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祖先（一）
中国人不仅具有文弱的特点，而且还有保守性。中国人保守的原因可以从下面几点分析出来。
一、中国人天生的气质就有保守性。
二、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自古以来，其灿烂文化就远远高于四周的民族，所以中国人向来就以本国的文明自负，认为自己的文明是独有的，是别人望尘莫及的，并且去尽力维持、保存这种文明。可以说这种习惯造成了中国人的保守。
三、儒教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它的思想就是尚古保守的。
孔子不仅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先王的著述者、古代的讴歌者。他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是他也不是一个一味保守的人，在好古的同时也不忘当前，“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后来的儒者，大多走进了思想保守的囚笼。如儒家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孟子，在《孟子》七篇中，满是保守尚古的味道。他讲：“尊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
中国的各种学说都或多或少有着保守主义的倾向，并不只限于儒教。“尊古而卑今，学者之流也。”这是庄子对当时学者状态的评说。虽然不是在责难儒家的保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儒学作为最有势力的一个学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思想一直笼罩着中国人。
造成中国人保守性的原因或者不止于此，这里就不再做详细阐述，现在回到撰写本文的主要目的上来，即分析研究中国人的保守及其影响。
在西晋武帝时，都城设在洛阳，靠近黄河，居住在河北的百姓前往洛阳，不仅不方便也有危险，他们必须在孟津渡口横渡黄河，但是黄河水流湍急，渡船常常被打翻。这时候，有一个叫杜预的名士向武帝献策：可以在黄河上用船搭建一座舟桥来解决这个问题。武帝听后，征询大臣们对这个办法的意见，但大臣们说：“殷周所都，历代圣贤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以古代圣贤从没有架舟桥渡黄河为由表示反对。杜预弃群臣的意见于不顾，做了古代圣贤也没有做过的事，在黄河上架起一座舟桥，造福了一方百姓，也显示出了他的果敢与智慧。
在西汉孝武帝时，老百姓曾一度饱受匈奴屡屡侵扰之苦。当时有个叫延年的齐人，他上书孝武帝，提出了一个一举两得的策略：将黄河水道北移，让它从汉地和匈奴的边界流入东海，这样一来可以使汉地免受水灾；二来匈奴不善于水战，也可以防止他们的入侵。但是，即使像孝武帝这样豪杰式的人物，也脱离不了尊古保守的思想：“（黄）河乃大禹之所道也，圣人做事，为万世功，通于神明，恐难更改。”（意思是说，圣人大禹所定的黄河水道，我们不能轻易地更改）。延年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但这不是主要的，而是这种不被采用的理由实在是很可笑。孝武帝之后大约一百年的孝成帝时代，为了防范黄河水泛滥，有人
提出修筑堤防的议案，但很快被搁置了下来，因为“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防堤壅塞之文”这样的说法占了上风。这里的经义是指《书经·禹贡》篇“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之文。虽然治水患的关键是在于决开河口，疏浚河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人们反驳修筑堤防的论据，竟要在记载二千年前事实的书中去查找，这难道不可笑吗？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难以一一列举出来。总而言之，中国人是尊师尚古的典范，只相信古圣贤所言所行。不仅如此，如果谁做了圣贤没有做过的事，他们还会以不尊古训而加以排斥。秦始皇、王安石等人实行的改革，屡遭批判，其主要的原因也是与中国人的保守思想相抵触而造成的。
对中国人来说，先人所留下的惯例，有着超乎想象的影响力。这里有一件趣事：梁武帝时，在整顿州县时调查发现，境内只有82个州县， 而以往中央政府的账簿记录中却有107个州县。另外二十多个州县连位于何处都不清楚，就因为旧的账簿上曾经有过记载，也就把记录保留了下来，即使谁都不知道那二十多个州县的位置。所辖区域内州县的位置不清楚，这已经够奇怪了，而几代传下来，这样的州县还一直保留着， 这不更可笑吗？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1901年），西太后曾在发布的变法自强的上 谕中写道：“祸天下者，在一例字。”事实确是如此，中国人一味地拘泥于先例，严重阻碍了自己国运的进步。中国人即便是自己开创先例， 也自称之为“自我始古”或“自我作故”。在这“始古”、“作故”的字句之间，鲜明地体现了他们的尚古思想。
在中国还有一个现象，如果假托古人或先例，就能比较轻易地被人们接受。西汉末年的王莽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王莽为篡夺汉的天下， 在言行上一切都效仿昔日的圣人周公。周公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发， 以待天下之士。王莽也十分谦恭地对待天下的士人，和王莽接触的人都相信他是周公再世，曾经有487572名士人上书请愿，请求天子给王莽特别的恩宠和待遇。
王莽得到天下人心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毒杀了当时的天子汉平帝。《书经》中有记载，昔日武王病重，周公为了延长武王寿命而祷告苍天。王莽为掩天下耳目，也赶紧效仿，说“愿以己之身替代平帝之病痛”，为自己毒害致病的平帝进行祈祷。
《春秋》上记载鲁哀公在位十四年而终，王莽据此昭告天下，汉哀帝也会十四年而终。就这样，王莽最终轻易地篡夺了汉的天下，登上天子之位。王莽的一言一行必引经据典，成为了一个做成大恶的奸雄。
生前被世人当作圣人君子来推崇的王莽，直到死后才被人辱骂为逆臣元凶。“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的这首诗说的就是这段历史。
另一个成功假借先例获得帝位的当属三国时魏文帝曹丕（曹操之子）。中国改朝换代有两种形式，一是禅让，德高者为帝，如尧让舜、舜让禹；二是靠武力相争，胜者为王，如殷汤放逐夏桀、周武王征伐殷纣。但自战国到两汉，人们多推崇禅让。所以，曹丕就假借尧舜禹禅让的先例，逼迫东汉最后一位皇帝汉献帝禅让天下，顺利地取代东汉称帝。
曹丕还迎娶了汉献帝的两个女儿，因为尧将天下让位于舜时，曾经将自己的女儿娥皇、女英姐妹嫁给了舜。直到现在河南许昌附近还有受禅碑，上书“稽唐禅虞，昭天明命，釐嫔二女，钦授天位。”在这些冠冕堂皇的语言背后，实际上是很为滑稽的事。
这种策略很荒诞，但是却意外地受到认可。而此以后，中国的改朝换代，大都是这种看似禅让的形式。“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的刘宋顺帝、“愿自今往，不复生帝王家”的隋恭帝，如果去探究历史的真实，都是这种似是而非的禅让的牺牲品。但是中国人认可和接受了， 因为他们在形式上与尧舜禅让的先例相同。
不管做什么事，中国人一定会抬出古人来。西晋武帝担忧太子惠帝（司马衷）昏庸愚昧将来不受欢迎，就出了一份密封的试题给他，试验其才能的高下，并打算以太子回答的结果来决定他的存废。
但是太子之妃赛氏猜到了武帝的用意，便命秘书张泓代太子作一份草稿。赛氏看了之后，便将诗曰、书曰等句子全部删去，心想太子愚昧无知，如果这么引用《诗经》《书经》和圣贤的话，很容易被发现不是太子写的。改后的答案词句笨拙而显得很迂回，但结论却没出差错，成功地瞒过了武帝，使司马衷坐稳了太子之位。从此例可以看出，当时的文人写文章时必引经据典、抬出古人，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人的守旧。
隋炀帝曾率领百万大军征伐高句丽。但是总指挥向部队发布命令， 前进所要到达的目的地，都是六七百年前汉代时所使用的地名。如玄菟（郡名）、乐浪（郡名）、盖马（县名）、黏蝉（县名）、沃沮（民族名）、肃慎（民族名）等，事实上，这些地名的确切位置到隋代时大多
已经很模糊了。尤其可笑的是，“蹋顿”这个古人名被使用成地名。蹋顿是东汉末年称雄辽东的一个酋长，但是无知的指挥者却把它当成地名混用了。
这样的总指挥部和这样的部队，向本来不明确的地名、不存在的地方进军，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行动的。
世界上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人是讲究实际的，但这也只说对了一半。像战争这般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他们也不实际考察，而想当然地使用古代的地名。在他们看来，只要是古代留传下来的东西，即使是不明确的，那也是好的、对的，这也体现了中国人一个方面的气质吧。
中国伪书之多，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上的。像《神农本草经》、《皇帝素问》、《子夏易传》、《子贡诗传》，以及《关尹子》或《鬻子》等都是假借古人之名所作的伪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为只要引经据典、抬出古人，中国人就能信任和接受。
不只是书，中国的大学者中被指有伪作之嫌的人也不少，像汉的刘歆、魏的王肃、隋的刘炫等，都是这样。还有就是伪造古书，我想这么做的动机有许多，但是与中国人尚古的风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崇尚祖先（下）
中国人基于先天因素，一般擅长模仿，对于应用就有所欠缺。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他们重视的是按古人的样本依葫芦画瓢； 另一方面，应该是后天性的原因，即源于对形式极其敏锐的捕捉能力。
美国传教士史密斯，曾经在中国居住过三十余年，他说：在中国，教师就像是无冕之王，学生不但会把教师传授的知识全盘吸收，而且他们会很用心地去关注教师的一举一动，然后争相模仿，包括言谈举止、习惯癖好等。
中国人做的很多事都可以归入到特定的模式里，包括寒暄、写文章等，有时让人觉得有些滑稽。北宋时有这样一个笑话：有一年发洪水， 宋仁宗就派使者前去实地考察。使者回来复命，描述当前洪水状况是“荡荡怀山襄陵”之类的话，而这些竟然都是《书经》中记载帝尧年代发生洪水时的情景的原话，当然使者受到的也只有训斥了。明朝灭亡的时候，一巡抚肉袒牵羊，向清军投降，其做法、辞令完全照搬《左传》中的记载，逗得清军哈哈大笑。
大约六七十年前，法国传教士尤库在中国南方办了一所学校。有一次他有事要派信差去北京，他知道学校里有位中国老师是北京人，借此机会可以写封信带给他在北京独居的母亲。尤库便找到了这位老师，老师一边对尤库表示感谢，一边对正在教室学习的一个学生交代：
“我打算给我母亲写封信，你替我写吧。现在就动笔，因为送信的人马上就要出发了。”
尤库听后很诧异：“那个学生是您的亲属吗？或者他认识您的母亲？”
“他只是我的学生。”这位老师回答说。 “那他怎么可以代你写信呢？”尤库不解。
这时，那位老师倒显出一脸的不可思议：“我教了那个学生一年多的作文课，书信的格式和应该用的词语应该是非常熟悉了。写给母亲的信是很容易代笔的。”尤库和老师的话刚说完，那个学生就带着已经装入信封的信来了。这位老师连看也没看，就在信封上添了住址，交给了送信的人。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孝行是非常形式化的，他们的书信有一定的模式，是千篇一律的。
正如上面讲到的一样，中国人重视先例并且非常固执地遵守着，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随情况的改变而变动，先例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内在意义。相对于精神，中国人更重视外在形式的表现，这和他们的保守气质密切相关。在中国人的习惯中，名与实常常是相分离的，这就使得在外国人眼里，有些现象显得十分有趣。
比如说，中国人向来提倡以孝为本，孝被认为是最大的善行，是国家与社会的基础，所以，历朝历代对孝行都有一定的奖励。诚然，尊老是一种美德，但对于先形式后精神的中国人来说，难道孝行就是赤身裸体地躺在结冰的河上，向上天祈求母亲病愈吗？
中国以前就有二十四孝之类关于孝行的极端化的样本，比照样本模仿的人一定不少，其出发点可能是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是一面鼓励人们的孝行，一面禁止极端形式化的行为。
中国是第一礼仪大国，在各种礼仪中丧礼是最为人们所重视的。但是，越到后来，丧礼就只是徒具形式了。五胡时代后，燕邵文帝的母亲去世，在后宫举行丧礼时，只听到百官发出的哭嚎之声，却没有一个真正的流泪者。文帝看到这些举动，十分恼怒，命令百官必须流泪， 不然要给予处分。第二天的丧礼仪式开始，怕受处分的百官怀中都预备了一包辣椒，到了该哭的时候，就偷偷将辣椒放进嘴里，强迫自己流出眼泪。
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举行没有真实的悲痛而又喧哗的丧礼，现今也是如此。在葬礼中甚至有专门从事哭丧职业的人，而丧主家人或不停地吸烟，或与别人谈笑等等。
令人感叹的是，不只是丧礼，很多中国古代的礼教都只剩下了一具形骸，早就丧失了其内在的意义和精神。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出于某些必要，即使是如此保守的中国人， 也曾实行过有相当力度的制度改革。可事实上，中国人并没有舍弃旧有的制度，他们所做的，是在其上添加一些新的制度。简单来说，中国人的改革，不是旧制度的废止或者改良，只是新事物的增加。
唐朝的官制以其精密、简便易行而被欧阳修等人盛赞。而实际上呢，唐朝的官制是周朝制度、秦汉官制以及三国以来新官制的大拼凑。这种制度不仅冗杂繁复，而且没有信念也没有精神。
再看一下清朝兵制的改变，也有同样的现象。清朝初年，绿营（绿旗）与八旗曾威震天下，当时，绿营兵驻守地方，八旗兵负责守备京城，也监督绿营兵。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旗兵同绿营变得腐败，渐渐丧失了战斗力。
在镇压太平天国之际，义勇兵立下了汗马功劳，战乱平息之后，也被保留了下来，像旗兵与绿营兵一样，成为了一部分新的常备军，形成了二重兵制的局面。甲午战争后，又组建了西式新军，但先前的军队仍旧没有被完全解散。中国人的做事方法大多是这样，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改革很少。
中国很早就接触了西方的新文明，但是保守和盲目的自尊思想，使他们很难去采用。然而，面对以往的教训，中国人终于做了自古以来未有的事，沉睡了四千年的中国，发出了倡导变法自强的呼声。
但是，对于保守的中国人来说，还存在一个很大的疑问，那就是这种革新的形势能持续到什么时候？中国自古以来只注重保持自己国家的文明，要想有所发展，吸收他国先进文明，经验明显不足。即使引入了新文明，怎样和本国的旧文明相调和还是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