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进行得越迅速，越有效，患者就会越“配合”，这几乎是每位精神分析师都有的共识。我在这里所说的“配合”，意思并不是说患者都会礼貌地被动接受分析师的任何建议，也不是指患者会有意识地自愿提供他本人的情况——即便大多数来诊所进行自我分析的患者，迟早都会意识到并且承认坦诚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是多么的必要。我更多的是指一种自我表达方式，这种自我表达几乎很少受患者本人的意识支配，就如同作曲家在进行创作时，会情不自禁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一样。如果因为作曲家自身因素而阻碍了情感的表达，他肯定无法进行创作，自然也不会有任何作品产出。同样，就算患者最大的愿望是与分析师进行完美合作，但一旦他的努力遇到一些“阻挠”，最终也得不到任何有益的结果。患者越是能够自由并经常性地表达其内心的想法，他就越有能力去处理他自身的问题。这样，患者与分析师双方的配合分析才会更有意义。
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说，分析师只是担当向导的角色，好比要进行一次艰险的登山，我们应该避开哪条路，以及该选哪条路，分析师都只是提出建议，这才是最理想的情况。为了表述得更准确，我需要补充一点。虽然分析师自己亲身经历过登山的过程，但他并未攀登过患者所面对的那座特定的山峰。所以，患者自己的心理活动和创造力才是最重要的。正是患者自己的建设性心理活动，决定了自我分析的时间长度和结果，这句话绝非言过其实。
在分析治疗过程中，当患者处于不太好的境况时，分析就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不得不被打断或终止。对于这样的结果，患者和分析师肯定不会满意，但往往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患者心理活动的重要意义才会被揭示出来。如果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双方都没有进行进一步的精神分析，但患者却表现出了稳定而持久的提升和改善，在面对这种情况时，他们往往会感到又惊又喜。如果详细的调查表明患者的周围环境中并没有任何变化可以解释这种改善，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并证明它是分析治疗的一种滞后效应。这种滞后效应不那么容易解释清楚，因为它可能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之前的精神分析可能已经让患者有了非常准确的自我观察能力，这让他比以前更加相信自己确实存在某些心理障碍，或是一些之前从未意识到的新问题；也或者，对于分析师提出的建议，患者原先可能都会将其视作外部侵扰，而一旦患者能够轻而易举地进行自我省察时，他反而可能会把这些改善看作是自己的功劳；再或者，如果患者的问题是不甘落后、处处想高人一等并竭力挫败别人的话，那他可能就不会让分析师获得成功治疗患者的满足感。因此，只有分析师从这个案例中完全退出，患者才会康复。最后，我们一定要牢记，很多事情都会发生滞后效应。比如在谈话时，我们很有可能是过了很久才能真正体会到一个玩笑或一个评论的内在含义。以上的这些解释虽然各不相同，但其共通之处在于，它们都暗示着患者内心经历了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心理活动。或者说，这些心理活动患者自己并没有自主自觉地去进行。
我们知道，患者的某些心理活动，甚至是那些有意义的指向性活动，有时候确实是在没有意识的状态下进行的。我们都曾经做过一些有意义的梦，甚至有时候我们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些问题在晚上难以解决，但睡一觉后问题却迎刃而解；解一道有名的数学难题，清早起来后，答案会自己蹦出来；晚上还令人困惑不解、犹豫不决的决定，睡一觉后会恍然大悟、云开雾散……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事情，甚至那些在白天都察觉不到的怨恨，夜间可能会敏锐地活动于人的意识层面，并在凌晨五点钟使人们突然惊醒，让他们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内心潜藏的愤怒。
事实上，每一位分析师都是凭借这些内在的心理活动来对患者进行分析的。分析师的这种行为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理念：若想分析治疗得以顺畅进行，就一定要消除患者的心理“抵触”。另外，我还要强调的是，这些内在心理活动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患者渴望解脱的动力越强，阻碍越少，他表现出来的活动就越具创造力。但是，无论我们强调消极方面（抵触）还是积极方面（动力），其内在的原理都是相同的。即通过消除障碍或激发足够的动力，使患者的心理能量被激发出来，并产生新的分析材料，最终达到更进一步的自我分析。
可是，如果分析师凭借的只是患者的无意识心理活动，或者患者具有独立解决某个问题的能力，那么这种能力能否被运用于其他用途呢？患者能以他自身拥有的批判性才智，彻底检查他的自我省察结果或心理想象吗？对于患者的心理现象，我们还能够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吗？这些问题才是本书所应当提出的。
通常，患者与分析师之间有着各自的分工。一般来讲，患者只需表达出他心里是如何想的，有什么样的感觉和冲动，而分析师的职责则是运用自己的批判性才智，弄清楚患者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他会把表面上似乎毫无关联的材料联系在一起，并以此质疑患者所讲述的话语，对其中可能隐藏着的含义提出建议。我之所以用“一般来讲”这个词，是因为分析师有时也会运用自己的直觉，而患者也可能自发地将事件广泛联系起来。但是，总体来看，这种分工确实存在，对整个分析活动也确实有益处。因为它能使患者在放松的状态下，对自己内心的想法进行纯粹的表达或袒露。
不过，在两个分析期之间的空闲期，我们该怎么办呢？假如因为某些原因而使得治疗中断，并且中断很长时间，事情又会如何发展？任由事件发展，让问题不经意间自行得到解决，把希望寄托在偶然上，这样的处理方式可靠吗？我们能否做到让患者进行自觉的自我省察，同时运用其推理能力解决难题呢？尽管实现这个想法还存在一些困难，有一定的风险和局限（这些将会在后面详加讨论），但是，我们还是要问，自我分析难道没有可行性吗？
把研究的范围拓宽，自我分析则引出了一个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我们能够认识自己吗？人们始终坚信，“认识自我”是可以实现的，尽管会面临无数的困难，人们也从未停止过追求和探索的步伐，这一点让我们备受鼓舞。但是，对于这一问题，前人的看法与我们现今的看法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自弗洛伊德提出他的基础研究发现以后，这个问题已经变得远比前人所能想象到的更加复杂，也更加困难，甚至于仅仅是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就已经如同一次探索未知领域的冒险行动。所以，对我们来说，这种精神上的鼓舞也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
近期，一些旨在告诉读者如何改善自我、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的书籍陆续出版。其中，有些书只是在如何处理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方面，或多或少地给读者提供一些普遍适用的建议，比如戴尔·卡耐基所写的《如何赢得友谊及改变他人》等，这类书中都极少谈到认识自我这一问题。但也有一些书籍，如最优秀的作者之一——戴维·西伯里所著的《发现自我》等，其内容也确实涉及自我分析，但因为没有将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精神分析法予以充分利用，所以书中仅仅只是向读者提供了一些不够充分的建议罢了[1]。正因如此，我才觉得更有必要就“认识自我”这一主题另写一本书。此外，很多作者对“自我分析”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比如《简要自我分析》（Selfˉanalysis Made Easy）等，这种倾向从书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这类书籍在某些精神病学的个性研究方面表达出来的意向也是很含蓄的。
所有这些尝试仿佛都在告诉我们认识自我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这种观念只是一种错觉，一种自以为是的幻想罢了，对实现认识自我这一目标没有任何益处。人们一旦相信该观点后，就会错误地认为自己已经全面地认识了自我而空欢喜一场；或者会在第一次遇到严重挫折时就一蹶不振，甚至对“探索”自我的真相完全不抱希望，并放弃努力。自我分析其实是一个艰苦而缓慢的过程，而且还会随时让我们陷入痛苦、遭受挫折，所以更需要我们竭尽全力去做。如果能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应该可以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
有经验的分析师绝不会盲目乐观，因为他非常清楚，患者在能够坦然地面对自身问题之前，通常都要承受艰难，甚至是令人绝望的与“自我”的抗争。所以，分析师可能会更倾向于接受完全相反的结果：完全放弃进行自我分析。他们之所以会这样，不仅在于他们的实践经验，同时也基于一定的理论依据。例如，分析师会提出他的论点并加以证明，再一次体会到像孩子一样的渴望、害怕，同时对分析师十分依赖，患者只有体验到这些之后，才会真的不再抗拒。如果分析过程听凭患者自由行事，充其量只能获得一些无效的、“纯理智”的分析结果。对于这些观点，如果我们进行深究的话（在这里我们不做这种深究），会发现它们最终会得出一个不置可否的结论：依靠患者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克服其自我认识道路上的重重障碍的，即便患者自身的意愿和动力足够强大。
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每个精神分析案例中，为实现目标，有目的地去刺激患者，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患者对其自我分析有一个预期的目标，那么无论分析师如何努力，也不可能让分析结果超出其预期。但是，患者又具有某种优势（对于这一优势的价值，我们将会在另一章中讨论），那就是他可以在治疗过程中，由分析师在旁引导，鼓励并帮助他。而如果由患者自己进行分析的话，激发患者的内在“动力”就会变得至关重要。事实上，它的重要性就在于，患者本人动力的大小决定了其自我分析的可行性。
显然，弗洛伊德已认识到，神经症所带来的明显而严重的痛苦可以为患者提供这种动力。但是，如果严重的痛苦从未存在过，或在治疗期间消失，患者就会感到不知所措，这种动力也就无从产生了。于是，弗洛伊德又提出，激发患者的另一种动力也可以是其对分析师的“爱”，当然这种“爱”并不是为了得到切实的性方面的满足，而是指患者十分乐意接受分析师的指导和帮助，并为此而感到精神上的满足。乍听起来，这似乎很有道理。但是，由于过度的感情欲求以及获得他人认可的需要，几乎所有神经症患者，他们的爱的能力都已经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这一点我们不能忽视。有些患者很自然地——我想，弗洛伊德已经考虑过这类患者——会有不同程度的讨好分析师的表现。比如，会不加判断地接受分析师的意见；又比如，他们把精神分析取得的成效表现出来。实际上，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对分析师的“爱”，而是想以此来消除自己对别人的畏惧，又或者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无法以更为独立自主的心态做好这些事情，而广泛采取的一种应对方式。因此，患者与分析师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治疗能否顺利进行下去。如果患者在此间产生挫败感，或是受到批评（这种情况极易出现），他就会完全无视自己的切身利益，将怨恨与报复情绪抛向分析师，而整个精神分析活动就会演变成一场斗争。相比这种刺激的不可靠性，精神分析师必须要将它打败才是最关键的事情。给患者造成困扰的最关键原因，是患者具有只依照别人的意愿去做事而忽略自己心中想法的倾向。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并不是利用它，而是分析它。因此，弗洛伊德意识到，患者试图摆脱明显、严重的痛苦的愿望就是唯一的有效刺激。并且就像弗洛伊德完全无误的推断那般，随着症状逐渐变得不那么明显，这一动机也会按照比例减弱，从而不具备太长时间的作用。
或许还会有人觉得，假如把解决各种症状视为治疗分析的唯一目的，那么这种刺激就仍然是需要的。但是，事情的确如此吗？有关自己对这种目的的观点，弗洛伊德从未明确地表明过。仅仅说患者应当有能力工作和享受乐趣，但并不确切说明这两种能力具体是怎样的，那么，这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种能力是指展开普通日常工作的能力，还是进行创造性工作的能力？是指享受普通生活的能力，还是过性生活的能力？同样模糊不清的还有“分析应当作为一种再教育”这一观点，究其原因，是因为他并未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教育是基于怎样的目标？对于这个问题，大概弗洛伊德并未进行深入思考，分析他从早期一直到晚期的作品，治疗神经症才是他最感兴趣的方面。个性的改变之所以受到他的重视，只是因为它能确保消除所有症状。
因此就大体而言，可以用消极形式来描述弗洛伊德的目标：得到“彻底解放”。但是，包含我在内的其余作者在解读分析目标的时候，都使用了积极的形式：让一个人不再被内部限制制约，让他可以随意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听上去，这两者的差别好像仅仅在于所偏重的方面不同，而就算事实上的确只是所偏重的方面不同，这种不同方面的强调已足以完全改变对刺激问题的看法。
只要患者自身存在强烈的刺激，并且可以将他所具备的所有感官能力发挥出来，让他发掘已有的潜能，让他学会自我控制——最通俗易懂的说法就是，只要他具备增长的刺激，就算他可能不得不面对各种艰难困苦的煎熬——用积极形式制定的目标也依然具有实际意义。
在讲清楚这一问题之后事情变得非常明白，偏重于不同的方面并不是这件事所牵涉的唯一事物，其原因是这种愿望的存在已经遭到了弗洛伊德的刻意否决。这种愿望甚至遭到了他的讥讽。在弗洛伊德看来，这好像是随意幻想出来的一种愿望，属于幻想式的唯心主义。他表示，“自恋”的欲望激发了自我发展的急切性，也意味着这些急切性所表现出来的是自负以及超越其他人的倾向。只是基于理论上的思考而给出一种假定，这是弗洛伊德极少会做的事情，尽管他好像总是十分善于观察事物的根本。这种观察在此事例中所获得的就是，有的时候，在患者自我发展的愿望方面，发挥最关键作用的是患者自我夸大的倾向。这是弗洛伊德坚决否定的事实：能够发挥效果的要素并不只有“自恋”。假如已经分析并抛开了自我夸大的需求，并且仍旧具有自我发展的愿望，那么在这个时候，与过去相比，会彰显出更为清晰、更为强大的自我发展愿望。事实上，在“自恋”这一要素所引发的愿望变强烈的同时，它们已经变成了实现这种愿望的绊脚石。可以引用一位患者所讲的话：“‘自恋’的冲动是以伪自我为基准发展起来的。”只有在牺牲真自我的情况下，才能给这种伪自我以激励。后者只会令人觉得不耻，对患者所能采取的态度最多也只是同情。我通过实践所得出的结论就是，随着消除伪自我速度的加快，真自我会越来越受重视，也会更加希望不再受内部制约，并且在现存环境所允许的情况下，强烈希望生活可以变得充实。我认为将人的潜力发挥出来的愿望，似乎应当属于反对进一步精神分析的努力这样的范畴。
从理论方面来讲，弗洛伊德否认了自我发展的愿望是跟他所假定的原理有联系的，也就是说，“自我”是一种夹杂在本能的推动、外界的束缚以及良心这几种因素之中的薄弱力量。但是最后，分析目标的不同见解体现了与人类本性问题相关的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哲学信念，这是我始终坚信的一点。引用马科斯·奥托曾讲过的话：“人生观最深的源头，详细来讲，孕育人生观的源头，有时忠于，有时不够忠于人类。对于人类，假如一个人信心满满，并且坚信只要人类愿意去争取，就可以获得美好的东西，那么他就会知道应该怎样去过日子，并且得到与这种信心相吻合的世界。信心的缺失就会遭遇相应的不如意。”这本书对梦境进行了解说，并且在解说的过程中，或许还讲到了自我分析在一定范围上的可能性起码得到了弗洛伊德隐晦的认可，原因是他的确对自己的梦境进行过研究。因为自我分析的可能性在他整个哲学见解中并未得到承认，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认可。
然而，就算我们认可患者具有充足的进行自我精神分析的刺激，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自我分析是不是那些不具备专业知识、训练以及经验的外行人可以完成的？我会遭到一些人的严厉诘问。我是不是隐晦地表示，将在这本书的第三章或者第四章说明，患者或许会掌握充足的特殊本领，从而把专业精神分析师的作用取代掉？但是，对于这种特殊本领，我并未了解到患者是否具备，即便是相似的替代物，我也没有想要去寻找的念头。不过，如此一来，我们好像陷入了绝境。我们当真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了吗？在通常情况下，虽然“不是这个就是那个”的道理好像是可行的，不过仍然有一些错误始终隐匿其中。我们需要把这一点好好记在心上。对于专业化的影响，应该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给予极高的珍视，然而，假如在精神分析方面也同样这样做，只会让患者的积极性受到重创。我们都过于坚信了解政治的只有政治家，可以修理汽车的只有机械师，可以修剪花木的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园艺师。自然，相比那些并未受过训练的人，训练过的人做事的速度与成效都比较好。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并未受过训练的人还面临着一败涂地的情况。不过，相比现实生活中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差距，人们想象出来的差距反而更大，因为过于信赖专业化，从而变得盲目追随，同时将所有想要尝试的意图都掐灭。
这种普遍的考虑是振奋人心的。不过，我们必须对一个训练有素的精神分析师素质的形成进行详尽明确的分析，以便正确评定其自我分析的技能。首先，要想对其他人进行研究，就需要对潜意识力量的本质、它们的表现形式、它们产生力量的原理、这些原理的影响和揭示它们的方式等方面有一定了解，这就需要掌握丰富的心理学知识。其次，一定要在接受训练与积累经验的过程中培养相当程度的技能。对于应该怎样治疗患者，精神分析师一定要了然于胸。面对现有的众多繁杂不堪的资料，精神分析师一定要非常明确地知道必须立即解决的是哪些因素，能够暂时抛置一旁的又是哪些因素。那种高度拓展的可以“触及患者内心”的本领——这种本领基本就是第六感感知心理暗潮的敏锐性——也是他一定要具备的。最后，只有在对自己非常了解的情况下才可以分析其他人。和患者共事，精神分析师就要凭借自身的特点与准则进入另一个不熟悉的世界。这是危险性极高的事情，因为患者或许会被精神分析师曲解并误导，更有甚者还会受伤——这完全是精神分析师粗心大意、愚昧或者自大导致的，而并非是因为他居心叵测。所以，不只是他的分析能力是他一定要全然熟悉并纯熟运用的，同时，与患者保持良好的关系也是非常关键的。要想担负起对别人进行分析的责任，就一定要具备上述三个条件。
事实上，在一些基础点上面，自我分析与分析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条件也不会自动成为自我分析的条件。我们所有人展现出来的都是我们自身非常熟悉的世界，这才是最关键的迥异之处。其实，我们完全熟悉的唯有这个世界。事实上，对于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神经症患者已经渐行渐远，而且非常希望可以避免看见这个世界的大多数。除此之外，这种危险一直如影随形：因为对自己太过了解，一些饱含深意的因素在他看来不过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并且这种倾向非常严重。其实他的世界并没有发生变化，依然存在一切与它相关的知识。他所要做的就是观察，同时，凭借这种观察将通往那个世界的道路找出来。对于他遭遇挫折的根本原因，假如他有意一探究竟，假如他可以克服了解挫折的阻碍，那么相比其他人，他就可以更加出色地在某些方面进行自我观察，不管怎么说，一直跟他守在一起的就是他自己。在观察自己的过程中，他可以将自己和时刻与患者待在一起的聪慧护士作对比。不管怎么样，在一天之中，一位精神分析师对患者的观察时间最多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尽管精神分析师具有良好的观察方式、清晰的观察力以及进行推断的本事，但是护士却拥有更多的机会进行观察。
这个事情体现了在对自己进行分析时的一个关键要素。事实上，专业精神分析师所必备的第一个条件被降低了，第二个条件被取消了——与分析其他人相比，在分析自己的时候不需要运用更多的心理学知识，而且也没必要使用什么巧妙的战术技能，而对其他人进行分析的时候是一定要具备这些的。在对自己进行分析的时候，这些方面并不是最大的阻碍，最大的阻碍反倒是让我们无法看见潜意识力量的感情因素。宣称最关键的阻碍并非理智，而是感情，这全然符合以下事情：精神分析师在自我分析的过程中所拥有的条件并不比外行人占有优势，这与我们企图相信的情况完全不同。
所以，从理论角度来讲，我认为并不存在什么严格的理由来证明绝不可能发生对自己进行分析的事情。就算很多人的问题都严重困扰着自己，他们仍旧无法对自己进行分析，就算职业精神分析师的医治速度与精确性是自我分析始终没有达到过的高度，就算要想克服现有的一些阻碍就必须依靠外力援助。不过，上面所说的全部都无法证实这一工作具有原则上的不可行性。
不管怎么样，在理论思索的基础上我不应当大胆提出对自己进行分析这一问题。只有证明对自己进行分析是可行的情况下，才会有胆量将这个问题提出来，并且严肃谨慎地面对它。这些是我本人已积攒下来的经验，这些经验我的工作伙伴也有，并且确切地跟我讲过，那些得到我的激励，在我为他们做分析治疗之外的时间段里努力去做自我分析的患者，也具备这种经验。在这些进展顺利的试验期间，所面临的挫折不只是表面上那些。其实在通常情况下，大家都觉得，就算是依靠精神分析师的帮助，那些试图去解决的问题也是无法得到解决的，但是他们自身却能够借助良好的条件去解决。在尚未开展自我分析的时候，这些患者都已经经历了分析过程，这代表着他们对接触问题的方法并不陌生，他们根据自己的经历得知，在研究期间最有益的做法就是要对自己坦诚，哪怕在感觉上有些残忍。假如他们之前并没有经历过，就会无法判断有没有对自己进行分析的可能，抑或在哪种条件下是可能的。但是还存在这种振奋人心的事情：很多患者都是对自己的问题有了精确的了解之后才过来接受治疗的。这些了解自然是不充分的，不过他们在不具备任何经验的情况下了解到这些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如此一来，对自己进行分析是否可行关键在于下述条件：假如一个人具有足够的自我分析的能力——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到后面谈论——在大部分分析的间断期间，患者可以承担分析自己的任务。比如节假日，因为出差或者私人原因离开自己所在的城市，到外面去，还有别的种种分析的暂停期间，专业的精神分析师只存在于寥寥可数的那几个城市，那些不在这些城市居住的人们就会尝试着展开自我分析，有时也会到城市中让精神分析师检验一番。就算是那些在精神分析师所在城市居住的人，偶尔也会因为经济条件而无法做到定期治疗，从而选择上述做法。一些人只接受了初期的分析，所以他们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展开自我分析。最终——要在这里添加一个问号——在外界分析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自我精神分析是具有可行性的。
这里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难题。就算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可以做到自我精神分析，那它到底是不是可行的事情？在缺少专家指导的情况下，分析自己会不会像一件武器那般充满危险性，从而无法利用？难道弗洛伊德并没有拿精神分析和外科手术相比较过？——尽管人们不会因为清醒地运用分析手段而致死，而糟糕的外科手术却会置人于死地。
无论如何，把分析自己这一问题搁置一旁，从而得不到大家的理解，这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因此倒不如让我们具体讨论一下自我分析大概会导致怎样的危险。首先，很多人觉得那会导致不利的自我反省滋生，并且妨碍所有形式的精神分析——这种反对力量如今已经加强了，而且还会持续加强。不过我希望可以再次进行探讨，原因是我坚信，假如精神分析的过程在没有或者很少有指导的情形下进行，这种不赞同的声浪将会更加强烈。
认为精神分析是让人把更多的自我反省展现出来，好像人生观才是引发这种不赞同观点的根源——这种观点在《已故的乔治·埃普勒》里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在这本书中，个人相互之间的情感以及个人的努力是毫无地位可言的。适应所处环境，变成团队中的奴隶，并且尽忠职守，这才是最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应该限制所有的个人担忧或者欲望，自我约束是高尚美好的品质。不管是以哪种方式，只要是对自己进行过多思考的都是纵容自己和谋取私利。在另外一方面，精神分析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就是既要对他人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所以，对于个人追逐快乐的正当权利，应当给予重视，其中也包含认真发展精神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的权利。
对于这两种人生观的价值，所有个人都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假如选中的是前者，那么他一定觉得对自身以及自身的事情进行任何过多的考虑都是错误的，所以就没有必要再跟他争辩精神分析的问题。我们能够做到让他完全不必担忧，在通常情况下，精神分析的成果就是让人不再过度自私自利，而且可以与别人建立牢固的关系。但是，他最多只会让一步，认可自我反省或许只是一种具有价值的尚且存在争论的方式。
有关自我反省，选择另外一种人生观的人绝不会觉得有争议的必要。在他看来，了解自己跟了解周边环境中的别的因素是一样的，都是至关重要的。就像探索别的生活那般，探索自己的真面目也拥有相同的价值。唯一一个和他相关的问题就是，自我反省到底是建设性的，还是没有任何益处的？我认为，假如是想要实现人类更完美、更富裕、更健康的愿望才进行自我反省，假如这种反省是为了实现自我了解以及改变终极目标而进行的相应的努力，那么它就是可行的。假如自我反省的目的只是反省自己，也就是假如他只是因为心理上没有任何目标的兴趣才展开自我反省——以追求艺术的名义进行——那它轻易就会退化到像郝思顿·皮德森所讲的“疯狂心理症”上面。假如自我反省只是沉浸于欣赏自己或怜惜自己，沉默着思考自己，毫无根据地责怪自己，那它一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如今，我们与最主要的问题相接触：对自己进行分析是否会很容易地退化为那种没有任何目标的沉默思考。从我跟患者谈话的经验来看，我坚信并不存在一种普遍性的危险，与大家大概会以为的那样不同。看上去，这是一种正确的假设：这种观点能够征服的人只是那些在和精神分析师一起做事时想要一直在这条死胡同中来回游荡的人。这些人在缺少指导的情况下，就会处在毫无意义的犹豫不决中，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不过，就算是这样，虽然他们对分析自己所做的努力肯定不会有效，但基本都是无害的，原因是，这种沉默思考并不是精神分析导致的。对于自己肚子痛、自己的仪容、自己所犯的错误，以及其他人在他们身上犯的错误，他们沉默地思考着，又或者他们在尚未接受精神分析时沉溺于他们用心设计而又没有任何目标的“心理解说”里。为了维持自己在原本生活环境中的正常活动，他们把精神分析用来或者肆意用来当作正当借口：它给出了圆圈运动就是坦诚的自我检验这一假象。所以，我们不应当在自我分析所带来的危险中对这些尝试进行评估，而应当在限制力的范围内进行。
考虑到自我分析可能会带来的危险，讨论它是不是具有必然会让个人受伤的危险性，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独自展开这种具有危险性的尝试，那些他没有能力进行对抗的潜能是他可以挖掘出来的吗？假如那具有决定作用的潜意识矛盾被他发觉了，但是这个问题又是无法解决的，那么，他自己内心就不会有深深的焦躁沮丧情绪，或许还会导致萎靡不振乃至自杀吗？
在这种观点上，我们一定要将短暂的伤害与永久的伤害区分开来。在所有精神分析中都存在短暂伤害，原因是在接触所有被隐藏压抑起来的东西时，之前因为自己的方式而得以减弱的那些焦虑也必然会被激发。相同的道理，那些愤怒、生气的情绪也肯定会再次因它而起，而在之前的意识中，这些情绪早已不存在了。并不是由于精神分析让他对极致的罪恶与卑鄙有了了解的倾向，从而致使这种打击具备了这么严重的后果，而是它导致他的心理失衡——虽然这是一种十分不稳定的心理平衡，不过，在他混沌停滞的人生岔路口上，这种平衡曾让他免于产生沮丧情绪。有关这些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解决的本质问题，既然后面还要继续探讨，那我们在这里就只需对所出现的实情进行简单叙述。
分析期间，患者在遭遇这种困扰时会觉得非常苦恼，或许还会引发旧病症，他也就会在那个时候自然而然地产生失望情绪。在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花费太长时间就可以消除这些再次发作的旧病症。它们会在全新的自我反省发生之后消靡殆尽，同时会得到进一步的坚定感情。这些旧病症的再次发作证明，在人生的改造之路上，他遭遇了不可避免的打击与痛楚，这些旧病症的再次发作是包含在所有具有建设性的程序中的。
精神分析师最需要帮助的就是这些处在内部巨大变化中的患者。我们坚信，整体的分析过程会因为专业人士的援助而变得简单许多。此时，我们需要将一种可能性纳入考虑范围内，那就是这些困扰也许并不是个人能力可以克服的，以至于造成了无法复原的损伤。又或者，他觉得自己在根本上已经不坚定了，并可能会因此而不管不顾地去做一些事情，比如在驾车的时候不顾性命或者拼命参与赌博，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甚至有自杀倾向。
在对自我分析进行观察之后，我并未发现这种十分糟糕的结果曾经出现过。不过，这些有限的观察并不能得出确凿的结论。例如，我无法证明在一百个人里面，就仅有一个人遭遇这种悲惨结局。但是，完全可以坚信，自我分析仅仅存在非常少甚至是渺小到不值一提的危险性。通过观察所有的精神分析，能够发现患者在自己尚未进行全新的自我反省时是完全可以自保的。假如他们自身的安全会因为他们获得的解释而遭遇危险，那么他们肯定会下意识地不予接受。他们或许会将它忘记，或者让其不再发挥作用，或者不再与其争辩，又或者只是单纯地将之当作不公平的批判，进而产生怨恨心理。
能够确切地得出如下假设：在分析自己的过程中，这些自保力量发挥了效用。对于那种只是单纯地会把自己带往难忍境地的自我反省，意图自我分析的人是不会做的。在对这些自我观察进行说明的时候，一些基础点可能被他忽略了。也有可能他只是会想方设法快速而又浮于表面地改变他始终觉得不正确的态度，进而停止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所以，与专业精神分析过程相比，在分析自己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危险其实是比较小的，原因是患者的直观感觉告诉他哪些问题是自己应该避开的。而精神分析师，特别是敏锐的精神分析师，或许会做错事，进而把不正确的处理方式施加在患者身上。再者说，因为对问题过于逃避，在分析自己的过程中，所导致的最坏结果就是一无所获，但相比那种实际的伤害而言，这种一无所获倒也是少些坏处的。
假如一个人的确经历了彻底的分析，非常清楚地自我反省了那些对他造成困扰的根本问题，我坚信需要我们沉思的问题会有很多。首先，让一些真实情况浮出水面，发掘这些真实情况之后，在仍然感到困扰的同时还会有一种摆脱羁绊的感觉。在发掘任何真实情况的时候，都会有摆脱羁绊的力量隐藏其中，也许在刚刚发掘的时候，困扰的作用力就被其取而代之了。假如当真如此，马上就会感到慰藉。就算困扰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在发掘个人真实情况的过程中，对处理问题的最初认识依然会存在于其中。即便现在对这种认识尚不是非常了解，大家的直观感觉仍会告诉自己它是存在的，而且还会有更进一步的行动力量产生。
需要思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就算这种真实情况会让人产生恐慌，那所产生的恐慌也只是如同周密谨慎的担忧那般。比如说，假如一个人已经在悄无声息间被引导着向自我灭亡一步步迈进，并且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相比他在悄无声息间被引向灭亡所面临的危险，他对这种引导他的力量的清楚认识反倒会使他面临稍微好一点儿的情况。尽管这是一种让人恐惧的认识，不过，那些能够发挥消除作用的自保力量也必然会被其激发出来，虽然与此同时，他还拥有一些想要活下去的意志力。不管他是否展开分析，假如他不具备足够的想要活下去的意志力，就必然会彻底精神崩溃。更为详细地讲，假如一个人具有足够的胆量把自己糟糕的真实情况挖掘出来，那么我们就能够坚信他也具备接受整个分析过程的胆量。他已经获得了这样的胜利，这仅有的真实证明他具有非常强大的意志力来与自己做斗争，从而能够确保他不会遭遇精神崩溃的情况。不过，从倾尽全力着手处理问题，直至问题被处理好，还有怎样将愿望和实际情况融合在一起，这个分析自己的过程或许会非常漫长。
最终，我们必须要记住，在分析期间那些真正让人恐惧的困扰产生的根由，在通常情况下，都不只是因为在分析过程中无法获得合理的说明。下述事情中所隐藏的才是真正导致让人恐惧的困扰形成的根由：这样的说明或者整体的分析情况，让病患直接对精神分析师产生了怨恨心理。假如这是一种没有被发觉的怨恨，那么它没有办法发泄出来，从而成为自我毁灭倾向的一部分。怨恨精神分析师的一种表现方式也许就是自我毁灭。
假如一个人的确处在一种自我反省的境况中，并且情绪烦乱不堪，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跟它搏斗下去。又或者做事小心慎重，不受那种把责任推卸给其他人而自己避免反省的引诱。这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小心慎重，原因是，假如他越来越倾向于把因为自己的缺点而产生的责任推卸到其他人身上，那在他尚未意识到自己必须要担负起责任的时候，只要他将自己的缺点挖掘出来，在自我分析的过程中，这种倾向就会得以增长。
所以在我看来，在允许的范畴内，相比之下，自我分析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损害。毫无疑问，种种怯退都会在自我分析期间产生，这种怯退最主要的影响就是，没有办法将分析过程坚持到最后，因此怯退的本质和范畴多少是有些严重的。想要把某个问题揪出来，并且处理好，或许是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不过，这些怯退也是存在很多抵抗要素的。可以肯定，自我分析因为这些要素而变得更加适用于患者，满足了他们的需求。首先，上面所讲到的那些显著的外在要素也包含在里面。因为经济、时间以及居住地等因素，导致一些人无法接受定期分析治疗，对于这些人来说，自我分析是非常合适的。更有甚者，对于那些正在经历分析治疗的人而言，假如他拥有足够的勇气在分析交谈的间断期间或者分析过程中独自一人进行积极的自我分析，那么整个分析过程就将加快。
除了这么显著的原因，那些可以自己展开分析的人还会获得一些其他收获。这种自我分析的特色就是，相比有形的东西，更为重视精神方面的研究，不过，真实的东西仍旧是存在的。这些收获可视为由于增加了内部力量而使自信心变强的结果。所有的精神分析在顺利进行之后，都会使自信心变强。假如在全然凭借自己的积极性、勇气以及坚强不屈的精神的前提下，一个人攻克了某一领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肯定会另有所获。就好像人生中别的领域那般，精神分析的这种作用完全依赖于自己开辟一条道路，相比原先所走的那条道路，这条道路会让自己感觉拥有更加强大的力量。这种成绩会让人感到无可辩驳的自豪，并且还会有一种自信心油然而生，坚信自己一定有本事克服艰难的境遇，同时，坚信自己不会在毫无指导的情况下感觉不知所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