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7年，伏尔加河岸的特维尔公国爆发了反对蒙古人统治的起义。伊凡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异常兴奋，因为这不仅是消除自己强劲对手的一个绝好机会，也是进一步获得金帐汗信任的一个大好时机。于是连夜赶到金帐汗那里，表示愿意领兵镇压起义。
金帐汗大喜过望，想不到伊凡如此效忠自己，他对伊凡说：“难得你对本汗如此忠诚，你速领大军前去讨伐叛贼，平定之后，你就是全罗斯的大公。”
伊凡一世指挥蒙古人的铁骑很快攻下了特维尔公国。第二年，他如愿以偿地被封为全罗斯的大公。不久，又被任命为金帐汗在全罗斯的征税代理人。
为了战胜对手，巩固自己的地位，伊凡把目光投向了教会。他用重金贿赂罗斯大主教彼得，将大主教的驻地由弗拉基米尔迁到了莫斯科。从此，莫斯科就成了历代俄罗斯大主教（后为俄罗斯正教会）牧首的驻地。由于大主教有权任命和审判其他城市的主教，可以用革除教籍的威胁来迫使其他公国屈从于莫斯科公国，从而提高了莫斯科公国在宗教和政治方面的地位。
伊凡一世去世后，他的后继者虽然继续享有“全罗斯大公”的称号，但罗斯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仍是四分五裂的局面。
1359年，伊凡一世的孙子季米特里·伊凡诺维奇继位为莫斯科大公。他在先辈开创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内外有利条件，开始了统一俄罗斯的事业。为加强莫斯科的防卫，他下令重修莫斯科的城墙。在拆掉原来的木质城墙之后，用石头建筑了一道长约2公里，宽约3米，高近4米的坚固石城墙，还建有塔楼、碉堡、炮门和铁门。整个工程极其浩大，仅运石料一项，每天动用的人就近1万。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座工程巨大的石质建筑。从此，莫斯科成了一座易守难攻的城堡。同时季米特里还同邻近的公国进行长期的征服战争，开始实现俄罗斯政治上的联合，而莫斯科则成为这一政治联合的核心。从此，解放俄罗斯民族的历史重任，就落到了莫斯科公国的身上。
正当莫斯科公国日益强盛之时，金帐汗国却在走向衰落。宫廷内部为争夺汗位，刀光剑影，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悲剧。季米特里意识到这是利用金帐汗国内部矛盾、摆脱蒙古人统治的大好时机，便于1374年，借给儿子洗礼的机会，召开领主和僧侣大会，共商抗击金帐汗大计。
这时，当政的金帐汗马麦见莫斯科公国已有反叛之意，遂于1376年亲自率兵攻打莫斯科，被季米特里击退。1378年，马麦汗再次派重兵攻打莫斯科，双方会战于沃查河，季米特里又一次获胜。恼羞成怒的马麦汗决定与莫斯科公国进行决战。
1380年，马麦汗亲率数十万大军沿顿河溯流而上，季米特里率军15万迎敌，双方在库利科沃原野展开大会战。
库利科沃原野四周山峦起伏，丛林密布。中间是一片沼泽地。这种地形比较适合莫斯科大公国的步兵作战，蒙古骑兵则很难发挥威力。
罗斯军队以前、后、左、中、右互相呼应的五点队形布阵，其后队埋伏在一片树林里，伺机出击。
会战开始了，罗斯军队怀着对蒙古人的刻骨仇恨，与蒙古军队展开了殊死搏斗。但蒙古骑兵来势凶猛，他们首先击败了罗斯军的前队，接着又击溃其左队。在这危急关头，季米特里沉着冷静，指挥军队边战边退，逐渐把敌人引向藏有伏兵的树林。埋伏在树林中的罗斯军队的后队杀了出来，右队也包抄过来。蒙古军队两面受击，在罗斯军队的长矛和弓箭的猛攻下，蒙古骑兵纷纷落马，死伤无数。经过近4个多小时的血战，罗斯军队大获全胜，杀敌5万多人，并缴获大批战马。蒙古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了。胜利的旗帜插满了顿河两岸，欢庆的锣鼓响遍罗斯大地，罗斯百姓赞誉季米特里为“顿斯科伊”，意思是“顿河之王”。
但仅仅过去两年，1382年，蒙古军队在脱脱迷失汗的率领下卷土重来，突袭了莫斯科。季米特里疏于防范，惨遭失败，被迫重新向金帐汗国纳贡称臣。
虽然如此，季米特里仍是罗斯人民心目中不朽的民族英雄。他领导的抗击蒙古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斗争，粉碎了蒙古人不可战胜的神话，进一步确立了莫斯科公国在俄罗斯的领导地位，激发了俄罗斯人民的爱国热情，成为俄罗斯民族解放斗争的新起点。俄罗斯的统一大业最终由他的曾孙伊凡三世实现。
金帐汗国对罗斯的统治和影响
金帐汗国于1240年建立以后，罗斯大部分地区成为它的组成部分，罗斯王公们被迫承认金帐汗的最高权力，不过仍保留了一些从前的管理制度。在拔都征服罗斯后的几十年间，金帐汗的全权代理人——“八思哈”（镇守官）在罗斯各城市发号施令，主要任务是征收赋税，并对罗斯王公进行监督。
到14—15世纪时，金帐汗国对罗斯的政治控制能力和影响力已大为减弱，莫斯科大公和其他罗斯王公不时拒绝缴纳贡赋，金帐汗国此时内部纷争，无暇东顾。到1480年金帐汗国对罗斯的统治终于被推翻。
蒙古人长达二百多年的统治，极大地改变了罗斯尤其是东北罗斯的社会制度。
金帐汗国对东北罗斯的政治统治，人为地隔绝了它与西方世界和拜占庭的联系。它使俄国从此不能只面向西方，还得面对东方；使俄国不仅是欧洲国家，还须发展成亚洲国家；使在罗斯已形成的封建关系上发展起东方专制主义的传统。蒙古人给罗斯带来了东方的驿站制度、户口制度、赋税制度、军事制度和行政组织。罗斯社会原先的附庸亲兵关系被蒙古社会的臣民关系代替。在册封罗斯王公时，金帐汗不是把他们作为附庸，而是作为臣属的官员，罗斯王公们也竭力把这种关系推行到地方显贵和服役贵族中去。蒙古人的统治在政治上哺育和教诲了罗斯的王公们，使俄罗斯国家从此走上了沙皇专制制度的道路。在这种制度下，全体人民，包括贵族，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对沙皇一人效忠，为沙皇一人服役。
蒙古人的长期统治也给罗斯文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它促进了一部分蒙古人与东北罗斯居民的融合，罗斯人的话语从此夹杂进了蒙古人的词汇，罗斯人也从此穿上了蒙古人的东方服装（靴子、长衫、圆帽）。西方人说，打死一个俄国佬，走近一看，原来是个鞑靼人。而东正教堂那洋葱头型的头顶，似乎就是高耸的哥特式尖顶与低低的蒙古包的综合。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汇合，体现在俄罗斯人身上，这就是俄罗斯国家。
伊凡三世实现统一大业
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主要是在伊凡三世时期（1462—1505年）建立起来的。一般把伊凡三世以前称罗斯，其后称俄罗斯。
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形成过程开始于14世纪初，完成于16世纪初。在这个时期，一系列独立的罗斯公国与封建共和国被消灭。苏兹达尔、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尔、诺夫哥罗德、特维尔的土地相继归并于莫斯科。这不仅意味着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国家的形成，还意味着莫斯科国家的政治制度开始重新建立。
1478年诺夫哥罗德共和国被合并到莫斯科，可以认为是莫斯科公国走向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重大步骤。诺夫哥罗德自古即为罗斯与北欧各国的贸易中心，工商业十分发达。从12世纪中期起即形成自己独特的共和制政体，最高权力机关是市民大会（维彻），决定一切大事，选举各级官吏并推选大主教。实际掌权的是贵族会议，由城市中的大贵族组成，大主教主持。它也有王公，多由维彻邀请其他地区的王公来担任，负责防务，统率军队，但他必须遵守当地古老的习惯，如果与维彻发生冲突，则被黜退。诺夫哥罗德共和国拥有广阔领土，从芬兰湾一直延伸到乌拉尔山脉。
1456年，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二世带兵讨伐诺夫哥罗德，迫使其承担不与大公的敌人往来并向莫斯科缴纳贡赋的义务，并准许莫斯科波雅尔贵族参与诺夫哥罗德的司法事务。不过这时对诺夫哥罗德主权的限制仍是十足封建精神的，还不足以影响这个“波雅尔－商人”共和国内部的政治生活。
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当政时，许多方面都处于转折阶段，大公的政治观念逐渐发生了转变。如果说在1471年取得对诺夫哥罗德的胜利后（这次进军是由于诺夫哥罗德作为附庸与立陶宛结盟），伊凡三世还满足于恢复自己的旧式封建权力，而把诺夫哥罗德的土地看作被打败的对手的领土（西北罗斯的城市和乡村被莫斯科军队抢劫），那么几年以后莫斯科大公已不把诺夫哥罗德人作为不大顺从的附庸，而是作为不安分的臣民了。在1477年诺夫哥罗德又一次被打败后，伊凡三世便向诺夫哥罗德人宣布：“吾等大公既已立国于莫斯科，自当立国于吾等之大诺夫哥罗德领地。”并要求：“诺夫哥罗德领地上不得悬市民会议之钟，不得设市长之职，全国统归吾等治理。”
具有独立地位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被吞并之后，极大地改变了罗斯的政治情势。伊凡三世和他的儿子瓦西里三世从此能够完成自14世纪开始的“整理罗斯”的过程。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特维尔公国、梁赞公国和普斯科夫共和国也被并入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和罗斯托夫自己的法律被废除，只是在服从大公的前提下保留了一点自治权。
15世纪时，许多有势力的诺夫哥罗德人都愿意与立陶宛大公国联合，但立陶宛在与莫斯科的竞争中失掉了自己的良机。
东北罗斯和西北罗斯广大地域的统一，使莫斯科公国向集权化的行政管理制度迈出了第一步。1497年大公颁布了推行于全罗斯的法典，在各地和各城市任命听命于大公的地方长官。在瓦西里三世时期出现了中央行政管理机关——“政厅”，进行某种部门管理。从此，莫斯科大公国的地位完全改变了。过去，它只是东北罗斯许多公国的一个，现在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几乎统一了全体俄罗斯人民。大公权力的性质也改变了。过去，莫斯科大公只是“几个平等王公中的第一个”，是最有权势的一个，现在他成了整个俄罗斯唯一的君主，其他王公都为他服务，成为他的臣民。莫斯科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俄罗斯从此开始了一种新的政治统治方式。
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是俄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惊惶的欧洲，当伊凡在位之初，几乎不知道在鞑靼人和立陶宛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这时看到一个庞大的帝国突然出现在它的东部边境，被弄得目瞪口呆。就连使欧洲发抖的土耳其苏丹，也破天荒地第一次听到了莫斯科人的傲慢的语言。
俄罗斯走向统一的原因
首先，罗斯东正教会作为一个统一组织，即使在封建分裂时期都一直是罗斯共同体思想的体现者，因而也是俄罗斯国家统一的坚决拥护者。从1328年起罗斯东正教大主教常驻莫斯科，并且成为传统。这样，罗斯东正教会就成为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心理和精神支柱。
最主要的是，金帐汗国对罗斯长期实行野蛮统治，也给罗斯人一份意外的“回报”。一是激发了俄罗斯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二是接受了东方蒙古人在政治制度、军事行政组织、人民普遍纳税服役、尤其是关于王权无限的教诲，从而才拥有了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种种手段和武器。祸福相倚，信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