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议将下列问题暂置一旁，因为尚需更进一步的探讨。这些问题是，儿童的原始自恋遇到的障碍，儿童为保护自我对付障碍的反应及其不得不采取的方式。不过，最重要的问题可归结为“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男孩对阴茎的焦虑及女孩对阴茎的嫉羡），并将它视为性活动早期受阻的结果予以分析。精神分析的研究，使我们能够追溯到从自我本能中分化出来的力比多本能的变化。但在阉割情结的特殊情形下，我们可以推断存在着一种“新时代”（epoch）和一种心理情境，在它们的存在中，这两种本能依然相互融合地联合活动，以自恋兴趣的形式表现出来。正是在这种条件下，阿德勒（1910）发展了他的“男性抗议”（masculine protest）概念，他几乎将它视为性格及神经症形成的唯一动机力量（motive force）。不过，这不是建立在自恋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社会价值的基础上，并且仍然具有力比多倾向。精神分析的研究从一开始便确定了“男性抗议”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与阿德勒不同的是，我们认为它本质上是自恋的，并源于阉割情结。在性格形成方面，“男性抗议”与其他许多因素共起作用，根本不适于对神经症问题的解释，而阿德勒仅考虑了它服务于自我本能的方式。我发现，将神经症的形成建立在阉割情结狭窄的基础之上是根本不可能的，虽然在抵抗神经症的医治方面它随时力量十足。在我遇到的几例神经症中，“男性抗议”，或我们视做的阉割情结，根本不是致病的原因，甚至压根儿就未出现过。
对正常成人的观察表明，他们早先的妄自尊大已经消除，而我们欲从其心理特征中引申的婴儿自恋也不复存在。他们的自我力比多变成了什么呢？我们可以设想它的全部均变成了对象贯注吗？显然，这种可能性与我们论证的总趋势背道而驰。但在对压抑的心理分析中，我们也许会找到回答这一问题的其他思路。
我们知道，如果力比多本能冲动与一个人的文化和伦理观念发生冲突，那么，这些冲动便会出现病理性的压抑变化，就此而言，我们绝无意认为个体具有这些观念存在的知识，而是认为人能将这些观念作为自己的标准，并服从于这种标准的要求。我们说过，压抑来自自我，不过更确切地讲，压抑来自自我中的自尊。同样的印象、经验、冲动和欲望，一个人可以沉溺难拔或至少能通过意识的检查，另一个人则由于强烈的尊严而拒绝接受，甚至在未进入意识前就被扼杀了。两者压抑条件的不同可以用力比多理论加以描述。可以说，一个人为自己确立了一种理想（ideal），他以理想检验自己实际的自我；而另一个人根本就是没有这样的理想。对自我而言，理想的形成可成为压抑的生成因素。
理想自我此时成了自爱（self—love）的目标，童年时曾为真实的自我所陶醉。个体的自恋将自身展示给这种新的理想自我，理想自我像早期自我（infantile ego）一样，发现自己占有有价值的所有成就。就力比多的经常表现而言，个体再次表现出不能放弃曾经有过的满足，他不愿弃绝童年的自恋成就（narcissistic perfection），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为别人的告诫及自己评判力的唤醒而烦恼，于是，他再也不能保持原来的成就，并寻求自我理想的新形式将其恢复，他为自己树立的理想不过是童年失却的自恋的替代，在那种自恋中他就是自己的理想。
我们自然而然地到了检验理想的形成与升华的关系的时候。升华是一个与对象力比多有关的过程，它将本能指向远离于性满足（sexual satisfaction）的其他目标。在这一过程中，重点强调的是性的转移。理想化是一个关系到“对象”的过程，通过理想化，个体在不改变对象的条件下，在心目中将对象聚集和夸大。理想化既可产生于对象力比多中，亦可产生于自我力比多中，比如，对某一对象性的高估便是对它的理想化。既然我们一直将升华与本能相联系，将理想化与对象相联系，这两个概念当然是相互区别的。
将自我理想的形成与本能升华混淆，会有损我们对事实的理解。一个将自恋敬献给很高的自我理想的人，未必导致力比多本能的升华。的确，自我理想要求这样的升华，然而它却不能强加于升华。升华是一种特殊的过程，理想也许能促动它，但其过程却是完全独立于这种促动的。正是在神经症者中，我们发现了，在自我理想的发展与原始力比多本能的升华量之间存在着潜能的最大区别：要说服一个理想家力比多的不明智分布，远比说服一个虚荣心保持更适当的一般人更为困难。此外，在神经症的病因方面，自我理想的形成与升华也是极其不同的。正如我们所知，理想的形成增强了自我的要求，是导致压抑的最强大因素；升华则是一种出路，可以在无压抑的条件下满足自我的这些要求。
如果我们能发现一种特殊的心理器官，它负责观察自我理想怎样实现了自恋满足，并为了这一目标用理想检验真实的自我，那么就不必大惊小怪了。如果这样的器官真的存在，那我们遇见它就不是“发现”的结果。——我们只能确认它，因为我们所称的“良心”（conscience）具有我们所要求的特征。对这一器官的确认使我们能够理解“被视妄想”（delusions of being noticed），或确切地讲是“被观察”（being watched）。这是偏执狂疾病的显著症状，或作为一种独立的疾病出现，或在移情性神经症中夹带出现。这类病人抱怨他们所有的思想都为别人所知，他们的行为被别人所观察和监视，好像有第三个人告诉了他们这一器官的功能（“现在她又想那个了”，“现在他走了”）。这一抱怨是被证实了的，它描述了真实观察、发现和批评我们所有意图的力量的确存在，在我们每个人的正常生活中它确实存在。
由于“被视妄想”以退行（regressive）的形式展示了其能量，故病人试图抵抗它的过程与原因也便显露了出来。比如，是什么促成了病人自我理想的形成？监视其行为的良心是代表谁的？是父母的批评性影响（通过声音的传递），是随着时间的进展增加了训练者、教育者及环境中无法计量的人的影响（同伴及舆论）？
通过这种方式，同性恋力比多的大部分便形成了自恋的自我理想，并找到了保持该理想的途径及获得该理想的满足。良心的建立基本上是一个体现外在影响的过程——首先是父母的批评，其次便是社会的批评。这一过程会重复出现在下列情形中：来自外界的禁止或阻碍使个体出现了压抑的趋势。于是疾病便将无法确定的人群、声音带到了跟前，良心以退行的方式重新构建。然而，病人对“稽查器”（censoring agency）的反叛源于自身的愿望（与病的基本特征相适应）：免受所有这些影响的束缚，从父母开始，将同性恋力比多从他们身上撤回。这样，病人的良心便进入了在外界的敌对影响下的退行状态。
偏执狂病人的抱怨还表明，良心的自我批评与建立在此之上的自我观察基本上是共生的。这样，具有良心功能的心理活动还负责“内心探索”（internal research），从而在物质上增强了其智慧活动能力，这也许有助于偏执狂病人的特征趋向（characteristic tendency）构建思辨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