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春秋
李白，漫游在盛唐的路上
文/刘永峰
李白离开故乡来到更广阔的世界，第一次见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富庶繁华的时代，而在青春浪漫的年纪，那些无穷无尽的人生享乐、世俗欢娱，也给李白带来了一段无比快乐的日子。
公元725年，即开元十三年，春天，巫山脚下，岸边盛放的桃花，在又一次生命轮回里，被东风吹散飘零，一片片浮落在清澈流淌的江面上。
这一天，一叶孤舟轻捷地划过水面，朝着下游行驶而去，船头上迎风站立着一位英姿俊逸的青年，他一身华服，袖藏短刀，一双炯然有神的眼睛眺望着远方广阔的山河。这位从天险雄秀的三峡里走来的远游人，是第一次离开家乡。他名叫李白，当时还是默默无闻的青年。
从他尚在的侠客气概里，不难看出一段曾经任侠尚武的经历。其实在此之前，他在蜀地受到的成长教育本身便极富奇异的色彩。他很小便接触道教的书籍，后来还曾跟随一位叫赵蕤的奇士在岷山隐居修道数年。渐长后，喜欢剑术，又好读百家奇书，尚纵横之学。
十五六岁时，他开始模仿司马相如作赋——多数场合下这是一种因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而张扬才华的文体。虽然李白少年时所写的赋，都是些堆砌辞藻、没有内容的作品，但却透露出其不甘局促于蜀地一隅的心迹，他向往着出川建功，名动天下。
然而，从幼年随父迁家入蜀，直至生长到二十四岁，李白依然还生活在四川，足迹尚未踏出过故乡绵州的附近州县。一个年轻人豪迈的心怀，已渐渐不能容于这么狭小的山水，在二十四岁时，李白终于决心要出川闯荡天下了。他说：“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于是，那年秋天，他离开家乡，只身一人来到成都、峨眉，短暂游赏后，便买舟东下，到达渝州。第二年春天，又紧接着东出三峡，开始了一段漫游大唐的历程。而此时，命运给予青年李白最大的机缘，一个气象万千的盛唐，铿锵有力地朝着他扑面而来。
下扬州
长江出三峡，流入楚地，骤然开敞，浩荡壮阔的江面激起了李白跃动的心情，他在渡过荆门时，以豪迈开阔的气象写下诗句：“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李白沿长江一路东下，经江陵来到庐山，那如银河倒泻般的瀑布再次令李白感到震撼。
开元十三年（725年），秋天，刚走出四川盆地的李白看到的不只是山河的壮阔，一场盛世的旷典，更令他感受到了这个王朝的强盛。
那年十月，唐玄宗亲自率领一支浩荡的队伍，从东都洛阳出发，决定前往泰山举行封禅仪式。封禅队伍里，百官、贵戚及四边异族王朝的首领也都一同随行，而随从的马匹更是数以万计，有文字形容“色别为群”“望之如云锦”。史书中这么记载当时的场面：“每逢中途停顿，数十里内人畜遍野，有司车载供应之物，数百里不绝。”
这样的活动，虽不免好大喜功、显耀功业的嫌疑，但这项仪式的背后，确实是一个欣欣向荣、百业振作的时代写照。
据史书记载，开元十三年，当时国威震荡，边疆少事，四周异族纷纷臣服，朝贡不绝。那时，由于累年丰稔、物阜民丰、粮食充足、米价低廉，东都米价每斗十五钱，青州、齐州一带斗米仅五钱，粟三钱。这一年，管理国家马政的太仆寺，马匹数量也由开元元年的24万匹增至43万匹。也是同一年，唐玄宗分吏部三铨为十铨，增派人员广选贤才，对于人才的渴慕，成为这个国家走向强盛的根基。
顺江而下，李白先是在金陵过了一段很惬意的生活，然后于开元十四年（726年）的春天，来到扬州。
扬州是当时工商业最繁荣的一个城市，它地居江淮要冲，为南北交通枢纽，随着运河的开通，更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当时，煮盐、制茶、冶铁、金银铜器、锦彩绫绵、药材及贸易等行业极为兴盛，南北各地的大型船舶，往来不息。《资治通鉴》称“扬州富庶甲天下，时称‘扬一益二’”。史书记载当时扬州“十里长街市井连”“八方称辐辏，五达如砥平”“富商大贾，动逾百数”。
商业的繁荣，随之而来的则是娱乐消费活动的高涨，以及对享乐生活的追求，在此，“烟花三月”“楼台夜舞”“十里春风”“高楼红袖”等风月妖冶的描述就成了扬州最具标志的注脚。“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成了当时人们最强烈的愿望。
在这烟花似锦的风流之地，年轻浪漫的李白也纵身跃进了这美酒笙歌的激情合唱。虽然我们已不清楚李白在扬州是如何寻欢作乐的，但通过不久之前他在金陵的某些行动碎片，却可以了解他这一时期的生活状态。
在金陵时，他凭吊前朝遗迹，游览各处名胜，六朝的繁华旧事，触发了他的诗情。东晋名士曾经流连山水、饮酒赋诗的风流，开始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他仰慕着谢灵运等人寄情山水的生活，于是也常常携带“邵阳、金陵之妓”，往山林泉水处作乐赏玩。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讲到李白这一时期的生活时说：“迹类谢康乐，世号为李东山。骏马美妾，所适二千石郊迎，饮数斗，醉……满堂不乐，白宰酒则乐。”酒到酣处，李白常会跳起一种青海羌族地区的舞蹈，忘我时，秋风吹掉他紫色的花帽而浑然不觉。
在那段如梦如醉的岁月，李白生活豪纵，又慷慨好施，频频接济落魄公子，据他自称，到扬州不足一年，就“散金三十余万”。
当千金散尽后，李白的生活渐渐陷入了窘迫，开元十四年秋天，他病倒在扬州。曲终人散后，慷慨旷达的李白也偶尔感伤起来，不免染上了一些青春伤逝、飘零无依的情绪。他在写给故乡友人的诗中写道：“吴会一浮云，飘如远行客。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良图俄弃捐，衰疾乃绵剧。古琴藏虚匣，长剑挂空壁……”
开元十四年冬天，李白离开了扬州，因为要给朋友迁葬，又来到洞庭湖畔。在楚地，他想起司马相如《子虚赋》中关于云梦泽的浩荡景象，便在安陆（古云梦所在）暂歇了下来。
望长安
在度过了一段纵酒狂歌的日子后，李白终于又想起了自己向往的千秋功业还一无所成，不免感到了紧迫。
大唐盛世不仅仅提供给人们无穷的享乐，它更培养了年轻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蓬勃向上的时代氛围无不激荡起人们建功立业的豪情，催促着青年们昂扬进取，谋求功名。他们要融入这个时代并希望有所作为，而不愿意成为旁观者。
身处这样的时代里，连一向淡泊的孟浩然也发出“感时思报国”“端居耻圣明”的感慨。而另一位诗人李颀则在一首《缓歌行》中写道：“男儿立身须自强，十五闭户颍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这不正是盛唐人奋发勉励的心怀么？为了不至在圣明之时因毫无作为而感到羞愧，年轻的杜甫也曾“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干谒达官显贵，以求援引。
如果说，十里扬州所代表的盛唐，是富庶的、浪漫的无边风月，那么，长安则是青年人立业报国、实现抱负的最先选择。作为那个时代政治、文化的中心，令海内外都趋之若鹜的“长安”几乎成为一种情结。在8世纪的时候，“入长安”几乎是胸怀壮志的中国诗人必要完成的一场人生仪式。
况且，皇都的气魄，又怎能不令胸怀万丈的人们心仪向往呢？长安的恢弘气象首先来自于关中形胜，它北临清渭，南倚终南，西接陇右，东扼中原，处于八百里秦川的中心地带，地势雄浑壮阔，城池雄壮巍峨。唐时，长安城周围约三十五公里，面积约八十四平方公里，人口百万以上，有东西大街十四条，南北大街十一条，最宽的天街达一百五十五米，堪称前所未有的都城。
长安城空前广大的面积，所表达的正是整个王朝崇高阔达的精神气魄，它大气磅礴、开放包容。当时长安，有着数以万计的外国官员、宾客、僧侣、传教士、留学生、旅游者。开元年间，曾有七十多个国家、地区和唐王朝互相交往。长安城内设有鸿胪寺、典客署、礼宾院以及专门接待、管理外国宾客和侨民的机构。
京城内设有东西两市，“东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城中店铺林立，商贾汇集，除了国内商人外，还有大量来自中亚、波斯、大食等国的胡商，他们开设起珠宝店、百货店、饮食店、作坊、书铺、酒肆等，一起缔造着长安的繁华。
喧嚣与繁华之外，长安与权力的天然联系，更决定了其有别于其他各大都市的富贵威严。王维在诗中写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可见当日的景象。也许正是这样的赫赫皇城，才更能吸引人去开拓人生的荣耀。
那时，越来越多满腹才华的庶族青年，来到长安，通过科考，获取功名。就在李白离开家乡的同一年，在皇都长安，二十六岁的祖咏通过科举考试进士及第，而前一年，年仅二十岁的崔颢考中进士，更前一年则是王维在二十一岁时进士及第，这些与李白年龄相仿的青年才俊在二十岁刚出头的时候，便开始在这么一个灿烂的时代崭露头角。
开元十五年（727年），朝廷下诏“民间有文武之高才者，可到朝廷自荐”。也是在这一年，家境贫寒的王昌龄赴长安参加科考，并考中进士。而此时，一直向往着大展宏图的李白却在安陆的寿山做起了隐士，为了实现其一生功业，李白选择的是一条隐逸仕途的“终南捷径”。
从汉代起，就有隐士受到执政者的征辟而骤登高位的事例。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君臣际会，已成为一段佳话。梁代陶弘景隐于山中，梁武帝屡次遣人前去咨询政事，被称为“山中宰相”。这些故事影响至深，唐代也一直有人借隐居养望，后获升腾，李白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径。只是这一“捷径”对李白而言，走得有些漫长。
隐居寿山时，李白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书信《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表露了自己的心迹。他说自己的理想是，以纵横之术，谋为帝王辅弼，济苍生，安社稷，然后功成身退，重返自然。然而李白却不愿走科举等寻常的升腾之路，狂傲不羁的他不屑于一步一步地求得升迁。他常以管仲、乐毅、诸葛亮的才能自许，希望以一介士民得到君王的礼聘，然后骤居显职，展现其济世之才，帮助君王成就霸业。
在寿山中隐居一段时间后，李白就入赘在安陆许府。此后的近十年，虽然家庭妻儿都在安陆，但李白却没有停止四处漫游的生活。在那段时间里，精力充沛的李白，足迹几乎走遍了长江中下游与黄河中下游的广大领域，他西至汾州，东至苏杭，南至巴陵，北抵雁门关。李白虽然也曾在一些地方短暂地隐居，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席不暇暖，奔走四方，游览名山大川，结交官员、诗友与隐士。在不断漫游的同时，李白自言曾“遍干诸侯、历抵卿相”，但始终并不得意。尽管如此，李白在社会上的声望却越来越高。
公元742年，李白终于时来运转，迎来了机会。这年正月，唐玄宗将年号改作天宝，为纪念改元，他大赦天下，并诏令：“前资官及白身人有儒学博通、文辞英秀及军谋武艺者，所在县以名荐京。”这时，玄宗的同胞妹妹、好道又爱结交文士的玉真公主，想起了曾拜谒过她的李白，遂向皇上举荐，下诏征其入京。
那时，李白发妻许氏已殁多年，后又几处安家娶室，此时携子女正寄住在南陵，长久的生活漂泊，大志难酬，又兼妇人的轻视，难免有些落魄寡欢。秋天，李白得到征召后，可想而知，那欣喜若狂的神态。临行前，他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中，分外得意地写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李白畅想着战国时代纵横游说之士的盛况，对前途充满了希望，以为自己“游说万乘”的时机来临了，于是望着长安匆匆赶来。
漫游天涯
这一次李白来到长安，也确实是春风得意，不久他就在紫极宫遇到老诗人贺知章。李白潇洒出尘的风采引起了贺知章的注意，当读到李白的诗作时，贺知章又大赞其诗“可以泣鬼神”，并称呼李白为“谪仙人”。据说，无比兴奋的贺知章，当即解下衣带上的金龟，换酒与李白共饮。进而，贺知章也将李白推荐给朝廷，李白的名声慢慢在京城中传播开来。
不久，李白便被玄宗召见于金銮殿，命待诏翰林院。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记载此事时说：“（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可见，异礼有加，备受宠遇。此时李白终于如司马相如、扬雄一样，以文学才华博得了天子的赏爱。
此后的日子，李白一面出入宫廷，得帝王优渥，锦衣玉食；另一方面又结交王公大臣，常被贵门邀饮，度过了一段优游快意的时光。这样一些诗句为我们大致勾勒出他这一时期的生活：“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璋紫绶来相趋”“待诏奉明主，抽毫颂清风。……快意且为乐，列筵坐群公”“入侍瑶池宴，出陪玉辇行”等等。
李白以诗文为“艺能伎术”而入翰林，在短暂的志得意满之后，却始终停留在文学侍从的位置上，无从施展其“济苍生”“安黎元”“拯物”“解世纷”的平生抱负，每日多以陪驾、应制、娱君取悦于帝王后妃。很快，李白对于御用文人的生活日渐厌倦，开始了在长安“浪迹纵酒”的生活。
长安城内，酒肆林立，正好满足了李白痛饮狂歌的生活，他常与贺知章、汝阳王李琎、崔宗之等八位嗜酒者畅饮游乐，时人称为“酒中八仙”。多年以后，一位李白的崇拜者来到长安，写下了一首名叫“饮中八仙歌”的诗，他就是杜甫。在这首诗中，杜甫将李白的狂态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本是疏散人”，无法应付官场上的繁文缛节、尔虞我诈，又从不苟且迁就，因而在朝廷内越来越受到排挤。天宝三年（744年），李白自知不能为官场所容，遂于三月上疏请还旧山。唐玄宗也认为其“非廊庙器”，便赐给他一笔钱财，准其离开了长安。
在官场中，李白自由浪漫的天性受到束缚，他不得不再次开始人生的一场漫游，以寻求精神的慰藉。
天宝三年（744年）夏天，李白离开京师后，一路东行，来到东都洛阳。在这里，李白与杜甫第一次相遇了。后来，两人相约游梁宋时，又遇上诗人高适。于是，夏秋之间，三人同游于梁宋，或入酒垆，或登吹台，或游梁园，或观孟诸，饮酒赋诗，慷慨怀古。杜甫在《遣怀》一诗中写道：“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三人相见如故，诗酒轻狂，过了一段浪漫而潇洒的生活。
天宝四年（745年）春，李白回到任城，略置田产，日夕沉饮。不久杜甫来东鲁看望李白，两人又一同游于任城一带。政治上的不得志，使得李白日益沉浸于对神仙道教的憧憬之中。
天宝五年（746年）春天，李白屡有南游之意，因为卧病甚久，直到秋天才启程。临行前，他写下了《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一名篇，诗中说：“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吴越的山水又成为他魂牵梦绕的地方。在那里六朝名士流连于山水之间的风流体态，仰慕神仙的信道热忱，都与李白此时的志趣不谋而合。他在此诗结尾处说：“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这是最具李白特色的一首诗歌，与李白许多的离开长安后的诗作一样，这里虽然已不见了建功立业的打算，但却在傲视与愤激中更加传达出一种盛唐的情绪。
他不仅高喊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还说过“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他又说过“一生傲岸苦不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他也说过“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等。他肆意地“笑傲王侯，蔑视世俗，不满现实，指斥人生，饮酒赋诗，纵情欢乐”。盛唐艺术在这里奏出了最强音，一切都是冲口而出，但却痛快淋漓、天才极致。
而李白每一次毫无顾忌的尽情抒发，每一次不满的痛快表达，又无一不在反证着盛唐时代精神自由的程度。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所说：“他们要求突破传统的约束和羁勒；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猎取功名富贵，进入社会上层；他们抱负满怀，纵情欢乐，傲岸不驯，恣意反抗。而所有这些，又恰恰只有当他们这个阶级在走上坡路，整个社会处于欣欣向荣并无束缚的历史时期才可能存在。”
公元746年，李白在时隔二十年后，再次来到扬州。虽然这时生活上已不再如年轻时的豪纵，但依然没有停止漂泊的脚步，此后数年，他南下宣城，北游幽州，以令人惊讶的精力，继续漫游在大唐的国土上。
王国维之谶
文/何书彬
1927年6月2日，一代国学宗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
噩耗传至城中，学界诸人都极为震惊。梁启超本已离开清华，听到消息立刻赶回清华为王家料理后事，并对自己的女儿说，王国维“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顾颉刚在听到消息时，蓦然感到“一个猛烈的刺激”，为之“失望而悲叹”。
在留下的遗书中，王国维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王国维一生飘零，1925年，他受聘成为清华国学院的教授后，一家人才终于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然而这段日子却只有短短的两年。他的去世又让妻子儿女开始了四散飘零的生涯。
此后因抗战、内战等原因，王国维留下的五子二女又被分割在海峡两岸，数十年不得相见，直到1987年，其在世的四名子女于香港重逢时，都已成为白发老人，说起各人后来的遭遇，感觉都是“如同梦寐”。
如今，在王国维的子女中，尚在世的只有其长女王东明一人了。今年5月8日，将近百岁高龄的她，在台湾新北市永和区的家中接受了《看历史》记者的专访。
长期以来，因为觉得自己的生活“乏善可陈”，王东明总是不敢于人前提及自己的家世，更“不敢著书立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不知道她就是王国维的长女。王东明说，到了去年，在年近百岁之际，她才“突然想通了”，在别人的辅助下完成了《自述》，对王氏家族走过的一百年进行了回顾。
早在“五四”时期，对“社会运动”常怀恐惧之心的王国维就曾告诫子女要远离政治漩涡，他担心在激进思潮和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催化下，“最可怕之社会运动恐亦有之”。当时又有谁能料到，他这番“预言”竟然一语成谶，自己的子女亦因此卷入时代漩涡。
而今白首忆往事，王东明感慨不已：“经历了民初、北伐、抗战、内战和两岸和解等许多大时代，在诸多的动荡中，我都能平稳地度过，与人和平相处，亦属不易，希望能通过《自述》，留下些许记录，也可为大时代做个见证。”
从东瀛到清华
王国维一生共有两次婚姻。第一任莫夫人（1907年病逝于海宁），育有儿子王潜明、王高明、王贞明。第二任潘丽正，1908年与王国维成婚，1965年病逝于台湾，育有儿子王纪明、王慈明、王登明，女儿王东明、王松明。
1913年，王东明于父亲王国维流寓日本期间出生在京都八番地。那时王家已经有了四个男孩，女儿的到来为王国维带来了许多欢乐。王东明说，家中的老佣人曾告诉她，父亲在她出生时最高兴。当时父亲每日与藏书和古物为伴，晨夕不倦地治学，不但写出了《宋元戏曲考》这一重量级的著作，还在甲骨文、金文和汉简的研究上取得诸多建树，但从国内不断传来的动荡消息仍让他常常陷入忧国伤时的心境中。她的适时而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父亲的落寞。
1916年，王国维返国，到上海的“哈同花园”内任职。对此王东明说，那时父亲在日本的经济不能自主，生活主要依赖友人罗振玉资助，父亲带着一大家子人，日常费用，渐觉不裕。当时罗振玉因连年印书，所费也甚多，由此父亲不愿再有累于罗氏，遂先期返国。
一代学人，竟常常为生计所困。早在“百日维新”和“诏废八股”之时，王国维就敏锐地预感到：“来日大难，非专门之学恐不能糊口。”从那时起，他就不得不经常依赖友人的资助，或者就职于他并不喜欢的地方。从日本到上海后，王国维对“哈同花园”并无好感，但是他为了养育家人，也为了利用“哈同花园”内收藏的古物和文献做研究，而不得不与他所认为的不学之徒“虚与委蛇”，此外，还兼职为他人整理藏书，参与《浙江通志》的编撰，以增加收入，弥补子女上学费用。
应该说，对于愿把毕生致力于学问的王国维来说，过这样的生活乃是无奈之举，早在30岁那年，他就在一篇《自序》中感慨地说：“以余之贫瘠而体之孱弱也，又每日为学时间之寡也，持之以恒，尚能小有所就，况财力、精力之倍于余者，循序而进，其所造岂有量哉？”
1925年，清华国学院成立，王国维积累了多年的学识终于遇到了发挥机遇。动荡的乱世中，在梅贻琦等人的努力下，清华园为一批学人营造了安宁的治学环境，王国维的一生成就，也在这里达到巅峰。
而今忆及在清华园的日子，王东明既留恋又伤感。留恋的是她随父亲在清华园居住的日子虽短，却享受了天伦之乐，伤感的是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她相继失去了大哥和父亲这两位最亲近的人。
王东明说，父亲最爱她大哥王潜明，但不幸的是王潜明却于1926年感染伤寒症去世，此事给了父亲很深的打击，此后，一家人便很少再看到他的欢颜。
到了1927年，不断传来的关于北伐的传闻更是让王国维忧心不已。在“社会运动”的浪潮中，湖南学人叶德辉被“特别法庭”枪毙，冯玉祥的兵锋也指向了北京。几年前，正是在冯玉祥部队的“保护”下，在紫禁城内任职“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被迫“护驾”逊帝溥仪出宫——当“社会运动”来到北京，他是否会有和叶德辉一样的遭遇呢？
由于王国维性格内向，即使是家人也很难看出他的情绪变化。但是在1927年6月2日，家人却突然接到了他在颐和园投湖自沉的消息。
王东明说，父亲投湖的地方水很浅，他窒息而死，背上的衣服还未湿。大家于是明白，父亲在前往颐和园前，就死志已诀。
法医在王国维的衣袋中，找到了他写给三子王贞明的遗书，纸已湿透，然字迹清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墓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致饿死也。”
飘零一家
或许是出于对长女的疼爱，王东明说，父亲在世的时候，她并没有像哥哥们一样被送往学堂，而是被留在父亲身边，由父亲带着念《孟子》和《论语》。
但是，王国维对子女的要求显然没有对学生那般严格。王东明回忆说，每次父亲为她讲课，讲完了问她懂不懂，她点点头，当天的功课就算完了。要背诵的时候，因为她经常背诵得磕磕绊绊，父亲也只是“皱皱眉头”，不待她背诵熟练，就开始教新的课程了。
花了一年的时间，王东明学完了《孟子》，但是《论语》才学了一半，父亲就去世了，这成了王东明永远的遗憾，后悔当初没有跟着父亲好好学。
虽然自己在国学上的造诣极高，王国维却没有让任何一个子女继承“衣钵”，而是让长子去考海关，次子去考邮政……对此，王东明说，父亲常感在动荡的年代中做一名学人是如何不易，不但要时常经受时局动荡导致的颠沛流离和冲击，还时常为生计所困，他希望儿女们都能凭借一技之长，不至于为生计担忧。
这是否是王国维无奈的选择呢？或是他有意让子女以平淡的生活度过时代的动荡呢？由于他很少流露内心的感受，少年时的王家子女也很难清晰地理解父亲的用意。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王国维在动荡的时代常常为忧闷情绪所困。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看到“俄国覆亡”，王国维就认为“祸将及我”中国“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1919年，“五四”运动的热潮席卷全国，王国维也因上海掀起“三罢（罢课、罢工、罢市）而“心绪恶劣”，当时他一面告诫潜明、高明诸子，切莫参与青年学生的活动，一面致信友人罗振玉，说此次运动“有国际竞争，有政争，最可怕之社会运动恐亦有之……大乱将随之矣”。在动荡的时代里，自己和家人将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这一直是王国维的“心事”，他觉察到自己的学术生命将不可避免地被时代摇动，但希望家人能够平稳地渡过这一切。
王国维去世后，王东明随母亲离开清华园，在家乡海宁度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陆续念完小学、初中，接着又前往松江女子高中读书；在父亲到清华园任职之前，她也曾在海宁的外婆家度过一段童年时光，她回忆那个时候：“午夜枕着钱塘潮声，想着远处江边渔火，童稚时期的记忆，至今年近百龄，犹在脑中盘旋，回味至深。”
抗战的爆发打乱了她的生活，那时候她已就读中央大学，却在一年后就辍学了。离开校园后，王东明先是和母亲一起到上海避难，那里有她在邮局工作的二哥王高明，1941年，眼见着日军即将侵入上海租界，一家人为避难又飘零各地——王东明去了西安，六弟登明去了昆明（五弟慈明1939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去了昆明机床厂工作），妹妹松明、三哥贞明、四哥纪明和母亲则去了青岛。
王东明说，抗战胜利后，台湾宣告光复，她的三哥王贞明和四哥王纪明被调往高雄海关工作，妹妹松明也到由高雄海关、港务局、要塞司令部三个单位合办的子弟学校任教，母亲也于此间到了台湾。
1948年7月，她从西安返回上海，那时五弟王慈明已回到上海，她就住在五弟家，未久得知妹妹所在的子弟学校缺少人手，她就想过去任教，正好在浙江大学任助教的六弟登明正过暑假，也想到台湾去游玩，于是姐弟俩就在经历了一天两夜的海上颠簸后来到高雄。
在高雄，王东明与母亲还有几个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她的感觉是“一家人终于暂时安定下来了”。
不久后，六弟登明返回上海。王东明虽然开始在高雄任教，但那时候她还“绝对想不到我的大半生会在台湾度过”。
1949年后，国民党政府败退来台，海峡两岸从此隔绝数十载，王东明等在台湾的家人也和留在大陆的二哥王高明、五弟王慈明、六弟王登明断了联系。
三十八年后的重逢
由于早期的生活太不稳定，一直到了1950年，年近四十的王东明才经人介绍而成婚，先生陈秉炎是1949年后来台的国民党政府官员。1953年春，台北县永和镇（今新北市永和区）成立消费合作社，王东明开始在那里从事食物配给工作，一直到1982年退休。
几十年来一直过着平淡生活的她，常常对当年没有跟着父亲好好读书感到愧疚。那时在台湾生活的她，并不知道继承“家学”对在大陆生活的二哥来说意味着什么。
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王东明说，在这一年的年初，来不及等到去大陆探亲的许可，她就开始与三哥和五弟、六弟商议在香港见面的事情，当年9月，数十年没有见面的姐弟终于在香港见面了。
此时，当年的八个兄弟姐妹，已经有四人先后去世，剩下四人的年龄加起来刚好三百岁。
王东明回忆刚刚相见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大半已经知道，他们告诉我们的，好些都是前所未闻。”
二哥王高明曾经有过和台湾的家人团聚的机会，但他选择了留在大陆。1941年时，他已经是邮政总局的副邮务长，到了1949年，邮政总局随国民党政府南退台北，他没有跟去，而是留守上海等待接收，1949年后，他到北京任改组后的邮电部的秘书处副处长；1952年，五弟王慈明也奉调到第一机械部，到了1956年，又作为新政府选拔出来的第一批总工程师，被派去筹建成都量具刃具厂，从此一直待在成都；六弟王登明留在了上海，先后担任上海医科大学教授、药剂学教研室主任。
正是在这次会面中，王东明第一次知道，她的二哥王高明也像父亲一样选择了自尽。
王东明大哭一场。在她眼中，二哥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是最聪明的，也是把父亲的事业继承得最好的。在邮局工作的他，一直没有放弃家学，并利用休息时间写出了《人间词话校释》《南唐二主词校订》等著作且获得学界赞誉，但到了1957年时，他想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朋友办一份《艺文志》，结果不但被打成“右派”，还被开除公职。为了谋生，他不得不四处找工作，幸而被国务院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发现，并被推荐给中华书局，他才获得了一份在书局文学组做临时工的工作。
在中华书局，王高明先是为《全唐诗》审核标点，接着又为《全宋词》补充材料并审核全稿。他的深厚学力迅即折服了中华书局的编辑们，凡是有关唐宋两代的文学史料，尤其是宋词和宋人笔记方面的，只要有人向他提出问题，他都能当即作答。有人戏称他是“宋朝人”，他不以为忤，也以“宋朝人”自称，并乐在其中。
在修补《全宋词》的过程中，王高明写下了大量的考据笔记，当时中华书局文学组的组长徐调孚先生一再鼓励他将这些笔记整理出来，他就花了一年多时间整理出二十余万字的一本专著。中华书局把书稿拿给钱锺书先生审读，钱先生很快读完全部文稿，并且说：“这是一本奇书，一定要尽快出版。”
然而，此时的王高明只是一名临时工且身世背景复杂，连在《全宋词》上署名尚且不可，遑论出版专著。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连做临时工的资格也失去了，而且被卷入“朱学范、谷春帆特务集团”案。有一天，二哥的家人发现他一整天都不在家，待他晚上回来，就问他到哪里去了，他说在颐和园坐了一天。家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也想投湖自尽，但因游人太多而放弃。到了第二天，二哥真的服下“敌敌畏”自尽了。
王高明之死，被认定是“畏罪自杀”，家中两千多册线装书全部被没收，其余藏书和历年积累的文稿和资料全部被焚毁。
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动荡中，遭受不幸的又何止二哥王高明一人呢？二哥的两个儿子也都被划为“右派”并被“流放”到边疆，二嫂接受不了这些残酷的现实，身体很快就垮掉了，先是瘫痪在床，后来又在精神分裂中去世。
王东明的五弟王慈明在“文革”中也屡屡被指责为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对此王慈明非常无奈，只能回答：“从来不是，如果不信，可以去问郭沫若。”
几十年前，身为父亲的王国维曾苦心劝告子女要远离政治运动的漩涡，那时他经常因担心“最可怕之社会运动”会在中国爆发而忧国伤时，后来谁能料到，父亲的这些担心竟然一语成谶，在自己的子女身上应验了呢？
重回清华园
1990年，王东明的老伴陈秉炎在台北去世，享年89岁，为排遣哀伤和寂寞，她订了一个“五年计划”，到大陆、美国等地去走走。
对清华园念念不忘的她，一直把那里看作是自己的“娘家”。1990年中秋，在别离大陆四十二年之后，王东明第一次踏上了“回娘家”之路。在前往清华旧居的路上，她想着以前的房子有着“朱漆的大门及廊柱，还有闪着金光的门环”。但在过去后看到的情况则是：房子还在，但由于长期缺乏修缮，都显得很破旧了。
在清华，校方安排王东明一行住在梅贻琦故居，并派专人陪同寻访，这使王东明感受了“娘家人”的“人情味”。从清华园出来后，王东明又去了颐和园，两位亲人的离世都与这里有关，使得颐和园对她而言成了一个有着特殊感受的地方。1994年11月，她再次回到大陆，仍是在去完清华后前往颐和园。
在台北的家中，整理父亲遗物成为王东明在退休后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凡是遇到关于父亲的任何资料都尽量剪存并仔细阅读，时间越是长远，越是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对父亲的感情与愧疚”。通过这种方式，她对父亲和自己的经历进行回望。
当年没有认真跟着父亲念书的她，到了晚年看到父亲留下的文字：“已恨年华留不住，争知恨里年华去”“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总会怆然而泪下。
1995年，王东明已经八十三岁高龄，在一位“票友”的带动下迷上了京剧，“把自己打开，很投入地去唱”，她说。她喜欢唱《四郎探母》，唱到“原来是杨家将把名姓改换，他思家乡想骨肉不得团圆”时，又是忍不住泪流满面。
一直到这时候，她仍不愿对人说自己就是王国维的女儿——在成都的五弟王慈明也和她一样，除了一些同事，没有多少人知道王慈明就是王国维的儿子，因为他几乎不提及自己的家世，一直到了2006年，王慈明才被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奇逸“发现”——原来王国维的后人已经在成都“隐居”了五十年，此时的王慈明已经是九十一岁的高龄。
随着兄弟姐妹的不断凋零，仍在世的只剩下王东明一人，眼见父亲的学术在被“重新发现”后获得越来越高的重视，她开始改变“不写回忆录”的想法。
2006年，网民投票评出“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结果父亲高居榜首”，王东明说，人们是如此关注她的父亲，她也渐渐去掉了曾经的心理压力，“我有那么好的一位父亲，有人讲起来，我为什么总要回避呢”？
目前她的《自述》尚未确定由哪家机构来出版，不过她个人打算把《自述》交由新竹清华大学来负责出版，对于她来说，那里同样是“娘家”。
关于学界对王国维的研究，她希望人们不要再过度猜测王国维的死因，“老是说这个没有意义，大家把我父亲那些没有完成的考古等方面的工作进展下去，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事情”。
民国语言大师赵元任：玩学问的人
文/钱文忠
老天赐其独厚，不仅给了赵元任从事语言学研究和音乐创作所必需的“机官”（胡适语）以及超凡脱俗的天分，还使得他享天年，而且给了他同时代人无法企及的机遇，三十三岁即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列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在故国陷于战乱、疯狂之时，又迫使他远渡重洋，在世界一流学府中治学著述、授业解惑。因此，赵元任八十九岁的一生在很大程度是如意遂愿、平静安稳的，绝非乱世苟活。
这些当然都是值得羡慕的。不过，在凡夫俗子如我看来，实在是可遇不可求，过于高远了。我羡慕的倒是赵元任顺由其“滑稽生性”（胡适语），怀着“女人对男人的爱”（指对于学术的兴趣，赵元任自己的比喻）和“男人对女人的爱”（指对于艺术的兴趣），终其一生乐此不疲，以学术为志业。“玩”和“学问”两不耽误，相得益彰。语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赵元任就是“乐之者”。可以说，赵元任才是真正达到了“玩学问”的境界。与此相比，时下强作潇洒自居“玩学问”的学人，至多不过是叫花子过年——穷开心或苦中作乐——罢了；至于那些以为学问谁都配玩的学术票友之流，那更是东施效颦，不堪与语了。
“巴黎夫浪色”
1926年，时年三十七岁的赵元任在《清华校刊》发表了十八条格言体的《语条儿》，其中有：“‘例如’没有预备好，别先发议论。”“长者教，不可违”。需要说明的是，首先，例子都出自赵元任的女公子赵新那、女婿黄培云所编《赵元任年谱》；其次，除了实在有趣的几个例子，其余都取与赵元任的学术兴趣发展有关，且有一以贯之的脉络可寻者。
赵元任十三岁时，为了使人听不懂，先是用反切说话，后来更进一步，倒转反切。后来，倒转说话不仅是他多次表演的拿手节目，而且还成了他学术研究的课题，并有论文发表。再例如，赵元任从小就将英文字缩略，自创一套速写方法。十五岁时某日日记有：“bklawd2pg”，意思是“书大字二页”（book large word 2 page）。不中不洋，别人自然莫名其妙，时间一长，发明者本人也未必搞得明白。这种创造性缩略的方法，赵元任后来使用得不少。多年前，美国费城大学著名汉学家梅维恒教授曾惠赐“Chinoperl”（中国演唱文学：Chinese Oral and Performing Literature）一册，当时就对这个别出心裁的创造性缩略佩服得五体投地。读了《年谱》才知道，这个电脑拒绝承认，必定用红色纠错线标出的“英文字”乃是赵元任在1969年提议的。还有纯粹的创造。洋人原不知中国烹调之“炒”为何物，“stir frying”就是赵元任夫妇发明，教给洋人的。电脑也不认，洋人可是经常要用。赵元任是著名的翻译家，曾经写有专文讨论翻译的信达雅问题，所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早已脍炙人口。他对翻译的关注是随时随地的。有些译法很出人意表，如一直将“亲爱的”音译作“迪呀”，将法语的“你会说法语吗？”（Plarlez vous francaise）音译成“巴黎夫浪色”，更是令人不由地发笑。
“Sh sh shī sh sh shī shǐ”
对语言文字，赵元任的确妙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比如，在《国语留声片课本》第七课中用“荤油炒菜吃”“偷尝两块肉”为例来说明“五字五声”，妥帖之余，妙趣横生。堪称“玩学问”之妙注。但是，以赵元任之好玩，出神入化偶尔也会变成“入神出化”。兹举两例。赵夫人杨步伟的《中国食谱》在美国是颇为畅销的。出版前先由女儿英译，赵元任嫌译得太单调，接管了翻译工作。技痒难耐，在“炒鸡蛋”这道菜下用英文加了个注：“当两个蛋碰撞时，由于只有一个蛋撞碎，因此需要取第七个蛋来敲碎第六个蛋。如果，这也是很可能发生的事，第七个蛋先被敲碎而不是第六个时，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用第七个蛋而把第六个蛋放回去。另一个办法就是先不确认蛋的顺序，而是把第五个蛋以后被敲碎的那个蛋定义为第六个蛋。”英文更妙。结果当然是被“解除”翻译职务。另一个例子是，1952年，赵元任用准同音异形字写成得意之作《石室诗士食狮史》，意犹未尽，四年后又成两篇《忆漪姨医疫》《记饥鸡集机脊》，在语言学界常被引用。第一篇还被《大英百科全书》收集在有关中国语文项内。众所周知，赵元任参与倡导并且一贯支持汉语（罗马字）拼音化，而上述三篇戏作倘若拼音化，如果不计四声音调符号，都只需要、只能够用一个拼音，分别是“shi”“yi”“ji”，却正反映了汉语不同于拼音文字，因而难于拼音化的特点。这和自己的一贯立场完全相悖，而且替汉语拼音化的反对者提供了他们自己未必想得出来的绝妙佳例。看来是玩的成分居多了。
“该笑的地方都笑了”
赵元任的漫长一生就是这样任由其自然天性，在亲密和睦的家庭里生活，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中工作，两者水乳交融，走着以学术为志业的道路，创造着自己的命运。“平常总是笑眯眯的”（赵元任长女如兰语）。愉快的笑并非只是点缀，而是他生命的基调和主旋律。
很久以来，我一直有个疑问，赵元任难道就只有笑没有哭吗？翻遍厚达近六百页，长达近四十五万字的《年谱》，似乎也只有两处提到赵元任“哭了”。一处是1949年2月2日，“拟祭萨（本栋）文稿写哭了”。如果说这次哭还仅仅是有关私人交谊的个人感情的流露，那么，另外一次恐怕就是那一代的学人在所难免，共同的悲情宣泄了。事在1956年（时年64岁）：“5月2日，拟灌制《长恨歌》与《琵琶行》录音带，几次试诵，总以情不自禁，泣不成声，不能卒读而告终。最后只得改录其他一些短诗。”日记载：“下午灌唐诗，练长恨歌琵琶行，老哭，只好灌了几个短的。”看到这段催人泪下的文字，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和赵元任同时代的许多学人，如陈寅恪、汤用彤、吴宓，等等。培云注：“通过此事，可以略见元任先生对中国古文化感受之深，感情之丰富，亦难免有天涯沦落之感。”真可谓知言。赵元任的一生基本过的是象牙塔式的学院生活，表面上看来好像不食人间烟火，实际上他的“人生观是入世的”（如兰对其父一生的总结）。实则那一代的学人都是入世的，而其入世背后的真精神就是这种未必流露，却又是无法克制更无法消灭的文化悲情。
1945年，赵元任作为美国语言学会主席致辞，一如既往的幽默风趣，照例十分注意别人的反应，是否都笑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得意地写道：“got the laughs where intended”（该笑的地方都笑了）。我想，这也是对赵元任一生最好的总结了——“该笑的地方都笑了”。
许多年以前，我在海淀的一个冷摊上意外地买到过一本《现代吴语的研究》初刊本，封面上有赵元任亲笔题签：“八勒佗叔叔格。”封底有这位叔叔的铅笔题记“时元任侄将赴粤调查也”，其名“忍林”。而今思人思书，真是哭也未必，笑也无由了。
胡兰成：人如乱世
文/庄秋水
1981年7月28日，美国合众社发了一条来自东京的电讯，报道了一个叫胡兰成的文人的死讯。
一个月后，胡兰成的葬礼在福生市清岩院举行。前来吊唁的人都收到了一份赠礼，上有胡兰成手书“江山如梦”四个字。胡兰成的最后一任太太佘爱珍写了一段深情的说明：“内附的‘江山如梦’是亡夫多年来萦绕于怀的感慨，在晚春的一个夜晚忽然吟出的。所谓江山，是指故国的山河、扬子江和泰山。不，就我看来，是指故国本身。所谓梦，就是空、是色、是善、是美、是真、是遥、是永久的理想。敬请收下，以追忆胡人。”
如果不了解胡兰成的背景，很可能被这一段深情款款的言辞所感动，这分明是身在异域、心怀故国的一位爱国者最后的怅惘，系怀父母之邦，念兹在兹。
但四十多年前他为自己挣得的一顶“汉奸”的帽子，却非轻易可以抛掷一旁。人们记得才子胡兰成，津津乐道他和女作家张爱玲的一段倾城之恋，同样不会忘怀他曾经进入汪精卫集团，官拜汪伪政权宣传部政务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局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集团机关报《南华日报》总主笔等。
投身汪伪
胡兰成介入汪精卫集团，亦是因文而起的“恶缘”。
1937年，三十一岁的胡兰成在广西小试牛刀，在《柳州日报》发表社论文章，说“发动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开创新朝的气运结合，不可被利用为地方军人对中央相争相妥协的手段”，惹怒了地方军阀，被关了三十三天。出狱后，他回到故乡浙江嵊县下北乡胡村探望久别的家人。这个无学历无背景的年轻人面临着这个年龄的普遍窘境：身无长物，却要赡养父母抚育儿女，他需要一个有“钱途”的事业。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天下兵起》记述自己的这段经历：
“却说我从广西回来时路过上海，见了古泳今，他在中华日报，要我撰稿试试，到胡村后我就写了一篇《论中国手工业》。又一篇分析该年的关税数字，寄去发表了，都当即被日本《大陆新报》译载，且被转载于《经济学论文拔萃月刊》。《中华日报》以为有了面子，就请我当主笔。本来是当总主笔，因我谢绝林柏生，说不想加入汪派，故总主笔让给了古泳今。”
他的这段自我表白颇有不合情理之处。《中华日报》竟然因为一个无名文人的两篇经济文章就要聘他做总主笔？胡兰成的一生，真真假假，不仅对女人，就是他的经历，也颇多涂抹之处。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亡命温州之时，化名张嘉仪，便告诉别人说自己肄业于北京大学，在《今生今世》中他更正说自己当初只是在北京燕京大学副校长室担任文书抄写一年。
他就像是乡下的一个聪明孩子，读了些书，出来闯天下，一如江弱水所言，“得之于民间的，是江湖气；得之于史上的，是名士气；两者合而成为胡氏特有的策士气”。他投身汪伪，是很自觉的选择，他出道便是在汪精卫派系里，在他看来蒋与汪只不过“一个是正册，一个是副册”，各自占了胜利的一半可能。故而相信胜败也无非“桃花开了荷花开，我们去了新人来，亦不是我们有何做得不对”。这个出身乡下农家的人总有着一种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强烈愿望，且精于算计，他算定如果在国民政府里，他的脱出还需要漫长的等待，而跟随汪精卫开创“新朝”，大展身手，俨然也可充一位“开国”元老。
对日本，他则全无恶感，甚或目为亲戚。“我对日本，总是共患难之情”，又说“我在日本，好像是在亲戚家做客”。以致见到南京机场沿途的日本兵，也觉得“着实有一种大气”。就连恶名远扬的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他也觉得有梁山泊的“阳气”。他的这些糊涂话，偏要用“民国世界”“一统河山”一类的大言装点。
上海沦陷后，胡兰成调任香港《南华日报》当总主笔，用笔名流沙撰写社论，同时还在汪派控制的蔚蓝书店兼事，研究战时国际情势，与林柏生、梅思平、樊仲云等分担按月写一篇报告。真正令胡兰成声名鹊起，是他为《南华日报》所写的一系列社论，为汪精卫集团进行舆论造势和新闻宣传，由此得到了汪精卫太太陈璧君的赏识，进入了汪伪集团的核心。
1938年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对华声明，声称要“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这无异于是一份招降书，在这份声明中，近卫提出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
已出逃到河内的汪精卫在旅馆摔了一跤，扭伤了一条腿，在卧榻上读到近卫的声明，尽管与之前的重光堂密约（1938年11月12日与日所签汪精卫参加“和平”运动的条件）相差甚大，但此时他已是过河卒子，便起草了一个声明，主张和日本讲和，在12月31日的《南华日报》上发表，这便是臭名昭著的“艳电”。
蒋介石对汪精卫的出逃反应激烈。他在日记中写到：“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艳电”公开后，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仅仅在五天后，胡兰成便为《南华日报》撰写社评《我们的郑重声明》，抗议国民党中常会议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他并列举五条理由，证明汪精卫护党爱国，认为汪、蒋都是要“和”，“所分歧者，仅在形势之估计及条件之解释”，所以不是原则上的问题，不过是技术问题。
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战难，和亦不易》这本社论评论集。这本集子一共收文104篇，写作时间从1939年1月4日《我们的郑重声明》开始，到12月12日的《建军的使命》止，胡兰成摇唇鼓舌，一年之中，平均约三天就有一篇政论文章问世，其写作的热情令人咋舌。他为汪精卫辩解骂敌，分析时局，预测战争形势走向，激越昂扬。汪精卫对这员干将也不吝赞美，他亲自为这本社论集作序。“胡兰成同志所谓‘战难，和亦不易’真有概乎其言之了，胡兰成同志于艳电以后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对于国内情形、国际形势都有极深切的认识，极明确的判断，其最言人所未尝言的，是‘如何争取主动的和’。这实在是一针见血的话……胡兰成同志大声疾呼‘争取主动的和’实在是对症下药，稍微留心和战大计的人，没有不点头叹息的……”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书生，进入汪伪集团也才短短两年，便获得党魁如许高评，胡兰成不免沾沾自喜。
汪精卫从河内抵达上海，召见这位鼓吹“和平运动”的旗手。事后追述，胡兰成一贯的用词虚实夹杂：“当下我惟敬听。与中华民国历史上这样有名的人初次见面，竟难说明什么感想，只觉山河大地尽皆端然。”汪精卫和胡兰成拉起了家常话，嘘寒问暖，承诺安置胡兰成一家老小。随即汪精卫切入正题，说道：“我想托付兰成先生以宣传大事，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独立完整之事，唯先生以笔护之。”
张爱玲曾说胡兰成“对人易生感激，却难得满足”，汪精卫的知遇之恩一时让胡兰成感激万分。他成了汪的“文胆”。每月有不菲的收入，还有巨额机密费。但汪伪政府成立时，重心已经从宣传工作转移到政府组建上。摇笔杆子的胡兰成无缘各个热门职位，做了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任《中华日报》总主笔。
鼓舌摇唇
同为汪伪政权媒体人的金雄白，1959年回忆往事，写下了《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他感慨：“即以本刊所写汪政权一代而论，其中人物，除了极少数有些学识，有些抱负，尚不失为有志想创造时势者而外，其他都不过是依违其间，夤缘谋食，尽管有些人侥幸得志，而好梦易醒。竟是黄粱未熟！我一生所目击的芸芸众生之中，都逃不出‘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的命运。”
“依违其间”“夤缘谋食”“侥幸得志”，可谓道尽胡兰成在汪伪政权的头几年风光。然而很快，他将要再次遭遇囹圄之灾。“霸图兴亡事，我所参加的一份却只像是春天斗百草”，他是一个地道的旧式文人，感性而无有坚固的思想，自以为是举重若轻，实则于复杂的政治斗争缺少默契。他爱做官的那种感觉，“我不抢官做，但我喜爱官人的贵气”。却并无做官的智慧，在汪伪集团内部，他属于汪精卫的公馆派，和周佛海派不和，但在公馆派内部，他亦不属于重量级人物。兼之文人张扬个性，也只敬服汪精卫一人而已。
1941年，汪伪政权宣传部驻上海特派员穆时英被重庆派来的特工人员暗杀，胡兰成辞去了《中华日报》总主笔的职务，接手穆时英担任社长的《国民新闻》。从汪精卫的“代言人”，转而为边缘人，似乎更加远离汪伪政权的核心，实则他始终保持着对汪精卫的敬意。
胡兰成办此报的目的，是“借这个报来重申和平运动当初的主张，拒绝承认现状，不肯称和平区而仍称沦陷区，且指出沦陷区与抗战区是一个中华民国”。他因此向汪精卫提出，当初说“和即是全面和”。因此日军应该从江苏撤退，由汪伪政府来维持秩序。
汪马上向日本陆军省板垣征四郎提出。日本人的政策正转向“以华治华，以战养战”，于是同意了汪的主张。还提出单只警察和特工不行，还要军队接防军队。于是在这一年，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精卫兼任委员长，李士群担当主任，可以以汪精卫的名义指挥汪伪政府在江苏的一切军队和行政、经济机关。胡兰成本来有希望担任秘书长，但最终清乡的建议是由警政部部长李士群联合最高军事顾问部顾问日本人晴气庆胤提出的，胡兰成最终仍然待在了《国民新闻》。
尽管汪伪政府刚刚成立两年，内部就已经陷入了钩心斗角之中。不久，胡兰成就因为发表在《国民新闻》的社论，得罪了汪伪政权里的实力派周佛海，被免去了宣传部政务次长一职。周佛海还派人毒死了《国民新闻》的实际掌控人李士群。
失去了李士群作为后盾，胡兰成在汪伪政府成为一个四处飘零的棋子，他先担任了伪行政院法制局长，充当汪精卫的“挡箭牌”。一年之后，众议沸腾之下，汪精卫取消了法制局，调胡兰成为“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接近于免职。
也就是在几近赋闲的状态下，胡兰成和继任“宣传部政务次长”的郭秀峰去参加每周六日本大使馆的恳谈会，从此开始了和日本人的“亲密接触”。
他结识了日本驻南京大使馆负责文化事务的书记官池田笃纪，亦为自己招来一次牢狱之灾。与池田相识之后，他写的一篇一万多字的政论文章，“无意中”被池田看到。池田翻译成日文，给当时的日本大使过目，最后又传到了汪精卫那里。“那是我有感于太平天国败亡时忠王李秀成的供状，我将来逃走，也要留这么一篇文字在世上，文中历叙和平运动事与愿违，结论日本帝国主义必败，而南京政府亦覆没，要挽救除非日本昭和维新，断然从中国撤兵，而中国则召开国民会议，如孙先生当年。”胡兰成后来这样解释自己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和想表达的意图。
因文招祸，胡兰成被关在了上海路十二号——“政治工作局”（汪伪政府的另外一个特工组织）的看守所。逮捕令由汪精卫亲自下达。胡兰成被关押了四十八天，最终被池田等日本人救出。2005年5月号《印刻文学》刊发李黎等访问胡兰成侄女胡青芸的文章《今生春雨，今世青芸》，提及1943年胡兰成被逮捕，几遭杀身之祸，是侄女青芸从上海至南京，奔走营救，找到池田出面，胡兰成才免得杀身之祸。
乱世才子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说，他身陷囹圄之际，同为苏青主办的《天地》月刊作者的张爱玲，动了怜才之念，还陪苏青去周佛海家代请向汪精卫求情。接下来便是众所周知的张、胡“初见”——胡兰成一腔热情去拜访才女，吃了闭门羹，留了名片，然后是张回访胡。
1944年的胡兰成与沪上的知名女作家张爱玲相恋，女作家的才思也刺激了他。2月，胡兰成在《新东方》杂志上发表《〈中国之命运〉的批判》。3月，在《新东方》杂志上发表《皂隶·清客与来者》《中共的存在及其性格》。5月，在《天地》月刊第七八期合刊上发表《瓜子壳》。5、6月，在《杂志》月刊第十三卷第二、三期发表《评张爱玲》……
在和第二、三任妻子登报解除婚姻关系之后，胡兰成和张爱玲结婚了。“战后，他逃亡到边远的小城的时候，张千山万水地找了去，在昏黄的油灯影里重逢。”张爱玲遗作《小团圆》里，女主人公九莉将这一段感情看得关乎性命般重要，那应该也是彼时张爱玲的心境写照。
此时，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挫败，颓势已显。而汪伪政权的首脑汪精卫也在日本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不治身死。陈公博就任“代理主席”，事实上汪伪政权已经日暮途穷。闲赋已久的胡兰成却有了“不受束缚、大干一场”的机会。这一年11月，由池田陪同，胡兰成带着沈启无、关永吉西飞武汉，去接收《大楚报》。
办报是他的老本行。这次挟日人之势，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他先以言论吸引读者，然后整顿内务，并从日本人、朝鲜人手中收回了报纸的发行权。报社很快做到了自给自足。日本人对他亦多所照应。日本在华的三品报导部长、武汉当地的福本宪兵队长、远藤联络课长和汉口中野总领事等，都和他交往密切。有这样的背景，一切都好办。即便偶有所谓“反日”言论，亦可标榜报纸的独立性，符合日本的更高利益。
1944年末，盟军对武汉的空袭愈来愈密，日军日渐衰微。“空袭使我直见性命，晓得了什么是苦，什么是喜，什么是本色，什么是繁华，又什么是骨力。”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如是说。他把才结婚的张爱玲抛在一边，又和十七岁的护士周训德谈起战时恋爱。
1945年日本败局已定，投降在即，时任大楚报社的胡兰成出版了《中国人的声音》一书。书中收有三十一篇政论文章，写于1945年1月中旬至3月初。胡兰成以一身而指陈“中国人”，为日本人张目：“日本战胜比美国战胜好。日本倘使战胜……她将不能不让步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这篇《日美战胜对于中国》写于1945年2月21日，离日本宣布投降不到半年。胡兰成仍可以如此这般自欺欺人。此时，就连周佛海在2月9日的日记中也承认：“时局无法转圜，颇致感慨。”
8月15日，日本投降，胡兰成怂恿二十九军军长邹平凡宣布武汉独立，从日军那里要了一万多人的武器装备，踌躇满志，想和蒋介石讨价还价。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令他的计划胎死腹中。9月初，他逃离武汉，在给重庆派来的接收大员袁雍的信中，他依然自诩国士：“国步方艰，天命不易，我且暂避，要看看国府是否果如蒋主席所广播的不嗜杀人，而我是否回来，亦即在今后三五个月可见分晓。士固有不可得而臣，不可得而辱，不可得而杀者。”
他以士自诩，却是典型的“策士”心态，为个人的功名利禄，朝秦暮楚，凭借机谋智慧、口才文章，四处奔走。胡兰成流亡日本之后，经岁寂寞，晚年曾回台湾重弹旧调，在台湾中华文化学院教书。不久汉奸身份暴露，被台湾一帮文化人驱逐回日，几年后命丧异国。他亦曾给蒋经国上书，煌煌两万长文，大谈“士的文化”等：“自尚书周礼以来一直以士为政，此亦是中国独有之传统，为他国所无，所以，总理定出训政时期，以党治国，中国说‘政教’，不像西洋说‘政权’。政治的本质即是教育性的，所以中国文化人对于政治那样的抱有兴趣，而且对于时局有着那样大的影响力，凡此皆为他国的文化人多不能了解。中国的文化人是士，此又是中国独有的文明传统。”
余英时曾在《士与中国文化》里说，中国的“士”接近于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士的特性便是“通古今，决然否”。胡兰成却不记得，“士”在中国独有的文明传统里，“士志于道”，是要明道救世、维护基本价值的。孔子的弟子曾参发挥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在天下无道的时代，作为一个“士”，需有“澄清天下之志”，胡兰成则根本上自己就是一个乱世。
张充和：“我要回到更旧的世界里去”
文/王月
今天，102岁高龄的张充和，总要被人冠以“民国最后的闺秀”“民国最后的才女”这样的称呼，但她和那些头衔都不像。
她一点也不新，也不求名。文字写过就不管了，等有心人收拾起来替她出书，2014年8月出版的《小园即事》就是这样而来。
在张充和身边，有说不完的故事。但她总爱待在自己的小园里，向着断井残垣，梦想回到更旧的世界里去。
20世纪50年代，卞之琳不再写诗。他将自己近百万字的小说《山山水水》烧掉。这小说写的是他和张充和的故事，已不符合时代的主题。1953年，他投身于江浙农业合作社试点工作。一个秋夜，诗人来到苏州，被安排住进了九如巷三号的张家老宅。
这实在太巧，这里是张充和、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四姐妹的旧居。这一晚，卞之琳在日记里这样记述：“秋夜枯坐原主人留下的空书桌前，偶翻空抽屉，赫然瞥见一束无人过问的字稿，取出一看，原来是沈尹默给张充和圈改的几首词稿。”诗人觉得这是缘分，便把这几张纸取走保存。
回到九如巷时，张充和已经十六岁。她出生于1914年的上海，却在合肥长大，因为她的一个叔祖母没有后代，便将她过继过去。
叔祖母是李鸿章的侄女，她花重金为充和请塾师。头一个爱教骈文，她不满意，又请了一个朱先生。这个老师第一堂课就交给充和一篇《项羽本纪》，让她用红笔断句。
充和便跟着朱先生写字，念四书五经、唐诗宋词。课堂在合肥张家的藏书楼的一楼。二楼藏着书，有十三经、二十四史，有小说、剧本，还有上百块笨重的木板，那是《古文辞类纂》十五卷的珍贵雕版。叔祖母让充和随意看书，她在这里读到的第一本长篇是孔尚任的《桃花扇》，接着是汤显祖的《牡丹亭》。
叔祖母去世后，张充和回到苏州大家庭。和她三个时髦的姐姐相比，充和一直待在乡下，所以有些土气。父亲张武龄在苏州创办了女学，三个姐姐接受的是相当洋派的教育，她们知道新文学、白话文，知道胡适之；充和只会古文。
充和的父亲是昆曲迷，每个星期他都会请来老师，让自己的女儿们学唱昆曲。在充和过来之前，这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充和来了，看到姐姐们唱昆曲，她大吃一惊，原来那些曾经读过的句子，都是可以唱的。
多少年后，身在美国的张充和，当起了昆曲老师。她在大学里讲授、示范演出昆曲，让美国人对昆曲之美感到震撼。而她的弟子，也促成了昆曲被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张充和在美国的弟子陈安娜曾撰文回忆老师：“充和教学生是很认真的，因为她自己学昆曲就非常认真，每首曲子至少拍一百遍，把握了唱腔和气口以后才吹笛子。”
如今昆曲所用的笛子，有两根，一根是尺字调，一根是小工调，这是经西洋钢琴定音后的结果。但充和的笛子，只有一根，是老式的平均孔笛子。如果用这种笛子，音准就跟别的乐器配不起来了。
陈安娜提醒充和，现在昆曲的世界已经变了。但充和却说，“我已经快一百岁了，难道还要我来适应你们的昆曲世界吗？”
过去的昆曲，讲究咬字吐音，讲究基本功，而非急着上台，将身段变得毫无道理的繁复。1986年，为纪念汤显祖诞辰三百周年，充和回国，与大姐元和合演了一出《游园惊梦》，元和演柳梦梅，充和演杜丽娘，让台下观众见识了旧世界的风采。这才是水袖轻舞，余音袅袅。
台下一位日本观众看哭了。他说，这是大家闺秀演绎大家闺秀的传奇，精彩、传神。后来，演出的剧照被俞平伯看到，他说这是“最蕴藉”的一张照片。但充和却始终不喜欢登台，每次演出都要鼓足勇气，演出之后好像大病了一场。她喜欢待在家里，在曲会上和志同道合的曲友同乐。
1933年，张充和离开苏州，前往北平，去参加三姐兆和与沈从文的婚礼，之后她决定留在北平。没有事做，她便参加北大的入学考试，结果国文得了满分，数学得了零分。北大还是破格录取了她。
这一年，卞之琳刚刚从北大毕业。那时他已是诗坛新星，闻一多夸他是“技巧专家”，又夸他在年轻人中间不写情诗，是一个榜样。初秋的一天，他去达子营二十八号拜访沈从文，看到槐树下，巴金、沈从文，还有几个文学青年，正听着这个女孩兴高采烈地说话。
充和的北大生活很活跃。她喜欢戴一顶小红帽，便被同学们称作“小红帽”。相比学业，她更喜爱的是昆曲，常常和卞之琳这些好友去戏院。曲终人散，已是北平城的深夜，男生们首先送充和回到沈从文家中。
后来，充和因病未能完成北大的学业，她回苏州养病。抗战爆发后，她便去了昆明，与沈从文的九妹同住在一个房间。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她则吹着笛子，将弹琵琶的、弹古琴的都吸引过来，她的房间便成了音乐爱好者的聚会场所。
汪曾祺曾经在一篇回忆西南联大生活的文章里写到张充和：“有一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拍过曲子，也没有参加过同期，但是她的唱法却在曲社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个人便是张充和。汪曾祺是她的粉丝，“她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我们唱的‘思凡’‘学堂’‘瑶台’都是用的她的唱法（她灌过几张唱片）。她唱的‘受吐’，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
那时没有录像，张充和是如何娇慵醉媚，只能从画上看。
那是1938年，充和辗转来到成都，在成都演出昆剧《刺虎》。张大千邀她到家中聚会，充和演了一段，张大千极为赞赏，当场挥毫，画了两幅小品送给她。
一幅是古装仕女持扇立在芭蕉下的背影，另一幅是水仙花，象征充和演出时的身段。充和一看这水仙，就做了一个身段，问张大千，是不是就是这个身段，张大千点头说是。
后来，张大千访美，听说充和家的花园里芍药开花了，便天天到她家去作画。《仕女图》和《水仙花》，充和还挂在客厅里，不过她已不记得那时她唱的是《闹学》还是《思凡》。
那时的充和，很少工作，但她衣食无忧。叔祖母在合肥为她留下田产，她可以靠收租过活，不必依附他人。相比要养活一家子的沈从文，她手上宽裕得很。
沈从文喜欢带她去淘古董，看到心爱的便让她买，“四妹，你应该买这个，应该买那个”。充和心里明白，“我若买去，岂不是仍然塞在他家中，因为我住的是他们的屋子”。
战争期间，万事艰难。在沈从文家中，充和的书桌是四个煤油桶上搭起的木板，她就穿一身朴素的旗袍，梳着麻花辫，坐在蒲团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读书、习字。书桌可以简陋，但笔、墨和砚台必须是最好的。
在昆曲之外，充和毕生的爱好还有书法。幼时她跟着朱先生临颜真卿的《颜勤礼碑》，很小就能写大字，甚至题匾额。后来又写小楷。她性格活泼，二十六岁住在大院子里还要爬树。她那时的字也很俏皮，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不拘一格。
1940年，张充和转往陪都重庆，认识了沈尹默，马上向他请教书法。沈尹默教学生，不说她哪一笔不好，哪一字不对，只告诉她，你应该看什么帖，临什么碑。在这之后，充和的字就有了更多纪律。
去歌乐山的沈尹默家，充和要坐一小时的公共汽车，或者去搭运煤油的卡车。回去也是坐公共汽车。有次沈尹默坚持要送充和去坐车，但他高度近视，充和担心他找不到回家的路，没上车，偷偷跟在他身后，目送他平安返家。
沈尹默习惯早起临帖练字，一练就是几个小时。充和也学着这样，勤练不辍。
当时在重庆，空袭警报要响三次，头一次是告知将有敌机来袭，这时候就要停止手头的工作了；第二次是告知敌机已经接近，必须下防空洞了；第三次警报拉响，敌机已经到达。
防空洞就在充和的桌子旁边，她随时可以下去。但等着警报无聊，她就练字。张充和的字，很多都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警报响之间写的。她写小楷，因为那时不会有人替她磨墨了。
张充和的爱好，在一群新青年中显得格外另类。大家都忙着追赶潮流、接受新思想，她却停留在古典的世界里。她看不上用白话文写作的人，觉得卞之琳的新诗缺乏深度，对教授古典文学的刘文典却颇有好感，哪怕刘文典口出狂言，说沈从文一个月只应该拿四毛钱薪水。
张充和初识沈从文，是在1932年的夏天。一天，九如巷三号来了一个“苍白脸戴眼镜羞涩的客人”，说是姓沈，来看张兆和。
沈从文给兆和带来礼物，全都是书。然后，一家人都听着他讲故事。这年冬天，沈从文又来苏州，大家又想听故事，晚饭后就围坐在炭火盆旁，听沈从文讲湘西的故事。
充和听得有些倦了，迷迷糊糊中，听得有人喊：“四妹！四妹！”她惊醒，发现是这个第二次来的客人，心里老大不高兴：“你胆敢叫我四妹！还早呢！”但第二年她就去北平参加婚礼了。
在沈从文之后，卞之琳也来到苏州九如巷。那是1936年，卞之琳回家奔丧后，到苏州拜访养病中的充和。充和很高兴，病中无聊，难得有朋友来看她。她便自告奋勇地陪同卞之琳，游览了苏州的所有风景名胜。
此时的诗人，心中激动得不能自已。三年前他就陷入了单相思，拼命给张充和写信，信里又从来不会吐露爱意，只会说日常事情。充和嫌有点啰唆了，看过就丢，从来不回。
充和眼中的诗人，有些木讷，有些孤僻，不是她喜欢的类型。但也不好拒绝他，因为他从未表白，“他没有说‘请客’，我怎么能说‘不来’”？但诗人还以为，是他太矜持，而对方太洒脱，才错过姻缘。
三年后，在苏州，诗人又觉得爱情的种子突然萌发了。他开始做起好梦，“四姨坐只大船从溪里回来……诗人舅舅在堤上，拍拍手，口说好好。”（沈从文《黑魇》）
但他又预感这不会开花结果。诗人开始纠结，便写了《无题·断章》这样的诗。
诗人写给充和的情诗，每一句都绕得千回百转：“你的笑影让人想起春水，又联想到水能载舟，便让船载着你去看杏花吧；散步时发现衣襟眼上可以簪花，联想到世界之所以有意义，是容了你的款步。”
诗人就算是写出像《鱼化石》这样“直白”的情诗，还要借口是一条鱼或是一个女子所说：
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
我往往溶化于水的线条。
你真像镜子一样的爱我呢。
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
抗战结束，充和回到北平。1947年，她在北大教授书法和昆曲。她继续借住沈从文家中。一个叫傅汉思的德裔美国人经常来访，他在北大任教，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他要跟沈从文的两个儿子学中国话，也要找沈从文谈中国的艺术和建筑。
他来得太勤，让沈从文以为，这个外国人是看上充和了，便不跟他多谈。傅汉思一进门，沈从文便大喊：“四妹！找你的！”
跟中国传统男性不同，傅汉思热情开朗，又很主动。充和并不讨厌他，跟他交往起来。第二年她便嫁给了他。那年她三十五岁。
两个月后，两人乘船远渡美国，随身带着一方古砚、几支毛笔和一盒五百多年的古墨。
对于时局，张充和并不关心。
1936年，她经胡适介绍，进入《中央日报》编辑“贡献”副刊。一年多时间，她发表了不少散文，这些就被编成了《小园即事》。其中文章，有的像是小说，从她的童年经历敷衍而来。有的则像是命题作文，写箫，写门，写路，写自家的庭院。
充和写道，张家在九如巷的庭院，总是要被家里的人按自己的喜好来布置。姐姐爱富丽，所以种上两棵牡丹；四弟想学农，就种上各种蔬菜；她自己想种些四季常青的草，却被专业人士否决，便种上了黄花菜，又名萱草。她还种上了茑萝，爬得满篱都是朱红的小花，像火红的星星。
她时常就从这篱笆门下走过，茑萝就在她头上拂着。
她一直写到1937年8月。正值民族危亡之际，但她写的，依旧是小女儿的絮语，而非激扬文字。
只有一篇《风筝》比较特别。文中的“我”正在跟先生学《论语》，听见窗外飞机的响声，以为是张小二放的大老鹰风筝。飞机不见了，我以为是风筝脱了线，便去安慰张小二。张小二却没放过风筝。第二天我看到风筝又脱了线，又去找张小二，结果发现张小二的二姨被炸死了。风筝其实是飞机。
对充和而言，她无意控诉战争的恐怖，更多还是沉浸在童年的回忆里。在合肥，她没有玩伴，只有书房和先生，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这才把合肥上空的飞机，当作是断了线的风筝。
母亲不在身边，她只有叔祖母，别人问她：“你是谁生的？”充和总是回答：“祖母。”
祖母信佛，法名识修。识修在家修身养性外，也去寺庙庵堂修行善为。充和那时也皈依三宝，会诵几种经咒，如大悲咒、往生咒，《心经》之类的短经咒是会像流水似的背出，被出家人视为佛门小弟子。
那时充和还一个字都不认识，但叫她念经念咒她都很高兴。她还喜欢去罗汉堂数罗汉。这是有讲究的，自己多少岁，数到相应的罗汉，就是将来的自己。
充和一个个地数。她数到的罗汉，有的是一个老者抚弄着一只猫，有的手拿一本书，有的身上缠着一条蛇。一直数下去，但都找不到她喜欢的样子。
后来，充和想起往事，也想起《思凡》中有一段写这些罗汉：“唯有布袋罗汉笑呵呵，他笑我时儿错，光阴过。有谁人，有谁人肯娶我这年老婆婆？降龙的，恼着我，伏虎的，恨着我。那长眉大仙愁着我，说我老来时有什么结果！”
充和感叹说，在现实的世界中，她找到的自己，也总不是理想的自己。所以，干脆放弃吧，让自己忘了自己吧。这也就是物我两忘，随心所欲。
于是，我们就有了不合时宜的张充和。她写道：“我爱最新的各种小玩具，可是更爱古老一点的。”朋友说：“什么时候我跳到一个更新的世界里去。”她却说：“我要回到更旧的世界里去。”她要向线装书中，向荒废的池阁，向断碣残碑中去找朋友，梦想一点古人的生活。
不想去适应新的社会，所以她就离开了。就是这样。在美国，她仍保持着过去的生活方式：早上起来，就去磨墨练字，吟诗填词，偶尔和同好们举行昆曲雅集，空了便去照料她的园子。
她种了牡丹和玫瑰，也种上蔬菜和果树。竹林下有一张长椅，她来坐着，写诗道：“雅俗但求生意足，邻翁来赏隔篱瓜。”
梁羽生：侠骨文心 孤怀统览
文/[澳大利亚]何与怀
2009年1月22日，作家梁羽生在悉尼去世。在他身后，由他开创的新式武侠小说也渐渐随时代的变化，慢慢淡出人们的聚焦处。新式武侠的时代，远去了。
在华人世界里，悉尼确也是一个卧虎藏龙之地。例如新式武侠小说开山鼻祖梁羽生，从1987年9月起，就一直隐居在这里。
说是悉尼“隐居”，但多年来，生公（我们对他的尊称）每周必到城中，经常参加文友茶聚，每次必谈笑风生，滔滔不绝，时事政治、社会人生，都可以广泛甚至深入探讨，诗词对联更是他至爱，让听者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但对笔者来说，最难忘最难得的是有一次和生公相处整整两天和一个晚上。那是2003年10月下旬，生公半个世纪前在香港《新晚报》做编辑时的上司罗孚由夫人和公子罗海星陪同应邀到悉尼旅游，我也参与了接待。于是，在10月23日，我们和生公夫妇一行八人，到卧龙岗南天寺参访并拜会住持满信法师，接着赶到堪培拉过夜，第二天参观游览国会大厦等胜地，到傍晚才尽兴返回悉尼。一路上，我得以近距离细心观察和欣赏生公和罗公的风采，聆听他们谈吐间所涉及的陈年逸事，真可谓胜读十年书。
此游之后至今又过去了五年有余。其间梁羽生不幸在香港中风，行动不便，用他的话说，真是人生一劫；但他几年中获得很多殊荣，一生成就获得高度的评价和肯定，又是前所未有的，如2004年岁末荣获香港岭南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05年9月“梁羽生公园”在家乡广西蒙山县破土动工；2006年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梁羽生文库”。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也于2008年11月7日向梁羽生博士敬颁“澳华文化界终身成就奖”。不料两个半月之后，2009年1月22日，这位新式武侠小说开山鼻祖竟鹤驾仙洲，从此天人永隔。
老编罗孚天才忽发异想 新丁文统听命骑虎难下
那次旅游，我印象异常深刻的是，我们对生公毕恭毕敬，而生公对罗公则始终执后辈之礼——外人可能大惑不解，罗公比生公不过只长三岁。
这要从1949年夏天讲起。年纪轻轻的梁羽生——此时他名叫陈文统——考进了香港《大公报》，两个月后被正式录用，1952年2月升为副刊编辑，半年后又破格成为《大公报》社评委员会成员。可谓年轻得志，平步青云，但与当时的罗孚相比，则是不可同日而语。罗孚1941年进《大公报》，“大公晚报”的《新晚报》于1950年10月面世后不久，便成为该报的总编辑，后来又同时担任《大公报》副总编辑。正是他于1952年下半年把陈文统从《大公报》延揽到了《新晚报》，并进而发生了后面一连串故事。
1953年下半年起，香港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同争第一，在报纸上笔战难分胜负，后来索性签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状，相约到澳门比武。这是轰动一时的大热闹事，澳门新花园等地点盛况空前，正如1954年1月17日《新晚报》所言：“两拳师四点钟交锋香港客五千人观战”（大标题）；“高庆坊快活楼茶店酒馆生意好热闹景象如看会景年来甚少见”（小标题）。罗孚灵机一动计上心头：既然市民对比武打擂台如此热衷痴迷，何不趁此热潮在报上连载一篇武侠小说以增加报纸销路？
罗孚此想自然，但他怎么首先想到让梁羽生出手？这就可谓是慧眼识珠，的确是他作为伯乐的过人之处了。
据生公回想，他小时看过“绣像小说”如《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万花楼》之类，属于武侠小说的，似乎只偷看过《七剑十三侠》《荒江女侠》及《江湖奇侠传》，也看过兼有武侠小说性质的公案小说，如《施公案》《彭公案》等。但总之，他很少看武侠小说，因为从小父亲就要他念《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不喜欢孩子读“无益”的杂书，尤其是“荒唐”的武侠小说。
最主要的是，梁羽生此前从未写过任何小说。他又是一介书生，对弄刀舞剑练功习武一无所知，平时身边琐事一般家务亦都不甚清楚，如何写出武侠小说那些具体清晰如临其境的打斗场面及种种离奇古怪的情节？还有，梁羽生当时的潜意识里，也觉得武侠小说不登大雅之堂。那时，旧派武侠小说已经没落，人们从不把它当作正统文学对待。梁虽然曾拜历史学家简又文为师，对各朝历史包括野史颇有研究，但他毕竟属于正统的文史学者型编辑。因此，他这样劝罗孚：“若登了不入流的武侠小说，你就不怕《新晚报》被降低报格？”罗孚则说：“我就是要打破大报不登武侠小说的惯例！我对你有信心，相信你写的武侠小说，不会降低我们的报格。你一定要写，我们也一定登！”
梁羽生被毫无顾虑、信心“爆棚”的罗孚说服了，只是要求多考虑几天，等酝酿好后再开始连载。也许是怕梁反悔，罗孚来了招“先斩后奏”——擂台比武的第二天，就在报上登出预告，不由分说将梁羽生推上了“虎背”。梁羽生只得连夜赶写，仓促上阵，但由于没想好具体的情节，只好先来段“楔子”，说些“闲话”，——即1954年的1月20日，星期三，《新晚报》登出以义和团事件为背景的《龙虎斗京华》，署名“梁羽生”。陈文统为何姓“梁”？因为南北朝时是“宋齐梁陈”，梁在陈前；至于“羽”，是因为他喜欢旧派武侠小说名家宫白羽的作品。
《龙虎斗京华》甫一刊登，便一纸风行，好评如潮，报纸销路大增。原本打算只写一部便停笔的梁羽生欲罢不能，因为不但《新晚报》要不断连载，《大公报》等报也纷纷向他索稿，于是梁羽生声名日隆。他万万没想到，这么一写，后来竟写了整整三十年，成为新式武侠小说开山祖师爷！
而罗孚的“灵机一动”，促成了这一新武侠文学的诞生，为中国文学史增加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篇章。有人想到罗孚有一个笔名叫作“柳苏”，此事正应了那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罗孚也因之被戏称为“新武侠文学的催生婆”。
举世陈言始著新文开侠统 一园生意争鸣翠羽绕雕梁
梁羽生从1954年创作、发表武侠小说至1984年“木盆洗手”（这是他的自嘲说法：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退出江湖要“金盆洗手”，自己乃一介文人，没钱买“金盆”，就“木盆洗手”），前后三十年共创作武侠小说三十五部，一百六十册，一千多万字。可谓著作等身，成就非凡。所谓“成就非凡”，还不在于著作等身，更在于开新式武侠小说之风。
梁羽生有较好的史学修养，他的武侠小说大都“兼有历史小说之长”，有清晰的历史背景。用《梁羽生传》作者刘维群博士的话说，梁羽生的小说“亦史亦奇，以史传奇，以奇补史”——主要人物和历史事件是真的，次要人物和情节可能是虚构的。梁羽生往往在作品中通过人物的悲欢离合，特别借正派人物的家国情怀，演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事件和发展倾向，表达强烈伸张正义的个人历史观。他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即写出义和团所处的悲剧性历史环境。《女帝奇英传》更像历史传奇，写的大都是历史人物，是为武则天翻案。又像《萍踪侠影录》，以明代“土木堡之变”为背景，写于谦悲剧……梁羽生三十五部作品，写唐代的有四部，宋代的有六部，明代的有八部，清代最多，有十七部之多，其中十五部承上接下，环环相扣。
注重“文学”内涵，又是梁作的一大特色。一部武侠小说，脱不了武功、兵法、布阵、中医、棋牌、诗词、天文地理、风俗方言、历史典故等，而梁羽生对文学情有独钟，犹善填词吟诗作对，其作品不但文字讲究，更贯穿许多优美精致的词令诗赋及饶有意趣的回目。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诗词早就为识者所赞赏。1957年，香港一位老词人，就是极其严于格律的、以《沧海楼词》闻名于世的刘伯端（景唐），梁羽生第一次与他见面时，多少有点诚惶诚恐，没有想到刘伯端谈起梁著中的诗词，竟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来，令梁大为惊奇，不能不兴知己之感。
梁羽生唾弃旧武侠小说过分渲染夸大武功以及那种千篇一律的“武侠靓仔”或亦仙亦侠的写法，他认为人不可貌相，极其注重人物的复杂性格，注重人物的思想、道德、品味。他笔下的男女主人公大多是诗剑并举，文武俱佳。读他的作品，人们可以了解到真正的名士气派是什么样的，所谓的民间道德意识是怎么一回事，还有那种古典的浪漫情爱是怎样的一种风姿。香港著名专栏作家龙飞立则明确指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港台，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刻画名士型侠客，能够胜过梁羽生的。”
深受中国文学传统影响的梁羽生，同时也善于向西方小说吸收新手法新思想。可以说，梁羽生只是将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模式，然后以一个真正的文学家的认真、勤奋、严谨态度不断摸索，对文学形象的塑造刻画、语言文字的把握提炼、篇章结构的谋划安排等等方面都非常在意。正如香港浸会大学邝健行教授为广西蒙山县“梁羽生公园”撰写的对联所言：
举世陈言始著新文开侠统，一园生意争鸣翠羽绕雕梁。
台湾名作家司马中原曾这样评论梁羽生的作品：“梁羽生的作品可以‘稳厚绵密’四个字来形容，非常的工稳、厚实，生活的根基很深，重视历史考据，侠中见儒气。”
现在中国文坛已经普遍承认，梁羽生开创“新式武侠小说”，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化品位。也正如梁羽生1984年12月应邀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时所讲：“文学形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所谓高级与低级，只取决于作者本人的见识、才力和艺术手腕。”
莫道萍踪随逝水 永存侠影在心田
记得2006年有一次约请生公聚谈，我南开大学的后辈校友、时任悉尼《东华时报》总编的刘维群博士作陪，生公当时不但把刘著的《梁羽生传》称赞为迄今最好的一部梁传，并在梁传扉页上给我写了这样题词：
莫道萍踪随逝水，永存侠影在心田。
“侠”，在梁羽生心中所占据的位置可谓大矣！“宁可无武，不可无侠”——对于怎样才能写好武侠小说，梁羽生从一开始便强烈坚持和提倡他这个中心观点。
1966年，梁羽生以“佟硕之”署名，发表长达两万字的论文《金庸梁羽生合论》，明确指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更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他反对“武多侠少”，“正邪不分”。
1977年，梁羽生在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上题为“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的讲话中，申明他主张“宁可无武，不可无侠”。
以后多年来，梁羽生反复阐述：“侠是什么呢？十六个字——侠骨文心，云霄一羽，孤怀统览，沧海平生。”他解释说，侠有很多不同的定义，其内容甚至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但不管怎么变化，他们都会留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烙印。近代对“侠”起码有三种说法，如讲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还有就是人的一般的美德，强调友谊；最主要的是，对大多数人有利的行为就是侠义行为。在1984年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期间，梁羽生曾指出：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于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同时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腐败和暴虐，就是所谓的时代精神和典型性。
梁羽生笔下的侠客虽崇拜岳飞这样的英雄，但梁羽生毕竟受过现代思想的熏陶，他并没有如岳飞那样，对皇帝无条件地服从。他笔下较少仗义江湖、锄强扶弱的江湖义士，较多的是忧国忧民、为国为民的历史英雄，而这些以历史英雄面目出现的侠客，“报国”并非因为“忠君”，在其家国意识中并不认同当朝皇权，他们要捍卫要挽救的是人民群众的国家，而并非皇帝或权臣的国家。
梁羽生写了三十五部武侠小说，塑造了上百个主要人物，谁最能体现他的“侠”思想？他自己最喜爱的是哪个角色？这是许多采访者喜欢问的问题。梁羽生说他喜爱的比较理想的，一个是张丹枫，一个是金世遗。张丹枫比较靠近儒家，心中有一个道德观念；金世遗比较接近道家，他本身没有一个规范，可能会有一些小过错，但本性是善良的，整体是好的。女性角色中讲正派当然是吕四娘，不过她太规范了；云蕾是贤妻良母型，比较适合做妻子；性格最鲜明的是厉胜男，可以讲她邪中有正，非常有刺激性，老是做出想象不到的事情。梁羽生强调，任何人都不可能完美。侠也好，圣人也好，都不可能没有瑕疵。
梁羽生笔下，侠士多情，情事又每多崎岖，简直五彩缤纷。但生公本人，却一生只与太太林萃如一人谈过恋爱，淡淡然恩爱半世纪。黄苗子给《梁羽生传》亲笔题字“名士风流”，但此风流非彼风流。梁羽生的看法是：“太太是一生一世的，不讲那么多浪漫的。激情可以维持多久？我要比较平静安稳的感情。”“侠骨文心”，我们又看到梁羽生的“文如其人”。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文学实践，可能并未达至艺术巅峰，但他对“侠”义的执着，的确融进了自己最美丽的理想与情怀，融进了自己整个的生命意识。
“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
谈梁羽生，便会谈到金庸。当年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在《新晚报》刊登之后，武侠小说大受欢迎，梁羽生被多报索稿，一时分身乏术。怎么办？罗孚找梁羽生商量，梁就推荐他的《新晚报》同事金庸。金庸也是快手、能文，而且与梁有同好，早就见猎心喜，跃跃欲试。
结果，《龙虎斗京华》问世一年半之后，金庸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也发表了，以更成熟的魅力吸引读者。两人以双剑合璧之姿，壮大了武侠小说的声势，奠定了新式武侠小说的基础。
新式武侠小说诞生十二年后，大陆掀起了“文化大革命”，香港也受到影响。当时，金庸已经自己办了《明报》，此时罗孚他们在香港办了一个文艺月刊《海光文艺》。为了适应读者口味，罗孚又想打武侠小说的主意。何不以合论两位最著名的武侠小说作者打响第一炮呢？他又很自然地想到了梁羽生。梁爽快接受邀请，只提一个条件，要罗孚冒认是作者。这就是《海光文艺》从创刊号开始连载了三期的那篇两万多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论》。
此文第一部分有段经典的比较：
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则较重。
以此生发开去，梁羽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金梁”（梁不称“梁金”）各自作品的特色和优缺点，如金庸小说情节变化多，出人意料。他自己则在文史诗词上显功夫。这里面没有对金庸的故意贬抑，更没有对自己的不实的吹嘘。此后几十年，每当提及金庸，梁羽生必说金庸比他写得好。他只是“占点便宜”——比金庸写得早。他觉得，他写名士风流比较有一手，但写邪派怎么样写，都比不上金庸那么精彩。如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中，写得最精彩的是张召重，写四大恶人，一个比一个精彩。一句话：“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
罗孚本来希望金庸也来个长篇大论回应（《合论》署名“佟硕之”，便是取“同说之”的意思），他却婉转拒绝了，只写了一篇两千字左右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登在《海光文艺》第四期）。金庸在文章中谦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人”，把写武侠小说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不像梁羽生那样是严肃的“文艺工作者”，“‘梁金’不能相提并论”。
金庸是现实中的大侠高手。他精通英文，熟悉中外史籍，思想深邃，敢言敢为，既能写武侠小说，又能编剧，更能成功办报，纵横政坛，文政商三大江湖应付自如。而梁羽生，恐怕做梦也没有这种胆量这种欲望。有人说，梁羽生是真心好侠，以说剑的胆色豪气来弥补文士身上本质的先天不足；而金庸的好侠，却是他的一种政治理想的隐喻。
所以梁羽生就真的先写了武侠小说，如若不是梁的成功让金庸技痒，很难说金庸是否会主动来干这一行。
梁羽生也说，金庸和他虽然早年有些经历相似，但两人性格不一样。金庸是振奋，知难而进，他呢能守住就不错了，不为天下先，大概是个中庸之人。的确，梁羽生乃是本质的名士风度的中国传统文人，生性平淡，不求功名，随遇而安，天真率性。
当年，金庸写武侠小说正卓然成家，却又毅然去办报，即使几十年后的今日，还不时发表政论，指点江山；而梁羽生始终依然故我，普普通通，当年在《大公报》做编辑、撰述员，后来专写武侠小说，都是一直埋首笔耕。移居澳洲后，更远离名利场，对俗世声名更为看淡，就像他喜欢的柳永那首词所言：“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只追求心灵清净，寄情山水之间琴棋书画之中，补读平生未读书。
梁羽生有一次这样说道：“他（金庸）是国士，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但我不是这块材料。当年青岛市市长请弘一法师（李叔同）赴宴，应邀的有社会各界名流。弘一法师没去，回信道：老僧只合山中坐，国士筵中甚不宜。”
侠骨文心云霄飘一羽 孤怀统览沧海慨平生
2007年4月的一天，我和《澳洲新报》前总经理吴承欢以及悉尼诗词名家彭永滔一同到医院探望在香港中风后返回悉尼静卧疗养的生公。那是一个星期一的上午，人们此时又开始新的一周上班工作，市区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行色匆匆。医院位于北郊，远离繁华喧嚣，里外一片清静，或者说太冷清了。到了生公的病房，骤然看见生公独自一人，坐在轮椅上，面对空墙，我心头不觉为之一震。
但生公慢慢也接受了这人生一劫。此前十几年，如他笑言，人类的三大杀手皆缠上了：癌症、心脏病及糖尿病。他屡受病魔袭击，但险关都得以一一渡过。他觉得自己还是有福之人，甚至觉得七十岁后的日子都是赚来的。他说老年人要拥有“三老”才会幸福，第一，有老伴；第二，有老友；第三，有老本，他庆幸自己这“三老”都拥有。至于对自己一生作何总结和评价时，虽然他觉得有很多做得不够的地方，有很多遗憾，但“不后悔”是他不假思索地说出来的三个字。
性格即命运。我又想到这句话。
我也想到武侠小说的命运。梁羽生和金庸开创新式武侠小说，也许纯属偶然；但此后几十年这个文学式样历久不衰，那就不是偶然了，它证明武侠小说还是有生命力的。但金梁之后，是否后继无人？1994年1月金庸、梁羽生应邀参加悉尼作家节时，也谈到这个问题，金庸说可能是的，梁羽生觉得很难讲。不过一般人都认为，虽然以后的作家未必不能踵武前贤，但一种文学式样盛行，也在乎时也运也，天时地利不再，便难再创辉煌。
不过，这些，可能都和梁羽生关系不大了。行水流云，转眼几十年过去，梁羽生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他无愧于他的时代。关于梁羽生的人生与成就，有人作过一首诗：
金田有奇士，侠影说羽生。南国棋中意，东坡竹外情。
横刀百岳峙，还剑一身轻。别有千秋业，文星料更明。
梁羽生自己所作的自况嵌名联可能更加恰切。十年前，他曾作一副对联，请香港书法家陈文杰书写后，悬挂于屋中。联曰：
散木樗材，笑看云霄飘一羽；人闲境异，曾经沧海慨平生。
最近，他有一本书将要出版，书名为“统览孤怀”，里面收集了他几十年里所创作的所有武侠小说里的诗词和对联，他有感而发，遂将旧联修改为：
侠骨文心，笑看云霄飘一羽；孤怀统览，曾经沧海慨平生。
梁羽生武侠小说里的那些诗词对联，都是他的平生至爱，亦用工最深，已经垂垂老矣又经中风打击的他又回到自己的平生至爱，借对联抒发自己一生的情怀，一生的抱负，一生的业绩，一生的感慨。
（本文作者为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召集人，2008年11月7日主持向梁羽生博士敬颁“澳华文化界终身成就奖”。）
“蒋介石影子”：陈布雷的崛起与殒落
文/王丰
陈布雷“以一介书生从政，直接间接影响了二十年的中国政治，但他依旧没有改变书生的本色”。从兴冲冲初晤蒋介石，决心加入国民党，参加工作，到最后自觉无法力挽狂澜于既倒，他不愿意见到“党国”消亡，更无力再与“心理狂郁”斗争，陈布雷选择了幻灭，选择了永远眼不见为净。
陈布雷（1890 -1948）和蒋介石同为浙江宁波府小同乡，比蒋介石小三岁，生长于文风鼎盛的鱼米之乡，受业人才济济之浙江高等学堂，卒业后，历任教职报刊编辑，以撰写评论文章，成名于民元及军阀割据之黑暗时代。1926年，陈布雷在上海《商报》及通商银行工作，已颇有文名，但《商报》经营困难，薪饷动辄积欠三月，甚至连印报纸张都时常无以为继，甚为窘迫。同年春季某日，邵力子受蒋介石之嘱托，从广州到上海，带来一帧蒋总司令签名照片。邵力子特告陈氏，蒋总司令对阁下文采颇为敬慕。1927年正月间，陈布雷与潘公展会见蒋介石，接连两天约晤，握谈良久，蒋劝陈入党。同年二月，陈布雷加入国民党，入党介绍人为蒋介石、陈果夫。初入蒋介石幕下，备受器重。陈布雷回忆：“蒋公每三四日必招往谈话，间亦嘱代拟文字。”他帮蒋介石写的第一篇演讲稿，是在南昌发表之《告黄埔同学书》。风云际会，自此陈布雷担任蒋介石文书侍从，成为民国政治舞台上颇具分量的文人。
陈氏侧身蒋介石幕宾，从1927年4月，任职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到1948年担任国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效命驰驱，凡二十载，一向是蒋介石最为核心的文书侍从骨干。蒋氏对他倚重之深，有目共睹。兹举显例：每逢庆典节日，蒋介石向全国发表的文告，均为陈布雷之手笔。外人很难体会，为蒋介石捉刀任务之繁琐，删修文稿之辗转往复，琢磨字句之费心审度，均远远超过常人之想象。熟知其事的陶希圣追述：“每篇文告的每一段乃至每一句或每一字，都是委员长的。委员长对于一篇文告，修改再修改，至少两三次易稿，至多有十八次易稿之事。”试想，一篇数千言的文稿，为求尽善尽美，竟要修改十八次，天下有多少绍兴师爷经得起这等“折腾”？而陈布雷始终无怨无悔，戮力以赴，默默扮演着“蒋介石影子”的角色。
再举一例，来印证文书侍从之甘苦。1937年春节，陈布雷函告家人“为职务所羁，不能返家度岁”。原来，陈布雷受蒋介石之命，在杭州“新新旅馆”闭门撰写《西安半月记》。陈布雷回忆当时情景：“时适阴历元旦，寓中寂无他人”，写完《半月记》，即赴上海西爱咸斯路蒋寓，呈蒋过目。
受蒋驱策二十载，陈氏部属蒋君章（1905 -1986，江苏崇明人，曾于1949年前任职行政院新闻局主任秘书）说陈布雷“以一介书生从政，直接间接影响了二十年的中国政治，但他依旧没有改变书生的本色”。然而，凄风苦雨、败象毕露的国民党政权，深深刺激了陈布雷。徐咏平氏写的《陈布雷先生传》如是勾勒陈氏死前的客观形势：“民国三十七年战局呈现严重的危机：一月九日，沈阳沦陷，以后东北渐失，华北震动。三月，山东、河南激战。四月，陕北共军南犯。五月，泰安失陷。六月，开封失陷。七月，襄阳失陷。八月，东北共军进犯热河。九月，济南失陷。十月，长春失陷，十一月，徐蚌会战开始。十一月一日，物价管制解冻，金圆券崩溃，物价狂涨。失败主义到处流行，和谈空气极为厚。北国冰天雪地，平津危殆；南京秋高气爽，京沪交通混乱……”1948年11月13日，远方淮海战役炮声隆隆，南京碧空如洗，陈布雷选择这一天自戕身亡，无异为南京政府敲下第一记丧钟。
纵观陈布雷这一生，对蒋介石堪谓忠心耿耿，鞠躬尽瘁。诚如致蒋遗书中，陈布雷剖心之论：“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陈氏弃世一周年，他的昔日同僚陶希圣尝谓：“党的分崩离析是布雷先生最伤心的一事……他临终一日的日记中，他对于党的团结问题，流露了忧愤的心境，也寄托了迫切的希望。在他自悲的情绪之中，这无疑是重要的成分。”
在“党国”危如累卵之际，陈布雷猝然自戕，必然在他身后留下诸多蜚短流长，纷纭臆测。从陈氏遗留之生前文稿，与近十封墨迹未干的遗书，可明显透露其厌世的真正原因。印证当时国民党诸要员的追念文章，不仅可以看出死因端倪，也可以从国民党方面的视角，对陈氏死亡之谜，找到另一个可资寻思的路径。
譬如，在陈布雷去世前两天写的杂记中，有这么一段话，似乎可以从中追索出他思想日趋灰色的幽微：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如某年之七月六日以及在长江舟中）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些可惜。而今我是为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虽曰不谓为临难苟免，何可得乎。”
事发当天，蒋君章是进入陈布雷房间，察觉陈氏已亡故的第一人，他曾将亲历目睹陈布雷自戕身亡之情景，于1949年陈布雷之忌日，写成《悼念布雷先生》文章，文中详细叙述了当天情境：“……去年今日（十一月十三日）秋高气爽的早上，我照例打完太极拳，看完报纸，坐上我的办公桌。大约是九点半罢，电话铃响，我拿起一听，是中央党部催布雷先生开会。我问了随从一声，知道还没有起来，我想起两天以前他关照我不要让他见客，昨天总理诞辰，也没有去参加，他是需要休息，因此我就替他请了一次假。”“十点零五分了，门还关着，我奇怪了，布雷先生平时八时左右必起床，起床以后再休息是常有的，但不会关门；就是平常度夜，也不是常常关门的，为什么此刻还是关门不起？莫非有何不祥？”
因见陈布雷房门紧闭，为一探究竟，蒋君章要副官陶永标站在茶几上，设法打开陈布雷房间的气窗，陶永标、蒋君章两人慌慌张张打开房门，惊心动魄的一幕闪现在他们面前，蒋君章写道：“天哪！蜡黄的脸，睁开了的眼，张大了的嘴，而枕旁边却是一封给我的信，这是我平生所遇最大的晴天霹雳，是麻木了罢，一点没有感觉，本能地立刻拉开他的被窝，抚摸他的手，是冰冷的了，又抚摸了他的脚，是僵硬的了，最后抚摸他的胸口，还有一点温暖……”
一阵忙乱之后，连同蒋介石的专用医师在内，一共来了三位大夫，打了几针强心针，最后宣告急救无效。这时，除了蒋君章，还有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陈芷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行政院秘书长李惟果等高干，聚拢在一块商量该怎么处理陈布雷的后事。第一时间，他们担心该如何对外发布消息，陈布雷给蒋君章的遗书里已经有了具体的交代：“此事可请芷町、希圣诸兄商量，我意不如直说‘自从八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
陈布雷被发现自戕身亡后一个小时，蒋介石听闻消息，陈芷町把得自陈布雷房间的遗书，亲呈蒋介石，遗书如是开头：“介公总统钧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应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
何以陈布雷选择11月13日自我了断？陈布雷在杂记中述说：“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根据蒋君章的说法，陈布雷被发现自杀死亡当天早上，国民党中央党部曾电催陈布雷去开会。陈布雷之所以怕开会，是因为怕自己提不出具体对策，一如他所谓：“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下去”，甚至怕“见统帅”，怕见蒋介石。
蒋君章在《悼念布雷先生》一文中，也推断了陈布雷决心自我了断的时间点。蒋君章认为：“从布雷先生遗书的日子来推敲，他决心绝命，是十一月十一日，这一天上午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时间拖得很长，我们等他回来吃饭，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大变，他也以脸色如何为问，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对生命有一个决定的措置。因为就在饭桌上，他和我们作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谈话，郑重地谈了一小时多，谈话的内容，直到现在我还完全记得……他在上楼的时候，吩咐我不要让客人见他，他需要休息。我太重视‘需要休息’这一句话了，因此，在两天中，我没有排闼直入过一次，而布雷先生就得到这样从容的机会，写这么多的遗书，而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是我追悔莫及的另一点。”
推断在短短的二天功夫里，陈布雷挑灯秉笔疾书，给蒋介石、秘书蒋君章与金省吾、张道藩、洪兰友、潘公展、程沧波、陈方、李惟果、陶希圣及遗孀陈夫人等亲友，写了至少十封的遗书。光是给蒋介石，他就写了两封遗书，第二封遗书里有谓：“昔者公闻叶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敢再为公陈之。”
陈布雷在最后一天日记中记载：“看样子我的身体是无法好起来的，我此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四弟告我，百事要看得‘浑’些，我知其意而做不到。八弟告我：‘一切一切自有主管，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所能济事的。’又说：‘你何必把你责任范围以外的事，也要去分心思虑着急。’这话有至理，然我不能控制我的脑筋。”
最后日记又写道：“最近常想国家是进入非常时期了，我辈应该拿出抗战的精神来挽回困难，但是我自问身心较十一年前大不相同，即是共事的同事们，其分心经济，精神颓散，不免影响工作，要像当年的振奋耐劳，亦不可得……”
从兴冲冲初晤蒋介石，决心加入国民党，参加工作，到最后自觉无法力挽狂澜于既倒，他不愿意见到“党国”消亡，更无力再与“心理狂郁”斗争，陈布雷选择了幻灭，选择了永远眼不见为净。
梁氏家书
文/解玺璋
梁启超的一生，有两个时期与孩子们接触较多，一个是流亡日本后期，大约在清宣统元年（1909年）至民国元年（1912年）回国之前。这时，二女儿梁思庄刚出生不久，他已经是个拥有三儿二女的父亲，一大家子人就住在神户郊外须磨海滨的“怡和山庄”。这里原是一位华侨朋友的别墅，主人慷慨地借与梁家居住。此地环境甚好，依山傍水，山上松涛阵阵，门前大海波涛，梁启超为它起了一个颇富诗意的名字“双涛园”，这几个孩子也被称为“双涛园群童”。这个时期，梁启超因政治活动屡遭挫折，经济来源又几近断绝，意态萧索，乃埋头读书教子，以享天伦之乐，曾有诗曰：“却埽闭关弄孺子，敬通真欲老江湖。”
这个时期因梁启超归国，投身新中国建设而结束，直到他欧游归来，定居天津饮冰室，讲学北京清华园，才再次将自己置身于孩子们中间。这时，长女梁思顺早已成家，并随其夫、民国外交官周希哲居住于海外。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永、三子梁思忠先后进清华学校读书，又先后留学美国。二女儿梁思庄不久也到海外读书，常在他身边的只有民国后出生的四子梁思达（小名达达）、三女梁思懿（戏称司马懿）、四女梁思宁（小名六六）、五子梁思礼（小名老白鼻）。因为有五个孩子都不在身边，所以他和孩子们的通信也非常频繁。
教子成人，享天伦之乐
梁启超很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从他写给孩子们的家信中，不仅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与孩子们交流时的快乐，而且，也真切地体会到他与孩子们在一起时的快乐。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天伦之乐吧。他总是怀着极大的期待等待孩子们的来信，收到信，就“欢喜得狠（很）”，收不到信，就着急，就抱怨。同样，他也怀着极大的热情给孩子们写信，有人说，他写给孩子们的信有几十万字，也有人说超过百万，总之是个惊人的数字，但又不仅仅是个数字，其中饱含了一个父亲对儿女浓如烈酒的亲情。他在写给孩子们的许多信中反复提到一点，就是这种发自肺腑的、自然纯真的爱。他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事实上，他的这种爱不仅惠及所有儿女，也无私地给予女婿和儿媳。梁思成与林徽因成婚后，他写信给二人，表达他的喜悦之情。他写道：“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有一次，他读了整整一天的书，晚上又喝了点儿酒，有些醉了，于是，“书也不读了，和我最爱的孩子谈谈罢”，便在信里和思顺聊起了家常，称赞他的女婿周希哲“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事，便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
能和儿女们有这样的情感交流，是梁启超的幸福，而他的幸福还表现在身边这一群“小朋友”，常常给他带来快乐。那时，最大的达达也只有十来岁，老白鼻生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梁启超去世时，他也只有五岁，还有一个来去匆匆的小白鼻，生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九月，却只活了百余天，他们都让梁启超感受到了亲情的快乐和温暖。
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写道：“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他的老郭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念“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他念：‘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又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总要我一个人和他对酌，念到第三句便躺下，念到第四句便去抱一部书当琴弹。”一个人到了晚年，能有童稚绕膝，其乐融融，这种天伦之乐的美好，是多么难得啊！
他有时就像个孩子，对儿女表现出某种依赖。民国十七年（1928年）秋天，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疾病一直折磨着他，让他感到十分痛苦，听说大女儿思顺要回国了，他很高兴地写了一封信给她：“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发病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但因为你事实上既未能回家，我总不愿意说这种话。现在好了，我的顺儿最少总有三五年依着我膝下，还带着一群可爱的孩子——小小白鼻接上老白鼻——常常跟我玩。我想起八个月以后家里的新生活，已经眉飞色舞了。”读这样的家信，是会让人落泪的，为感动，也为羡慕。
是父亲也是朋友
没有人会反对说，梁启超是个有责任感的父亲，他关心每个子女的前途，关心每个孩子的成长和进步，梁氏一门，九朵奇葩，这在中国历史上怕也是十分罕见的，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这奇迹的创造者，就是作为九个孩子父亲的梁启超。但他这个父亲不是旧时代包办一切、唯我独尊的家长，不是以自己的意志安排儿女的未来，他像一个大朋友，为孩子们出主意，提建议，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和义务。
他最得意思顺和思成的婚事，被他视为自己的杰作，而并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对思顺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的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事，梁启超也颇费了一些心力。首先，梁思成是他的长子，是要继承他“全部的人格和名誉”的；其次，林徽因是林长民的女儿，她刚刚经历了丧父之痛，她的难处和感受，都是他必须考虑的。
最初，林家希望能早一点订婚并举行婚礼，但梁启超觉得，两个孩子的学业和前途更重要，所以，他极力主张思成与徽因继续求学，待学业完成后，再订婚、结婚，建立自己的小家庭。他甚至还有这样的打算，考虑到思成所学，也许不便于谋生，于是提出：“你们姐妹弟兄个个结婚后都跟着我在家里住几年，等到生计完全自立后，再实行创造新家庭。”然而，林长民在战争中不幸遇难，使得事情起了变化，他急着要为思成找工作，帮助他解决生计问题，因为“思成结婚后不能不迎养徽因之母，立刻便须自立门户”。
为儿女，梁启超总是想得很细、很多，事事都想在前面，虽然他有时也感叹，“太费心力了”，“老年心血都会被你们绞尽了”，但他仍然乐此不疲。当时，思成与徽因正在美国读书，不方便回国举办婚礼，他便提议把婚礼安排在加拿大的阿图和（今渥太华），又考虑到林长民本是基督教徒，尽管自己不喜欢教会，但他依然建议婚礼“在那边最大的礼拜堂里举行”，采用“庄严的基教婚仪”，由思顺、希哲夫妇代为操办。
聘仪定礼自然是在北京举行，这方面的细节梁启超考虑得也很周全。他请了林宰平先生作为大宾，主要聘仪则为玉珮一双，“可以佩在项间者，其珮以翡翠一方，碧犀（红色）一方，缀以小金环联结而成”，大约是取“何以结恩情？美玉缀罗缨”的意思吧，是林家的大宾陈仲恕先生和梁启超的二弟梁启勋商量购置的，据说“美丽极了”。听说林家的聘仪是玉印一方，也有翡翠，很漂亮，又听说玉印原有两方，他不好意思让林家全买，打算自己悄悄买了添上去。写庚帖也是极隆重的一件大事，两家商量的结果，决定恭请林家至亲、著名书法家卓君庸先生执笔，不仅因为他的字“写得极好”，而且，“堂上具庆夫妇齐眉”，真是“合适极了”。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定亲大礼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12月18日在北京南长街54号家里举行。那天，全家“晨起谒祖告聘，男女两家皆用全帖遍拜长亲，午间宴大宾，晚间家族欢宴”，场面“极庄重热闹”。可惜，梁启超未能亲临现场，一是他病情不稳，恐“再发旧病”；二是京中近日风潮正恶，他又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来此恐于他不利，所以，“二叔及王姨皆极力主张我勿往，一切由二叔代为执行”。他们的好意梁启超自然是要领的，当天他写信给思成，还说：“天津也相当的小小点缀，我和弟弟妹妹们极快乐的玩了半天。”
兄弟手足情
作为梁启超的二弟，梁启勋在各个方面都是其兄长的得力助手。启勋生于光绪二年（1876年），论年纪，他们之间只差三岁。梁启超少年中举，又拜康有为为师，就学于万木草堂，不久，梁启勋也来到万木草堂学习。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海外，梁启勋也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学习经济。民国以降，他们一同回国，梁启勋始终追随兄长，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国事还是家事，都给他很大帮助。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落户天津，梁启勋居住北京，但是，他在北京南长街54号的梁宅，常常又是梁启超来京的落脚之地。从他写给孩子们的家书中，不难看到他与家人在这里居住的情景。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节过后，他写信向孩子们汇报病情，还提到他在北京城里过年，很热闹，“把南长街满屋子都贴起春联来了”。梁启勋后来写文章，也曾提到“今年任兄忽发奇兴，自书春联，遍榜楹柱，庭院为之一新”。
民国十三年（1924年），梁夫人李蕙仙病逝，梁启超痛苦万分，其间他又一再因病住院，只好由二弟为嫂子操办丧事并安葬。
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整个夏天，梁启勋都在西山为建墓地而奔忙。梁启超写信告诉他的孩子：“你二叔的勤劳，真是再没有别人能学到了。他在山上住了将近两个月，中间仅入城三次，都是或一宿而返，或当日即返，内中还开过六日夜工，他便半夜才回寓。他连椅子也不带一张去，终日就在墓次东走走西走走。因为有多方面工程他一处都不能放松，他最注意的是圹内工程，真是一砖一石，都经过目，用过心了。”因此，他告诫几个孩子：“这等事本来是（思）成、（思）永们该做的，现在都在远（方），忠忠又为校课所迫，不能效一点劳，倘若没有这位慈爱的叔叔，真不知如何办得下去。我打算到下葬后，叫忠忠们向二叔磕几（个）头叩谢。你们虽在远，也要各个写一封信，恳切陈谢（庄庄也该写），谅来成、永写信给二叔更少。这种子弟之礼，是要常常在意的，才算我们家的乖孩子。”他还在另一信中特别提醒思成，在给二叔写信时，要特别提一下二叔在建筑方面的新发明，“令他高兴”，他说：“二叔当你妈妈病时，对于你很有点怄气，现不知气消完了没有。你要趁这机会，大大地亲热一下，令他知道你天性未泯，心里也痛快。你无论功课如何忙，总要写封较长而极恳切的信给二叔才好。”
从这里所透露的信息中，不仅可以看到梁家兄弟的手足深情，而且可以深切感受到梁启超随时随地给予孩子们的人格教育，他是把做人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