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迁至乡下居住已满六年。年龄四十五岁，对着镜子一看，头发、胡须都已斑白，这令我惊讶不已。
我生于乡间，原本就是一个傻佬，可近来，越发感到自己像杢兵卫、田吾作式的乡巴佬了。前几天去上野，一车夫跑过来问我要不要带路。在银座、日本桥一带购物时，常常被当成乡下人对待，令我很生气。有时，明明知道店员会在背后吐舌头嘲笑，我还是让店员拿最好的，甚至是极品的东西出来，摆出一副阔气的样子，二话不说便买下来，真的有些孩子气。然而，看看映在商店玻璃橱窗中本人的模样，却也真的不敢恭维。即便是穿上西装或绣有家纹的和式礼服，那身庸俗的打扮，脏兮兮、胡子拉碴的样子，连自己也觉得被当成乡下人是情理之中的，最后便也只好苦笑着回到乡下。
最近，村里的巡警来玩。甲午战争时，他羡慕出征军人，将十五岁的年龄谎报成二十岁，入伍去澎湖列岛做了勤杂人员。而今在村里当巡警，会作和歌诗句，迎接新年时，也会咏几首天皇命题的和歌献上。听他讲，他即便是穿上正式的警服，佩着剑去东京，也会被当成乡下巡警，遭到路口候客的车夫们嘲笑。问他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乡下来的，车夫们回答说一眼就能看出来。巡警一边对我说起这段经历，一边放声大笑。一眼就能看出来——此话的确不无道理呀。鱼鹰眼，老鹰眼，小偷眼，新闻记者眼。用这些眼光来看，愚钝的乡下人的眼一定傻气十足吧。事实上，不是愚钝之辈，怎能在乡间居住得下去呢？不久经世故，是不可能变得乖巧圆滑的。
去到东京，我虽是一个地道的乡巴佬，但在乡下，却又算得上是洋里洋气之辈。我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现在的住家与你第一次来时看到的破屋有了天壤之别。当然，何为“天”，何为“壤”，完全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之，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刚刚搬来的那一年秋天，添盖了简陋的浴室和女佣间。其后，隔了一年，明治四十二年的夏天，又在旁边新建了八张、六张榻榻米[1]的书房。翌年夏天，又在后院盖了八张、四张榻榻米，以及带地板的客厅兼储藏室。明治四十四年春，还在西边建起了八十多平方米的书舍。而且用宽两米，长分别为二十米、五米的两条走廊将堂屋与旧书房、新书舍连接了起来。这些房屋都用茅草葺顶。我本来就买的是旧房子，时间久远的差不多有九十多年，短一点的也有三十多年。房子是旧了点，不过外观看上去却也十分气派，被村里人戏称为“粕谷宫殿”。阔别两三年的朋友来看后，说这里完全变成别墅了。就权[1]日本的房屋面积多用榻榻米的张数计算。一张榻榻米尺寸为1.8×0.9m，约1.62㎡。
当是没有常住居所的我之“别墅”吧。这里的确是别墅式的生活，田地增多了，如今，我的住宅用地加上田地面积共有六千多平方米。
从前，这里没有门，进出自由。小学生们上学随意穿过宅子，啪嗒啪嗒的草履声惊醒我的晨梦，还有乞丐、拾荒的、找我聊天的，络绎不绝。现在，我在院子四周围起了竹篱笆，还栽上石楠、胡枝子、满天星等，筑起了花墙。虽然从外面伸手就能把门打开，我还是装上了大大小小六道木门和柴门。自己让自己成为笼中鸟，想来真是可笑。但好在花果不会被践踏，也可免遭不速之客的骚扰。想来，无论国家还是个人，一开始便是如此“隔离”自己，进而因隔阂产生争吵、打官司，甚至开战的吧。
“欲求来世安乐，米糠瓦罐一口，皆不可拥有。”此话千真万确呀！拥有，乃隔阂之源；物求，乃争执之端。不知不觉间，我也以有必要为借口，修起了门，筑起了墙。虽然没有打算在黑色的板墙上插上防盗的竹刀，或在砖墙上铺上一层锐利的碎玻璃片，但那也不过是程度不同罢了。再说，如果手中有钱，说不准也真那样做了呢。
二
田里的农作物收成相当不错。去年收获了一大袋旱稻糯米，自己家还舂了年糕。今年收了三袋大麦，卖了六元钱。开始田园生活已经六年了，自家的农作物换成了钱，这还是头一回。去年雇了个短工，每月干十天活。由于我这个“美的农民”[1]与真正的农民合不来，所以，不到半年就把他解雇了。后来，便常常雇附近的临时帮工，或让每天来干活的独眼老太婆帮忙干点农活，我自己也常常动手。稍稍一停止劳动，手就变得细嫩；偶尔挑挑粪桶，肩膀又会马上肿起来。以前对任何事情都缺乏热情的人，或许是多年的锻炼吧，现在干起庄稼活来倒也麻利了许多。我已不再会勉强栽种不服当地水土的洋葱了，不会再把芝麻倒挂起来，让当地人嘲笑了，更不会把甘薯苗竖插进土里了。该留下根子的就留下，该施肥时便施肥，何时除草，何时松土，这些都是自己摸索着干。
每年我都会花好几元钱买回菜子、花种，当然，这并非因为我有多少土地或一定需要栽种，而是每每看到种苗店里的商品目录，心就痒痒地想要买回。光是撒种就已经够累人的了，后期的栽培更是件辛苦事。也不知算是幸运还是不幸，撒下的种子大部分都消失在了地里。每当此时，就会大骂种苗店不道德，出售劣质种子。可是，一到春秋时节，便又盯着目录开始订购。真是傻呀！然而，我原本一个生活在趣味、空想中之辈，并不为结果而活，如若连干傻事的兴趣都失去了，我也就完蛋了吧。
时光如白驹过隙。刚刚搬来的那年秋天种下的茶树，去年已开始。1906年，芦花去耶路撒冷朝圣，归途中专程到俄国拜访了托尔斯泰。受托尔斯泰影响，芦花于1907年初迁居至东京郊外的千岁村粕谷，自称“美的农民”，开始践行其“自耕自食，晴耕雨读”的农民生活。
采摘了，今年新茶的收成相当可观。水蜜桃栽种亦费尽了苦心，铺上沙石，修剪枝叶，从去年开始也可享用了。还有草莓，每年都移栽一些，今年不仅每天能吃个够，还做了二十多瓶草莓酱。
篱笆墙上的胡枝子，在观赏完其花叶后，便砍下梗子用作编篱笆的材料。去林中散步途中捡回来的山椒种子，随意种上，如今已开花结果，为我家提供一年四季做菜的香料。完全不曾打理过的毛竹，长出的竹笋便是我家做汤的材料。修剪篱笆时留下的枝叶可用作引火柴，落叶扫在一起腐烂后便是天然的肥料，这一切一切皆是岁月的恩赐。
一棵一棵种下的树苗扎下了根，可以独自成长了，支撑幼树的木桩已被拆除。搬来的那年秋天，费尽心力从邻村移植过来的石柯树，当时还光秃秃的，不足一米粗，隔一年后移栽在院中一角，而今这棵树已枝叶茂密，不知不觉间开出了花。前几天，我家女儿在树下发现了一颗椎果，接着，妻子又捡到了五六颗。“石柯结果了！石柯结果了！”家里充满了欢快的笑声。住在乡下，想不到这区区小事竟会给全家带来如此巨大的喜悦。虽然，我们的眼睛感觉不到日复一日大自然默默劳作的力量，却不得不由衷地感谢自然之力。
我种下的树木大多扎下了根，我自己也在这乡间扎下了根。
三
我虽说稍稍习惯了乡间生活，可实际上，在村里住了六年却还没完全成为村中的一员。由于我天生孤注一掷的性格，所以当初连户口都迁到了村里。反思这六年的生活，连自己都不敢断言自己是一个好村民。除遇红白喜事、军队送迎等之外，近来，连村里的集会也少于参加。对于村中的政治活动更是持超然的态度。俗话说得好，丈八灯台，照远不照近。虽说这村子离东京很近，可青年会今年才成立，村里的图书馆也是前年好不容易才建成的。当然，对于这些，我只是采取旁观的态度。什么郡教育会呀，爱国妇女会呀，一切带官方性质的团体邀我入会，我都一概回绝。连村里那座小教堂我也很少踏入。
到去年为止，一年有一个月的轮流执勤，我也仅仅是领取一盏执勤用的灯笼而已，一切事情都推给了执勤的伙伴，弄得大家都很麻烦。所以，从今年开始，连这份执勤的任务也被“奉旨免职”了。
用我自己的眼光看自己，我只不过就是一个不领工资的别墅看守人，一个不扫墓的守墓人，一个不做买卖的花圃店老板罢了。而在村民眼中，我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游手好闲之辈。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能给村里的贡献不外乎就是过盂兰盆节、过正月时陪陪附近的年轻人、妇女儿童一起玩玩，凑个热闹而已。
其实，在一开始，我还抱有一点非分之想，希望我家的灯火能给他人带来喜悦。最初，我也努力过，后来便慢慢感到力不从心，羞愧难当，最后便决定停止发表一切言论，过起了我行我素的生活。我坦白，我不能真正成为村里的一员，这是我的本性使然。在东京时如此，在乡下也如此。不管走到哪里，我都是一个游子，一个投宿之人，一个过客。然而，人生不足百年，六年的岁月绝非短暂。这六年来我都生活在村里，却至今没能成为其中一员，这是事实。但要说我一点也不爱这里，那是假话。有时，当我远行归来，附近的孩子们见到我会问：“你上哪儿去了呀？”这时，我的喜悦之情就会油然而生。
东京的影响已经越来越波及这乡村了。当然，这里离东京西边原本就只有三里之遥，是依赖东京而生存的小村庄。东京这座二百多万人口的海洋，潮起潮落的余波冲击到这里也是极其自然的事。由于东京开始使用煤气，对薪柴的需求量减少，村里的杂木林便多被开垦成了麦田，道路两旁的橡树、枹栎等也被砍伐、挖掘，形成一块又一块长条形的荒地。杂木林山丘是武藏野一带的特色景观，树木被野蛮地砍伐掉，这简直就像是在割我身上的肉。但迫于生活，这也是令人无奈的事吧。
后来，又说竹笋好卖钱，于是村里便毁掉麦田改种竹子。看到养蚕有赚头，便又开始种植桑树。总之，不种大麦小麦，而是大力栽种满足东京需求的卷心菜、大白菜以及各种园艺花草。过去传统的农村已经渐渐变成了为大都市服务的菜园子了。
由于京王铁路即将修建，这一带地价开始暴涨。我当初购地皮时，一坪才四角多，现在已涨到了一元、两元乃至两元以上。前来购地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来。我自己虽然也是从东京逃离出来的急先锋，却并不太乐意他们插足此地。每每见到那些穿着西服、白袜的东京人来选购建厂的地皮时，就会紧锁眉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