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形形色色，明神宗朱翊钧，就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爱钱的皇帝。
天生爱钱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单纯的喜欢收集金银财宝，就像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守财奴一样，恨不得把全天下的财富都抓到自己手中。当然他花钱的时候也很多，例如他给皇子们举办婚礼，一次就从国库中支取白银九百三十四万两，外加袍服费二百七十多万两。有一次，他花了二千四百万两白银用来购买珠宝，花费真是相当惊人。但是他花费的这些还是不如他聚敛的钱财多。收集金银和奇珠异宝似乎成了万历皇帝的特殊爱好。
万历皇帝贵为天子，在那个时代，整个天下都是他的，天下的财富还不是任他随取随用。但是万历皇帝却似乎并不这么想，他一定要用实实在在的钱充满自己的私人钱库才觉得心安。为了达到敛财的目的，他无所不用至极，想出了许多荒唐的点子。例如他常常挖空心思，找出各种借口命令政府部门向他进贡钱财。他的妃子生了一个女儿，户部和光祠寺就必须向他献上白银十万两以示庆祝。公主出嫁，则要讨取数十万两银子作为嫁妆，若是皇子娶妻就要献的更多。
他还大力提倡官吏们向他“进奉”，用这种秤称斗量的方式来表示忠心。谁进奉的钱多，就加以重用。于是官员、太监纷纷用这种进奉的方法讨好皇帝。官员们若触犯了他的龙颜，他最喜欢用的惩罚方式就是“罚俸”，即剥夺官员们的工资，因为这样可以省下一大笔钱，当然这只是对罪行不重的官员们施行。若是罪刑严重的，当然就要使出他的另一个绝招——抄家。本来抄家的作法历代都有，但不同的是，历代封建王朝抄家后所得的财产都要“充公”，即登记造册，成为国家的公共财产。但是万历皇帝的抄家却是把全部所得归自己所有。
这样作法最早用于对付曾经竭尽全力辅助他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和内监总管冯保。这两个人都是陪伴他度过他的前十年皇帝日子的人。在张居正死后，有人弹劾张居正，万历皇帝就趁机下令抄了张居正和冯保的家，从中得到了不少甜头。从此这抄家的势头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他曾经私下里得意的对身边太监说，用这个办法捞钱简直比从国库中支取还容易，他当然乐此不疲。
“节源开流”
不过他也不是完全不好商量，官员们犯了罪，如果主动的向他献上金钱，他也就“宽宏大量”地放人一马，但若是谁执迷不悟，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有个叫张鲸的太监，犯了欺君的大罪，按律当斩，但是由于他很机灵，及时向万历献上了一大批金银财宝，居然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不但没有被治罪，反而还升了官。当时有的朝臣针对这件事直接向皇帝上书，说他以天子之尊而接受了内臣的贿赂，实在不成体统。皇帝非常生气，马上就治了这个官员的罪。
万历皇帝的“节源开流”后来发展到了极致。到万历末期，全国的府县有三分之二的地方官职位空缺，有人老了，死了或是罢了官，那个职位就从此空缺着，不再派新的官员去上任。朝中的六部是国家实际上的最高行政机构，但是到后来也只有三个部有尚书主事，国家的最高决策机构有一段时间只有一个人在任上。皇帝拒绝向这些空缺的职位派遣新的官员，这样就可以节省下一大笔支出了。不过这种办法却使国家机构几乎陷于瘫痪，全国的官吏减少了一半以上。这是，节流”的办法。至于“开源”，万历皇帝想出的办法是派大批太监充当“矿监”和“税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采榷之祸”。
“采榷之祸”
这些矿监凶横无比，他们名义上是开矿增加税收，但实际上根本不去勘探、开采，而是随心所欲地指地为矿。被指中的人家灾祸临头，只有献上金银珠宝方能摆平，否则就被强拆房屋，掘地翻圃，甚至抢掠家产，侮辱妇女，胡乱杀人。有的则借口找矿，挖坟掘墓，搜取陪葬品。这简直是明火执仗，比强盗还甚。当时有个叫陈奉的矿监，是万历矿监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他出使荆州和兴国州，常借口巡初到处殴打官吏，抢劫行人，引起民愤。一次他在巡查途中被数千群众围打，逃回荆州后，上书皇上，诬陷当地官府煽动叛乱，万历不问青红皂白，马上派人查办。
到了后来，矿监遍布山西、山东、陕西、四川、云南、福建、广东、湖北等地，全国百姓深受其害。
万历三十年，万历皇帝一病不起，以为自己将死，想死后留个好名声，于是下了遗诏，停了矿税。不料，几个小时后他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他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派人去内阁收回遗诏。前前后后去了二十多拨人传达皇上口谕，说矿税万万不能停。结果，“采榷之祸”始终没能废除。
万历四十八年，万历临死之前下的遗诏中，又提到了停矿税的事，然而，一切都为时太晚了。明王朝已经衰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尽管他死后，明王朝又维持了二十几年的统治，但是许多学者认为，明王朝的衰亡实际上就是从万历时期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