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愿意再跟我往前走几步，您将会发现，人类的活动是服从于另一种不同的复杂情况的。一种活动是一种单独的（single）本能冲动的结果，那是非常罕见的（本能冲动本身一定是爱欲和毁灭性的混合）。为了使某种活动成为可能，一般地说必须把这些混合的动机结合起来。这种观点很久以前就被您自己研究领域内的一位专家领悟到了，他就是利希腾贝格（G.C.Lichtenberg）教授，他在我们的古典时代的哥廷根大学讲授物理学——虽然说，他作为一位心理学家或许比作为一名物理学家更知名。他发明了一种动机罗盘，因为他写道：“引导我们去做任何事情的动机可以像32种方位那样来排列，而且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命名。”例如，“面包——面包——名声”或“名声——名声——面包”。这样，当人类被煽动起来发动战争时，他们可能有许许多多表示赞同的动机——有些是崇高的，有些则是卑鄙的，有些得到了公开宣扬，而有些则从未提到过。没有必要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对攻击和毁灭的渴望当然也在其中：历史上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数的残酷行为证明了它的存在及其力量。这些毁灭性冲动的满足当然是由于它们和其他爱欲的或理想主义的冲动混合起来所导致的。当我们从书本上看到过去的残酷暴行时，有时看上去仿佛理想主义的动机只被当作毁灭性愿望的借口；有时——例如，在宗教裁判所的残酷暴行情况下——看起来好像理想主义的动机似乎在有意识地驱使自己奋力向前，而毁灭性的动机则使它们受到潜意识的强化（unconscious reinforcement）。这两种情况可能都是真实的。
我担心我可能滥用了您的兴趣，您的兴趣所关心的毕竟是避免战争而非关心我们的理论。不过，我愿意多逗留一会儿，谈一下我们的毁灭性本能，它的普遍存在绝不等同于它的重要性。经过我们稍加思索，我们便可假设，这种本能在每一种生物中都起作用，并力求使生物走向毁灭，使生命退回到无机物的原始状态。这样，应该非常严肃地称之为死的本能（death instinct），而爱欲本能则代表着力图生存下去。在某些特定器官的帮助下，当死的本能向外指向某些对象时，它就变成了毁灭本能。可以说，有机体是通过毁灭外部机体而保存自己生命的。不过，死的本能的某些部分是在有机体内部发挥作用的，我们已经发现，有相当数量的正常现象和病理现象都可追溯到毁灭性本能的这种内在化（internalization）。我们甚至犯了异端邪说罪，竟把良心的起源归属于攻击性转向内部了。您将注意到，如果这个过程走得太远，那就绝不是一件小事了：它实在是很不健康的了。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力量在外部世界转向毁灭，有机体将会得到解脱，而且其作用必将是有益的。这对我们正在与之作斗争的所有丑陋而危险的冲动来说，可以作为一种生物学上的正当理由。必须承认，与其说我们需要找到某种解释来抵抗（resistance）这些冲动，不如说它们接近于大自然。或许在您看来，我们的理论仿佛是一门神话学（mythology），而且在目前情况下，甚至还不是一个令人赞同的理论。但是，难道每一门科学最终不都是达到某种诸如此类的神话学吗？如今您自己的物理学不也可以这样说吗？
因此，对我们的直接目的来说，我们完全可以从已经说过的话中得出这种结论：试图排除人的攻击性倾向是徒劳的。我们常常听人们说，在地球的某些乐土上，大自然提供了人们所需要的一切丰富物资，那里的人们过着平静的生活，他们既不知道高压统治，也不知道攻击侵略。对此我却很难相信，而且我很愿意听到有关这些幸运的人们更多的情况。俄国的共产主义者也希望能通过保证满足人们的一切物质需要，以及通过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其他方面建立平等关系，从而使人类的攻击性消失无遗。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幻觉（illusion）。今天，他们自己都顾虑重重，小心谨慎地全副武装着，而他们使其支持者们维系在一起的这种并非最不重要的方法，则受到其国界之外的所有人们的仇恨。诚如您自己所说，在任何情况下要完全排除人类的攻击冲动是不可能的，只要努力把它们转变到无需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程度就足够了。
我们的神话学本能理论很容易使我们为反对战争的间接方式找到一种阐述方法。假如愿意发动战争是毁灭本能的一种结果，那么，最明显的计划是使它的对立物爱欲（Eros）与它作对。一切鼓励人们发展情感联系的事情都必须用来反对战争。这些联系可能有两种。第一种虽然没有性的目的，但它们却可能是类似于针对某一被爱对象的某些联系。对精神分析来说，在这一方面谈论爱是毫无必要感到羞耻的，因为宗教本身使用的也是同样的说法：“汝须爱邻犹如爱己。”不过，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第二种情感联系是凭借认同作用。凡能引导人们分享重大利益的一切都会产生这种情感一致性（community of feeling），亦即认同作用。而且，人类的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奠基于这些认同作用之上。
您对滥用权威的抱怨［第200页］促使我为间接地反对战争的倾向提出另一个建议。人类天生的、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的一个实例是，他们倾向于分成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这两个类别或阶层。后者占绝大多数；他们需要有一个能为他们进行决策和在大多数情况下使他们表示绝对服从的权力机构。这表明，人们应当比迄今更多地关注对具有独立心灵的上等阶层的人们进行教育，不要进行恫吓，而要渴求真理，其职责在于对依赖他们的群众指明方向。不言而喻，国家的行政权力实施的侵犯和教会对思想自由所提出的禁令，远非有利于产生这种阶层。事情的理想状况当然是建立一个使其本能生活服从于理性专政（dictatorship of reason）的人类社会。倘若人们之间并没有情感上的联系，那么，还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如此完全和紧密地把人们联合起来。但是，这很可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期望（Utopian expectation）。毫无疑问，避免战争的其他间接方法虽然没有希望获得迅速的成功，但却更为切实可行。一幅令人不快的画卷呈现在人们的心灵中，它犹如一个转动如此缓慢的碾盘，人们还没等到粮食，就可能饿死了。
您会发现，当人们邀请一位不谙世故的理论家就一个紧迫的实际问题提点意见时，其结果并不是非常有效的。在每一种特殊的情况下，致力于用手头上任何可用的手段来抵御危险，这不失为一种更好的计划。不过，我倒想再讨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您的信中没有提到，但却使我特别感兴趣。为什么您和我以及许多人都如此强烈地反对战争呢？我们为什么不把它作为许多痛苦生活灾难的另一种灾难来接受呢？不管怎么说，战争有一个良好的生物学基础，而且在实际上又难以避免，因此战争似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没有必要对我提出这一问题感到震惊。出于这样的研究目的，一个人或许可以被允许戴上一副俨然超脱的面具，对我的问题的回答是，我们之所以用这种方式对战争做出反应，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权利，是因为战争会结束充满希望的人生，是因为战争使个体的人陷入了蒙受耻辱的境地，是因为它迫使人们违心地去杀害他人，还因为它毁灭了人类劳动所创造的宝贵物质财富。此外，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理由，例如，在当前形势下，战争不再是获得旧的英雄主义理想的机会，而且由于毁灭性武器的完备，一场未来的战争有可能包括消灭敌对的一方，或者双方同归于尽。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其真实性是如此地不容否认，以致人们只能对发动战争却未受到一致的谴责而感到惊讶。人们无疑会对其中的一两个观点进行争论。人们可能会问，一个团体是否不应有权处置个体的生命；每一种战争不可能都受到人们同样程度的谴责；只要还存在着这样的国家和民族，只要他们打算无情地毁灭其他国家和民族，那么，这些其他国家和民族就必然要武装起来应对战争。但是，我不想在任何这类问题上耽搁；这些问题并不是您想同我讨论的问题，而且我心中还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在我看来，我们反对战争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我们之所以是和平主义者，是因为出于先天固有的原因，我们才不得已而为之。因此，我们发现不难提出证据来证明我们的态度是正确的。
毫无疑问，这是需要做些解释的。我的信念就是如此。人类业已经历了无数时代的文化进化过程。（我知道，有些人宁愿使用“文明”一词。）我们把一切幸福生活以及我们所遭受的大量痛苦都归因于这一过程。虽然它的原因和开端还很模糊，它的结果也不确定，但它的某些特征却是容易察觉的。或许它正在导致人种的灭绝，因为它以多种方式损害了性的功能（sexual function）；未开化的种族和落后的人口阶层比高度开化的人增加得更为迅速。这一过程或许可与某种动物的驯养相提并论。毫无疑问，它也伴有身体的变化；但是，我们对下述观点还不太熟悉，这种观点认为，文明的进化（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是这样一种有机过程。伴随着文明过程而发生的心理变化是显而易见和昭然若揭的。这些变化表现为不断地移置本能的目的和限制本能的冲动，使人们的祖先感到愉快的感觉对我们来说已变得冷淡了，甚至是不可忍受得了；在我们的道德和美学的理想中就有发生这些变化的有机体基础。在文明的心理特征中，有两个特征是最重要的，即理智的增强（这是驾驭本能生活的开端），以及攻击性冲动的内在化，及其随之而来的一切好处和危险。现在，战争就是为了最彻底地反对文明过程施加于我们的心理态度（psychical attitude），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迫使我们反对战争；我们简直再也不能容忍它了。这不仅仅是一种理智的或感情的否定；我们这些和平主义者（pacifists）对战争有一种体质上的（constitutional）不能容忍，可以说，是一种已扩展到最高限度的特异体质了。的确，在战争中美学标准的降低在我们的反抗中比起它的残酷性来所起的作用并不小。
在其他人也成为和平主义者之前，我们还要等多久呢？这很难说。但是，我们希望这两个因素，即文化态度（cultural attitude）和对未来战争结果的合理恐惧，可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制止战争的进行。至于靠什么办法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却无法猜测。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倒可以说：凡是能促进文明发展的事物都同时可用来反对战争。
假如我所说的这些话令人失望，我也相信您会谅解我的。
此致
最亲切的问候！
您忠实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1932年9月，维也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