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偶尔也发现在护理病人期间所积累的这同一类创伤是在以后进行处理的，我们没有由此获得患病的一般印象，但癔症的机制却已存在于其中。因此，我了解到一个很有天赋、患有轻度神经质疾病的女士，她的全部性格具有癔症的证据，但是从未寻找医学的帮助，或不能担负起她的责任。她已经护理了三四个她所爱的人，每次她都到了完全衰竭的状态；但她没有在这些悲剧的努力后病倒。然而，在她的病人死后不久，她开始在眼前浮现过去疾病和死亡的情景。每天在眼前再次展现一下每个印象，为此悲伤，并安慰自己。人们可能会说她在空闲时是这样的。处理她的印象这一过程与她每天要做的工作是相呼应的，两种活动并不互相干扰。全部事情都以年代顺序掠过她的心头。我不能说是否这样的回忆是与过去日复一日的事情相一致。我只是猜想这取决于她通常完成了家庭事务后，允许她有多少的空闲时间。
除了她遗留下的悲哀的爆发和疾病致命的死亡之外，这个女士在每年追悼亡灵的节日里追忆着她遭受的各种灾难，在这些情景中，她生动的视觉再现和情绪的表达使她能回忆起过去精确的日期。例如，有一次我发现她在落泪，便同情地问她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她半带发怒地漠视我的问题，说道：“哦，不，今天只是有个专家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希望了，那时我没时间号哭。”她提到了丈夫最后的疾病。他死于3年前，我很感兴趣地想知道每年她追悼亡灵的日子里是否总是有同样的过去生动的生活场面，或每次宣泄中是否呈现不同的细节，作为对我自己的理论观点提出的疑问。但是我不能肯定这一点。这个性格上的力量不如智力的女士羞于回忆中所产生的强烈作用。
我必须再次强调：这位女士没病，她延迟的宣泄不是一个癔症的过程，然而又与癔症过程何其相似。我们可能问为什么护理病人后接着就出现了癔症而不是别的。这不能不说是个人易感性的问题。我认为这个女士的易感性达到相当的程度。
现在我必须回到伊丽莎白·冯·R小姐上来。当她护理父亲的同时，正如我们所见，她第一次发展了一个癔症症状——她右大腿的一个特定区的疼痛。通过分析方法可能发现对症状机制的一个恰当解释。这时有一大群观念萦绕着她，她认为有责任照顾生病的父亲，而这种观念和那时她感觉到的性欲的欲望发生了冲突。在鲜明的自责的压力下，她决定倾向于前者，这样的做法产生了她的癔症性疼痛。
根据癔症转换理论的观点，其发生可做如下描述：她在意识中压抑了性欲的观念，将情感量转换成躯体的疼痛感。我不清楚是否她出现的第一次冲突仅仅是在一个情景下或在几种情景下产生的；很可能是后者。一个十分相似的冲突——尽管具有较高伦理学的意义，经过分析后却更清楚了，它在数年后进一步发展，并导致同样的疼痛增强，且延伸开来，超越了原来的定位。这再一次是一大群性欲类的观念与她的全部道德观念的冲突。因为在她姐姐生前和死后，她倾向于以姐夫为中心，她认为自己被这个男人如此吸引住的想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分析提供了这种冲突的详细信息，这构成了病史的焦点。病人对她姐夫的情感起源可能存在已久；其情感的发展是由于长时期的病人护理导致体力上的衰竭和多年长期的失望导致精神上的衰竭。她开始产生性格上的淡漠，并承认她需要男人的爱。她在姐夫的陪伴下，她们在疗养胜地待了数周，期间她的性欲情感和疼痛达到最高程度。
再者，分析提供的证据是病人在同样的时期中，她处于特殊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与她的性欲感觉和疼痛联系起来，可理解为是根据转换理论所发生的现象。我想靠得住地说，在那时，病人并不清楚地意识到她对姐夫的情感，尽管这些想法很强烈，除少数例外，而且只是瞬间出现的。如果不是这样，她也不可避免地会意识到这些情感和她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就可能经历心理痛苦，好似经过我们分析后，我见到她那种情况一样。她没有任何这些痛苦的回忆，她逃避着这些痛苦。要注意的是她并不清楚她这些情感的本质。在那时和在分析期间，她爱姐夫就像异物一样存在于意识中，但没有与其他观念形成活动、发生关系。在考虑这些情感时，她是处于一种奇特的、既认识到却又同时没有心理症群被中止的情境。这无非就是我们所说的她对这些情感不清楚的意思。我们不是指他们的意识性较低或意识程度较低，而是指他们阻断了思维和心灵中其他观念性内容的自由联想性关系。
但是一个伴有如此情绪化的观念群怎么能单独地隔离开来？总而言之，一种观念在联系中所起的作用伴随着其情感量而成比例增加。
如果我们考虑两个无疑可以用来说明的事实，则我们就能回答这个问题：（1）在形成这种单独心理症群的同时，病人的癔症性疼痛有了发展；（2）病人呈现强烈的抵抗，抵抗试图产生单独心理症群和她意识中的其他内容之间的一种联系。尽管如此，当这种联系完成后，她感到很厉害的心理性疼痛。我们关于癔症的观点是肯定第二个事实表示这种意识分裂的动机，而第一个事实则表明其机制，借此把这两个事实与她的意识分裂联系起来。动机是防御性的，即拒绝代表全部的自我屈服于这种观念性症群。机制是转换的机制，即代之以她所逃避的心理痛苦，躯体疼痛便出现了。以这种方式进行的转换有其益处，即病人逃避了不能忍受的心理状况问题。然而，事实是这是以心理异常为代价的——产生意识分裂和躯体疾病——她的疼痛，并由此而产生步行不能。
我必须承认我不能提供任何有关这种转换是如何产生的线索。它显然不是以同样一种有意的和自主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它的产生有一个过程，是在某个人防御动机的压力下发生的。这个人的组织，或是其暂时的改变，具有倾向于那个方向的倾向。
这个理论引起更周密的调查。我们可能问：是什么促使其转向躯体疼痛？一个谨慎的回答可能是：某些可能成为或必然成为心理痛苦的事情。倘若我们稍稍大胆和试图用代数方法的图像来描绘这类观念的作用机制，我们可能把一定量的情感归因于存在于潜意识中的这些性欲感觉的观念性情绪。我们说正是这种情感量被转换了。直接从这个理论的说法会得出，潜意识的爱“可能通过这种转换而在强度上减少了许多，可能还原为一种较弱的观念”。这种力量的还原是可能使这些潜意识的情感作为单独的心理症群而存在的唯一东西。然而，这个病例不是很符合对这一微妙事情的清晰描绘。因为该病人可能只存在部分的转换，而在其他病人中可能会显示完全的转换。在那种情况下，不相容的观念事实上被“压抑”仅成为强度很微弱的观念。在与不相容的观念建立联想性联系后，病人往往声称他们的思想与此无关，这是因为癔症的症状出现了。
我断定在某些情形下，虽然仅仅是瞬间的，但病人意识中认识到她爱着她的姐夫。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可能回想起当她站在姐姐床边的那会儿，她头脑中闪出一种想法：“现在他自由了，你可以做他的妻子了。”我必须考虑到这些瞬间在我们对所有神经症观点上所产生的意义。对我来说，似乎“防御性癔症”这个概念的本身即意味着至少发生了一次这样的瞬间。当不相容的观念即将突然发生时，很清楚，意识是不能预先知道的。以后不相容的观念及其伴随观念一起被排斥，形成单独的心理症群，追根究源还是与思想的主流有关。否则这种导致排斥的冲突就不会发生。因此，正是这些瞬间被描述为“创伤性的”，也正是在这些瞬间发生了转换，其结果是意识的分裂和癔症的症状。在伊丽莎白·冯·R小姐的病史中，一切都指向几个这样的瞬间——散步的情景、早晨的梦幻、洗澡及在她姐姐的床边。甚至可能在治疗中也发生同样性质的新的瞬间。一种类似于最初引入的不相容观念的经历对分离出去的心理症群增加了新的兴奋，因此暂时成功地阻止了转换，这就是可能造成几次这样的创伤性瞬间。而自我参与这突然闪现的观念中，经过进一步的转换后恢复原来的状态。伊丽莎白小姐多次受到姐夫的陪伴，必然特别容易发生新的创伤。就我目前表明的观点来说，我倒宁可说这个病例的创伤史存在于过去的全部之中。
现在我应当转到我所描述的对该病例理解的困难部分。根据分析的证据，我假设为当病人照顾她父亲时发生第一次转换，那时她的责任像一个护士，出现护理与她性欲望的冲突，然后发生典型的事情是在阿尔卑斯山疗养院的意外事件，这导致了疾病的爆发。但从病人的叙述来看，在她护理父亲时和以后，即我描述为“第一阶段”，她没有任何疼痛，也无局部的不适，实际上她曾在父亲生病期间因腿疼而卧床过几天，但是否这次发作已属于癔症仍是个问题。在分析中，无法追溯这些最初的疼痛和心理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有可能，实际上可能就是那时她患的是普通的风湿性肌肉疼痛。而即使我们偏向于认为疼痛的第一次发作是当时她因否定性欲思想的结果而导致癔症转换的发生，但事实是疼痛仅仅持续数天后就消失了，所以病人的行为举止在现实中与分析中所表现的似乎不同。她在我称为第一阶段的回忆期间，伴随着她的全部故事是关于父亲的疾病和死亡，关于她与第一个姐夫相处的印象等，并出现疼痛的特征，而在实际体验这些印象时没有什么感觉。这不就是个矛盾，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了对这种分析的解释价值可信度吗？
我相信我能这样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假设疼痛——这个转换的产物——在病人体验第一阶段的印象中没有发生，而只是在意外事件后，即在第二阶段，她的思想中再现了那些印象。也就是说，当她的印象是新的时，则转换不与之发生联系，而是与她记忆中的印象发生联系。我甚至相信这样一个意外事件的过程在产生癔症症状中，没什么不寻常的，实际上起着其通常的作用。但由于像这样一个断言是不能自我证实的，所以我愿意提出其他一些病例，使之更显得有理。
我曾经在分析治疗的实际过程中在一位病人身上遇到新发展起来的一种癔症症状，这样我能够在症状出现后的当天即着手消除它。对此，我将插进来这个病例的主要特征。该病例相当简单，但不乏兴趣。
罗莎莉·H小姐，23岁，一个受训练数年的歌唱家。她有副好嗓子，但她抱怨音域中的某些部分不能控制，她有声音哽住和喉咙的阻塞感，所以她的嗓子发音很紧。因此，她的教师至今不准许她在公众场合作为歌唱家亮相，虽然这个缺点仅仅影响了她的中音域，但它不是器官本身的缺陷。这种失调有时完全消失，这时她的教师表示相当满意；但另一些时候，如果她处于稍微的不安宁中，甚至有时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这种阻塞感会再次出现，于是她的发音受到损害。不难理解这类相当令人厌烦的感觉是癔症的转换。我没有采取步骤去发现事实上是否有声带肌内的某些挛缩。我对这个女孩实施催眠分析的过程中知道其病史的如下情况及以后才知道的病因。她早年失去双亲，被有许多孩子的舅母扶养。结果使她逐渐卷入了这个很不快乐的家庭生活中。她的舅父是一个明显病态的人，蛮横无理地对待妻子和孩子。他伤害他们感情的较特别表现是：公开对家中的仆人们和保姆显示性欲的偏爱，而且孩子愈长大，他愈是表现得令人作呕。她舅母死后，孩子们成了没有母亲的孤儿，受到父亲的压制，此时罗莎莉成了众多孩子的保护人。她认真地担负起了她的责任，她的地位使她要平息所有的冲突，但这需要很大的努力来压抑她对舅父的厌恶和蔑视。在这个时候，她开始出现了喉咙的阻塞感。每次当她不得不克制自己的顶嘴或强使自己在面对某种蛮横的诅咒时保持沉默，她感到喉咙里有一种抓搔、一种阻塞感，失去声音，所有这些感觉定位于她的咽喉部，因此干扰着她唱歌。在这种情况下，她要寻找使自己独立的机会是不足为奇的，这样可逃避舅父家每天发生的不安和令人沮丧的经历。有一个很有才能的音乐老师无私地支持她，使她相信自己的嗓音正适合选择歌唱为职业。这时她开始秘密地听他上课。但当她经常因家里发生粗暴情景后仍留下喉咙阻塞感时，就匆匆离开家赶去上声乐课，结果她唱歌和癔症性的感觉异常之间牢固地建立了一种联系——通过唱歌而建立的器官感觉的一种联系。当她正在唱歌时，这些发音器官本应完全受她的控制，却转变成无数被压抑的情绪刺激的宣泄。从这以后，她离开了舅父家，迁居至另一城市，这样做是为了与这个家庭分离。但并没有使她摆脱自己的困难。
这个相貌好、智力不一般的女孩并没有显示其他的癔症症状。
我尽力使她摆脱这种“记忆性癔症”，使她再现所有不安的以往经历，并在此后让她得到心理宣泄。我让她责骂舅父、教训他，告诉他未加任何渲染的实情等，这种治疗对她很好。然而，不幸的是她住在维也纳的情况也不好。她与自己亲戚的关系运气不好。她受到另一个舅父的款待，这个舅父以友好的方式待她；正因为如此，她的舅母不喜欢她。怀疑她丈夫对他的外甥女有较大的兴趣，因此安排她住在维也纳，可以表明对她的讨厌。舅母本人在年轻时被迫放弃当艺术家的愿望，妒忌她能够受到这一方面才能的培养，尽管这女孩并非是自己的愿望，而是她需要独立而做出的决定。罗莎莉在这所房子里感到如此地紧张，不敢大胆地做某些事，例如在她舅母能听得见的范围内唱歌或弹琴，并小心翼翼地避免在舅父面前唱歌或弹琴（是她母亲的哥哥、一位年老的男人），因为舅母可能会出现。当我试图扫除这些过去不安宁的痕迹时，又发生了与男女主人关系的新问题，这甚至干扰着我治疗的成功，也带来持久的不良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