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被分为三类：来自外物的幸福，来自灵魂的幸福，以及来自肉体的幸福。这种三分法在我看来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在我看来，人的命运出现差别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是什么，从广义上说，就是人格，它包括健康、力量、外貌、气质、品格、理智以及教养。
第二，人拥有什么，即人拥有的财产和其他所有物。
第三，一个人在他人的评价中是什么样的。就像大家都了解的，通过已了解的东西，一个人在朋友们眼中的形象是怎样的，或者更严格地说，他们是怎样看待他的，是通过他们对他的评价表现出来的，而他们的评价又通过人们对他的敬意和他的声望体现出来。
使人们在第一方面出现差别的是自然，由此可以断定，和另外两个方面的差别相比，第一方面的差别对于是否幸福的影响要更为重要。后面两个方面的差别只是人为的结果而已。
显赫的地位，高贵的出身，如王侯将相，与真正的人格优势，如伟大的心灵或高尚的情操相比，充其量不过是舞台上的王侯而已，而后者才是真正的君王。
很久以前，麦特罗多洛——伊壁鸠鲁最早的信徒，就曾这样说过，他的著作中有一章的标题也是这样：“幸福存在于自身之内，而非自身之外。就整个人生来说，幸福最基本的要素无疑就在于人的构成和人的内在素质。因为内心的快乐抑或是痛苦，首先是个人的感情、意欲和思想的产物，而环境只是间接地对人生产生影响。”
因此，同样的外部事件对不同的人产生的影响也就不尽相同，甚至即便外在条件大都相同，人们依然可以独自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
人们对自己的观念、感觉以及意志有最直接的理解，只有那些与生活有关的外部世界才能对人们产生影响，人们塑造成的生活完全取决于自身观察的视角。所以，它对不同的人表现出的色调也不同。对于一些人来说，它贫瘠、枯燥、浅薄；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丰富多彩、趣味盎然、意味深长。
不少人在听说别人经历了一些让人高兴的事情后，就期待着同样的事情也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生，而忽视了他们更应嫉妒的那种精神能力。
当人们讲述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情时，这种能力便会赋予这些事情独特的意义，这些事情对于天才来说，充满了快乐的冒险情趣，而在感觉迟钝的凡夫俗子眼中，则变得乏善可陈、司空见惯。
歌德和拜伦的很多诗作就完全是天才的杰作，但这些作品大都取材于现实。愚蠢的读者嫉妒诗人经历了那么多愉快的事情，却不去嫉妒诗人超凡的想象力，因为那些简单的事情正是因这种想象力才变得伟大辉煌的。
同样，自信乐观的人眼里的令人兴奋的冲突性事件，在性格忧郁的人看来却有可能是一幕悲剧，而在心灵麻木不仁的人眼里则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所有这一切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两方面因素——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协作，才能全面认识并欣赏事物。这两者密切地联结在一起，就像水中的氧和氢一样，所以，面对同一个对象，虽然在经验中客观的和外在的因素可能相同，但由于主观因素和个人的鉴赏力不同，人们的看法就会千差万别，就好像这种客观与外在因素也是不同的。
即便是世上最灿烂多彩的事情，在智力迟钝、愚蠢的人眼中也是乏善可陈的，这就像一幅在恶劣天气里的美丽风景画，或一架劣质摄像机拍下来的影像。
每个人无疑都被幽禁在自己的意识内，人无法超越自己，更无法直接走出上述界限。因此，外在的帮助对他并无太大意义。在舞台上，人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王子，大臣，奴仆，士兵，将军，等等。这些角色都只是外表不同，除去这些装束，骨子里大家都是一样的，都只是一些对命运充满了忧虑的可怜演员。
人生就是这样，地位和财富的不同赋予每个人不同的角色，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内在的幸福和快乐会有不同，这也是那些凡夫俗子和那些不幸的人们苦难和烦恼的根源。
尽管幸福与不幸是由全然不同的原因引起的，但就这两者的本质来说，它们在所有方面都大同小异。幸福同人们所扮演的角色、地位的高低以及财富的多寡毫无关联，这是毋庸置疑的。
对于人来说，存在或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只在他的知觉中存在，是相对知觉而发生的。所以人最为本质的东西就在于知觉的形成。一般而言，知觉要比构成知觉的环境更为重要，一个麻木不仁、冥顽不灵的人，只要想一想塞万提斯被囚禁在昏暗的牢房里写作《唐·吉诃德》，世上所有的荣耀和欢乐就会化为乌有。
人生客观的部分掌握在命运之神手中，就其本质而言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而主观的部分则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它会因情况变化而发生改变。
所以，尽管在人的一生中，外部条件可能会发生很多变化，但每个人的生活都还会有一致的地方，这就好比虽然有一系列的变奏，但主旋律却保持不变。
人无法超越自己。一个动物被放置在某一环境里，它只能局限于自然给它安排的那个狭小圈子；人也是如此，人们追求幸福的努力永远都不会超出其本性所许可的范围，只能局限于能感觉到的范围；人所能得到的幸福的多少，从一开始就由他的人格决定了。
我们精神的力量更是如此，和这种精神力量密切相关的是人们获得更高级的愉悦感的能力。如果这些能力弱小，那就会毫无建树，亲朋好友以及命运所能给予他的，都无法使他达到一般幸福和快乐的水准。他的幸福和快乐都只能来源于肉体的欲望（一种极为舒适和惬意的家庭生活），无耻下流的同伴和粗鄙无聊的娱乐。
另一方面，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是教育也无法使他的视野开阔。心灵的快乐是人最为高尚、最丰富多彩的永恒的快乐。
但在这一点上，处于青年时代的我们可能缺乏足够的认识。决定心灵快乐的主要因素是心灵的力量。很明显，我们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什么”，即取决于我们的人格。
命运或命运所赋予我们的东西往往却是“我们有什么”，或“我们在他人的评价中处在什么地位”，在这种意义层面上，命运是能够改变的。
但假如我们的精神不够富有，那么我们的命运就不会有多大改变，所以，愚者终其一生都愚蠢，冥顽不灵者至死依然冥顽不灵，即使他们被众多的有利因素簇拥着，依然也会如此。歌德在《西东胡床集》中写道：“对每个时代来说，不管是地位低下的民众或奴仆，还是公认的胜利者，他们作为尘世间的凡人，其最高的幸福只有人格。”
有句谚语说，饥饿是最好的调味品。从年轻人和老年人无法共同生活这个事实，一直到天才和圣人的生活，所有的事实都说明，对于幸福而言，人生中的主观因素要比客观因素更为重要。
健康的重要性远超其他幸福，因此有人说，宁做健康的乞丐，不做多病的国王。温文尔雅、活泼快乐的气质，完美强健的体魄，健全的理智，敏锐的洞察力，坚强的意志以及良知，这些优势都是地位和财产不能替代的。人格对个人而言，乃是在孤独时与他形影不离的东西，是谁也夺不走或给予不了的东西，和他所拥有的财富相比，人格更本质、更纯粹；和所有人对他的评价相比，人格也更实在。
一个理智的人，即便处在完全孤独的状态中，也能以他的思想、他的幻想获得很大的快乐；即便没有丝毫变化，没有舒服的社交，没有看戏、出游和消遣，他也不会有愚人的烦恼。
一个生性善良而且性情温和的人，身处贫困之中也会感到幸福。相反，如果一个人生性贪婪、嫉贤妒能、心狠手辣，即便让他拥有再多的财富，他也会痛苦不堪。
如果一个人极度理智且对自己独特的人格乐此不疲，那么，人类所追求的大部分快乐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甚至是使他感到痛苦烦恼的累赘。所以贺拉斯说过这样的话：“许多人即便被剥夺了各种奢侈品，他们仍能生活。”苏格拉底看到四周都是待售的各种奢侈品，不禁惊呼：“这世界上我不想要的东西竟然这样多。”
所以，我们的人格便是人生幸福的首要的、最本质的要素。这种因素在任何情况下都发生作用，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原因。
而且，它不同于其他两类幸福，它不是命运的游戏，我们也不会曲解它；另外人格具有绝对价值，而另外两类福事只具有相对价值，因而通过外在的手段去支配一个人要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要困难得多。但主持公道的时间才是本质的原动力，各种生理的和精神的优势在它的影响下都会逐渐逝去，而只具备道德的特性是很难获得幸福的。
考虑到时间的消极作用，相比第一类幸福，另外两类幸福似乎更为优越，因为时间并不能剥夺它们。而且这两类幸福或许还有一种优势，即因为它们完全是客观、外在的，所以我们能得到它们，起码所有的人都有得到它们的可能。相反，我们很难获得主观的东西，但我们可以通过一种神圣的权力得到，它是不可改变、不可让度、残酷无情的。
歌德在诗作中曾描述，人们刚降生，便被某种无法改变的命运所支配，所以，就像星星之间只能通过相互关联而在轨道上运行一样，人只能在为他所设计的范围内求得发展。所以西比尔和先知断言，人绝对无法逃脱自己的命运，就算是时间的力量也无法将人们耗费一生的人生道路改变。
我们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就是尽量使用我们所拥有的个人品质，并遵从这样的娱乐，并且将其称之为游戏，努力争取它们所容许的完美而不顾其他。所以，人应当选择与自己品质相配的地位、职业和生活方式。
试想一个大力士，被环境所迫而从事某种不需活动的职业，如从事精细、烦琐的手工，或从事学术研究和需要其他能力的脑力劳动，这些都是他能力所不及的工作，他具有的那些优秀的能力从而被迫放弃，像这样被命运所愚弄的人终其一生也绝不会感到幸福。
那些被迫去追求一种不需要自己能力的职业，自身能力无法得到发展和利用的人，他越理智，他的命运便越悲惨，或许让他从事某种体力劳动，他也没有足够的力量了。
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青年时代，我们应当注意避免可以预料到的危机，不要过高地预估自己的能力。
因为属于第一类的幸福比属于另外两类的幸福更重要，所以，相比一心获取财富的行为，旨在保持自身健康、培养自身各种能力的行为显然更为明智。
但我们不应将此错误地理解为，对获取足够的生活必需品抱持无所谓的态度。严格地说，财富乃是十足的奢侈品，它无法给我们带来幸福，倒是有很多富豪感到不幸，原因是他们缺乏精神教养或知识，对他们能够胜任的脑力工作没有兴趣。
财富除了能满足我们真正、自然的需求以外，对我们的幸福没有多大影响。确实，倒不如说财富会扰乱我们的幸福，因为聚敛财富必然会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烦恼和不安。然而，相比提高教养的用心，人们在追求财富上所费的心思要大出何止千百倍，很明显，对于幸福，“人是什么”比“人有什么”要重要得多。
所以我们在看到有人像一只勤劳的蚂蚁，从早到晚无休无止，殚精竭虑地敛聚金银财宝时，就会明白许多道理。他只思考达到目的所要使用的方法，其余却一无所知；他的心灵空白一片，因此其他事物很难影响到他。那些最高的快乐——理智的乐趣，是他可望而不可即的；他任情纵欲，徒劳地用那些转瞬即逝的快感来代替理智的愉悦，并为延续这种短暂的快感付出巨大的代价。
如果运气好，那么他真的会因自己的努力而积聚起万贯家财，他或者将这些财产留给自己的子孙，或者继续积累财产，或者任意挥霍，浪费这笔财产。这样的一生，尽管有着真诚执着的追求，但仍是愚蠢的，就像头戴锥形小帽哗众取宠的小丑一样。
“人自身所固有的东西”才是幸福的关键。一般而言，财富是不值一提的，大多数为摆脱贫困而奔走的人会感到不幸，情形就跟为了财富而耗费精力的人一般无二。
他们内心空虚、想象枯竭、精神贫乏，所以这两种人非常容易结伴，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追求和娱乐，他们的乐趣大多是感官的欢娱和各种消遣，甚至是荒唐无度的。
纨绔子弟依靠巨额遗产过着一种穷奢极欲的生活，他们往往会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极短的时间内将巨额的财产挥霍干净。其中的原因，就是他们内心空虚无知，所以这种人也憎恶、厌弃生存。
外在富有而内心贫乏的他来到这个世上，徒劳地用外部的财富去弥补内心的不足，并尽力去取得虚有的一切，这就像一位老人冥思苦想着要用某种方法使自己力大无穷一样，大卫王和马雷查尔·德·里克斯就打算这样做。
至于造成人生幸福的另外两类幸福事的意义，不需要我多加强调，如今，人人都知道这两类幸福的价值。第三类好像不如第二类重要，因为它只是别人的意见而已。但是，人们仍然追求名誉，即好的名声。另一方面，只有为国家服务的人才满心盼望着高官厚禄，他们很少注意名声。
总之，人们一般把名誉看作无价之宝，把名声看作人能获得的最宝贵的幸福，有如上帝选民的金羊毛；只有傻瓜追求地位而放弃财富。而且，第二类和第三类幸福彼此互为因果，其他的优势常常能让我们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