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浪漫诗人始祖
屈原（约前339—前278），名平，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位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离骚》、《九歌》、《天问》等诗篇，开创了楚辞新体，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积极浪漫主义的艺术传统。
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屈原从小就非常聪明，读书很多又十分勤奋，以至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能过目不忘，口才也很好。更重要的是，他十分关心天下大事，有理想，有远见。
屈原年轻时，家道已萧条冷落，和楚王的亲属关系也已经比较疏远。但他毕竟跟楚王同姓，加上才华横溢，又有良好的口才，因而有条件在楚王左右侍奉。后来，屈原由文学侍臣擢升为左徒，从而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屈原熟悉历史，明察现状，深知拥有着悠久而灿烂的文化、广袤而富饶的土地的楚国有统一天下的条件，并早已立下了帮助楚怀王实现统一的宏愿。为了实现理想，他向楚怀王提出，外交上楚国必须联齐抗秦，采取“合纵”政策，即首先与齐国结军事联盟，然后再与赵、魏、燕、韩四国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强秦。楚怀王觉得屈原的分析很有道理，便采纳了这一建议，结果使楚国的地位迅速提高。楚怀王很高兴，对屈原更为信任和器重，便对屈原委以重任，让他在内政方面进行改革。
屈原年轻得志，平步青云。他踌躇满志，自信有楚怀王的支持，定能继承祖业，确立法制，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使楚国蒸蒸日上，富强起来。他一心为内政改革而日夜操劳，但他没想到一场灾难即将降临到他头上。他不知道，他的才干、他治国理民的卓越成绩，虽受楚怀王的信任，却也引起了怀王周围的腐败贵戚和宠臣的嫉妒；同时他制定贯彻的宪令，虽有利于强国富民，却限制了那些腐败贵族的特权，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和仇恨。楚国有权有势的王族、贵戚、幸臣中嫉妒、仇恨屈原的人形成了反对屈原的包围圈，他们勾朋结党，暗中密谋，处处找茬陷害屈原。有一次，怀王命屈原秘密草拟法令，稿子尚未写完，一个上官大夫想夺过来看，遭到屈原拒绝。这位怀恨在心的上官大夫跑到怀王面前搬弄是非，诬告屈原不守机密，说外面所有的人都知道此事正在议论纷纷呢！还说屈原自夸功劳，说离了他屈原，法令是没人能提出来的。楚怀王听信谗言，从此开始厌恶、疏远屈原。
公元前304年，秦以割让600里土地为诱饵，诱惑楚国与齐国断绝关系。当秦后来指着地图赖账，说当初讲的是6里而不是600里时，楚怀王得知上当，一怒之下发兵攻秦，由于齐国不愿支援楚国，楚国连吃败仗，楚王这才后悔放弃屈原的“合纵”政策，便重新起用屈原，并恢复与齐国的外交关系。秦国灭楚之心一直不死，虽不敢公然发动侵略战争，暗中却经常用贿赂手段拉拢楚怀王的宠姬郑袖和宠臣子兰，楚怀王终于在他们的怂恿下，娶秦国美女，建立姻亲关系。此时，屈原极力反对，却遭怀王的免职。秦国进一步邀请楚怀王去秦国会盟，屈原看透了秦国的欺诈阴谋，对楚怀王极力劝阻，怀王不但不听，反而把屈原流放到汉北。
惨遭流放的屈原，满怀忧国忧民的愁绪，来到汉北边境处。屈原一面与当地乡村百姓们一起耕田种地，一面研究当地的民间歌谣，他常常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心中的波涛巨浪终于凝成了千古绝唱《离骚》。《离骚》全诗373句，近2500字，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抒情长诗。在《离骚》中，屈原哀叹人民的多灾多难，哀叹自己的生不逢时，反复倾诉他对楚国命运的关怀，表达了要求革新政治与腐朽贵族集团势力斗争到底的强烈意志。诗中运用美人香草的比喻、大量的神话传说和丰富的想像，形成绚烂的文采和宏伟的结构，表现出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这对后世文学有深远的影响。
果然不出屈原所料，秦楚会盟只是秦国设下的圈套。楚怀王一到秦国，秦王便断了他的后路，并把他软禁起来，逼他割让国土，楚怀王再也无法返回楚国，终于因忧愤致病去世。怀王的儿子楚襄王继位后，屈原也从流放中被召回。由于楚怀王入秦是子兰怂恿去的，屈原也为此议论了子兰的这个错误，这也引起了子兰对屈原的仇恨。子兰唆使上官大夫等人在楚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楚襄王听信了群臣的谗言。于是，屈原再次遭遇流放。
面对楚国的内忧外患，惨遭流放的屈原内心非常焦虑。江南一带许多地方是无边无际的草原林莽，人迹稀少，屈原一路走着艰难而曲折的道路，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三年过去了，楚襄王没有丝毫结束屈原流放生活的意思，屈原异常心烦意乱，他常去瞻仰先王宗庙和公卿词堂，观察庙堂的墙壁上画着天地山川、神灵怪物和古代贤圣人物的像。他感慨万分，浮想联翩，有一连串的疑问涌上心头，挥之不去。于是，他一面自问，一面把它写在墙上，构思出了气势磅礴、构思奇特的长诗——《天问》。这首长诗从宇宙的发生、天体的构造、地理的变化，一直问到神话传说和历史事件的本末由来，一下子提出了170多个问题，表达了他愤世嫉俗、悲怆满腔的思想感情和对许多传统观念的怀疑。
长年颠沛流离的流放生活，加上战争的动荡局势，已经把屈原折磨得容颜憔悴、形体消瘦。他披头散发地来到汩罗江边，在荒凉的苇草间漫无目的地边走边吟唱着悲歌。一位渔夫认出他来，吃惊地问道：“你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落到这步田地？”屈原悲叹道：“世人皆浊，唯我独清；世人皆醉，唯我独醒。正因如此，我被放逐了！你说好笑不好笑？”屈原说完放声狂笑，可是那笑却比哭还令人心酸。渔夫似乎了解他的心境，想安慰开导他，便说：“既然世上的人都那么混浊，你何不也把水里的污泥搅动搅动，让它清浊不分呢？既然大家都喝醉了，你何妨饮些薄酒，让自己半醒半醉？为什么要表现得那么高超，而使自己招致流放呢？”但是善良固执的屈原，怎会同意这种做法，他认为这不是保护自己，而是同流合污呀！他说：“你可知道，刚洗好头发的人，在戴帽子之前，是不是要先掸去帽上的尘埃？刚洗好澡的人，是不是要换一套没有污垢的干净衣服呢？可见人都不愿把干净的身体弄脏。我宁可跳入江流，葬身鱼腹，也不愿把我清白的人格让世俗污染。”
屈原此时已明白：楚国朝政腐败，难以抗秦保国，也不可能再召自己重返朝政为国效力了。于是，他作了一篇曲折感人的《怀沙》之后，于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抱石沉入汩罗江自杀。
屈原虽然含冤沉江了，但他不倦求索真理的执著精神、不折不挠同黑暗势力抗争的无畏勇气，以及眷恋故国、生死与共的伟大志节，从此辉映了江天，照耀了千古，永留在苦难中奋然前行的志士仁人心上。
据说当时屈原投江后，楚人十分震惊，纷纷驾舟打捞，并将米饭团投入江中，喂饱鱼鳖，免得噬食屈原。屈原未被打捞上来，楚人一直放心不下，他们不愿相信屈原死了，便说他入水神游。因此每年到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人们便驾舟逐浪，怀念屈原，久而久之，这一天便演变为全民族纪念屈原的“端午节”。
司马迁：中国正史之祖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
司马迁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30年之久。司马谈博学，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迁10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后随父去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19岁为补博士子弟。20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
司马迁的足迹遍及祖国大地，他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壮游使司马迁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奠定了他以后著书立说的厚实基础。回到长安后，武帝对这个广闻博识、学问丰富的年轻人十分重视，命他为郎中，让他带着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公而不能从行，忧愤而死。临终前他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以太史令身分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20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29.53天，一岁一年的日数是365.25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中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后，他秉父遗志着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史记》）。
天汉二年（前99），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然而司马迁却为李陵鸣不平。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的话，决定将他治罪，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以腐刑（宫刑）代替。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司马迁受腐刑出狱后，汉武帝任他做中书令，替皇帝管理文书。他对皇宫的观察更深刻了，这使他能在《史记》中尖锐而深刻地揭露封建统治者的黑暗和丑恶。他无论严冬酷暑，终日阅读和整理史料，细心地研究每个历史事件，每个地点、年代都认真考察，从不马虎；每一段话，每一个字都再三考虑，反复推敲、修改。征和二年（前91年），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等五个部分，130篇，约52.6万多字。全书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7）上下3000年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著作，它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
《史记》既是历史的“实录”，同时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它的艺术性首先表现在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成功地塑造出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在人物塑造上，司马迁竭力做到将历史、人物和主题统一起来，这样既写活了历史，人物也栩栩如生，他还非常善于把人物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完成人物性格的刻画。
《史记》的叙事简明生动，尤其是富有戏剧性场景的描写，更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司马迁极少用排比铺张的骈文，而形成了自己朴素简练、通俗流畅，既疏缓从容、庄谐有致，又富于变化的语言风格。《史记》的语言历来被奉为“古文”的最高成就。
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史学和文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既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中国的传记文学。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李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仙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人，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素有“诗仙”之称。贺知章誉其为“天上谪仙人”，后人又称其为“李谪仙”。
李白先祖于隋末战乱逃至碎叶（今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附近），李白即出生于此。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范围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并“好剑术”。他相信道教，有超脱尘俗的思想，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他青少年时期在蜀地所写诗歌，留存很少，但已显示出突出的才华。李白约在二十五六岁时出蜀东游，在此后10年内，漫游了长江、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地方，开元十八年（730）左右，他曾一度抵长安，争取政治出路，但失意而归。
李白一直在寻找着凭借自己卓越的才华直接进入朝廷的机会，经道士吴筠与玉真公主的推荐，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在京城，李白与贺知章惺惺相惜，李白的清雅脱俗让贺知章叹道：“此天上谪仙人也！”李白很快便誉满京城。
唐玄宗在金殿召见了李白，并步行而出迎接李白，让李白坐在七宝床上，亲手为李白调羹。翰林学士的官职既无官品又无实权，仅仅是随时侍命听候皇帝召唤去草拟诏告或写诗论文，用现今的话来说就是个御用文人，只能做一些诏告或歌功颂德的官样文字而已。展翅的大鹏关进了鸟笼，整天在院中画地为牢，这跟李白放荡不羁的性格是不相符的，他耐着性子忍受着。这段政治生涯中，虽然为朝廷草写诏书文告，还不时地解答唐玄宗的国政询问，更多的却是陪帝王嫔妃宴饮欢娱。他看不起司马相如是个俳优之臣，而自己也做了俳优之臣。个性上的压抑，让他借酒浇愁，在酒后尽情地宣泄自己的情感，任性而行。他大声歌吟：“三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但得酒中趣，不作富贵求。”
李白豪放不羁的个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在朝中待太久。他的才华让人敬佩的同时，也让人妒忌，李白偏偏不会韬光养晦，他已经狂放到让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了，他流连于酒肆，高呼“天子呼来不上船”。一次唐玄宗诏宣李白撰述召令，癫狂大醉的李白让玄宗宠爱的高力士为自己脱靴，让贵妃调羹、杨国忠磨墨。权臣小人们在玄宗和贵妃面前大进谗言，唐玄宗也渐渐疏远了李白。不被重用的李白更加狂放起来。政治的失意源于他狂逸的性格，同时又推进了他放荡不羁的性格，他对朝政与现实有了更切身的感受，“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从长安带走了“酒仙”的雅号和“谪仙人”的美称，也带走了更加狂逸的性格。
天宝三年（744），李白在洛阳与杜甫认识，结成好友，次年分手后未再会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