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尽量说清楚的。但是为此我们必须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自我和本我，从动力心理学角度，也就是说，注意它们当中的作用力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我们对心理仪器的描述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唯一担心的是它会再次变得难于理解。”
我希望不会。你很快会发现你已走入其中了。现在，我们假设驱动心理仪器的力量来自身体器官，主要表现为生理上的需要。你们会记得一个诗人兼哲学家的话：“饥饿和爱推动了世界。”我还要补充一句，这是两种多么巨大的力量。啊！我们给引发精神活动的生理需要取个名字叫“本能”。这个词会使许多现代语言黯然失色。在某种程度上，本能构成了本我：本我中的一切能量，简而言之，都源于本能。自我中的能量的来源也是本能，它从本我的能量中汲取能量。那么这些本能想得到什么呢？满足，即建立某种环境以使生理需要得到满足。缓解需要的紧张程度会使我们的意识器官感到愉快，而增强需要的紧张程度则很快会使我们感到不悦。一系列愉快与不愉快的情感就在需要的紧张程度的波动中诞生，整个心理仪器就是借助于这个情感系列而调节着它的活动，于是我们称之为“快乐原则的控制”。
如果本我的本能需要不能得到满足，那就将出现一些很棘手的境况。这方面的经验表明，满足本能的环境只能借助外部世界才能建立。每当这时，本我中直接面向外部的那一部分——自我，开始起作用了。如果让心理仪器运转起来的全部动力都来自于本我，那么自我就承担着掌舵的任务。没有自我，目标是无法达到的。本我中的本能不惜一切代价，迫切要求立即得到满足。如果让本能照这样行事，将什么也得不到，甚至还会招致损失。预防这种不幸，调节本我的要求与外部世界的反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自我的工作。自我在两个方面进行活动，一方面，它在感官和意识系统的帮助下观察外部世界，以便抓住有利机会，让本我得到无伤害的满足。另一方面，它影响着本我，抑制其“冲动”，引导本我中的本能延缓它们要求的满足。如果确有必要，自我还将改变自己的目标，或者作为某种补偿，它将放弃这些满足。自我在用这种方法制服本我的冲动的过程中，用现实原则取代了快乐原则。快乐原则原先是决定性的，而现实原则追求同快乐原则一样的目标时，却要考虑真实的外部世界所施加的条件。后来，自我认识到，除了适应我已描绘的外部世界外，还有另外一种获得满足的方法，即通过改变本我而使本我介入外部世界和在外部世界里有意识地建立使满足成为可能的条件。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它成为自我的最高功能。自我决定何时方便控制本我的冲动并使之屈服于现实，何时又倾向于去满足本我的需要从而去反抗外部世界，这种决定构成了世俗智慧的全部本质。
“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虽然本我没有自我强大，但本我能容忍被自我这样控制吗？”
是的，如果自我拥有整个组织和效力，如果它有进入本我各部分的方法，并能影响它们，则什么都好办了。因为在自我和本我之间没有天然对立，它们彼此融合在一起，在正常条件下，它们其实已不能互相分开。
“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我仍不明白，在如此理想的关系中，怎么还能存在一丝病理性失调的可能呢？”
你说得对。只要自我及其与本我的关系满足这些理想的条件，那就不会再有神经性失调了。疾病产生的原因是想象不到的，了解一般病理学的人不会惊奇找不到原则性的证实：那就是带来疾病，导致功能失调的祸首，恰恰就是这些最重要的发展和变异。
“你讲得太深奥了，我理解不了你的话。”
我必须再稍微回溯一些事实。一个有生命的小生物体，即使它充满了破坏性的作用，但相比于强大的外部世界，它仍是可怜的、无能力的，是不是？一种自我组织仍没有发育成熟的原始的生物，正处于所有这些“创伤”的控制之下。它靠着本能愿望的盲目满足过活，最后通常消亡了。自我的变异，首先是向自我保存迈出的一步。无可非议，从破坏中学不到什么。但是如果有人已经幸运地熬过“创伤”而活了下来，那么他会注意到相似情形下的方法，他会仅凭一简略的印象复本就能以焦虑情绪指出危险所在。而这个印象是在他战胜“创伤”的过程中所经历过的。这种对危险知觉的反应就表现为企图逃跑，这样做可以达到拯救生命的效果。在某人还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还不能以一种有效的甚至具有侵略性的方式去应付外部世界的危险以前，也许只能逃跑。
“这些可不是你答应要告诉我的。”
你没注意到我就快要实现我许下的诺言了。即使那些自我组织刚发育成熟的生物体，在他们童年期的最初几年，他们的自我仍是脆弱的，几乎没从本我中分化出来。设想一下如果这种无能力的自我感受到一种来自本我的本能需要，而这种需要是自我一直想去抵制的，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自我想抵制（因为我知道满足本能需要是危险的，我将幻想出创伤性情景，并将会与外界发生冲突），但是自我又控制不了这种本能需要，因为它还没有足够的能力这样做。在此情况中，自我视本能的危险如同外部的危险一样，自我克制自己不去响应本能的冲动，并企图逃避，从本我中撤出，让本我自己听天由命。如我所指出的，自我具有抑制本能冲动的机制，暂时，还有防卫危险的效用。但是，人们不要泰然地把内部和外部混淆。一个人无法逃避自己。在抑制状态下自我遵循快乐原则，并习惯于矫正，结果必定在报复中受到损伤，这表现在自我已永远缩小了它的影响范围。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现在是孤立的、自由的，外物无法接近它，也影响不了它，它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再往后来，当自我变得越来越强大时，它仍不能解除压抑作用，它的综合性被破坏了，本我的一部分仍是自我的一块禁地。孤立的本能冲动不再无所事事了，它懂得如何去弥补被否定了的正常满足，它创造出心理派生物来取代自己，它把自己和其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并在其影响下离开自我。最后，它以一种不被承认的歪曲的替代物的形式进入了自我和意识，生成我们所谓的“症状”。这样，神经症障碍的特性就一下子变得明显了：一方面，被禁锢在综合体上的自我对本我的各部分毫无影响，为了避免与被压抑的本能产生一场新的冲突，自我必须放弃自己的一些行动。自我在防止疾病——这一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派生物的毫无意义的行为中耗损了自己的精力。另一方面，个体的本能已独立存在于本我之中，而本我不顾个人的整体利益，只遵循本我深处的原始心理法则，追求它们自己的目的。如果我们观测整个形势，我们将得出一个神经症发源的简单公式：自我企图以不适宜的方式去压制一部分本我，但这种尝试失败了，本我就进行了对它的报复。所以，神经症就是自我和本我之间冲突的结果。自我已开始着手处理这种冲突，因为——正如详细调查所说明的——它要不惜一切代价在与真实的外部世界的联系中保持它的适应力。而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存在不一致，这是因为忠诚服务于内在本质的自我偏袒外部世界，结果陷入了与本我的冲突之中。但是应该注意到，冲突并不是导致疾病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在现实和本我之间的这种不一致是不可避免的。调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自我的长期工作——自我利用效力不足的压抑工具去处理冲突，这才是导致疾病的决定因素。这种现象又是因为，当自我在接受任务的时候，它是无能力的、不成熟的，而决定性的压抑行为一般都发生在儿童早期。
“好一番漂亮的论证！因为你只想告诉我精神分析关于神经症病因的看法，以便接下去说自我是如何对抗它的，所以，我将照你的意思不去多加批评。我也许会有许多问题想问，过会儿我会提问的。此刻，我很想顺着你的思路，提出一个我自己的理论。你已解释了外部世界、自我、本我之间的关系，并认为神经症的决定因素是那依赖外部世界的自我针对本我的反抗。如果自我做出相反的举动，是否也可以理解呢？也就是说，在这种冲突中，自我为本我服务，抗拒外部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以我对精神病观点本质的非专业的观点看，我认为自我的这种矛盾应该是导致精神病的决定因素。自我这种脱离现实的转变才是精神病的本质。”
是的，我自己也已想到这种可能性。虽然，要证实这个疑点需要对一些高度复杂的因素进行讨论，但我十分相信这种可能性与事实相符。神经症和精神病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它们在某些决定性方面仍有所区别，这取决于在这种冲突中自我倾向哪一方。在这两例病症中，本我会保持它盲目顽固的特性。
“好，继续往下说，你的理论对神经症的治疗作何暗示？”
现在让我来描述我的治疗目标是容易的。我们尽力去恢复自我，消除对它的抑制，让它重新控制本我——这是因为在早期的压抑中，自我已失去了对本我的控制。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才进行精神分析，我们的整个技术都是针对这个目的的。我们必须找到已建构的压抑，促使自我在我们的帮助下矫正它们，去解决冲突而不是企图逃避。既然这些压抑在童年早期业已形成，那么分析工作也就把我们带回到童年期的那个时候。过去的冲突大部分已被忘记，所以我们尽全力让病人回忆起这些冲突。我们了解这些冲突环境的途径是由病人的症状、梦和自由联想提供的。但是那些冲突都须经过解释——翻译，因为在本我的心理影响下，它们已经构建出对我们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表达形式。我们可以这样假设：病人须经过内心的搏斗才告诉我们的任何联想、思想和记忆，都是与被压抑的东西或者被压抑东西的衍生物有关的。通过鼓励病人放下顾虑，告诉我们这些事，我们正指导他的自我克服企图逃避的倾向，去承认对被压抑的东西的解决。最后，如果他能成功地在记忆中回想起被压抑的情况，他将因合作而得奖励。压抑前后的岁数上的差别会对他有利；孩子时的自我因恐惧而逃避的那件事对成年人和强大了的自我来说都只不过是孩子的游戏罢了。
四
“这半天你所告诉我的每件事都属于心理学范畴。听起来有些陌生、难懂，也有点模糊。但是，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那就是‘纯’心理学了。迄今为止，我对你的精神分析了解很少，但我听传闻讲，你所从事的研究根本与精神分析无关。你一直未能谈及此类正题。这让我觉得你是在有意隐瞒什么事情。我还有另一个疑点，我不想隐瞒它。毕竟，如你所说，神经症是精神生活的失调。那么，像我们的伦理道德，我们的意识，我们的理想这么重要的事，竟然对那些意识深处的障碍不起任何作用，这可能吗？”
这么说你是觉得我们将把最低级的意识与最高级的意识的考虑撇在了我们的讨论之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在目前阶段还没考虑到心理生活的内容。现在请允许我也打断你一次，让我们之间的谈话暂停一下。我给你讲了这么多关于心理学的问题，因为我想让你在头脑中有这样的印象：精神分析是应用心理学的一部分。而且，这种心理学是仅限于精神分析的心理学，为外行所不知。因此，一个精神分析者首先必须学习这种心理学，这种深蕴心理学或潜意识心理学，或者至少该学习当今人们已了解的这种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需要这种心理学知识作为我们以后立论的基础。但是现在我们来看看，你所提及的“纯”意指什么呢？
“噢，有关报告一般都说在分析中详细地讨论性生活中最隐私和最肮脏的事。如果那是真的——我从你的心理学论述中推断不出那样做的必要性——那将有利于说明应该把治疗限制在医生的范围。人们怎么肯把自己的隐私处理权交给那些自己不相信其判断力而其人格又没有保障的人呢？”
医生确确实实在性的领域内享有一定特权，他们甚至被允许去检查人们的生殖器。当然啦，在东方国家不允许这样做。一些理想主义的改革者也曾反对医生的这一特权（你知道我所提的那些改革者是指哪些人）。但是，首先你应知道在精神分析中是否真的存在这种特权，和为什么必须这样做——是的，在精神分析中确实存在这样的特权。
这种特权的存在是必要的，首先，因为分析是完全建立在公正、坦率基础之上的。比方说，政府要十分详细和公开地讨论财政状况，而平民百姓谁都不让知道，即使他不是竞争者或征税者。对公正坦率的绝对要求也给分析家施加了一个严肃的道德责任，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持异议，事实上，我自己也同意这种观点。特权存在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在探讨神经症成因和突发因素时，来自性生活的影响因素起的作用十分重要和主要，也许可以说是十分特殊。除了与病人及病人提供的素材保持密切联系以外，精神分析还能做什么呢？分析医生从不把病人引诱到性生活方面去。他不会一开口就对病人说：“我们来谈谈你性生活中的隐情！”只有当病人自己喜欢谈时，医生才能有机会倾听；反之，他只能静静地等待病人自己提及性的事情。我过去也常提醒我的学生：“我们的反对者告诉我们只可接手那些与性无关的病例。我们要小心，别把性因素引入我们的分析中来。否则，我们将无缘发现这样一个与性无关的病例。”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人能有机会碰到这样的与性无关的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