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臆想，我一直感觉在某一个黄昏或上午，父亲会背着一个帆布行囊远足而来，会用他憨厚的影子堵住我正门的光线，那时有一个很不能概括的念想：“我们家里的乡下男人进城来了。”
这时，我忍不住抬起头来遥想当时的时间形貌，居然有那么几分近而远的缘由，但我明白，我们家里的乡下男人是永远住在乡下了。
这是父亲一周年的忌日。崖畔上横断着一枝亮黄的迎春花，春天的植被像世界地图一般，散淡地铺设在崖的周围，崖下的土窑内是父亲的家，阳光直接了当地照进洞内，那一口红玫瑰花色的棺木横放着，我们家里的乡下男人被装殓在里面平躺着，成为一个嘎然而止、无法再继续坐起来或站起来的存在。无往而不胜的岁月，一个完好如初的空间，他一生的里程，搁浅在了这个大匣子里。我跪卧在地上，点燃一堆亿万元冥票，有风丝绒般吹来，那灰烬很是舞蹈一番。这种无告的陌生竟伴着我那么多绝望和酸辛，但我却无意怨恨它，反想到有一双厚实的黑手在抖擞着收取女儿送他的这一份殷实的家资。
人生真是一个过程。我是一九六九年认识父亲的，在这之前父亲的绰号叫：“跑毛蛋”（沁水县十里镇方言，意指对生活不负责的人）。在这之后，我三岁，随母亲改嫁而来。母亲嫁时骑小黑驴款款地从田畦的小路蜿蜒而来，给满世界秋阳注一剂斑驳。父亲的兴致随驴屁股的一声疼痛而“得得”高昂，母亲的笑便暖昧得意味深长了。而一路的累乏，让我懒得兴致，也就是说，三岁的我还记不得多少当年的往事，只记得之字形的路走到天黑。父亲的家是一眼土窑，墙上的许多洞和地上的许多洞是老鼠的家。父亲后来用许多玉米芯塞住了那些洞，那些老鼠很是无奈地和人一样光明地在窑洞里生活了几年。这期间，父亲到太原的西山煤矿，为了像个男人一样活着养家，决定下坑。因井下塌方，俗世的父亲害怕把小命丢掉，脑袋冒出泥地的一刹那间，决定逃生。父亲黑炭一样逃回老家后，前后走了不到一个月，父亲的名声越发的败坏了。
这里我不得不说我的爷爷，爷爷是被远一些年扩军扩走的土八路，后来得益战争的最后胜利，身份转成了南下干部。正遇荒年，失去音信的奶奶无法养活父亲，作为对丈夫的报复心里，想把父亲丢在山里让狼吃了。
可想我那位后嫁走的狠心的奶奶和不留尾巴的爷爷。
父亲是被本家一位小爷从山里找回的。父亲的一生便是依靠这几位叔伯爷爷的呵护成长起来。父亲因了环境和山性而长成“三不管”式的人物，即：小队管不住，大队管不了，公社搁不住管。浪迹山野。直到后来老家层出不穷懒小子，我个人认为与父亲关系重大。说此话时要是早两年，估摸着我屁股要烙两巴掌。
父亲的家就是我后来的家。我的老家叫：山神凹。这个名子需让我反复记起，它不仅是我父辈生存的地方，而且在抗战年代，是八路军的一个地下印刷厂。这在我另一篇文章中有大的叙诉。我的家族本不姓“葛”，从祖坟的墓碑上刻的姓氏看是姓“盖”。姓氏的过程也得怨我爷爷。当时大字不识一斗的爷爷被扩军扩走时，有军人问，你们家姓甚？爷爷很光荣地喊姓“盖”（盖姓念葛）。那军人说，知道，姓“葛”。用毛笔工整写下。一个“知道”断了盖姓家族的香火，从此“葛”姓在山西十里镇山神凹广延。这大体可信，族人淳厚，还不大懂得“冒”姓。
老家没什么风景，有山。有人住的和羊住的窑。羊住的窑比人住的窑大，因羊多而人少。羊多，族人便穿生羊毛裤，生羊毛衣。父亲因此而会织毛衣，现在的男人对此狗屁不懂。逢年过节家穷买不起鞭炮，父亲领人到山和山的对顶上甩鞭。牛皮辫的长鞭，长鞭一甩，因山大人少，回声也大，脆生生漫过村庄直铺天边。天边并不能看真，支愣着耳朵听，从另外一座山顶上，传来回应，生生的，凝成千百年一气，滚滚滔滔。山里人兴奋得激动出窑，听我父亲隐隐然鞭斥天宇的响彻，能把你的心吞得干干净净。这种甩鞭和赛鞭过程，要延续过正月十五，十五过后老家的山上没什么内容，赤条条地与荒漠的群山对峙。荒山沟里，父亲开始了他生长期的旺盛。
父亲是一个高智商的人（用现代的话说）。他不太懂音乐，但是他夏天打一条蛇，从马尾上剪一缕马尾，再从大队的仓库里偷一段竹节，三鼓捣，两鼓捣，一把二胡从他手上流出了音乐。他不懂宫、商、角、徵、羽，更别说现在1、2、3了。窑中一盏豆油灯，一窑光棍汉们。父亲擦一把脸，憨厚地笑一下，挽起袖管，从窑墙上拿下二胡，里外弦一个扯，就这过程已有人对父亲手头这把民族乐器投来歆羡的目光。而真正的艺术，在父亲的手上，还没有扯开弓拉出声响。
父亲的毛笔字写得不错，不是那种龙飞凤舞的，一溜儿正楷。今年回乡，见族人的坑头上依旧有父亲的笔迹，想取来存放，但细思没什么价值，毕竟父亲的字不成体，对付的也只是乡人，还不如留绝笔于坑头让族人思绪。但是，父亲的出名好像不仅是这些，从小掏鸟蛋，大一点抓蛇，再大一点摸鳖。他一上午能摸一木桶鳖，用铁锅煮了让光棍汉们一起吃。他说，现在人吃鳖，大补，狗屁！我吃一辈子鳖，把十里河的鳖快吃完了，也没补出名堂。十里河的鳖从父亲开始吃后，渐少，与父关系重大。父亲玩蛇能把蛇玩到神奇，让它走它才敢走。但是玩过的蛇，父亲从不打死。我至今不清楚这种吐纳百毒的长虫，为什么在父亲的手里就卑躬屈膝得如些无奈。那个年代，父亲的故事频繁。那是个没有法制的年代，强悍与苦难汇合让父亲野出了风格。我的叔伯爷爷们好不容易为他讨来一房媳妇，希望他从此收心。但父亲的手大概不是吃素的，三拳头两拳头，便演义了一出“孔雀东南飞”，从此父亲一生大释放到顶点。
父亲真正能够充其量称“父亲”的时候，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我的母亲改造了他。我个人认为，其实男人们都很不错，关键是派什么样的一个女人去克服他。我有缘结识父亲是我的幸事，我从他身上学到许多很达观的东西。父亲的诚恳和逼真和来自大自然野性的浪漫，在我身上不时起着化学反应。以致我在最痛苦的日子里，还幻想着一种痛苦的美丽。有父亲言传身教的风范。父亲多半不会在痛苦面前洒泪悲叹，寻死觅活。他的思想散漫得很阔，人生道路也铺展得很广。他像《水浒》里的一百单“九”将，该出手时比谁都出手快。路见不平，拳脚相助。因此，在他五十五岁时，三十岁的我还陪他到几十里之外的柿庄乡派出所交打架罚款。父亲在中年以后把兴趣逐步改向狩猎和打鱼，他的这一兴趣传染了我，我是我这一代女人中少有的拿土枪打过猎的人，也是少有的用“夜壶”装雷管炸过鱼池的人。这些，首先得归功于父亲。父亲的罪证很多，但父亲不“罪恶”。父亲的一生幻化成一种热闹的方式，那种热闹把父亲的事业与感官玩乐融成了一体。是否有一种达观和“无执”，浮滑和“随意”，也不得而知。
父亲于去年正月初九给我打来电话，说自己怕是病来了，来得不轻。这期间我才有半个月没见他了。父亲一贯孩子似的作风，让我忽视了他非常时期的实际。我又以非常含糊的感觉很自然等到正月十一。电话打不过来，因通讯出现问题，事情的严重性让我决定回乡。那天回乡后，我看到父亲还在麻将桌子上鏖战，胸口直着桌沿顶着一根木头，止胃疼。我看到了想哭，却心酸得笑了。我要父亲走。他坚决不走，说要把四圈打完。从父亲的态度上，我明白，他输钱了。在乡人劝说下，父亲很是不情愿地离开了麻将桌子，当天我们回到了城里。
之后是一连串的检查，证明父亲是胃癌，晚期。
我说不出一句话，一句话也说不出；到父亲吃不下一口饭，一口饭也吃不下时，我知道，父亲气数尽了。我才告诉他是胃癌，晚期。父亲说：“我说嘛，不吃一口饭，雷锋还讲，人不吃饭不行，就不吃饭不行，一辈子就算完了。”说完后，我看到父亲眼角流出了泪。我说：以后怎么打算？父亲说：还打算什么，父死之后见人磕头。我说：就女儿一人，怕忙不过来，想把遗体火化了。父亲不语。三天后父亲说：你对爸爸一片孝心，千好万好烧了就不好。我说：行，咱们回老家。
我是三月初三开车送父回老家的。沿途我买好了木板，回老家后叫了木匠赶做了棺木。我在做好的棺木里躺着试了试身长。我站在父亲身边不语，父亲说，你有话要说？我告父亲大小正好。父亲说：你躺下试了？我说：试了。父亲说：把它漆成红色。我说：行。我在寿棺大头写了“寿”字。因我字写得不好，远看近看都像个草书“春”。我和父亲说：坏事了，把“寿”字写成了“春”了。父亲说：坏什么事！还寿什么，你爸的寿已尽了。春就春，春天生，春天终。
因父亲生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父亲说：死后把我放置在一个干燥的窑内，等你妈百年后一起下葬。死后多烧点冥钱，才学着打麻将，老输，那边的钱在这边便宜，多给烧点啊？写文章的人，爸爸知道你辛苦，对我这件事别太寒酸，寒酸了叫那边的人笑话你呢，不是笑话我。
父亲的话让我几天来忙乱的腰疼更加疼得厉害了。三月十日晚，父亲说：女儿，我来世做牛做马报你对我的恩情。
吓了我一跳，我说：父亲，你见外了，你是父亲，来生我们做真正的亲父女。
父亲哭不出来，从鼻孔流出一丝清鼻涕，眼睛死死盯着我。
父亲说：说给悄悄话，你能不能把你的存款都贡献出来，给我找点不死的药？
我说：不可能，爸爸，钱买不来命，毛主席都得死。
父亲半天后很苍凉地说：我是试探你对我有多好，我知道，咱能比毛主席伟大多少。
我不语。泪像河一样，漫过我的脖子。三月十一日早八时十分，父亲在我准备给他输液时去世，当时无话。我看到父亲长出了一口气，又长出了一口，没回气，父亲的眼睛就闭上了。
三月十三日，我把父亲放置在山神凹后的羊窑内。我告慰父亲，窑内放得下十桌麻将。我给父亲烧了四麻袋张张是亿元的纸钱。活着时，我曾和父亲说，无论那边怎样情形，都要托梦给我，我好给你打点打点。
至今梦中出现的没有父亲的影子，总是另一位活着的男子频频亮相。
父亲，你会在午后的暖阳下斜靠在我门扉前欣悦地凝视我吗？你这如此野性的城里上班的乡下男人，你现在躲在老家哪座山褶子里贪玩？
你不来便罢了，因何梦中都挂不住丝缕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