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战场上仍硝烟弥漫，但我们不再到那儿去了。米兰的秋天寒意袭人，天色很早就黑了。华灯初上，一边漫步于街头，一边浏览橱窗，很是惬意。野味店把许多野味挂在外面陈列。狐狸的皮毛上落满了雪花，尾巴迎风摇曳；鹿被掏空了内脏，沉甸甸、僵硬地挂在那儿；小鸟在风中一晃一晃的，羽毛被风吹得翻起。这个秋天很冷，寒风是从山里刮来的。
每天下午，我们都要到医院去。傍晚穿城而过，去医院有三条不同的路。其中的两条在运河边，只是太长，要从桥上走，跨过运河进入医院。有三座桥供你选择。其中的一座桥上有个女人在卖炒栗子。站在她的木炭炉火前，你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炒栗子放进衣袋里热乎乎的。医院非常古老，也非常漂亮。走进一扇大门，穿过一座院落，从院落另一侧的一扇门出去。葬礼仪式通常是从这座院落开始的。这座古老医院的对面有几幢新建的康复病房，是清一色的砖房。我们每天下午在那儿相聚，见面时一团和气，关注彼此的病情，然后就坐在对我们十分要紧的器械上。
医生来到我坐的器械跟前，问我：“参战前，你最喜欢干什么？搞过什么体育运动吗？”
我说：“搞过。踢过足球。”
“很好，”他说，“你还能踢足球的，而且会踢得比以前更好。”
我的膝关节不能弯曲，由于没有了腿肚子，膝盖到脚腕都是直的。这台器械能叫我的膝关节打弯，让它能像骑自行车那样运动。可是我的膝关节就是无法弯曲，机器一到弯曲部位，就会突然倾斜。医生说：“一切都会过去的。你是个幸运的年轻人，将来还能重返足球场，像个冠军一样去踢球的。”
坐在我旁边的器械上的是个少校，一只手特别小，就跟初生婴儿的手那么大。医生过来检查他的手时，少校冲我挤挤眼，两条上下翻动的皮带不断地拍打着他夹在中间僵硬的手指。他问医生：“我的上尉医生，那么我也能重新踢球吗？”他曾经是一个优秀的击剑手，在战前的意大利可以说是最伟大的击剑手之一。
医生回到后厢房的办公室里，拿来了一张照片，上面是一只手，那只手治疗前萎缩得几乎跟少校的手一样小，治疗后则大了一些。少校用那只好手接过照片，十分仔细地看了看，然后问道：“是枪伤吗？”
“是意外工伤。”医生说。
“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少校说着，把照片还给了医生。
“你现在该有信心了吧？”
“没有。”少校回答。
还有三个小伙子也是每天来，跟我年龄差不多，都是米兰人，一个想当律师，一个想当画家，另一个立志要做职业军人。做完器械治疗，我们有时会一起走回去，一起到斯卡拉酒店隔壁的科沃咖啡馆去。由于四人结伴，我们敢于抄近路走共产主义者聚居区。那里的人痛恨军官，一次见我们走过，酒馆里有人高呼：“打倒军官！[17]”还有一个小伙子有时也和我们结伴，一行就成了五个人。他失去了鼻子，要做整容手术，脸上老蒙着一块黑颜色的丝手帕。他是从军校直接上的前线，刚上前线没出一个小时便挂了彩。他来自一个古老世家，鼻子很特殊，虽做了整容，但永远也无法使他的鼻子恢复原样了。他去过南美洲，在一家银行里干过。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谁都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我们仅仅知道战火一直没有熄灭，只是我们再也不用到那儿出生入死了。
除了那个脸上老蒙着一块黑颜色丝手帕的小伙子，我们几个都有军功章。他在前线待的时间太短，没来得及赢得军功章。那个脸色苍白、想当律师的高个子小伙子是“阿迪蒂”部队[18]的上尉，竟然赢得了三枚勋章，而我们每人只有一枚。他久经沙场，曾九死一生，对待人情世故有点儿淡漠。其实我们都有点儿淡漠，除了每天下午相逢于医院，没有什么能让我们相聚。不过，当我们穿过那个难缠的城区去科沃咖啡馆时，在黑暗中行走，酒馆里闪射出灯光，传来阵阵歌声，有时走上街头会碰见一些男女堵在人行道上，我们得推开他们才过得去——此时此刻，我们感到有一种共同的命运将我们紧紧连在了一起，而这是那些厌恶我们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我们几个都很熟悉科沃咖啡馆，这儿富丽堂皇、温暖如春、灯光柔和，有的时候人声鼎沸、烟雾弥漫，桌边总有姑娘们坐着，壁架上老摆着几份带插图的杂志。来科沃咖啡馆的姑娘们都很爱国。我发现意大利最爱国的要数咖啡馆里的姑娘了——我相信，她们现在依然爱国。
起初，那几个小伙子因为我能获得军功章而对我彬彬有礼，问我建立了什么样的军功。我拿出奖状给他们看，上面净是些漂亮话，什么“手足情谊”[19]啦，“自我牺牲精神”[20]啦。将这些形容词去掉，其实只剩下了一句话——我是个美国人，所以获得了军功章。后来，虽然跟外人相比，我仍是他们的朋友，但他们对我的态度却有了变化。看了奖状上的评语，他们固然仍将我视为朋友，却不把我当作他们当中的一员了，因为我跟他们经历不同，跟他们获取军功章的途径截然两样。我负了伤，这是事实，但我们心里都有一本账，我负伤其实是一次事故造成的。不过，我从未因为自己获得勋章而感到惭愧。有时喝过鸡尾酒后还会产生幻想，觉得自己跟他们一样，是有功才受奖的。可是，当夜间回住所，寒风呼啸，街头空无一人，所有的商店都关门闭户，紧靠着有街灯的地方走时，我才明白自己是绝不敢像他们那样出生入死的，因为我非常怕死。夜间躺在床上，一想到死我就怕得要命，真不知叫我回到前线去，我会怎么样呢。
那三个荣获军功章的人就像勇猛的猎鹰。虽然在那些从未打过猎的人看来我也像一只雄鹰，其实并不然。他们三个心中有数，于是我们就疏远了。不过，那个一上前线就挂了彩的小伙子仍然和我是好友，因为他永远也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说不定也会遭到排斥呢。我喜欢他，则是因为觉得他也许跟我一样也不是雄鹰。
曾经是叱咤风云的击剑手的少校并不相信勇敢，我们坐在器械上的时候，他抽出大量时间纠正我的语法错误。他夸奖过我的意大利语，说我的意大利语说得很流利，我们在一起聊起天来轻松自如。一天，我说我觉得意大利语简直太简单了，都无法产生浓厚的兴趣了。“哦，是这样的。”少校说，“你愿不愿意研究一下意大利语的语法呢？”于是，我们就一道研究起了意大利语的语法。我很快就觉得意大利语很棘手，每次跟他说话心里得先把语法弄明白，否则就不敢张口。
少校来医院总是很准时。尽管我敢肯定他压根就不相信这些机器的功效，但他照样来，恐怕一天也没耽误过。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一个相信理疗器的疗效。一天，少校还说这种玩意儿都是胡折腾。这些机器当时刚问世，可能是拿我们当试验品了。这种试验很荒唐，他说：“只是个理论，像其他理论一样。”我的意大利语语法没学好，他就骂我是笨蛋，是无可救药的白痴，还说他自己傻，和我一起研究意大利语简直是自找麻烦。他是个小个子，总是在器械上坐得直直的，右手塞进机器，目光直呆呆看着墙壁，手指夹在皮带之间，由着皮带一上一下地揉搓他的手指。
“假如战争结束了，要是真的结束了，你战后打算做什么？”他问我，“说话时注意语法！”
“我打算回美国。”
“结婚了吗？”
“没有。但我希望能结婚。”
“那你就是个傻瓜。”他说道，语气似乎有点儿气冲冲的，“男人是绝对不该结婚的。”
“为什么，少校先生？”
“别叫我少校先生！”
“为什么男人绝对不该结婚？”
“不该就是不该。”他愤怒地说，“即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也不该陷入婚姻的窘境。陷入那种窘境，只会落个空。应该寻找不落空的东西才对。”
他显得极其愤怒和痛苦，说话时直视着前方。
“若说落空，此话怎讲？”
“反正到头来绝对是一场空。”少校望着墙壁，嘴里说道。随后，他低头看看机器，把他的那只小手从皮带间抽出来，用它狠狠拍了拍大腿。“反正到头来绝对是一场空。”他几乎喊了起来，“你别跟我争辩！”接着，他对那个操作机器的护理员吼道：“过来，把这臭玩意儿关掉！”
说完，他去另一个房间接受光疗和按摩了。我听见他问医生是否可以用电话，接着就关上了房门。待他返回时，我正坐在另一个机器上。只见他穿着披风，戴着帽子，径直走到了我跟前，把手搭在了我肩上。
“对不起，”他用那只完好的手拍拍我的肩头说，“我不该这么粗鲁。我的妻子刚去世。请你务必原谅我。”
“噢……”我心里为他感到难过，说道，“我很遗憾。”
他站在那儿，咬了咬下嘴唇。“真是太难了。”他说，“我都有点儿接受不了。”
他的目光越过我，飘向了窗外。接着他哭了，抽泣着说：“我接受不了，有点儿过不去这道坎了。”他潸然泪下，抬着头，目光茫然，腰板挺得直直的，不失军人之风，两颊热泪乱滚，紧咬双唇。最后，他从器械旁走过，出了房门。
医生告诉我说，少校的妻子非常年轻。他负伤从战场归来，二人才结的婚，谁知她竟患肺炎死了。她病了没几天，谁也想不到竟会一病而亡。少校连着三天没来医院。第四天，他按时来了，军服的袖子上戴着一圈黑纱。他回到医院，只见墙上挂满了照片，上面照的是各种伤病在理疗前后的对比。在少校坐的器械前挂着三幅照片，上面的手跟他的一样，但已完全康复。真不知这些照片医生是从哪儿搞来的。我一直以为我们是第一批使用这些器械的患者呢。不过，这些照片对少校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为他不看照片，只看窗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