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海路是南京幽长的一条林荫道，民国时代的一幢幢小楼藏在树荫拐弯抹角的深处，即使白天最热闹的钟点，也不会有多少走动的身影；绕过一条街便到了车水马龙的城中心，独独此处就安静，很多年了那树荫遮蔽的小楼之间动动静静川流不息的，似乎夏天只有声嘶力竭的蝉，冬天只有大作的狂风。
车停了下来，裹得严严实实的司机叔叔点着了烟，跳出驾驶室。车身随即一震，后头的门开了，外公推推我，指着车窗外，手指呼啦啦转了一圈：“……看，外公以前就住在这里……咱们回家了啊。”
我一路都在睡，这会儿半梦半醒地跟着外公下了车，仰望眼面前的水泥筒子，肥肥胖胖的，身段像以前学校街口卖烧饼的大叔。他总是叉腰横在炉子前，那些个赘肉分成一截又一截，而水泥筒楼那块位于半腰处的白色牌子，也像大叔勒在裤带上的白毛巾。白底黑漆的几个字，宁海路71号。
宁海路71号，这幢楼盖成不久，灰不溜秋的，难看极了。它是从那一街色彩、款式都十分优美的缤纷小洋楼之间硬生生地长出来的。要是人舒舒服服地看着那些漂亮的小楼一路走来，猛然看到这楼，都会惊一下，感觉这街道如同被莫明其妙地砸断了似的。
司机叔叔抽完了烟就利落地开始把捆得乱七八糟的箱子往车下卸，呼哧呼哧地喘着白气——都是妈妈和姨妈们临时拼凑的工具装箱打包——外公说，唉，咱这楼三单元九户人家，都和我们家差不多，大多是落实政策回城的退休老头啦。他一声长长的叹息。我拉开了楼道门，光线暗了下来，从里面飞出了一股浮灰，冷清清的。
我的外公是英雄。所有人都这么说。不过，我见到外公的时候，他早就皮肤松弛，胳膊上斑斑点点，两条腿细得跟竹竿似的，见到外人会一笑，眼睛眯成弯弯的一条线，客客气气的。他脚步极快，大家因而总夸他老当益壮、精力充沛——然而眯眯眼的外公，实在不像大家嘴里传颂的外公——那是个英雄，他深明大义，骁勇善战，所向披靡，一路率领部队，从山东打到了上海。
谁知道算避难，还是下放，总之，外公在盐城住了十多年。我和表妹都出生在盐城。干休所的男孩子们都嫉妒我们有个英雄的外公，其实，我们并不喜欢他，在家的时候，他并不太讲话，笑容也很节省。我们唯一感到幸运的是，每逢过年，大人会推孩子给外公拜年，说新年好，只要说了，“英雄”就递给我们一人一个红纸包，有时塞满了糖，有时会有点钱。
大人们三言两语的议论以及外公的不苟言笑，成就了我的奇异想象。在我的想象中，外公是个有超级魔力的黑脸老妖，他到了夜里一关上卧室的门，就飞回了遥远的山洞，他有许多许多的奥秘，那些傻瓜大人一无所知，而我，终将成为破解他深夜秘密的人。
在南京的第一个夜晚，我几乎没能睡着，爬起来隔着虚掩的屋门，我注视着躺在行军床上的外公。外公睡着了，没有床单，也没有毯子，光光的板床上，他脸朝自己的怀里弯着，所剩无几的灰发微微起伏；外套肮脏，身体佝偻，跟那冬天的路差不多一样的枯干、狼狈。
他居然在屋里，而且睡着了，我模模糊糊地心怀着失望睡着了，我做着疲惫的梦——梦到宁海路71号的楼不见了，只留下个深深的大坑，我在坑底奋力地刨土，土块纷纷从头顶掉落，越滚越大，轰隆隆地就要盖住我，外公从坑顶俯下脸来，冲着我喊：“不干了，咱回家……”
新生活就是从这个梦开始的。而这个梦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少年时期，我不断地做着坑底挖土的梦，醒来总是累得怅然若失。家具包装花了好几天，摊开来放才发现其实没多少东西，有自行车，有几件柜子和小床。纵然如此，我们还是东摸西摸地忙了两三天。我来回绕着屋子跑，不停地告诉外公厨房是和楼上合用的，阳台是个五角形，小卧室很黑，整座楼和自家的屋子都是空荡荡的，一点也不热闹。
很快就变热闹了。到处塞满了东西，连楼道也没怎么放过。两家人合用的厨房里，楼上那家的阿姨总是在忙碌，因为她家有个瘫痪病人。阿姨五十多岁，略微发胖，脸圆圆的，双颊总是红扑扑的，喜欢穿一件红黑格子的外套，看起来倒是很喜庆。因为脚跛，她在狭窄的厨房间每一个转身，都像巨浪的颠簸，外公每每挤进去煮面，阿姨那红通通的笑容就辗转起伏起来：“……你们家这么喜欢吃面条。”“一老一小，两个男的，生活到底不方便，你女儿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哎，水开了，不行我帮你……”
楼下不知道哪里退休的局长有个孙子，比我小两岁，大家都叫他扑扑，这个扑扑长了张尖尖脸，皮肤白白的，眼睛小小的，胳膊长，腿长，个头和我差不多高。经常在午后、傍晚，他爷爷就喜欢带着他在楼下搁把藤椅坐着，随时和路过的人闲聊几句，外公很快就和退休局长成了朋友：“小小李，来，让我看看你和老李像不像？”那小子缩在他爷爷的身后，愣愣地盯着外公看，一点反应都没有。
后来，楼下闲聊、晒太阳的人越来越多，从我们这个楼道蔓延到了隔壁楼道，乃至其他楼的老头老太们渐渐也在我们这个楼道口的花坛边汇流了。他们大抵都差不多，有藏青或深灰的中山装，一脸的老成持重，捧着茶杯乐呵呵地微笑，眼神转来转去，闪着成年人的精明之光。我偶尔也混进去听听，然而他们讲的都是很大很大的事儿，我后来就不听了。
不过那个扑扑好像天然很呆，他不说话，始终坐在他爷爷脚旁边，一脸怔怔的样子，不知道在寻思什么，外公仍旧会逗他：“小小李，来，让我看看你和老李像不像？”他渐渐也不躲了，只是尴尬地任外公扳过他的脑袋左看右看。“……这头顶的涡涡，还是很像的嘛……”
日子过下去，异地的陌生渐渐消退，新生活开始有点起色了，妈妈和姨妈决定添份钱，我们后来就不和阿姨抢厨房了，阿姨买菜、做饭添我们家一份，等于替两家人做。有了阿姨之后，外公就不再急急忙忙地早早起床做饭，只顾坐在客厅里翻报纸：“你问阿姨去……”
外公坐在客厅里的身影由厚变薄，背心配短裤的天气来了，收垃圾的老头子不知道为什么消失了，一天没来，两天没看到，第三天同样不见影子；而阳光越发地燥热，即便到了夜里，风还是缓不过气来抬起身体四处走走，蒸了一天的热气积攒着赖在地面，怎么也散不干净。
我们这楼里倒垃圾都是从厨房倒的，锅台的水池边有个方形的盖子，生铁做的，又粗又厚，掀开盖子，哗一声，垃圾就顺着粗大的管道轰隆隆地滚下楼去，直接滚到了楼外的垃圾箱里。因为没人收，垃圾的来路堵住了管道，去路漫出了垃圾箱，积得没了边际，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绿头苍蝇嗡嗡嗡嗡地楼里楼外、上上下下飞舞。没到第三天，腐烂的味道就已经顺着管道回了楼里，往各家的卧室、客厅散去。
楼下的人流开始议论、猜测、抱怨，然而他们待不久，没一会儿就受不了那气味，早早就散了。到了下午，阿姨从菜场带回了消息：“收垃圾的大爷心脏病没了，最近没人来收了。”听到这个噩耗，外公翻箱倒柜地找出了一顶旧草帽，穿着开了口的大背心出了门，没一会儿，他推着叮叮当当的垃圾车进了大门，楼前楼后开始收拾了。
“哎呀，您可真是老有所为……”邻居纷纷探出头惊奇地打着招呼，孩子们干脆尖叫着呼啦啦地围了过去。我趴在阳台上看黑乎乎的垃圾车后头，外公皱巴巴的脸在草帽下头若隐若现，白色的大背心摇摇荡荡，盖住了纤细的腿。我趿上凉鞋就想下楼，路过厨房的时候看见阿姨蹲在水池边，腿和肚子折成了几道滚圆的线，她气喘吁吁地正在奋力洗刷那个铁盖子：“洗完了封上，以后得下楼倒垃圾了啊……”那红扑扑的笑容还挺天真。
楼下热闹成团，四五个小孩子围着外公打转儿，外公一弯腰，他们就赶紧往地下看；外公抬起身体，他们就开始奔跑；外公去铲垃圾，他们就用脚把垃圾往铲子上拨拉；外公推车，他们就前前后后地跟着；从铲垃圾到倒垃圾，来回好几趟还没腻，玩得欢欢实实的。
扑扑愣头愣脑地跟在他爷爷后头踱着小步子过来了，外公背朝着他们铲垃圾，扑扑爷爷停下脚步招呼说：“……刘局，怎么是您打扫？”外公站直了，还没来得及回头，扑扑已经冲了过去，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双手一抬，立刻扒掉了外公松松垮垮的大裤衩，嘴里还嚷嚷着：“刘爷爷，你和小小刘像不像？”
外公裤子脱落，怔在原地的场景，阿姨说她在楼上看见了。所以，外公面如死灰地一上楼，阿姨的茶已经端出来了：“哎，累了吧，喝口凉茶。”外公两眼发直，心不在焉地接过茶水，进房间，很久都没出来。
打这以后，阿姨每隔个一两天就下楼来我们家看看：“哎，真的，家里没女人真的不行……我来给你们打扫打扫吧……”头一回，外公还想拦她：“宁宁你来……”说着就想抢拖把，阿姨尽管身段有些蹒跚，然而动作敏捷，几闪就一头扎进了厕所，门一掩，哗哗的水声响了起来。外公站在厕所门外，看看我，摇摇头，拿起了抹布。没几天，家里的窗台都搁了个低矮的红色花盆，绿叶油腻腻的，阿姨欢快地说：“茉莉花一开啊，屋里喷香，人心情好……”
外公的心情果然好多了。虽然他有好些天都不肯下楼，生怕楼上、楼下的邻居看他难堪，但他不出门，倒霉的是我，走到巷口，冷不丁身后就钻出个男孩子要拽我的裤子：“……小小刘，让我看看，你和刘爷爷像不像？”裤子是没能扯下来，我每天几乎都是提着腰带往家狂奔，一群孩子的脸从这个路弯、那个拐口探出来，嘻嘻哈哈，不怀好意地跌足大笑。
我想跟外公诉苦，却找不到合适的时候，不管是吃饭、做作业，还是睡觉前，怎么看都觉着他脸色严峻，难以开口。窗台上的茉莉花，白色花骨朵从零星一两朵，渐渐地越长越多，外公不言不语，从未像阿姨那样感叹过它漂亮或者香，不过他是个负责任的人，每天清晨起来都记得要浇水，还会喃喃自语：“……真麻烦。”我的小小耻辱，始终没机会告诉他。
到了1983年的春节，爸爸、妈妈、姨妈、姨夫和表妹都来了，外公给孩子每人准备了一个红包，这回并没给我们，是给了爸爸妈妈：“这里头是外公给你们存的钱，暂时由你们的爸爸、妈妈保管……”表妹哇地就立刻哭了：“外公，他们不会给我了，我不要他们保管！”就是这乱七八糟的热闹当口，外公谈起了阿姨：“……阿姨帮了大忙呢……她也是一个人……”
表妹还在哭，死死握着红包不肯松手。大人们不再哄她，面面相觑地沉默了下来。我瞅着一桌大人们的脸，不知道怎么了，而外公先是脸色凝固接着就黑了一大片：“你们都有家了能照顾我到死啊！？”是爸爸先发出了呵呵的干笑，那声音像是舌头磕着了石头，疙疙瘩瘩、断断续续、闪闪烁烁：“……这……您作主。”随着他的话，其他人落落寡欢的神气，就和昏黄的客厅灯光一样，绰绰约约的，僵在了半空中。
1990年的春天，我从技校毕业一年半了，从服装厂到镀锌厂，打了一连串的小工。踩缝纫机、踩三轮车，赚了些零花钱就没再找工作，在家准备自学考试。一天晚饭，爸爸说：“今天老……阿姨打电话说外公摔断了肋骨，外公有一百九十斤呢，她背不动……”说着，爸爸妈妈都望着我，“宁宁，要么你去照顾外公吧。”
为了出门去医院方便，少走一扇门，外公搬到了客厅睡，原来的藤椅不在了，屋子的正中间青纱帐从吊灯的残枝上垂下来，铺开，把外公整个人包裹在里头。明暗不定的光线摇摇摆摆，外公白花花的脑壳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褐斑，残存的几根眉毛几乎和眼睛粘在了一起，沉沉欲坠的皮肤拖曳到下巴，本来硬朗的脸形被这垂挂的皮肉扯得不成了形状。
我的房间早就没了，小床小桌都还在，不过如今放的都是阿姨收集的旧鞋子，底下的是用箱子、盒子装好了的，上头的是还没收拾过的。脱了底的皮鞋，裂了口的布鞋，蒙着的灰还没来得及擦拭，房间里一股干燥的灰尘味道。阿姨把鞋子搁到地上，给我铺了床：“宁宁你凑合睡，实在没时间收拾……”
是没什么时间。外公的吃喝拉撒都成了问题。晚饭后洗碗，还要替外公洗澡，而后我们三个人坐一会儿看看电视，外公蜷缩在床上，将青纱帐拉出一条缝来往外看。阿姨坐在床上，一眼看着外公，一眼瞅着电视，手里还捏着张卫生纸，准备替他擦口水。我坐在床前的长条板凳上，无精打采地听着电视剧里头的人物嚷嚷，想着太累了，是不是该回房间睡觉。
这时候外公开始咳咳咳地用力喘息，他的眼睛睁得圆滚滚的，仿佛受了惊：“电视柜上头是什么人？”
阿姨和我看着电视柜，那里有衣柜斜垂下来的阴影，被几处灯光挤进了两个柜子之间的角落，甚至连人影都不像，只是一片斜斜的几何形状。“没有人啊。”我回答。
“就是人啊，两个人，站在那儿，要走过来，你们看……他们在走啊。”
阿姨一把拽下了青纱帐来遮蔽外公的视线：“哎呀，谁都没有，你眼睛花啦，休息一会儿吧。”
可是外公不理会她这套，他瘦瘦的手晃来晃去地，硬钻出两根手指来：“……就是那儿，你们看，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在走过来呢……”
经常如此，来来回回，一直折腾到九点半，外公平静些了，我回房间刚躺下，就听到外公呼哧呼哧地叫我的名字。
每次我撑着他薄如纸的皮肉，扶着他残余的骨架往厕所去时，他那沉重的呼吸就凑在我的耳根；热乎乎的，一股腐败的味道，那声响仿佛是不堪重负，拉得辽远而又漫长——还有他那夜光下那垂暮的，稀稀拉拉的眉眼，经常让我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悲伤。
回到房间又睡不着了，我拉开窗户。那是个意外的发现，从我的窗口望出去正对着的居然是家看守所。尖锐的黄色灯光从门顶射下来，铺得门前空荡荡的地面一片惨黄，两个士兵面对面地站着，纹丝不动，半个身体都沉没在岗亭的黑暗之中。我躺回床上，一心听着外公会不会在外头摇铃，半晌才有了睡意，而梦做得参差不齐的，梦到坑，还觉得自己总是听见有号叫声从看守所翻墙而过，或者激厉，或者惊觉。
白天也并不好过一些。屋里永远那么寂静、阴凉，赤脚踩在木头地板上，一阵一阵的潮湿从下往上渗，无论外头是如何敞亮，光线进了屋子，都是蹑手蹑脚的，没了光彩。茉莉花已经长得巨硕了，它们纹丝不动地拉开沉默的叶子，挡掉了半扇窗户。窗外晾晒的大背心，后背总是洇出一片一片的霉点，被外公的汗水焐出来的，再也不能洗干净的斑渍。薄薄的木门后头，渐渐失却了神志的外公，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少，越发低哑了。
偶尔，外公也能坐起来，他支在窗台上撑着身体往外看，目光茫茫然然地从树枝枝枝蔓蔓的缝洞里穿过去，往大门口望去，仿佛在等谁。
不过，除了家里的大人、小孩，从来没见有人来过。楼里楼外那些热心的大妈们，穿过楼道时如同疾速飞翔的鸟儿，啪啦啪啦几声就消失不见了。这套曾经噼里啪啦奔跑的房子，如今只有一片空空的死寂，有时，我会特意弄出动静来——用力地洗脸、大声地咳嗽、招猫逗狗敲敲玻璃窗，上完厕所多冲两把水。
外公没病，他只是摔断了肋骨，人又老了，皮肉骨头就这么渐渐分解开来的样子，一点点颓败了。大部分时候，他还挺精神的，头脑也算清楚，虽然这清楚的理智，并不妨碍在某个瞬间，他整个人像从我们身边走开了，我们讲什么他都听不到，思维兀自往远方不知哪里滚动：“你们看，那两人还在呢，高的在和矮的说话，哎呀，他们要过来了……”这垂死不能、蹊跷的幻灭气息，让我每每一进家门，心脏就不自觉地收缩。面前这个现实的生物世界，像一把锋利的针，往我赤热的青春梦上扎了又扎，刚一暖和，瞬间就嗖嗖地漏光了。
去照顾外公之前，我认识了几个夫子庙做服装的哥们儿，有个叫秦刚的，专门卖外舶来的打包二手服装。他挂出来的衣服，款式颜色都有型。我告诉外公我想去出去走走。外公同意，我就骑上自行车直往夫子庙奔。秦刚的衣服不在摊点卖，就搁在他自家的房子里，屋里堆得到处是包裹，人缩在角落里拆包整理，烫过了就挂在院子、客厅等熟客。我一边挑一边告诉他，我外公恐怕不行了。他嗯嗯嗯嗯着，心不在焉地说咱一起去深圳吧，哥儿俩一起做生意。我说我想唉，但不一定呢。他嗯嗯嗯嗯地，又叹了口气。
我挑了一件淡黄的衬衫，一件墨绿的西装外套，还有一条牛仔裤，塞进黑色塑料袋回了家，为了活跃气氛，我特意站到外公的床前，一件件地抖给他看。当然不能告诉他这是洋大人的旧衣服，我告诉他是新的，外国货，料子好，做工好，式样也好。外公眨巴着眼睛，听着，一言不发地打量我手里的衣服，鼻子里喷出来一股长长的、鄙夷的气流。
索然无味，我收起了衣服，回到外公的床前，问他要不要坐坐。连接的暴雨终于停了，这会儿，风清冷清冷的，很舒服。外公说好，我扶着他坐起来，和他一起看窗外。百无聊赖地问他，你能不能讲讲那英雄的生涯，比如，怎么指挥部队的？那些个老战友，都是自己组织的吗？是从自家人开始的，还是外头招的兵？跟我讲讲，我也去组个部队玩玩。外公板着脸，用力地摇摇头，他一笑，空荡荡的皮肉就摇摇摆摆，大概是不值一提的意思，反倒像极了讳莫如深。他不再理我了，目光调开去，瞅着那座森严的看守所。
吱呀一声，看守所那摊子坚硬的壁垒先是开了小门，紧接着，一队队整装待发的士兵踏着重重的脚步跑了出来，齐齐地把守了路口。随后，中央的大铁门也轰隆隆地移开了。一辆接一辆的卡车鱼贯而出。卡车的后厢有一道道的铁丝网盘绕，隔着这封锁的网，是一张张男人的脸，有的苍白，有的血红，有的蜡黄，有的咧嘴大笑，有的呆若木鸡，有的横眉冷对。他们穿同样的白条纹衫，那古怪的神态，个个都像扒在缝隙上的嘴，冲出来的愿望呼之欲出。而那些警惕的士兵，支着枪，端正的瞄准姿态，耐心等待车队缓慢地流过去。
这直着身体端着枪，这扒在铁丝网上往外望，这互相对峙的僵硬姿态让时间变得无比缓慢，感觉像是隔了很久，最后一辆卡车才缓缓地出来，大门在它身后嘎吱嘎吱掩上了。接着很快，好似没几秒，那些个持枪的兵迅速不见了。就是这个时候，我家的门响了，我不确定地又听了听，是真的，而且越来越响，还夹杂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在家吗？”
是一个模样斯文的青年男人，大约三十多岁，门一开，他微微欠了欠身体，似乎要鞠躬的样子：“哎，我是从台湾来的，我来看爷爷的。”我侧身让他进来，打量着他身上那件蓝白条纹衬衫，质地、式样，以及这一连串动作的微妙尺度，电视上听过的口音——确信，这个人确实是台湾来的。
阿姨倒了热茶之后，退回到厨房，我也惊愕地回了房间，留了条门缝，偷听他们时高时低的谈话。偶尔清晰，大半模糊，感觉气氛渐渐先是惊诧而后变成感叹，再后来外公就叫我了：“宁宁，你要叫表哥的……”我去了外公床前，尴尬地叫了声表哥，表哥笑眯眯地瞅瞅我，点了点头。外公显得格外高兴，他脸颊潮红，眼睛熠熠发亮：“……我大伯家的，和你一辈，从台湾回来了，回来了……”
我呆呆地站着，还有点回不过神来。这么多年，从未听说我家有什么海外关系。这不是倒霉催的吗？而这位从天而降的海外表哥，乐呵呵地伸出手来要和我握握，沉寂半晌的阿姨也仿佛突然鲜活了，她手脚麻利地从厨房钻了出来，拎着脏兮兮的菜篮子声调昂扬：“我去买菜，买菜去，你们好好地聊聊呀。”
不过，根本没聊多会儿。我回了房间，只听了一两首台湾歌曲，就听到外公又叫我了：“宁宁，表哥要回上海，你送他下楼……”我愣愣地奔出房间：“留下来吃饭啊。”表哥微笑着摇头，用软绵绵的台湾腔回答：“不啦，要赶回上海，然后香港……”我低头看看外公，外公半靠着枕头，眼神混沌地望着我，语气坚定：“……宁宁，你送哥哥出去。”
我心不甘情不愿地陪“海外关系”下了楼，替他拉开大门，告诉他应该怎么走，他满面微笑地连连点头，走出大门前，还踮起脚往楼上看，隔着遥遥的空气和模糊的纱窗，抬高了嗓门，亲热地叫道：“爷爷，保重身体呀。”耳朵不好的外公居然真的听见了，他含混地嚷嚷了起来：“好，告诉你家的也保重！”
我趿拉着鞋又回到外公的青纱帐前，把那条日本产的健牌香烟从床头柜上拿了起来，嗅了嗅：“好烟啊，外公，你看人家这包装、这味道……”外公闭着眼睛，喉结缓缓地转动，没搭理我，我觉得无聊，放下烟想走了，他才开口：“想要，就拿去吧。”
我拿了烟，还是没出屋子，磨磨蹭蹭，东摸摸，西找找，外公听到我的动静，问：“……怎么啦？你在干吗？”
“家里难得来客人……”尽管外公没睁开眼睛，我还是忍不住扬了扬手里的那条烟，“他……表哥还会再来吗？”
外公眼睛睁开，那昏昏沉沉的瞳仁，还是像被眼白里的水泡烂了，水汪汪、白花花一片，笔直地从我脸上越了过去。望着不知哪里的远方，也许是柜子后头根本不存在的阴影处，以一种淡漠的语气回答我：“不会来啦，他爷爷奶奶，都是我当年枪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