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弗洛伊德性欲论最主要的代表著作，发表于1905年。性欲论（sexual theory）是正统精神分析的两条基本命题之一，也是弗洛伊德学说的三大理论支柱之一。本书由弗洛伊德关于“性变态”、“幼儿性欲”和“青春期的变化”等三篇文章所组成。他在本书第四版序中公开承认：“坚持性欲乃一切人类成就之源泉，以及性欲观念的扩展，自始便是精神分析学所遭阻抗里最强烈的动机。”在这部著作中，他除了回答一些批评者的责难外，着重阐明了精神分析的性欲论的两个基本点：（1）坚持性欲是一切人类成就的源泉；（2）坚持性欲观念的扩展。他从进化论的观点证明，成年的性欲特征绝不是性表现的唯一形式，而是从幼年期开始以来就有的性冲动的繁复表现。根据人的身体的弥漫性吸引和特定性爱发生区的性吸引，将人的性发展分成口腔期、肛门期、性器期、性潜伏期、生殖期等，并指出情感固着（fixation）和退化（regression）乃是神经症和精神病的主要症状。此书系统地论述了自幼年时代起人类性欲发展规律。故被称为“弗洛伊德阐明人类性欲之本质与发展的主要文献”。到了1925年已出版了六版，由80页增至120页。在弗洛伊德生前，共有9种外语译本。许多评论家认为，《性学三论》“对人性的了解最有创意且是最具有恒价值的贡献”。
在这个时期里，弗洛伊德个人地位、业务状况均有相当改善，医疗工作兴旺起来，接受他的学说的人也日益增多。波林认为，这是弗洛伊德“大见成效和成名之始”的时期。
本来，就弗洛伊德在神经病理学方面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及其取得的成就和影响，足以使他获得教授的资格。但因弗洛伊德的一些创新性见解和学说，如“男性也有癔症”，尤其是性病因学的论述，既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禁欲主义思想相背谬，又与传统的神经病理学思想相抵触，加上当时反犹势力又很强，故一度遭到医学界的嘲笑和抨击。尽管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但负面影响不是一下子能消除的，这恐怕是弗洛伊德一直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的主要原因。可见他极想获得这一职称，这不单纯是因为教授是个令人尊敬的、类似于“半神”的地位，成为世界名流的维也纳大学医学院中重要的成员，更重要的是可使家庭生活更稳定，实现自己一辈子从事学术研究的夙愿。但提职程序比讲师严格得多，必须由两个正教授提名，再由六人组成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著作情况，然后是教授会全体投票表决，再将推荐书报给教育部。经维也纳大学著名教授诺斯纳格、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的提名，他们极力恢复弗洛伊德的名誉，赞扬他的科研成果是“第一流的”，并指出其《癔症病因学》并非“科学的神话”，医学院教授会以22票对10票通过提升弗洛伊德教授的议案，后经教育部长批准。1902年12月2日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皇帝在他登基五十周年纪念庆祝会上亲自向弗洛伊德颁发了教授任命书。
尽管这是一个荣誉头衔，他并没有被请去给医学院开设固定的课程，但这次“提升”在整个奥地利被公认为是有重要意义的，他在当地的病人也因此激增。一位英国医生戴维·福赛思（David Forsythe）博士，慕名前来拜师学艺，准备学习七周。琼斯又给他送来了一位在英国工作的美国牙科医生。还有一位病人专程从美国前来求医，因为他听说“维也纳有一个精神病医生医术高明”。
1902年秋，弗洛伊德在他的一些学生的促进下，与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卡汉纳（Max Kahane）、莱德勒（Rudolf Reitler）、斯泰克尔（Wilhelm Stekel，1888~1942）等17人建立了心理学星期三学会（Psychological Wednesday Society）。每逢星期三下午，他们到弗洛伊德的候诊室，围着一张椭圆形的桌子，共同讨论精神分析学问题。最初，斯泰克尔把每次讨论的情况写成一个书面报告，发表在《新维也纳日报》的星期日版上。不久，在弗洛伊德身边集中了一批信徒。其中，兰克（Otto Rank，1884~1939）、阿德勒、萨克斯（Hans Sachs，1888~1942）、荣格（Carl Jung，1875~1961）、费伦茨（Sander Ferenczi，1873~1933）、琼斯（Ernest Jones）等，均是弗洛伊德学派的核心和骨干。
1908年复活节，以弗洛伊德为核心，欧洲各国精神分析学家会集于德国萨尔斯堡（Salzburg），召开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一次大会。会议决定出版《精神分析学与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同年4月，弗洛伊德组织的心理学星期三学会改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阿德勒当选该会主席。有人主张这一年是精神分析学派形成的重要标志。
此时，他做了著名的《精神分析五讲》报告，并发表于《美国心理学杂志》。
1909年弗洛伊德第一次获得国际上的承认，应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克拉克大学校长斯坦利·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1844~1924）的邀请，偕荣格、费伦茨、琼斯和布里尔（Abraham Arden Brill，1874~1948）赴美，参加麻省克拉克大学二十周年校庆，并做了题名《精神分析的起源和发展》的五次讲演。他还会见了20位著名心理学家，其中包括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铁钦纳（Edward Bradford Titchener，1867~1927）、卡特尔（James Mckeen Cattell，1860~1944）和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等人。会上授予弗洛伊德名誉博士学位。对弗洛伊德来说，这一切，似乎是一场梦。他在致谢辞中激动地说：“这是对我们的努力的第一次正式的合法承认。”
翌年，新结识的朋友、美国哈佛大学精神病学家普特南（James Jackson Putnam，1846~1918），将弗洛伊德的讲演编成《精神分析五讲》发表在《美国心理学杂志》。弗洛伊德这次访问获得很高的荣誉，名声远扬，深受感动。
正像弗洛伊德在《自传》中更有自信地说：“在欧洲时，我觉得处处受人轻视。到了美国，我发现那些最出色的人物也没有对我怠慢。当我步上沃斯特克拉克大学的讲坛宣讲我的《精神分析五讲》时，我的感觉就像难以置信的白日梦获得实现那样：精神分析已不再是一种幻想的产物，它已是现实中极有价值的一部分。”
琼斯回忆说，在听了弗洛伊德的讲演后，詹姆士曾把他的手臂搭在琼斯的肩膀上说：“心理学的未来属于你们。”
1909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
前排左起：弗洛伊德、霍尔、荣格。后排左起：费伦茨、琼斯、布里尔。
1909年，弗洛伊德著作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布里尔、琼斯和普特南三人成了在美国传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最积极的中坚人物。布里尔主要在纽约活动，琼斯则到巴尔的摩、波士顿、芝加哥、底特律和华盛顿活动。由普林斯（Murton Prince，1854~1929）和霍尔分别主办的《变态心理学杂志》和《美国心理学杂志》不断刊登琼斯等人介绍精神分析学的文章。
但是，弗洛伊德对美国的印象并不好，而且多年来耿耿于怀。他觉得，与有教养的欧洲人来比，美国人太随便，烹调技术不好，又缺乏浴室。特别是在参观尼加拉瀑布时，弗洛伊德才刚刚53岁，一个向导竟然称他为“这个老家伙”。弗洛伊德对他的传记作者琼斯说：“美国是一个谬误；一个巨人般的谬误，那倒是真的。但仍然是一种谬误。”访问美国14年之后，有人问他好像恨美国，弗洛伊德回答说，“我并不恨美国，我只是为它感到遗憾，我为哥伦布发现了它而遗憾！”
不难想到，经历了多年的波折和奋斗，弗洛伊德已开始感受到国际性精神分析运动暖流的来临，同时他也预料到胜利中必然会出现新的矛盾。
（四）精神分析学派出现分裂时期（1910~1919）
20世纪前十年，精神分析学派开始出现分裂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因正式成员之间不和与意见分歧，使精神分析学派开始分化。
1910年3月，于德国纽伦堡召开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二次大会。会上，弗洛伊德作了《精神分析治疗法的前景》的演讲，并正式建立国际精神分析学会，荣格当选为第一任主席。他是瑞士著名精神病学家，1900年拜读《释梦》后就开始在实践中运用弗洛伊德的观点进行研究。1906年荣格与弗洛伊德开始每周通信，并把他的《早发性痴呆心理学》（1907）寄给弗洛伊德。1907年赴维也纳拜访弗洛伊德，两人一见如故，畅谈了13个小时，由此建立了亲密的友谊。1909年荣格随同弗洛伊德赴美国克拉克大学讲学，并荣获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弗洛伊德在给荣格的一封信中，称荣格为过继的长子和继承人。
继《精神分析学与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之后，又出版了《精神分析学中央学刊》作为该会的机关刊物，由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和斯泰克尔任主编。荣格委任黎克林（Riklin）担当国际精神分析大会秘书，并主办《国际精神分析学会通报》，定期报道学会各项日常活动、学术活动及出版讯息等等。
为协助学会处理共同事务，会议还决定成立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地方组织：柏林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是阿伯拉罕（Karl Abraham，1877~1925）；慕尼黑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是塞福（L. Self）；苏黎世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是荣格；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是阿德勒；布达斯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是费伦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是琼斯。后来发展到八个地方组织。
1911年春，阿德勒正式宣布退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另组自由精神分析学会，创建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其原因与纽伦堡大会上的选举有关。奥地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追随者阿德勒和斯泰克尔，对弗洛伊德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主席这一领导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荣格，表示不满。更主要的是理论观点上的根本分歧，阿德勒反对性力决定论，反对生物定向的本我心理学，主张社会文化定向的自我心理学等。这一决裂，标志着精神分析学理论本身的内在矛盾公开化。
1911年9月，第三届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在德国魏玛召开。
中为弗洛伊德，其右下为费伦茨，左边为荣格。
1911年9月，在德国魏玛（Weimar）召开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三次大会，参加会议的约有55名代表，包括奥地利、德国、瑞士、匈牙利、荷兰的同行，还有4名美国人和几位刚开始专攻精神分析学的女医生。研究范围也很广，其中只有一部分是关于医疗技术的。大会主要报告有：美国神经病学家普特南的《哲学对精神分析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性》，荣格的《精神病和精神神经症的象征意义》，瑞士精神病学家布洛伊勒（Eugen Bleuler，1857~1939）的《孤独症》，萨克斯的《精神分析和心理科学的相互关系》，兰克的《论诗歌和传说中裸体意象的动机》等。会议决定创办一份非医学性的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象》（Imago，亦译“意象”）期刊，由兰克和他的挚友萨克斯任编辑。精神分析学在人类学、政治经济学、艺术、文学及其他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均可在此杂志上发表。
荣格是一位有着独立见解的精神病学家。1912年他发表的《力比多的变化和象征》一文就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大相径庭。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力比多（libido）的看法不同，荣格认为力比多只是一般张力的一种延伸，不一定或不完全只和性欲有关。二是对恋母情结的看法不同，荣格认为，恋母情结和乱伦愿望并非潜意识的积极的、切身的一部分，而是代表一些更高理想的象征。同年夏末，荣格在美国的讲学内容也公开表示他在理论上同弗洛伊德的对立。1913年9月，在德国慕尼黑召开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四次大会。参加会议的人共有87名，其中包括精神分析学会的成员和其他人员。在会上，弗洛伊德强烈地希望，他和荣格在慕尼黑的见面能真诚地摒弃前嫌。荣格郑重表示，他们二人思想上的分歧不应该削弱他们之间的情谊，不论他们是如何地不愿意接受这些分歧。荣格还明确保证说，要用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的任务，并对《年鉴》的内容和发展表示了乐观的态度。荣格回心转意不长，一回到瑞士之后，他就公开抛弃了更多的弗洛伊德派的理念，如梦中的性象征、本能阻抗、压抑等。这样，两人同意终止他们之间的私人通讯。1913年荣格给弗洛伊德写信正式辞去《年鉴》主编职务，并直截了当地表示今后不能再同弗洛伊德继续合作。1914年4月，荣格正式辞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指望由阿伯拉罕接任。接着，荣格又宣告退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另建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实际上存在三个对抗团体：弗洛伊德学派（又称精神分析学派）、荣格学派和阿德勒学派。
由于精神分析学派的分裂，1913年夏，在琼斯的建议下，成立守护弗洛伊德委员会，主要成员有费伦茨、阿伯拉罕、琼斯、萨克斯、兰克等五人，琼斯被选为主席。弗洛伊德把自己珍藏的意大利五个精刻的小凹雕作为“正式勋章”送给他们作为纪念。大家深为感动，把这些宝石镶在戒指上，可日日夜夜都在手上（on hand，既有“在手上”，又有“在身边”的意思），弗洛伊德听了琼斯的这一双关语，不禁哈哈大笑，他宣布：“我同意，打心眼里同意。”
十多年来，该会一直顺利地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即保卫弗洛伊德的荣誉和学说，反击对弗洛伊德本人及其学说的各种攻击。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对这个委员会所起的作用表示非常满意。他说：“和那些弃我的人（如荣格、阿德勒、斯泰克尔及其他少数人）相比，还有更多的人如阿伯拉罕、艾丁根（M. Eitington）、费伦茨、兰克、琼斯、布里尔、赖克（T. Reik）及其他人，都忠诚地和我合作了15年以上，而且绝大多数都和我私交甚笃。”
尽管1911年和1914年阿德勒与荣格先后和弗洛伊德彻底决裂，但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在全世界的影响与日俱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