。再说，我也不愿意每学期总得拿多少学分交账。
“就是，”詹尼的话明明白白是在挖苦我，“怪不得我看你考试得A也不乐意，入选全艾维联明星队也不乐意……”
“我不乐意的是他对我的要求总是那么高！”单是道出我久积心头（但以前从未说出过口）的感觉，我就已经别扭得要死，何况如今还不得不设法让詹尼了解这一切。“而每当我真的做到了，他偏又摆出一副压根儿不稀罕的架势。我的意思是说，好像他觉得我理应如此，没有什么好说的。”
“可他是个大忙人呀。他不是要经营好几家银行之类吗？”
“天哪，詹尼，你是站在我方还是站在敌方？”
“难道这是打仗？”她问。
“一点也不错，”我回答说。
“真可笑，奥利弗。”
看来她是真的不接受我的观点。我这才第一次隐约感到我们之间在教养上存在的差异。我是说，在哈佛和拉德克利夫度过的三年半光阴，基本上已经把我们都制成了那座高等学府的传统产品——目空一切的知识分子，然而，临到要承认我父亲是石头做的这一事实的时候，她偏又坚持某种意大利地中海式的陈腐观念，认为“爸爸个个爱孩子”，而且毫无争论的余地。
我想举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便把对康奈尔比赛后那次无话可谈的可笑谈话搬出来。她听了以后无疑心有所动。但是，也真见鬼，这个例子帮的却是倒忙。
“他特地赶到伊锡卡去，难道就是为了看一场无聊的冰球比赛？”
我竭力解释，我父亲做事都是形式上面面俱到，实质上却什么也没有。詹尼却还是口口声声说，他毕竟风尘仆仆远道赶去看了这样一场相对说来并不足道的球赛。
“喂，詹尼，咱们别提这件事了，好不好？”
“谢天谢地，一提起你爸爸，你就不自在了，”她答道。“这说明你并不是完人。”
“哦，这么说，你是完人喽？”
“才不呢，预科生。倘若我是完人，难道我还会跟你一起出去？”
于是我们又言归正传，一切如常了。
注释：
[1]这种汽车原是体育比赛用车，最早由英国Morris Garages公司制造，故称MG牌汽车。
[2]罗德艾兰州首府。
[3]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代表作为反映法国贵族沙龙生活、描写主人公潜意识活动的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有七卷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