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大将军郑松占河内，控制了军政大权；另一位将军阮潢（huang）则定都顺化，称广南王。双方曾打了数十年的内战。1692年后，越南再次出现了将近100年的南北对峙局面。1771年，南方农民在阮岳、阮侣和阮惠（亦名阮文岳、阮文侣和阮文惠）三兄弟领导下，以“劫富济贫”为口号，发动了西山起义。起义军很快攻克归仁，进而攻占了几乎整个南方。1778年，阮岳自称国王，国号“泰德”。接着。义军北上，占领顺化，并于1786年攻下东京（河内），推翻了南阮北郑的统治，结束了黎氏王朝。
1787年，广南封建集团后裔阮福映（公元1762~1819年）在法国军队的帮助下，攻占西贡，逐渐占领了南方地区，并乘机大举北进，于1799年攻占归仁，1802年占领东京，建立了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并迁都顺化。1815年，阮朝颁布《皇朝律例》，此律几乎就是中国《大清律》的翻版。在对外关系方面，阮朝维持了同中国的藩属关系，对西方则采取“闭关锁港”政策。
从公元10世纪至19世纪，越南文化在意识形态上的主要特点就是儒、佛、道并存，其总的发展趋势是：随着封建国家的发展，儒家学说的作用不断增强；佛教到后期，地位已不如前期高，但一直有着广泛的影响；道家的影响和作用则始终次于儒与佛，未曾有过如中国封建社会中曾经有过的与儒、佛平起平坐的地位。
李朝初期，佛教在宫廷中有着比儒学更高的地位，在社会上也有着比儒家学说更大的影响。1034年，皇帝李太宗举行隆重仪式，接受中国宋王朝赠送的汉文版《大藏经》，并在两年后下令在越南刊行，同时下令重塑各地佛像。由于历代皇帝崇奉佛教，越南佛塔寺院遍布各地，数量极多。《大越史记全书》曾批评当时“百姓大半为僧，国内到处皆寺”。
尽管佛教在李朝影响广泛，但历代皇帝之所以尊崇佛教，主要还是看重它的思想作用。实际上，佛教从未被用于治理国家、制定其对内对外政策、确定朝制或社会制度、规定上自宫廷下至村社的尊卑秩序。而起了这方面作用的恰是儒家学说。出于巩固封建统治、建立统治秩序的需要，李朝在尊崇佛教的同时，更逐步提高了儒家学说的地位。
李太宗（李佛玛）继位后，规定朝廷官员每年必须到铜鼓神庙行盟礼，宣读“为子不孝，为臣不忠，神明殛（ji，杀死）之”的誓词，用儒家的忠、孝伦理思想约束官员。神武二年（1070年），李圣宗下令在京城升龙建文庙，塑周公（西周初年政治家。姬姓，名旦，周武王之弟。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孔子及先贤之像，越南从此有了祭祀孔子的文庙。太宁四年（1070年），李任宗效仿中国的科举制度开科取土。这是越南最早的一次科考。第二年，李朝又设立国子监，延请文学之士任教。
李朝初年，越南便已有道士。公元1010年，李公蕴建观圣庙，祭祀玄武（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北方之神，后为道教所信奉），后因避讳，改玄武为真武。现在越南河内观圣街的观圣庙里，仍有披发、黑衣、仗剑、踏龟蛇的真武铜像。李太宗时，道士郑智空奏请赐道士，皇帝正式批准道士行道。尽管如此，整个李朝时期，道教始终没有取得如同儒学和佛教那样的地位。
陈朝是儒、佛两家地位开始发生变化的时期。前期，佛教极为兴盛，曾出现“帝与僧共治天下”甚至帝亦为僧的情况。比如1293年禅（shan，即禅让，把帝位让给别人）位给太子的陈仁宗，1299年即往安子山出家修行，自称香云大头陀，后又自号竹林大师，因而成为越南人自己创建的第一个禅宗派别“竹林派”初祖。英宗皇帝继位后，曾于1295年遣使入元，求取《大藏经》回国颁印。1299年又印《佛教法事》、《道场新教》颁行天下。
相比于佛教，儒家学说更能从积极方面服务于封建统治和封建制度，因此陈朝诸帝都重视用儒家标准和科举制度选拔官员。这一时期，科举制度更加趋于制度化，儒学和孔子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被越南史家视为“儒宗”的张汉超，在他所撰的北江关严寺碑文中斥佛教为异端，要求独尊儒术。陈朝后期，儒学不仅压倒了佛教，牢固确立了其作为封建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而且在地方上也更加受到重视。
陈朝之后的胡朝和明朝在越南的统治，时间虽然短暂，但这两个朝代对越南封建意识形态的发展，影响却不小。胡朝皇帝胡季嫠做了这样两件影响儒学发展的大事：一是更新厘定（整理规定）科举之法，把考试分为乡试、礼部试、会试，参场文字定为四场，依次为经义文、诗赋、拟诏制表文和试策文；二是重周公，轻孔子，反朱子（即朱熹），这在当时自然是极大胆的举动。他做的第一件事成功了，因为改制后的科举更适应封建国家的需要；而第二件事却失败了，因为当时，孔子学说已经深人士子之心，程朱理学也为封建统治所必需。
明朝统治者在发展儒学方面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广揽人才，重用儒生；二是向越南颁赐《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儒家经典；三是在各府州县“设立文庙”、“开设学校”。这三项措施，相应地收到了三个方面的实效：一是提高了儒生的地位，二是推动了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的传播，三是扩大了孔子和儒学在越南各地的影响。
黎朝从一开始就崇拜孔子，并以儒家学说作为自己的统治思想。黎太祖黎利在立国之始便“祠（ci，祭祀）孔子以太牢（指祭祀用牛、羊、猪三种家畜，后单称祭祀时所用的牛为太牢），其崇重至矣”。此后，黎朝诸帝无不崇孔。第三代皇帝黎圣宗于洪德三年（1472年）亲定“丁祭”，即在每年仲春（阴历二月）及仲秋（阴历八月）上旬丁日举行祭孔典礼。在位期间，圣宗皇帝还曾几次扩修首都升龙的文庙。黎显宗景兴十六年即公元1755年，文庙内的孔子像始用王者之服。在不断抬高孔子地位、神化孔子的同时，黎朝进一步大兴儒学教育，鼓励、提倡向全社会灌输儒家思思，并按儒家思想制礼乐，定制度。除在首都设国子监、置祭酒（国子监负责人）和教授外。同时也在各地设学校，置教职。
黎朝时期越南儒学逐渐兴盛的另一个标志，是一批著名儒学家或以儒学为其主导思想的作家、学者的出现，如阮秉谦、潘孚先、吴士连、黎贵（dun）等。阮秉谦（公元1491~1585年），号白云居士，曾任吏部尚书，其思想深受中国宋代理学的影响，著有汉字和哺字诗文千余篇。晚年在家乡授徒，从学者甚众。吴士连、黎僖等撰成的《大越史记全书》，是现存最重要的越南古代史书，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论褒贬，皆以儒家观点为标准。黎贵停（公元1726~1784年）则是古代越南著书最多的大学者，为后世留有《四书略解》、《书经演义》、《易经层说》、《春秋略论》、《群书考辨》等多种经学著作。在黎朝士大夫（封建时代泛指官僚阶层，同时也包括还没有做官的渎书人）阶层，几乎没有人未曾受到过儒家思想的熏染，学者阮公沆（公元1680~1732年，沆：hang）的诗句“六经之外无他道”、“学问同尊孔氏书”，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
在儒家学说成为黎朝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地位越来越高的同时，佛教的地位则处于下降趋势，其发展也受到了一些限制。黎太祖时，规定佛教僧侣必须参加考试，落选的被勒令还俗；黎圣宗时，还曾下令禁止修建新的寺庙。当然，整个黎朝时期，佛教在越南的影响仍然是很广泛的，其所扩建、重建的寺庙也远远多于李、陈二朝。特别是在北郑南阮割据时期，也就是中国的明末清初时期，中国广东、广西等地的一些僧侣因为不愿屈服于清朝统治而南逃越南，给越南佛教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在越南北方，中国禅宗临济派的拙公和尚在北宁省顺城府的笔塔寺修行，成为在越北地区传播临济宗的始祖。逃到越南南方的中国名僧，先有临济派的济圆和尚、觉封老祖，后又有寿尊和尚、石廉和尚等。济圆和觉封的越南弟子中，出了一个有名的了观和尚，后在顺化天台山开创法门，影响极大。今天，越南南部、中部几乎所有的庙宇，都属于临济宗了观派。寿尊和尚在顺化创立的原诏派，在越南也有一些影响。
阮朝前期，是越南封建王朝尊孔崇儒的极盛期。这不仅是由于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也不仅是因为李朝以来向南逐步扩张的越南“大一统”格局已经基本形成，还在于从黎朝中期到阮朝建立，越南社会经历了南北分裂和规模空前的西山农民起义。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使得阮朝封建统治阶级更加需要用孔子和儒家学说，来加强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的控制，维护“大一统”的“大越”国，规范尊卑贵贱分明的封建等级制度。
阮朝前期的尊孔崇儒，首先表现在进一步抬高了孔子的地位。阮世祖阮福映统一越南后，立即下令各地修建文庙。嘉隆七年（1808年），首都顺化的文庙建成，立“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阮福映亲率群臣到文庙，向孔子顶礼膜拜。其次，阮朝更为重视系统的儒学教育，除了像过去历朝那样设立国子监，还对从王室子弟到乡间儿童的教育，都制定了相应学规。第三，阮朝统治者完全以儒学为指导，颁国策，订风俗。
另外，在科举中，阮朝还规定独试儒学，并在考试中引进入八股（明清科考的一种文体，段落和文字都有严格规定。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组成。从起股到京股的四个部分，其中都要有两股相互排比的文字，共为八股）制。自李仁宗1075年首开科举以来，越南李、陈、黎三朝科举制不同于中国科举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儒、佛、道三教并试。科举中考佛、道，实质上反映了在越南封建社会中，佛、道都曾有过相当大的影响；当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越南封建统治阶级企图通过科举考试实行对佛、道的有效控制。
（第四节）独立时期：中越间广泛而深入的文化交流
越南独立后，构成千年间中越两国国家关系的主要内容，除了频繁而持久的贸易活动，更有广泛而深人的文化交流。
宋代，中越两国间的贸易以两种形式进行：一种是朝贡形式下的官方贸易，谓之“大纲”；另一种则是两国接壤处富商大贾（gu，商人）们所从事的博易场贸易，即民间贸易，谓之“小纲”。当时，广东钦州既是两国使者出入的必经之地，又是两国间的贸易中心。其时，使臣往往负有贸易使命，一身而兼二任。
明代，中国与安南间的使节往来十分频繁，双方使节除携带贡品和回赐品外，也多携带商品进行贸易活动，这对两国间的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和宋代一样，安南国王在政治上求得封号以自重，同时又可在经济上得到实惠。据史籍记载，从洪武元年（1368年）至崇祯十年（1637年）间，越南遣使人贡达79次之多。
清代中越贸易，分水陆两路。海上贸易多是大宗贸易，陆路贸易则主要是边界零星贸易，以日用品为主。中国出口物品多为布匹、绸缎、纸张、铁锅、颜料、烟、茶、药材等，进口物品则有大米、槟榔、胡椒、冰糖、砂仁、竹木、香料及海产品等。
清初，越南广南中部重要商港会设有“大唐街”，全长三四里，在那里居住和做生意的都是渡海到越南谋生的福建人。据《福建晋江专区华侨史调查报告》：清朝从雍正到嘉庆年问，晋江县出国华侨以往安南的为最多。例如雍正年间，出国32人，其中往安南的18人；乾隆年间，出国73人，往安南的37人；嘉庆年间，出国29人。往安南的20人。
越南独立时期，中越间的文化交流，涉及语言文字、音乐戏剧、水利、建筑、医药、风俗等许多方面，它既是过去基础上的继承与延续，也是更广阔领域里和更深层次上的前进与发展。
语言文字汉语与越语（京语）均属单音语系。汉至五代1000多年间，京语吸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据语言学家的调查，在越语词汇中所保存的汉语词或源于汉语的词，约占总数的一半。在现代京语中，其所保存下来的汉语借词仍然大量存在。汉字，越南人又称“儒字”，约于公元前2世纪传人越南，是越南人使用的第一种文字。它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元六世纪中叶之前，为初播阶段，这时的汉字是越南的官方文字；第二阶段是10世纪中叶之后，越南虽已号称“独立”且建立国家，但仍继续使用汉字，是为借用阶段。
大约在13世纪初叶，越南人民感到汉字不能适应自身需要，于是采用汉字的结构和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法，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俗字，即“字喃”（Chu Nom；或称喃字，意即“南国之字”）。李朝时期，有人开始在书写碑铭时夹用字喃。越南史书上记载的第一篇全用字喃写成的作品，是陈朝文学家阮铨（quan，又名韩铨）创作的《祭鳄鱼文》（此文今已失传）。14世纪后，字哺开始系统化，并在文学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字喃文学盛行于17、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字喃作品已在越南文坛上占据优势地位。
印刷术雕版印刷术发明于中国的隋末唐初。唐中叶以后逐渐盛行，并先后传人朝鲜、日本、越南、菲律宾、伊朗等国。13世纪时，越南的印刷术也得到了发展，并对本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北宋出版儒家经典及《大藏经》后，越南当权者曾多次请求赐送。早在前黎朝时就向宋真宗求过《九经》（指九部儒家经典）及《大藏经》。李太祖时，又向真宗皇帝求《大藏经》及《道藏经》。在将近80年的时间内，越南先后从中国请去三部《大藏经》和一部《道藏经》。1288年，陈圣宗也曾派遣使臣陈克用人元求取《大藏经》。到了15世纪中叶，越南开始刊印《五经》官定本。后黎朝太宗绍平二年（1435年），官方正式出版《四书大全》。15世纪末叶，因为所印儒家经典版本日多，朝廷特命在文庙内造书库贮（zhu）藏。
那时，越南虽没有像朝鲜那样工程浩大、刻工精良的《大藏经》，但民间的善男信女们所刊刻的佛经，数量却相当可观，仅前河内远东考古学院保存的，就有400多种。民间的印刷品中，除经书外，还有儿童读本、诗文集、家谱以及史书。小说、传记等，种类繁多，不一而足。
河内向来是历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刻书中心。到19世纪初时，旧阮京城顺化取代了河内，一跃而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刻书事业也随之蓬勃发展。后黎朝探花（科举制度中殿斌一甲第三名）梁如鹄（hu）曾于1443年、1459年两次奉命使明。他学习了中国人的刻书方法，回国后传授给乡人，依样仿刻经史版本，印行于世。500多年来，越南整个的雕版之术都受他的影响。越南的刻工们饮水思源，时刻不忘梁如鹄的功绩，尊奉他为刻字行的祖师。19世纪中叶，越南向中国购买木活字一套，开始用活字版印书；后来又出现套版，套印彩色的年画。越南的年画虽然几乎就是中国年画的翻版，但却充满南国情调，具有独特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