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文主义艺术家创造实践的总结中，我们看到了关于自然的和谐美的真知灼见。达·芬奇在艺术诸形式之中，最推崇绘画，称颂绘画是一门“绝妙的科学”。这是因为，绘画的本质在于自然界的最基本的性质——连续性。绘画用点、线、面、体的流动过程反映了一切自然现象的构造和运动的连续性。绘画的“反映”是一种类比关系。在达·芬奇的笔记里，有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水与空气波动的类比。他观察到投入水中的石头造成的涟漪从投入点散发开去，但石头在水中保持不动；一个可类比的现象是，鸟在滑翔时翅膀在空气中保持不变，他于是推测，空气也有类似于水的圆轮式的波动，推动着鸟的飞行。正是根据这一空气动力学的原理，他设计了第一张飞机图纸。另一个例子是血液循环与树的结构之间的类比。按照权威的盖伦医学，静脉源于肝脏。但达·芬奇却通过类比，得出了“心脏是生长出静脉之树的根”的结论。他的理由是：正如树根为树提供水分，心脏为人体提供血液；正如水分在树中循环，血液也在体内循环，从心脏流出，又归复心脏。达·芬奇根据自然界连续性的设想，天才地猜测到后来为实验科学所证实的结论。
如果说，达·芬奇认为和谐是一种类比关系的话，那么，阿尔伯蒂的观点更接近于近代科学，他认为和谐是一种数字比例关系。他注意到，事物的自然美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事物之间的可用数学描述的比例关系。阿尔伯蒂还得出“美是稀有的”的结论。他说：“在单个形体上绝看不出完全的美，美是稀有的，散布在许多形体之中。因此，我们应非常仔细地发现和学习美。”审美是一种发现比例的推论。他举例说，以苗条为美的画家笔下的美人常常带有病态，以健壮为美的画家笔下的美人显得粗野，两者的中值才是美。音乐是声音的和谐流动，比例关系变化不定；绘画、建筑的美有固定的比例关系。相比之下，有固定比例关系的静态美更易于把握和欣赏。审美本身是和谐的活动，与外部和谐有类比关系。阿尔伯蒂为了研究美的本质而把数学引入自然之中。他说：“我每天都越来越相信毕达哥拉斯教导的真理：自然按照始终如一的方式活动，它的一切运动都有确定的比例。”他相信，和谐的数学比例使得自然成为完善和神圣的，他甚至发出了“自然即上帝”的感叹。
能动的自然
文艺复兴时期是自然哲学的繁荣期。自然哲学家从古代哲学中吸取了物活论、生机论和泛神论的因素，把自然看做是生机勃勃的运动实体，自然和神连成一体，研究自然与研究上帝属于同样的工作。通过这样的方式，宗教信仰激起了人们研究自然的兴趣，过去人们在神学研究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被引导到对自然的研究上。毋庸赘言，这种转变是从中世纪神学到近代自然科学的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
特勒肖（Bemardino Telesio，1508—1588年）在《物性论》中表达了一种物活论的世界观。他反对经院哲学把抽象的理性模式强加在自然之上，要按可以感觉到的自然本身的原则解释自然。可感的自然原则是冷和热，它们是上帝创造的本原。冷是绝对静止的原则，热是运动的原则。这两种原则是无形的、对立的；更重要的是，它们是能动的。冷和热的能动性在于它们富有感觉，可以感觉到自身的存在和对立面的毁灭，因此具有自我保存的倾向。这两种原则统辖一切事物，不论有机物，还是无机物都有求生避害的本能。人的特殊性在于能够利用这一本能趋善避恶。
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1568—1639年）要求用读《圣经》的方式读自然这本书，这就是观察自然的神圣性质。他说，自然是上帝的活塑像，是上帝的镜子。上帝的第一性质是能力、智慧和爱。一切自然物都与上帝类似，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三种性质，并按照这些性质的反比例，具有相反的性质。这意味着，每一事物既有存在的能力，又有非存在的能力；既有智慧，又是无知的；既有爱，也有恨。
帕特里奇（Francis Patritias，1529—1597年）的自然哲学的体系是以泛光论和泛灵论形式出现的泛神论。他认为自然的本原是光，光源是上帝。上帝之光是有生命、有智慧的，上帝以光的流溢的方式创世，世间的物理之光因此也是有灵的，它化为热和湿气。热是来自光的能动性，构成事物的形式方面，湿气是阻碍光的惰性，构成事物的质料方面，两者组成世界万物，并决定着事物的生成变化。他把上帝自然化为光，又把光神圣化为上帝，这是典型的泛神论的自然观。
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年）是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自然哲学家。生于意大利南部的诺拉，18岁加人多米尼克会。因为对天主教教义发生怀疑而被指控为异端，1576年逃亡国外，先后去过日内瓦。巴黎、伦敦、威丁堡、法兰克福等地讲学、写作。1591年应威尼斯贵族摩森尼哥邀请回到意大利，次年因摩森尼哥向宗教裁判所告发而被捕，在审讯中拒绝放弃自己的哲学观点，1600年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主要著作有《记忆术》、《太一的理想》、《论原因、本原和太一》、《论无限、宇宙和众多世界》、《论英雄气概》、《驱逐自然野兽》、《论单子、数目和形状》等。
布鲁诺的自然观也是泛神论。他把上帝解释为对立之中的统一、复杂之中的单一。上帝是惟一的实体，自然界是上帝的自我显现，自然事物是神圣实体的偶性。他运用经院哲学术语，把上帝说成“能生的自然”，自然界则是“被生的自然”。上帝的力量是柏拉图式的世界灵魂，一切自然物都以世界灵魂为形式固。就是说，灵魂不但存在于自然整体，而且存在于自然的部分；因此，“万物在自身中有灵魂，而且有生命”。不但如此，灵魂还存在于自然的部分的部分，如此分析下去，构成事物的最小单位也有灵魂。有灵魂的最小单元被称为单子，每一个单子都能在内部反映出弥漫在宇宙中的世界灵魂的影像。正是从这种一与多、最大与最小、无限与有限的统一关系出发，布鲁诺得出了太阳是世界中心，宇宙有无数个像太阳系这样的世界的结论。他的日心说因为有泛神论为理论基础，因此格外被教会所不容。
经验的自然
文艺复兴时代，自然科学与伪科学掺和在一起，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点是对经验和实用的关注。14世纪后期，在奥康关于证据知识的思想的影响下，在巴黎大学形成了以布里丹为代表的经验科学学派。文艺复兴时期盛行占星术、巫术、魔术、炼金术、通灵术，这些在当时被称为“奇异科学”（oeculta scientia）。这些奇技异术之所以被当作科学，是因为它们以实用为目的，要求可感的经验证据和检验，在原则上符合经验科学的一般标准。奇异科学是自然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多新柏拉图主义者也提倡神奇科学。
奇异科学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是瑞士人帕拉塞尔苏（paraeel—SUS de Ho—henh，1483—1541年）。他有着强烈的反权威意识，轻视书本知识，重视经验观察。他说，在旅行中观察自然是一种行动技术，要比任何一门学问都更有知识，因为科学是从读自然这本书、而不是从人类的书中得到的；科学的对象存在于自然事物之中，而不在有知识的人的心灵之中。科学要研究那些从天体发出的稳秘的力量，找出辨认和控制它们的方法。真正有用的科学是能够控制自然物的魔术，而不是思辨的自然哲学。
奇异科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卡尔达诺（GirolamoCardano，1501—1576年）。他写的《论简明性》可以说是一本关于自然的百科全书。他区分了人类知识和自然知识。人类知识使用语言修辞的力量，以欺骗和控制他人为目的；自然知识主要研究发生在自然中的事实，他随着人类经验和技术的增长而增长。卡尔达诺认为自然独立于人的理性和人类社会的自因，人不是自然的中心和主宰；只有承认人的理性的有限性，才能尊重事实，重视经验。自然知识的目的是功用，研究自然是为了改变自然，改善人类生活状况。卡尔达诺自称是第一个朝向功用目标努力的人：值得重视的是，他已经看到了实验和有用的经验之间的不同，他指出，实验是可操作的、不断增长的、有功用的经验；而经院哲学关于形式、质料和灵魂的探讨不但是脱离经验的思辨，而且也是固于狭隘经验的猜测。卡尔达诺关于实验的观念虽然以占星术为模式，但他关于自然知识的目的和手段的看法接近于近代自然科学。
总的说来，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观与近代自然科学精神之间的差距还很大。奇异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和经验方法上不可同日而语，自然哲学的生机论和泛神论与自然科学的机械论针锋相对，当时对数学作用的认识也没有摆脱类比和比例关系的思辨，远远没有达到自然科学的精确计算。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标志着自然科学的诞生，但自然科学在文艺复兴时期还处在萌芽状态。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自然科学显示出自身的理论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终于战胜其他关于自然的学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至于自然科学的胜利对于哲学的重大意义，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