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汗高寿，直到一九九一年六月五号才中风而死，时年虚龄九十岁，堪称人瑞。他死去的前几年，有个叫朱旭东的人，一直守候在他旁边。朱旭东就是《田汗自传》一书名义上的特约编辑和事实上的作者。田汗死后，朱旭东又陆续整理发表了田汗和他的谈话。在一次谈话中，田汗首次透露，是他向组织上建议，将葛任派往前线的。就在这次谈话中，他还提到了一个名叫川田的日本人：当时，葛任正在翻译列宁。有人问他，老托（托洛茨基）这人到底是不是混蛋。你骑驴就磨台，说他是混蛋不就行了。可我的那位老哥们儿呢，哪壶不开提哪壶，说，托是列宁的朋友。他说的是真理，可在特定的历史场合，真理就是谬误。谁会相信，列宁会拿混蛋当朋友呢？就凭这一句，把他打成托派头目，都不冤枉他。唉，诗人脾气啊。按我的理解，诗人脾气就是驴脾气，犟！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呀。后来，我找了一些人，好说歹说，总算把这事给捂住了。实事求是地说，我这样做，也是出于一点私心。不然，我也会受到牵连的，因为我们是老乡，都来自青埂镇。在别人眼里，我们穿一条裤子。
可是后来，又有一件事冒了出来。有一天，我们截获了一封信。信是从上海写（寄）来的。一看信皮上的字迹，我就知道那是冰莹的信。为了对葛任负责，我背着他把信拆了。这一拆就拆出了问题，而且问题还不小，我就像被蝎子给蜇了一下。上面说的是，她最近想去法国，问他想不想和她一起走。如果他不想走，也没有另找女人，她就来延安，和他团聚。里面还说，如果他还坚持不回信，她就不再写信了，肯定不写了。照她这么说，她以前没少给葛任写信。我的头皮都麻了。冰莹是个艺人，背景复杂，结交的人三教九流，据我所知，她和一个叫安东尼的美国（英国）人有过接触。这样的女人，就跟定时炸弹差不多，危险得很哪。她要是来延安，哎呀，这简直不可想象。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和葛任都要跟着倒霉，倒大霉，倒血霉。
纸哪能包住火呀。果然没过几天，就有人找我谈话了，那人把我叫到延河边，问我，葛任是不是还和冰莹有联系。我还能怎么办，只能装做什么都不知道。有这回事吗？我问来人。我一脸真诚，由不得他不信。那人说，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会查个水落石出的。我干着急没办法，嘴上都起了大燎泡。总不能眼看着他往坑里栽吧，我就去马列学院找葛任，想问问情况。到了那里，我就看见一帮人在吵架，乱哄哄的。原来一盆菜刚端上来，王实味的筷子就瞄准了一块肥肉，塞进了嘴巴。当时肥肉比瘦肉金贵。王实味后来成了大托派，这你是知道的，当时王实味的问题已经快暴露了。一帮人喊着揍扁王实味，往他身上扑，葛任呢，忙着拉架。当时我就想，唉，这位老兄啊，问题不出是不出，要出可就是大问题。一想到这里，我就发愁啊。
过了几天，我们弄到了一个重要的情报。冈村宁次的爱将，时任冀渤特别区司令的坂本少将，将于近期带领日本代表团，前往一个叫宋庄的地方考察战事。还获悉，代表团里有个人名叫川田，川田是葛任在日本留学时的房东，此时他是个少佐翻译官。我们需要把这个情报送到滹沱河南边的八路军手中，让他们早做提防，条件许可的话，可以捉上一两个代表团成员。情报部门征求我的意见，派谁去合适。我就想，何不让葛任跑一趟呢。可靠吗？人家问我。我说可靠，人家又问，葛任乃一文弱书生，万一路上遇见敌军，那该如何是好。我告诉人家，葛任与代表团里的川田是旧交。若真的与日军遭遇，他也会设法逃脱，并劝说川田与他一起逃脱，这样，我们日后还可以撬开川田的嘴巴，弄到更重要的情报。我的想法很简单，借这个行动让葛任暂时出去躲躲风头。因为那时候，整风运动就要开始了。当然，最坏的结果我也考虑到了：葛任可能会死。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就是死到日本人手里，总比被自己人冤屈强。唉，当时我也只是这么想想而已，没想到后来真的如此。邪了，也真是邪了。
就这样，葛任去了宋庄。对，现在的宋庄改叫朝阳坡了，是搞土改的时候改的。后来有一部戏叫《朝阳坡》，说的就是那个地方。葛任是那一年五月底离开延安的。问题是，他还没到朝阳坡（宋庄），就在二里岗碰上了日本人。鬼子狡猾狡猾的有，代表团出来考察之前，坂本先派了一个精锐的小分队布防、扫雷。葛任他们碰上的就是那支小分队。日本人搞三光政策，遇到中国人就杀啊烧啊抢啊。反正我们的人都死了，葛任也死了。那一天是礼拜一，六月一号。这个日期很好记，儿童节嘛。当然，血债要用血来还，同志们的血不能白流。那年的六月二十号，敌人撤退的时候，我们在朝阳坡（宋庄）设下埋伏，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敌人跑都跑不及，鬼哭狼嚎，只恨爹妈给他少生了两条腿。打扫战场时，我们俘虏了一个日本少佐。好啊，竟是川田！他叽叽喳喳，胡说什么他来中国是搞大东亚文化共荣研究的，还说他是藤野先生的弟子，跟鲁迅是师兄弟。怎么？拿鲁迅做挡箭牌就能饶了你？我掴了他一耳光。后来，他趁我们不留意，吞药自杀了。不，他没给自己开膛，因为他没刀！
我后来常想，葛任死得早，也就死得巧。你知道，没过多久，他在马列学院的同事王实味就被打成了托派，后来还被砍杀在一眼枯井里。而葛任呢，因为我的巧妙安排，漂亮地躲过了这一灾难。我可以拍着胸口告诉你，如果他不死，他不光会被打成托派，还会被打成特务，遗臭万年。小朱同志，你说说，这不是死得巧，又是什么？所以，听说他的死讯以后，我就为有这样的同乡而自豪。没错，我是流了泪。但是！泪跟泪不同。这么说吧，我的左眼流的是痛苦的泪，右眼流的是自豪的泪。此次谈话是在一九九〇年春天。朱旭东先生后来告诉我，田汗同志曾反复交代他：“我们是拉家常，家常话都是大实话，上不了桌面的，没必要讲去，没必要写进书中。”所以，在正式出版的《田汗自传》一书中，你看不到这段文字。它是另外单独发表的，题目就叫《与田汗拉家常》。顺便说一下，对于田汗提到的朝阳坡和川田之死，本书还将多次涉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