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使我们了解荒凉西部的是乔·狄龙。他有个小小的图书馆，收藏了一些过期的旧杂志，有《英国国旗》、《勇气》和《半便士奇闻》。每天下午放学以后，我们便聚在他家的后花园里，玩印第安人打仗的游戏。他和他那又胖又懒的弟弟利奥把守马厩的草棚，我们猛攻尽力去占领；有时候我们也在草地上进行激烈的对搏。可是，不论我们战得多勇，在围攻和对搏中我们从未胜过，每次较量的结果都是乔·狄龙跳起胜利的战舞。他的父母每天上午八点都到加迪纳街去做弥撒，房子的大厅里充满狄龙太太喜欢的静谧的气氛。然而对我们这些年龄更小、更胆怯的孩子来说，他玩得太狠了一些。他看上去真有些像个印第安人，他在花园里跳来跳去，头上戴着一只旧茶壶套，一边用拳头击打罐头盒一边喊叫：
“呀！呀咔，呀咔，呀咔！”
当大家听说他要当牧师的时候，谁也不敢相信。然而，这却是真的。
我们当中扩散着一种顽皮不驯的精神，在它的影响之下，文化和体格上的种种差别都不起作用了。我们结成一伙，有勇敢的，有闹着玩的，也有战战兢兢的。我属于后一种，勉强装扮成印第安人，唯恐显出书呆子气，缺少大丈夫的气概。描写“荒凉西部”的文学作品所叙述的冒险故事，虽然与我的天性相去甚远，但它们至少打开了逃避的大门。我比较喜欢某些美国的侦探故事，其中常常有不修边幅的暴躁而漂亮的女孩出现。这些故事里虽然并无什么错的东西，虽然它们的意图有时还是文学性的，但它们在学校里却只能私下里流传。一天，巴特勒神父听学生背诵指定的四页《罗马史》时，发现傻乎乎的利奥·狄龙正在偷看一本《半便士奇闻》。
“这一页还是这一页？这一页吗？喂，狄龙，站起来！‘天刚刚’……下去！哪一天？‘天刚刚亮’……你学过没有？你口袋里放的是什么？”
利奥·狄龙把那本杂志交上去时，大家的心扑通扑通地直跳，但脸上却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巴特勒神父翻着看了看，皱起了眉头。
“这是什么破烂东西？”他说。“《阿巴奇酋长》！你不学《罗马史》就是读这种东西吗？别让我在这个学校里再发现这种肮脏的东西。写这种东西的人想必是个卑鄙的家伙，他写这些东西无非是为了赚杯酒钱。你们这些受过教育的孩子读这样的东西，真让我感到吃惊。倘若你们是……‘公立学校’的学生，我倒也还能理解。喂，狄龙，我实实在在地告诫你，要认真地学习，不然的话……”
在课堂上头脑清醒之际，这番训斥使我觉得西部荒野的荣光大为逊色，利奥·狄龙惶惑的胖脸也唤醒了我的良知。可是放学后远离学校的约束时，我又开始渴求狂野的感受，渴求只有那些杂乱的记事似乎才能提供的逃避。终于，每天傍晚模仿战争的游戏，也变得像每天上午上课一样令人厌倦，因为我想亲自经历一番真正的冒险。然而，我想了想，一直待在家里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冒险：要冒险非到外面去不可。
暑假即将来临，我打定主意，至少花一天时间摆脱令人厌倦的学校生活。于是我与利奥·狄龙和另一个叫马候尼的男孩，计划到外面去疯狂一次。我们每人都攒了六个便士。我们约好上午十点在运河的桥上会面。马候尼准备让他大姐写张请假条，利奥·狄龙叫他哥哥去说他病了。我们说好沿着码头路一直走到船只停泊的地方，然后乘渡船过河，再走着去看鸽子房[23]。利奥·狄龙担心我们会碰到巴特勒神父，或者会碰到同校里的什么人；但马候尼却非常清醒地反问说，巴特勒神父到鸽子房那里去干什么呢？于是我们又都放下心来。接着我完成了计划的第一步，向他们每人收了六个便士，同时把我自己的六个便士亮给他们看了看。在我们出发前夕做最后安排时，我们都模模糊糊地感到有些兴奋。我们互相握手，哈哈大笑，然后马候尼说：
“明天见，哥儿们！”
那天夜里我一直睡不安稳。第二天早上我第一个来到桥上，因为我的家离那儿最近。我把书藏在花园尽头草灰坑旁边茂盛的草里，那地方谁也不会去的。然后我便沿运河的河岸急急地走去。那是六月头一个星期的一个早晨，天气温和，阳光明媚。我坐在桥栏上，欣赏着我脚上的轻便帆布鞋，头天晚上我刚刚用白粉精心地把它们刷过，接着我又观看驯顺的马拉着满满一车干活的人上山。路边高大的树上，树枝都长出淡绿色的嫩叶，充满了勃勃生机，阳光透过树枝斜照在水面上。桥上的花岗石开始变热，我和着脑海里想的一支曲子，用手在花岗石上打着节拍。我快活极了。
我在那里坐了五到十分钟的样子，便看见马候尼的灰衣服朝这边移了过来。他满面笑容地走上斜坡，爬上桥栏坐在我身边。我们等着的时候，他把从内衣口袋里鼓起的弹弓掏了出来，向我解释他做过的一些改进。我问他为什么带弹弓来，他说他要逗鸟儿玩玩。马候尼善于使用俚语，他说到巴特勒神父时称他是老崩塞。我们又等了一刻钟，可是仍看不到利奥·狄龙的影子。最后，马候尼从桥栏上跳下来说：
“走吧。我就知道小胖子不敢来。”
“他的六个便士呢……？”我说。
“没收了，”马候尼说。“这样对我们更好——我们有一先令六个便士，不止一个先令了。”
我们沿着北岸路走去，一直走到硫酸厂，然后向右拐，走上码头路。我们刚一走到人少的地方，马候尼便扮起了印第安人。他追逐一群穿得破破烂烂的女孩子，挥舞着没有装弹子的弹弓；这时两个衣服破烂的男孩子打抱不平，开始向我们投掷石子，于是他提出我们一起向他们冲过去。我没有同意，因为那两个孩子太小。这样，我们又继续向前走去，那群衣服破烂的孩子们在我们后面高声尖叫：“新教鬼！新教鬼！”他们以为我们是新教徒，因为面孔黎黑的马候尼帽子上戴着一枚板球棒似的银质徽章。当我们走到滑铁路口时，我们准备玩一场围攻游戏；可是没有玩成，因为一定要有三个人才行。于是我们拿利奥·狄龙出气，骂他是个孬种，猜想下午三点他会从赖恩先生那里得到多少奖赏。
接着我们走到了河边。喧闹的大街两旁矗立着石头高墙，我们在街上逛了好久，观看吊车和发动机工作，由于老是站着呆看不动，常常遭到开载重车的司机们的吆喝。我们到达码头时已是中午，所有的工人们似乎都在吃午饭，于是我们也买了两个大的果子面包，坐在河边的金属管道上吃了起来。我们愉快地欣赏着都柏林的商业景象——远处的大船冒着一缕缕缭绕上升的黑烟，伦森德外面有一队棕色的渔船，巨大的白色帆船正在对面的码头卸货。马候尼说，如果能搭乘一条那样的大船跑到海上去，一定非常好玩。看着那些高大的桅杆，就连我自己也觉得，我在学校里学的那一点点地理知识仿佛展现在眼前，渐渐变成了真实的东西。学校和家似乎在远离我们，它们对我们的影响似乎也在消逝。
我们付钱搭渡船过黎菲河，同船的有两个工人，还有一个提着包的小犹太人。我们一本正经，显出一副庄重的模样，可是在短短的航程中，只要我们一看见对方便忍不住发笑。上岸之后，我们观看那条漂亮的三桅船卸货，我们在对面码头时就看见它了。有个旁观者说那是条挪威船。于是我便走到船尾，想找出它的标记，可什么也没有找到，我又走回来，仔细观察外国水手，看看他们是否有人长着绿色的眼睛，因为我模模糊糊觉得……但他们的眼睛是蓝色的，有的是灰色的，甚至有的是黑色的。唯一一个可以算是绿眼睛的水手是个高个子，他为了使聚集在码头上的人开心，每次放下货板时便欢快地吼叫：
“好嘞！好嘞！”
我们看够了这一景象后，便慢慢地游逛到伦森德。天气变得闷热，杂货店的橱窗里，摆得太久的饼干已经发白。我们买了一些饼干和巧克力，一边起劲地吃着，一边在肮脏的街上闲逛，街的两边住的是渔民。由于找不到卖牛奶的地方，我们便到一家小铺里每人买了一瓶山莓柠檬水。喝完之后，马候尼又来了精神，跑去追一只猫，一直追到一条胡同里，但那只猫却跑到旷野里去了。我们俩都觉得累了，所以一到那片旷野，我们就走到河岸的斜坡上躺下，越过岸脊，我们可以看到多德尔。
时间已经很晚，而且我们也太累了，再没有力气去实现观看鸽子房的计划。我们必须在四点以前回到家里，否则我们这次冒险活动就会被人发现。马候尼满脸遗憾的样子看着他的弹弓，于是我不得不提出乘火车回去，以免他又来了新的兴致。太阳钻进了云里，我们只觉得疲惫不堪，吃的东西也变成了碎末。
田野里只有我们两人。我们默默地躺在河岸的斜坡上，过了好一会儿，我看见田野的尽头有个人朝我们走来。我懒洋洋地望着他，一边嚼着一根女孩们用来算命的嫩绿草梗。他慢慢地沿着河岸走来，一只手放在臀部，另一只手拿着一根拐杖，轻轻地敲打着草地。他穿着一套墨绿色的破旧衣服，戴一顶我们常常称作夜壶的高顶毡帽。他看上去相当老了，因为他的小胡子已经灰白。他从我们脚下走过时，迅速地抬头瞥了我们一眼，然后便继续走他的路。我们用眼睛跟着他，只见他往前走了大约五十步时，又转过身往回走了。他非常缓慢地朝我们走来，仍然用拐杖敲打着地面。他走得太慢了，我觉得他一定是在草里找什么东西。
他走到我们身边时停了下来，向我们问好。我们也向他问好，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慢慢地在我们身边的斜坡上坐下。他开始谈论天气，说这年夏天一定会很热，还说季节和很久以前他小的时候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接着他又说，毫无疑问，一生最快乐的时候是当小学生的日子，如果他能重返童年，他不惜花任何代价。在他讲这些感伤的话时，我们有些厌烦，一声不吭地听着。然后，他开始谈起学校和书。他问我们是否读过托马斯·莫尔的诗，或者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和李顿勋爵的作品。我自称读过他提到的每一本书，于是他最后说道：
“啊，我可以看得出，你和我一样是个书虫。喂，”他指指正在瞪着眼注视我们的马候尼接着说，“他和你不同；他贪玩游戏。”
他说他家里藏有瓦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全部作品，也有李顿勋爵的全部作品，而且对它们总是百读不厌。“当然，”他说，“李顿勋爵的某些作品孩子们是不能读的。”马候尼问为什么孩子们不能读——这问题使我焦虑不安，因为我担心这人会觉得我和马候尼一样愚蠢。不过，那人只是笑了笑。我看见他的黄牙之间露出了很大的空隙。接着他问我们两人谁的情人更多。马候尼轻浮地说他有三个女友。那人又问我有几个。我说我一个也没有。他不相信，说我一定有一个。我没有做声。
“告诉我们，”马候尼冒失地对那人说，“你自己有几个情人？”
那人依然笑了笑，说他在我们这样的年纪时有许多情人。
“每一个男孩，”他说，“都有个小情人。”
他对这事的态度使我觉得有些奇怪，像他这样年纪的人竟这么开通。其实我心里觉得，他对男孩和情人的看法倒是不无道理。然而我不喜欢从他嘴里说出这些话来，而且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颤抖了一两次，好像他害怕什么或者突然觉得发冷似的。当他继续说话时，我注意到他的口音挺好。他开始跟我们谈论女孩子，说她们的头发多么柔和漂亮，她们的手多么绵软，还说人们应该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女孩都像看上去那么好。他说，他最喜欢的事就是看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孩，看她嫩白的双手和她美丽的秀发。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在反复说他牢牢记在心上的某件事，或者由于迷恋他话里的某些词语，他的思想慢慢地绕着同一个路子转来转去。有时他的话好像尽说些人人都知道的事实，有时他又压低声音，说得很神秘，仿佛他在告诉我们某个他不想让别人听到的秘密。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的话，只不过用他那单调的声音围绕着这些话稍加改变。我一面听他说，一面继续向斜坡下注视。
过了好一会儿，他的独白停了下来。他慢慢站起身，说他得离开我们一会儿，大约几分钟的时间。我仍然凝视着斜坡下面，只见他慢慢离开我们，向田野近的一头缓缓走去。他走了之后，我们仍然谁也没有讲话。又沉默了几分钟，我听见马候尼喊道：
“我说！你看他在干什么！”
我既没搭腔也没抬头去看，所以马候尼又喊道：
“我说……他真是个古怪的老家伙！”
“万一他要问起我俩的名字，”我说，“就说你叫默菲，我叫史密斯。”
我们俩彼此再没说什么。我仍然在想，那人回来再坐在我们身边时，我是不是该走开。那人几乎还没有坐下，马候尼瞥见了刚才跑掉的那只猫，便跳起来越过田野去追赶。那人和我都看着他追逐。可是那猫又跑掉了，马候尼就朝那猫蹿上的墙顶扔石头。扔完石头，他就漫无目的地在田野的另一头游荡。
过了一会儿，那人跟我说起话来。他说我的朋友是个很粗野的孩子，问我他在学校是否常挨鞭子。我想愤慨地顶他几句，说我们不是“公立学校”那种挨鞭子的学生，像他说的那样；可我还是忍着没有说话。他开始谈起惩罚学生的事情。他的思想仿佛又对他的话着了迷，似乎慢慢地绕着一个新的中心转来转去。他说，如果是那种粗野的孩子，就应该鞭打，应该好好地抽一顿。倘若一个孩子粗野不守规矩，使他学好的唯一办法就是狠狠地鞭打，没有其他的法子。打手板、刮耳光都无济于事：他需要的是一顿实实在在、热热乎乎的鞭打。这种看法使我大为震惊，不由地抬头瞟了一眼他的脸。在我看他时，我发现他那一双深绿色的眼睛，从抽搐的额下正盯着看我。我又移开了我的眼睛。
那人继续他的独白。他似乎忘记了自己刚才的自由论调。他说要是他发现一个男孩和女孩说话，或者有一个女孩作情人，他就会拿鞭子一遍遍地抽他；那样会使他接受教训，不再跟女孩说话。要是一个男孩有了情人还撒谎不说，他就会把他往死里打。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他最喜欢的就是那样教训男孩子。他向我描述他如何鞭打这样的孩子，仿佛他是在揭开什么精心设计的秘密。他说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爱干的事；而且，随着他单调地向我诉说这个秘密，他的声音几乎变得亲切起来，好像是恳求我理解他的意思。
我一直等到他的独白再次停下来。然后我猛地站起身。为避免显出慌乱不安，我假装系好鞋带，故意拖延了一会儿，接着便向他告别，说我必须走了。我平静地走上斜坡，但我的心却跳得厉害，唯恐他会把我的脚脖子抓住。我走到坡顶时转过身，看都没看他一眼，便冲着田野的那边大叫：
“默菲！”
我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自然的勇敢，连自己也对这种卑劣的花招感到羞惭。我不得不再喊这个名字，马候尼这才看见我，回了一声哈喽。他越过田野向我奔跑时，我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呀！他跑过来像是来救我似的。而我却觉得懊悔；因为我内心里总有些瞧不起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