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力斯人不仅忽视一切非自身的生活条件，而且还要求除它之外的其他人类都去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
——歌德
斯特德（1849—1912，英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曾著有《俄罗斯真相》《世界的美国化》）先生曾经问道：“玛丽·科雷利受大众欢迎的秘密何在？”他自己的回答为：“有什么样的作家，就有什么样的读者。因为那些阅读小说，沉醉于玛丽·科雷利世界中的忠实信徒约翰·史密斯们，将她捧为这一领域的权威。他们生活于其中，活动于其中，并在其中体现其价值。”在英国，玛丽·科雷利之于约翰·史密斯们，就如阿瑟·史密斯之于中国的约翰·史密斯们一样。
但是，这也是那些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和半受教育的人的差别。那些能告诉人们事物的真相的书是真正受过教育的人都想读的，而半受教育之徒，他们读的是那些告诉他想要什么，以及受虚荣心的刺激，而想使事物成为什么样的书。中国的约翰·史密斯们都想成为凌驾于别人之上的优越者，正是因为这一点，阿瑟·史密斯写了一本书——《中国人气质》，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证明他以及约翰·史密斯比中国人优越得多。所以，阿瑟·史密斯和约翰·史密斯成为了很亲近的朋友，因而约翰·史密斯把阿瑟·史密斯那本《中国人气质》当成了自己的圣经。
但是，斯特德说：“正是约翰·史密斯以及他的邻居现在统治着大英帝国。”因此，我最近经常阅读那些给约翰·史密斯提供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观念的书籍。
人的心灵被那个早餐桌上的独裁者分为两类，一类是算术型智能， 另一类是代数型智能。他说：“所有的经济和实际智慧，都是‘2+2＝ 4’这种数学公式的延伸或变化。而对于每个哲学陈述而言，则更多地具有‘a+b＝c’公式的一般特性。”
让我们再来看看，约翰·史密斯的整个家族，自然是属于独裁者所称的“算术型智能”的心灵类型。约翰·史密斯的父亲——老约翰·史密斯，化成假名约翰·布尔，他来到中国出售他的曼彻斯特产品，并将自己的前途与简单的“2+2＝4”公式联系在一起。因为他和中国人约翰（这里特指与西方人打交道，接受西方“开化”的那些中国人），都明白并完全赞同“2+2＝4”的公理。为了挣钱，他和中国人约翰相处得很好。
但是，如今统治大英帝国的约翰·史密斯却与他父亲不一样了。他来到中国，带着满脑子他自己都不明白的“a+b＝c”的东西，他不再满足于出售曼彻斯特产品，还想开化中国人。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即“传播盎格鲁—撒克逊的理念”。到最后是约翰·史密斯与中国人约翰关系破裂。
更为重要的是，在约翰·史密斯的“a+b＝c”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理念的影响之下，中国人约翰已不再是曼彻斯特产品忠实的好主顾了。这些人事实上已变成了一群疯狂的改良者——忽视商业，并跑到“张园”去庆祝立宪。
前不久，在辛博森（1877—1930，英国人，生于宁波。曾在中国海关任职，后出任英国报纸驻北京通讯员，是著名的“中国通”）《重塑远东》和其他一些书籍的启发下，我尝试着去编撰一本关于盎格鲁—撒克逊理念的手册。结果很遗憾，迄今为止，只有以下一些东西：
1.人主要的目标是什么？
人最主要的目标是给大英帝国增光。
2.你相信上帝吗？
是的，当我去教堂的时候。
3.但你不在教堂时，你信仰什么呢？
我相信利益，什么东西能给我带来报酬。
4.什么是合理的信念？
相信人人为己。
5.工作的合理理由是什么？
把钱装入你的腰包。
6.何为天堂？
天堂表示能入住百乐街，并且开着敞篷车。
7.什么是地狱？
地狱意味着失败。
8.人类的完美状态是什么？
赫德（1835—1911，英国人。一直担任中国海关税务司）先生在中国海关工作。
9.什么是亵渎神灵？
否认赫德先生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人物。
10.什么是最大的恶？
阻碍不列颠的贸易。
11.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四亿中国人？
为了英国发展贸易。
12.你是做什么祈祷？
感谢主！我们与邪恶的俄国人和残暴的德国人不一样，他们想瓜分中国。
13.在中国，谁是最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理念传播者？
莫理循（1862—1920，英国人，生于澳大利亚。1897年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1912年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他是当时舆论界中 比较活跃的人物）博士。
大家如果真的认为以上是对盎格鲁—撒克逊的理念的真实陈述，就有失偏颇了。然而，只要你去全面地阅读一下辛博森的著作，你就会赞同我的观点，肯定以上内容的确是对辛博森先生以及读过他的书的约翰·史密斯所传播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观念的公正陈述。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约翰·史密斯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居然在中国产生了实际效果。在此观念的影响之下，中国的那些约翰们便把实现中华帝国的光荣与辉煌当成了自己的奋斗目标。
八股文的中国古老文学虽然是空洞的，但它是无害之物。在约翰·史密斯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影响下，外国朋友将会看到，喧嚷着建立的新式中国文学将是一个无法忍受的危险之物。
最后，我恐怕老约翰·史密斯将发现的不仅仅只有曼彻斯特产品要完蛋，他还必须准备一笔巨额开支，用以派遣戈登（1833—1885，英国军官，参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曾任“常胜军”统带，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将军或基齐勒勋爵去消灭他的老朋友中国人约翰——那个因接受约翰·史密斯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影响而成了精神错乱的中国人。当然，这些又说得比较远了点。
在此，我想强调的是，这就是理智的英国人。我认为，那些外国人只知道从有关中国人的书中获取乱七八糟的言论，当他们来到中国后， 如果还能同他必须打交道的中国人和睦相处，那简直是一大奇迹。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我可以从亚历克西斯·克劳斯题为《远东：历史及其问题》中列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证明。书中说道：
影响在远东的西方列强的所有问题的因素，在于如何鉴别东方精神的真正本质。东方人不仅看待问题的方式与西方人立场不同，而且他们的整个思维和推理模式也与西方人存在差异。那种亚洲人所特有的知觉，与我们所赋予的知觉恰恰相反。
在中国，如果一个英国人遵循逻辑混乱的克劳斯先生的忠告，在读完最后一句话后，如需要一张白纸，他会对他的孩子说：“孩子，给我拿一张黑纸来。”我想，为了维护那些在中国追求利益的外国人的名声，当他们来到中国并与中国人生活在一起时，应该抛开那些关于东方精神的真正本质的胡言乱语。
事实上，我敢肯定地说，那些与中国人相处得很好的外国人，是那些抛弃了约翰·史密斯和克劳斯先生关于东方本质和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人，即“a+b＝c”理论的人，同时也是那些坚持“2+2＝4”公理的人。
的确，当人们想起以前的日子，在阿瑟·史密斯完成《中国人气质》之前，大英的公司老板或经理，如查顿、马地臣（二人均在鸦片战争前来华从事一本万恶的鸦片贸易。怡和洋行的合伙创办者）与中国买办（被外国洋行雇佣的，充当他们与中国商人之间媒介的代理人）的关系是那样亲密无间，而且代代相传。
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如果你对此记忆犹新的话，你就会问道，在坚持“2+2＝4”的西方商人和坚持“a+b＝c”的东方本质理论以及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聪明的约翰·史密斯之间，究竟哪一种做法更好呢？
这样说的话，那么吉卜林那句著名的“东就是东，西就是西”又做何解释，难道一点道理都没有吗？当然是有道理的。当你接触“2+2＝ 4”时，基本上是发现不了什么不一样的。而当你面临像“a+b＝c”这类问题时，你就会在东西方之间发现很大的差距。但是一个人只有具备了高等数学的功底，才能真正解决东西方之间的“a+b＝c”问题。
当今世界的不幸在于远东“a+b＝c”方程的解答，掌握在约翰·史密斯手中，这个不仅统治大英帝国，而且与日本结盟的人，但他甚至连基本的代数都不懂。关于东西方之间“a+b＝c”方程的解答， 其中是存在许多未知数的，它是一个非常复杂难解的问题。
在东方，对于孔子、康有为以及官方总督来说，他们的理解是不同的，即使在西方，像莎士比亚、歌德以及约翰·史密斯这样的人，他们的理解也是不相同的。
其实，在你解答“a+b＝c”方程时，你会发现，东方孔子与西方的莎士比亚、歌德之间的差别很小，反倒是在西方的理雅各博士与阿瑟·史密斯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下面我将列举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阿瑟·史密斯牧师在谈论中国历史时说：“中国的历史很悠久，这不仅表现在他们试图回到衣不蔽体的时代作为出发点，而且也体现在他们那无休止境的停滞和混乱。在他们内心中，不仅存在过去时代中那种很单调的生活，而且也包括像木头、干草和稻麦秆等那种流逝的东西。除了中国这个民族之外，再也没有其他民族能形成这样的历史了；也只有中国人的记忆才能将这样的记忆储存于他们宽厚的肚子里。”
接下来，在这个问题上，理雅各博士也有他自己的见解。在谈及中国二十三个正统的王朝历史时，他说：“没有其他民族的历史能如此完整和贯通了，并且就整体性而言，它是值得信任的。”
理雅各博士在谈及另一本伟大的中国文学选集时，说：“我原以为这本著作是不会出版的。但事实上，它在乾隆最后执政的第九年就编辑出版了，这是在两广总督阮元的督促和资助下（同时还有其他官员的资助）出版的。如此大规模的出版物，充分显示了当时中国高官具有一种公益精神和对文学的追求。这一点值得思虑重重的外国人学习。”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不仅在东西方存在很多不同，就是在西方那个能看出中国官员热心文学的理雅各博士和西方那个为中国的约翰·史密斯们所爱慕的阿瑟·史密斯牧师之间，也存在很多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