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评述文章已足够多，看来我似乎不必再为此多费笔墨。要知道，真正能为一个画家树立丰碑的还是他的作品。不过，我的确比大多数人更了解他，我与他的初相识远在他改行从艺以前。在他于巴黎的那段曲折落魄的岁月里，我时常同他见面。但若不是战争和动乱迫使我踏上塔希提岛，我也不会想到将关于他的回忆诉诸笔端。众所周知，他人生中的最后几年是在塔希提岛度过的，而我又在那里认识了许多了解他的人，因此对于他悲惨人生中那段最模糊的岁月，我恰好可以清晰地予以阐述。如果斯特里克兰德的确是伟大的，那么同他亲身接触、对他很了解的人所做的追述，就不能被视为多余了。如果有人跟艾尔·格列柯像我同斯特里克兰德这样相熟，那么为了读到他撰写的格列柯回忆录，我们付出些代价又有何不可？
但我并不愿以此为自己辩解。我不记得是谁曾建议说，要使灵魂升华，一个人每天就得做两件他不喜欢做的事。这句话出自一位智者，它本身就是一条格言，使我一丝不苟地遵命行事。我每天早上都逼着自己从床上爬起来，每天晚上都强迫自己入睡。但从本质上讲，我有点苦行主义者倾向，每个礼拜都会让我的肉体承受一次更加严酷的折磨。《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我没有漏读一期。想想看，每日有那么多书出自勤恳的笔端，作者们满怀期待地瞧着它们付梓，忐忑地等待着命运为它们做出安排，这同样是一种有益身心的磨砺。一本书要想从这浩瀚的书堆里脱颖而出，该是多么希望渺茫的事！即便成功了，那成功又转瞬即逝！天知道作者在每本书上倾注了多少心血，遭受了多少苦痛折磨，尝遍了多少酸甜苦辣，只为贡献几小时的休闲给那些偶然读到这本书的人，使他们能够打发旅途的疲惫与无聊。假如书评能够让我得出肯定的结论，那么我要说，很多书是作者煞费苦心之作，甚至终其一生只为孜孜以求得到这颗硕果。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是，作家追求的回报理应是创作的快感和传播思想的惬意，对其他任何事情都可一笑置之，完全不必在乎作品的成功或失败、受到赞誉或贬损。
如今战争来了，它带来了一种新的风气。年轻一代开始向我们所不了解的神祇求助，我们已能看出后辈活动的方向。年轻人已意识到自己拥有的力量，他们不断制造喧嚣，也不再敲门，径直闯进来，占据我们的宝座，空中充斥着他们的叫嚷声。老一辈人中也有模仿年青一代者，学习对方的滑稽行为，拼命想证明属于自己的时代尚未过去；他们同那群最活跃的年轻人比赛呐喊，可他们口中的声音却变得空洞乏味；他们如同可怜的荡妇，尽管年华已逝，仍指望通过浓妆艳抹和轻浮浪荡来寻回青春的幻影；明智一些的则大大方方地让开道路。在他们带些克制的笑容中流露出某种包容式的讥讽，因为他们仍记得自己也曾把那群稳居宝座者踩在脚下，也曾这样放肆地叫嚣和桀骜不驯，他们已然预见到，这群将火把高举在头顶的勇士将来总有让位于人的一天。世上不存在什么最后的格言。在尼尼微城[8]威名远播、盛极一时的时候，新福音书已经过时了。那些满口慷慨激昂之词的人自以为他们道出的真理是前所未有的，可实际上那些话前人早已讲过百遍，甚至连腔调都出奇地一致。钟摆左右摇荡，这种轮回永不停止。
有时候，一个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生活，并拥有一定的地位，待他进入新时代后，会觉得很陌生，这种反差呈现出一幅最奇特的人间喜剧的景象。譬如，如今谁还记得乔治·克莱布[9]？他在他的时代享有盛誉，人们都认为他是个天才，而现代生活日趋复杂，人们一致公认的情况就十分罕见了。他从亚历山大·蒲波[10]一派那里学会了写诗的技巧，用押韵的双行体创作了很多哲理故事。而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爆发，人们开始写新的诗歌，但克莱布先生仍然用押韵的双行体继续他的哲理故事。我想他定然读过年轻一代所写的蔚然成风的新诗，而且我认为他一定觉得这些新诗浅陋贫乏。当然，大多数新诗的确如此。但是济慈和华兹华斯的颂歌、柯勒律治的一两首诗、雪莱的几首诗的确探索出了前人未曾开拓的广阔的精神领域。克莱布先生尽管已经过时了，但他还是笔耕不辍地继续着他的押韵双行体诗。我也曾经断断续续地读了些年轻一代的诗，他们之中或许存在着更热情洋溢的济慈，或者更超凡脱俗的雪莱，而且已有很多被世人长久记忆的作品发表。我欣赏他们的诗歌技巧——虽然他们还很年轻，却已文采四溢，所以如果我只说他们前途无量，就显得很荒唐了。他们精致的文体令我叹服，可是尽管他们用词丰富（从他们的用词量上看，好像他们还躺在摇篮里时，就已经读过罗杰的《词汇宝典》了），却令人觉得华而不实。要我说，他们懂得的太多，其感受太过明显，他们拍我肩膀时候的亲热劲儿和扑进我怀里的热烈劲儿，让我着实受不了。我认为他们的热情几乎没有血色，他们的梦想也是平淡乏味的。我不喜欢他们。我已经是老古董了，我也要继续用押韵的双行体写哲理故事。但是如果我这么做除了自娱自乐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目的，那我就是个十足的大傻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