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中写朋友有各种不同的情感和角度。我们在本书第一编里选择了四篇文章，都是怀念“故友”的，包括巴金先生写给爱妻的《怀念萧珊》——因为他在文中也把萧珊当作朋友，而不仅仅是妻子。故友的一切都是过去时，他们和时代的关系、冲突，他们的性格特征，都很鲜明。他们的命运也是已定的。从这已经决定了的命运出发去想、去写，感觉是不一样的。那是写过去的事。
而写一名正在生活着、变化着的友人，感觉和落笔又有不同。
一名正在生活着的友人，他今后的人生可能还会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不一定能从人物性格中推知，更不大可能预知他们的命运。因此，在写这些友人时，对细节、对性格的选择和判断都较为慎重。
本编选择四篇文章，都是出自文章高手，其中严锋、张辛欣、王璞都是我熟悉的学者和作家，他们的写作、文风和为人，我都很熟悉，因此选择他们的作品时，是选之又选，总觉得可选择的好文太多，每一篇都舍不得。我给每一位都选择了四五篇，在选出篇目中又反复阅读比较斟酌，痛下决心，定下现在的篇目。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落选的就不好，而是实在限于篇幅，只能割爱。希望得到读者朋友的支持。如果本书卖得好，有机会编第二册，那么我手里还有更多优秀的选择篇目与大家分享。
《好声》写一位在音响器材DIY方面属于大神级的人物，而作者自己也是资深发烧友，可谓识货行家，因此写来是轻车熟路，各种令人惊讶的好。
《零消费主义者凯瑟琳》是一篇极为独特的作品，写的是美国一位环保主义者、摄影家凯瑟琳的困窘生活和态度，还有她父亲、文学教授令人感动的爱。
《孙桂琴》则是对困苦时期一位小伙伴的深情回忆，我每次读来都被深深打动，而且，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火炭上的一滴糖》是央视主持人柴静的文章，我没想到一位美女有这么好的文笔，有这么细致的观察和表达，被她激活了各种惊讶。而她笔下的主人公冯唐，我也有交往，但远不如柴静对他熟悉。这样的文章读来觉得自然亲切，倍添好感。
这些都是文字生动、叙事自然、情感真挚、表达准确的好作品。
严锋，男，江苏南通人，1964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科普杂志《新发现》主编。1982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86年起随贾植芳教授攻读比较文学专业硕士学位，1991年起随贾植芳教授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1994年留校任教。1997年赴挪威奥斯陆大学随汉学家何莫邪教授学习工作。1998年至2000年任日本东京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副教授。2003年任芝加哥大学东亚系客座教授。2004年为哈佛大学燕京学者。2010年任戴维斯加州大学客座教授。严锋先生兴趣广泛、涉猎丰富，是资深电子阅读器发烧友、电脑游戏资深玩家、天文爱好者、音乐评论家、音响器材发烧友。著有《雕虫缀网录》《感官的盛宴》《飞翔的癖好》《现代话语》《和而不同》（与其父辛丰年合著），译作《权力的眼睛》《三人同舟》等。
写故人和写活人，态度不同，方法也不同。
好声
严锋
一
电影《无间道》里，梁朝伟与刘德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音响店。他们之间有一个经典的对话：
华仔：请问，有没有人啊？
伟仔：什么事啊？
华仔：哦，没有没有，我想试试这个。
伟仔：你用什么喇叭？
华仔：没有，有什么好介绍？
伟仔：这部，标准的港产货，一万多，加上1000多的本地线，抵得上十几万的欧洲货，高音挺，中音纯，底音沉。总之一句话，就是通透。来，过来。
音乐声：（蔡琴《被遗忘的时光》）
伟仔：感觉到没有，就好像在你面前唱一样。
华仔（从一边拿了另一个喇叭）：来，你试试这个，听老音乐呢，用这个比较好。
任何一个音响发烧友看到这里，相信都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音响，如同影片里黑帮贩卖的××，一旦沾上，就会变成一种《无间道》主人公之间的那种宿命。在起步的时候，也许仅仅只不过是数百元的Walkman或MP3，终点呢？没有终点。从整机的CD、功放、喇叭、信号线、电源线，一直到机子里的保险丝、电位器、电容、电阻，每一个环节都有不断升级和无穷折腾的余地，以满足耳朵对声音越来越夸张的欲望。花几千块钱买3只木头钉子，垫在CD机的下面，这会被视为非常理性的行为。香港的发烧友，用超导材料做信号线，价值100多万港币。梁朝伟向刘德华介绍的那万把块钱的器材，在老烧的眼里只能是个笑话。看来，长在身上的任何一个感觉器官，只要给它一线机会，就会孜孜不倦地寻找有效突破。
分析
文章以电影对白引用起首，情景独特，分析也顺水而下，一下子就把发烧友的概念说得通通透透：“长在身上的任何一个感觉器官，只要给它一线机会，就会孜孜不倦地寻找有效突破。”
我也勉强可以算个半吊子音响迷，属于音响发烧群体中的一个子集：耳机发烧友。不要小看这支队伍，它应该是今天发烧友中最活跃、发展最快的一支队伍了。也不要小看小小一副耳机潜藏的巨大能量。德国森海塞公司出品的奥菲斯耳机，连原配的耳机放大器在内，价值20万人民币。据一位听过的朋友说，他用奥菲斯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那个声音一出来，他的眼泪也就跟着出来了。音响界著名人士、台湾权威杂志《音响论坛》总编刘汉盛先生写过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叫《以耳机为师》，他说，“并非语出惊人，耳机的音质更美更正确”。
我很相信弗洛伊德的那个看上去既粗糙又荒诞其实却深刻无比的“原初场景”理论。冤有头，债有主嘛。成人以后的一切，从不良嗜好、强迫行为到各种变态的性取向，统统可以追溯到童年的遭遇。就本人而言，对声音的迷恋，可以清晰地定位到1975年我在南通县五窑公社小学读四年级时候的某一天，一个同学从家里带来一本叫作《矿石收音机》的书。不要小看那个时候的农村，也不要小看那个时候的小学生。我们相互换看的书，从《林海雪原》《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到《计划生育手册》，品种相当齐全。这本《矿石收音机》里面讲，到中药店里买一种叫作“自然铜”的药材，用一根细针顶住，一头接一根天线，另一头接耳机，就可以听到远方电台的广播。天下竟有这等神奇之事？天线在铁叉子上绕两圈就可以了。“自然铜”用几块水果糖的价钱就可以买到。困难的是耳机，实在是难找啊。就在我四处打听，几陷绝望之际，有个同学竟然主动找上我，向我出示一只百裂千创、里面的线圈都暴露在外的旧耳机。我想都没想就掏出了自己收藏的所有宝贝（大致包括弹弓、火柴枪、钢珠、香烟壳子等），把它换为己有。
我的第一只矿石机不太成功，声音轻得像蚊子一样，可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还是激动得浑身发抖：这是从天上传过来的声音啊，远隔千山万水，没有形状没有味道，可是我竟然用自己的双手把它捕捉到了。这样的第一次，这样的成就感，一生当中能有几回？其实即使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最原始的矿石机的声音也还是有它极端HiFi的一面，因为不用电源，没有放大，失真度比今天最高级的音响都要小。
分析
从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开始，竟然是20世纪70年代中还是小学生时代就开始做矿石机的资深发烧友了。
1976年，我父亲平反恢复名誉，那一年暑假把我放到南京章品镇伯伯家里。我已经读过不少《少年电工》《少年无线电制作》之类的书了，可都是纸上谈兵，没有钱，没有零件，一切都无从着手，而心中的渴望却被一知半解的制作原理和线路图刺激得更加旺盛。那时候南京夫子庙有个电子元件市场，我每天都会冒着酷暑从鼓楼青云巷走到新街口，去夫子庙瞻仰我心中的神灵：电容、电阻、二极管、三极管、磁棒、变压器。无限向往，无限期待，无限无奈。我没有能力在夫子庙买任何一样零件，因为我没有一分钱。
后来家搬到南通城里，经济条件有所好转，我陆续添置了万用电表、电烙铁和各种电子元器件。我从单管来复再生机、双管机，一直做到七管超外差收音机，那个阶段我整个人生所追求的目标是：怎样把声音弄得更响。
成年以后，迷上音乐的同时，我也结识了一些音响发烧友，非常惊奇地发现与我年龄接近的发烧友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小时候从“矿石机”起步，然后是单管机、双管机一路做上来，最后陷入HiFi的泥潭。我们这些人，只要一说起2AP9、“啸叫”、“推挽输出”这些古旧的术语，就会呼吸变粗，眼睛闪闪发亮，仿佛是对上了黑社会里的江湖切口，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同志。按理说，HiFi是全世界共有的热潮，比如大名鼎鼎的李欧梵先生就是一位发烧友。但是我们中国大陆的HiFi客都有如此共同的前HiFi的土烧经验，这就是普遍性中的特殊性了。或者说，可不可以算是全球化中的地区性差异？我们当年迷恋矿石机，正是精神和物质都极度贫瘠的年代，很多地方都像极了中世纪。可就在那种闭关锁国的形势下，一群群的孩子，用他们省下来的硬币，捧回来一块块的“矿石”，在晾衣服的架子上装起天线，痴迷地捕捉着来自天空的一波波微弱的信息。你也可以说这是贪玩，也可以说这是HiFi的萌芽，也可以说这是知识探究的本能，但我更愿意说那是一种对天空和声音的永恒的渴望。
分析
这段出现了很多发烧友才有的专门术语，用来证明作者究竟有多资深。
二
我做收音机，和父亲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其实我父亲自己也可以算半个音响发烧友。当然他自己是决不承认的，因为他是所谓的“音乐发烧友”，此类“音乐发烧友”多认为自己重精神不重物质，重音乐不重器材，甚至会对所谓的“器材发烧友”产生偏见。但是他就亲口告诉过我，“文革”前在福州的时候，一共买过五只电唱机。后来被开除党籍，下放劳改的时候，竟然不知死活，把其中的一只剥掉外壳，剩下机芯，藏在纸板箱里，带到了农村。他自己回忆的时候也说这样做真是疯了，因为所有的唱片（将近1000张）都已经“处理”掉了，空留着机芯又有什么用呢？
“文革”一结束，他立刻故态复萌。韩国有一个短波台每天有七八个钟头的古典音乐，他为此买了一只当时最高品质的海燕收音机。光听一遍是不过瘾的，于是又买了一台上海录音器材厂的601型盘式录音机，一个在当年骇人听闻的奢侈品，要400多元一台（那时候平均月工资也就几十元）。为了整理录下来的节目，竟然又去买了一台一模一样的601。再过两年，街上开始出现所谓的四喇叭立体声收录机。父亲去老朋友家听过一次之后，心里滚上滚下的，不能忘怀。终于，在辗转托人之后，一台夏普AP9292从厦门走私者那里来到我家。那天晚上，父亲基本上没有睡觉，他半夜里爬起来把随机的试音带（一些火车的声音和“绿袖子”）听了一遍又一遍，完完全全被那机器上大大小小闪烁跳动的红灯和两尺宽的“立体声”给彻底迷住了。我还记得该机的一些参数，比如说性噪比是50DB，这在当时已经相当可观了。韩国电台和601们完全失宠，一台送给我表哥，另一台随着笨重的磁盘被我扛到了大学的寝室，成为室友们天天诅咒的对象，最后竟不知所终。
但是，父亲的音响“发烧”，在此后的十几年中就定格在这台夏普四喇叭收录机上了。补发的工资逐渐被书籍和磁带和家用耗尽，当物价开始起飞的时候，他的退休金就更加跟不上形势了，要到1994年，他才拥有了第一台CD唱机——还是Walkman的，只能用耳机来欣赏！因为过度的使用，那台夏普收录机后来的模样惨不忍睹，几乎所有按钮都已歪歪斜斜，机壳由原来的银色变作漆黑——感谢他在家里伺候了多年的蜂窝煤球炉里发出的煤气。
他周围有几个朋友逐渐开始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发烧音响。他们知道他非常迷恋音乐，总是热情邀请他去他们家中欣赏。或者，干脆愿意把音响搬到我家中来给他听。对此他一律严词拒绝。他说，害怕听了以后没法再听自己的设备，那就糟了。我想，这就暴露了他并非真正的“音乐派”，因为真正的“音乐派”应该是无所畏惧，无视一切器材的存在的。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真正的“音乐派”？
这时候，他成名了，在70岁左右的年龄，因为一本叫《乐迷闲话》的小册子和《读书》杂志上“如是我闻”的专栏。我呢，也已经工作了两年，小有积蓄，咬咬牙齿，到苏州河边的国际音响广场买了一台英国的剑桥功放和一对加拿大的丰韵音箱，总共花了4000块钱。十年前这对工薪阶层来说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啊。那时候我力气也比现在大，一口气急匆匆扛回南通，孝敬老爹。当时恐怕也是意识到像他这样国家级的音乐爱好者，如果再接着听收录机和随身听的话，会对国家名声有所不利。至于CD机，我实在是无力购买了，在那一刻，我已经为国为家用尽了自己全部的力气。
分析
严锋先生的父亲辛丰年是著名的乐评家，他当年在《读书》上撰写的专栏“如是我闻”影响巨大。这样的家传，导致严锋先生既有器材发烧友的硬件嗜好，又有“音乐派”的音乐修养。他来写一位发烧友中的“大神”叶立，简直太合适不过了。下面，有请大神隆重登场。
三
我的音响发烧，从耳机开始，最终又回归耳机，这应该也是一种宿命吧。曾经有一段时间飘荡在外，考虑到回国时的携带问题，就把目标锁定在轻便之物上。那时候周末常去秋叶原一些音响店逛，那里摆着各式各样的耳机，随便听。一开始我很惊奇有些耳机竟然能卖到上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但是一听之下，也就理解了。它们值这个价。最后，我买了一副Sony的CD3000，算是Sony的次旗舰耳机，在它上面还有R10，那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名器了。这是我耳机发烧的起点，也是后来无穷折腾的开始。因为要让耳机发出更美更正确的声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面有档次的问题、风格的问题、匹配的问题。比如我最初买的CD3000，名则名矣，实在不适合听古典，低频太强，高频太亮，有失平衡。我换来换去，最后换成森海塞的HD650，这才是听古典的耳机。但是，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耳机放大器的选择和配置。一般的CD机、MP3播放器或声卡都难以提供足够的电压和电流来驱动耳机，需要所谓的耳放来产生对耳机的推力和控制力，以获得较为理想的声场、动态、解析和三频（高频、低频、中频）。一台优秀的耳放，在国外动辄上千甚至上万美元。国内的耳放市场也是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在追寻终极耳放的过程中，我逐渐开始接触到一个庞大的、疯狂迷恋耳机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叶立和他的8P系列耳放。
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