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方规定，皇室及大臣有病的，皇帝派御医去诊治，原本是体恤皇室大臣的一件良好举措，问题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去的御医、内侍官可以从中钻空子，打着皇帝的旗号狐假虎威。皇帝这块金字招牌成了他们敲诈勒索加纳贿的利器，完全属于“合法”的伤害。皇帝在这里变成了冤大头，并不清楚医官在其中干的各种勾当。医官通常直截了当要价，价格绝非三钱两贯能打发的，有病的主儿要是不打赏，那就不客气地告诉你死期到了。因为是皇帝派来的医生，开毒药你也得吃，家人还不敢问。漏洞就在这里，家人若有一句微词，那是对皇帝一片好心的怀疑，你们家什么态度？御医回去一禀报，某某宗室或大臣无药可救，挂了！皇帝一伤心，成啊，敕葬，命内侍为死者主持丧事。这回轮到内侍上场，人已经被前面的医官弄死了，他只好敲诈要钱了，一个丧事，丧主家基本倾家荡产，是以当时有“宣医纳命，敕葬破家”之语。宋仁宗庆历年间，皇上给某家敕葬，该家表示不接受，心领了浩荡皇恩，可以自己动手解决，不麻烦朝廷（《石林燕语》）。
官场的第二个斗争原则出现了，即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受到侵害必然引起斗争。非主流的技术官尚且如此猖獗，可想而知主流的文官士大夫该是怎么样的鲜血淋漓。
3.“祸从口出”与“一言得道”的官场秀
寇准被排挤时，与曹利用结成统一战线的有王钦若、陈尧叟、丁谓等人，其中王钦若的官路历程值得深思。他是大宋开国以来第一位南人宰相，也就是江南士人。宋太祖赵匡胤曾留下祖训，不用南人为相（《道山清话》），王钦若是如何逾越了“祖训”这道宗法鸿沟，达到“国朝以来宰相恤恩，未有钦若比者”之地步？他的为官之道，值得研究。
王钦若，字定国，江南西路临江军新喻（今江西省新余市）人。王钦若身材短小，长得不好看，但天赋异禀，很早显露出了惊人的才华。王钦若寒微时家里挺困难，见有祭社的，就去要祭肉吃。众人问他，要祭肉，你谁啊？
王钦若说我是秀才。众人又问，你有什么本事？王钦若说会作诗，那就写一个吧！王钦若拿块黑木炭在猪肉皮上写了句诗：“龙带晚烟归洞府，雁拖秋色过衡阳。”诗写得非常棒，意态潇洒，画面感十分强烈。众人见王秀才果然有两下子，给肉吃。后来这句诗被宋真宗看到了，大为赞叹曰：落落有贵气。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王钦若中进士，后历任亳州防御推官、秘书省秘书郎、监庐州税、太常丞、三司都理欠司判官。王钦若毫无背景关系，像他这等南人在朝廷中其实挺难混的。历史上有太祖的祖训，现实中有中原士大夫的地域抵触，想要在官场中平步青云得有超强的智商。王钦若第一次崭露头角是进言，一开口就让领导宋真宗记住了他。当时毋宾古为三司度支司判官，该部门类似今天的财政部会计司，负责全国度用支出。他指出，自五代以来民间欠款啊、囚徒啊等等过多，民病几不能胜矣，这事儿该着手研究研究。王钦若命吏员把这个做成系统文件，上呈官家。
宋真宗看了大为惊奇，问道：“先帝顾不知邪？”言下之意说，宋太宗难道不知道这些事儿？为什么先帝不做处理，反而留到了我朝？王钦若解释说：“先帝固知之，殆留与陛下收人心尔。”王钦若的一句话切中了要害，他最能猜透君主的心思，这是他纵横官场的杀手锏。新领导刚上来不明所以，视前朝的历史遗留问题多为烂摊子。王钦若只简简单单地说先帝当然知道，不做处理是让领导你来处理，以此收买天下人心。语带双关，既为真宗答疑解惑，又维护了先帝高明的政治形象。大家都会说话，为什么偏偏产生相声、脱口秀等语言艺术？人与人之间多靠语言交流，所以说话就成了一门技术和学问。官场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有祸从口出，亦有一言得道。历史无数次证明了祸从口出居多，一言得道甚少，盖因前者是愚蠢之表现，后者需要高超之智慧。宋真宗听到王钦若的解释非常高兴，当即拍板清理天下欠款一千余万，释放囚徒、罪犯三千余人。王钦若因此受到皇帝的器重，擢升右正言、知制诰，召为翰林学士。前面两个官职无所谓了，关键是后面的翰林学士，对宋史稍有了解的都清楚，翰林学士通常是宰相的孵化基地。当了翰林学士未必能当宰相，但当宰相要先做翰林学士。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宋代官场规矩如此。王钦若向高官厚禄挺近了一步，接下来要交给磨勘时间。
《罗织经·固荣》：“官无定主，百变以悦其君。”官位是没有固定主人的，所以官员要用自己的聪明才华取悦君主。在古代中国君主制的社会里皇帝一把抓，一个人说了算，官员的荣达显贵或失意憋屈，有时完全因为他的一句话。宋代虽然趋向于“共和”，但毕竟还是君主专制的政体，在这个体制里面这些东西难免存在。所以《罗织经·固荣》又说：“荣宠有初，鲜有终者；吉凶无常，智者少祸。荣宠非命，谋之而后善；吉凶择人，慎之方消愆。”翻译过来即飞黄腾达有开始的时候，当然也有结束的时候，能够一直保持被领导宠幸重视的少之又少。官场中吉凶无常，似乎没有规律可循，这就需要智慧，从而避免或者减少祸事。荣耀显贵不是命里注定的，“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句话是给庸人准备的。在这一点上《罗织经》比较唯物客观，它提出了想要显贵需要精心策划才有可能成功。诚然处在恩宠的位置上通常伴随着凶险，这就需要小心谨慎地处理，方能消灾免祸。王钦若取得了领导的器重，官路晋升出奇地快，可谓一马平川，灾祸也就不招自来。
王钦若在权知贡举做临时性工作时，有一个考生叫任懿，靠贿赂取得名次，任临津县尉。后来这件事被河阴民常德方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捅到了中央，事情严重到下御史台推勘。任懿没什么本事，考的不是进士科，采取了剑走偏锋的入仕路线，其他诸科可以降低人们的注意。任懿通过打听得知，主考官王钦若与僧人惠秦关系密切，便通过惠秦间接地贿赂主考官。任懿给了惠秦三百五十两银子，那出家人是个见钱眼开的主儿，自己留了一百两当中介费，给了王钦若两百五十两。此时王钦若“锁宿”（锁闭于科举试场内应试）中，与外界隔离。
宋代科举机制健全，为防止作弊，施行弥封、誊录制度。弥封也就是把考生的名字糊上。即便名字看不到，字体还是认识的，所以又有了誊录，由馆阁抄写员将考生的考卷重新抄写一遍。呈送到主考官面前的卷子字体相同，规避了作弊的可能。同时在主考官身上做工作，科举时主考官一名，副考官（权同知贡举）若干名，以分散主考官的权力。主考官是一种临时差遣，被选中当考官的要“锁宿”，断绝对外联系。黄庭坚在宋哲宗元祐年间曾当过主考官，被“锁宿”了四十四天，还有更长的。所以惠秦不可能见到王钦若，便把贿赂之事告诉了王钦若夫人李氏。李氏让家奴祁睿把考生任懿的名字写在手臂上，借着送饭的机会告诉王钦若送钱之事。王钦若默认了，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好几百两银子算是天价，不拿白不拿。第五场考试时，祁睿借着送茶汤的机会主仆见了面，王钦若告诉他赶紧去取银子，这事儿保证办妥。
御史台老大御史中丞赵昌言主管此案，迅速逮捕了祁睿、任懿等相关嫌疑人。一旦出手，必须要整出个七荤八素。赵昌言建议，祁睿是王钦若家奴，所以必须要逮捕府上的吏员。赵昌言少有壮志，为人雷厉风行，属于太宗朝元老级人物，寇准对他的评价非常高。老赵把事情做到了最大化，此等贪污受贿不足以整倒王钦若，抓住王府的吏员再拷问出别的事儿，那么事情就好办多了。宋真宗亲自问王钦若，有这回事儿吗？王钦若回道，我府上没有祁睿这名奴仆，我也不认识什么僧人惠秦。直接开脱得一干二净，正所谓“亲之故，不可道吾亲；刑之故，向吾亲亦弃也”（《罗织经·制敌》）。关键时刻，为了保住自己，可以牺牲一切。宋真宗点头了，既然与王卿无关，那这事儿就得另当别论，改由翰林学士邢、内侍官阎承翰等人在太常寺审理决断。
赵昌言的计划一下子落了空，负责人换了，地点也换了。御史台是宋代司法的重要组成部门，专门关押、审问高级政治犯的。如今案子要到管宗庙礼仪的太常寺去审理，很明显宋真宗为王钦若挡了一下。赵昌言无计可施，只得由邢审理。考试期间贿赂主考官是严重的犯罪，此事必须要有个结果。不清楚是谁授意的，任懿一口咬定他的大舅子张驾认识另一位考官洪湛，曾经拜访过，送过石榴二百枚、木炭百枰。钱是给僧人惠秦了，但不知道最后贿赂了哪一位，可怜的洪湛被抓过来当成了替罪羊。任懿所说的大舅子早死了，是以死无对证。最后结果为考官洪湛论罪当处死，特诏开除公职，流放儋州。任懿发配到忠靖军做苦役。年逾七十的惠秦大禅师，罚铜十斤，揍一百棍子。史料中并未记载祁睿结果如何，按照任懿的供词来看，这事就与祁睿无关了。
王钦若及时规避，化险为夷，洪湛当了替罪羊，忧愤交加，没到地方就死了，时年四十一岁。由于皇帝的恩宠，王钦若不但明哲保身，官职还愈做愈大，历任西川安抚使、左谏议大夫，于咸平四年（1001年）任参知政事。高处不胜寒，正在王钦若仕途一帆风顺的时候，他迎来了官场最强劲的对手——寇准！
4.为官要善于露锋芒
寇准是太宗朝宰相，关于皇储问题他力挺寿王赵元侃，也就是后来的宋真宗。宋真宗即位时，寇准已被太宗罢相在地方工作，真宗即位并未立刻召回寇准，宰相先后是吕端、张齐贤以及“太子党”李沆，前前后后六七年的时间，寇准方重回相位，这里面当然有玄机。一提到寇准我们都知道澶渊之盟，其实他在太宗朝时已名震当世。他与宋太宗关系密切，似有君臣、朋友、父子等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如同乾隆与小他三十九岁的和。
寇准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中进士，时年十九岁，授大理评事，然后被派往荆湖北路归州知巴东县事，那里是著名诗人屈原的故乡。地理位置上归州比较遥远，辖区只有两个县，可见该处在当时并不受重视。任满之后继而调到北京大名府成安县，还是当知县。寇准精明强干，政绩斐然，每年收税或者执行徭役，百姓争而赴之，没有人拖欠或跑路。寇县长的“恩信治县”的方式很快得到了朝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官路青云直上，累迁殿中丞、通判郓州、右正言、直史馆、三司度支司推官、盐铁司判官、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
进入中央之后，寇准更加光彩照人，经常对时政极陈利害，提出一些非常有针对性的意见，因此太宗非常器重他。寇准因精明强干进入中央，快速地升迁，同僚中他是个特例，很少有人如他这等晋升迅捷。寇准非常敢说话，常常与宋太宗政见相左，一次群臣议事，宋太宗与寇准在政见上发生争执，太宗龙颜震怒，拂袖而去，群臣呆若木鸡，谁也不敢吱声。只见寇准跟上去扯住龙袍道，我还没汇报完呢！太宗怒道我不想听了。寇准生拉硬拽不让领导走。太宗无语，只好坐下听他汇报工作，处理正事后太宗叹息道：“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宋史·寇准传》）。年纪轻轻的受到大领导的高度重视，只能说寇准摊上了个以唐太宗标榜自己的好领导。当年魏徵进言也曾气得唐太宗对长孙皇后发牢骚，我要杀了魏徵那个庄户佬。魏徵敢于直言犯禁，似乎没到拽皇帝龙袍的地步，寇准就做到了。宋太宗长寇准二十二岁，在他看来老臣们对他毕恭毕敬，忽然来了这么个孩子不知深浅跟你理论，就好像小孩子对父亲说别吸烟的感觉，长辈必然言听计从，心里暖暖的。寇准在诗作《述怀》有云：“十九中高第，弱冠司国章。”这句中肯又略带自诩的诗句背后隐藏的政治玄机无外寇准碰到了个好领导。寇准这种性格，遇明君则显贵，遇到昏君不知道会被枪毙多少回。
寇准敢于直陈利弊直接表现在一件事上。淳化二年（991年）春，大旱。宋太宗非常上火，广泛向朝臣询问因由，大家就说水旱天象无常，尧舜禹那个时候也避免不了，给领导吃宽心丸。这时，寇准突然来了一句：“大旱之证，盖刑有所不平也。”之所以出现大旱，是因为朝廷赏罚有失偏颇。此言一出，所有人噤了声。按照为官的经验，给大领导提意见，要么点到为止，要么委婉达意，谁也不愿意听批评教育，人之本性如此，尤其属下当面指名道姓地说，哪个领导都受不了。宋太宗当即震怒，你凭什么这么说？寇准义正词严地指出，祖吉与王淮两位官员皆侮法受贿，祖吉受贿少反被诛杀，王淮贪污多却因他大哥王沔为参知政事的缘故，仅仅打了几板子官复原职，这难道是公平吗？宋太宗顿时熄火了，切责王沔，嘉奖了寇准。寇准在早期为官时经常使用这种赌徒式的方法，孤注一掷，检举副宰相王沔即是个很好的例子。在皇帝与大臣面前敢于主动出击，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往上冲，败了那就是坠入深渊，一旦成功必然捷足高登。话又说回来，寇准还是摊上了个好领导，到了真宗朝这招就不灵了，政敌王钦若以此为把柄，反戈一击，让寇准付出了七八年官场流浪的代价。此次寇准挑战权贵的背水一战完全胜利，宋太宗大喜，认为寇准是可用之才，立马给他加官晋爵，由枢密院直学士擢枢密副使，继而改同知枢密院事，从一位皇家顾问直接提拔到省部级官员。这标志着寇准正式进入宋帝国中央决策层，开始了他跌宕起伏的仕途之路。
年纪轻轻的登上高位，必然引起别人的嫉妒与不满。何况寇准行事卓尔不群，锋芒毕露，年轻官员，若不教育他一次，他永远不知道天高地厚。很快寇准被黑了，出手的人是张逊，时任知枢密院事。每次议政小寇是最拉风的，经常不顾及同僚的心理感受，但凡有政见不合时，小寇必然起而争之。寇准性格火暴，一般人争不过他，同事间渐有摩擦在所难免。某日，寇准下班与枢密副使温仲舒一起骑马回家，半路上被一疯子拦住高呼万岁，顿时不明真相前来围观的路人排山倒海，事情就闹到了皇帝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