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音乐一直是人类的精神食粮之一，有如不可或缺的氧气，言之妙，乃语言难及之处！音乐的流行是一种文化习惯，换言之，音乐一直流行，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族群……追溯音乐的源头，可以把我们带进天地间的自然之音。
一、自然乐音
古希腊先哲德谟克利特在《著作残篇》中说：“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模仿禽兽，做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那里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那里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那里和黄莺等歌唱的鸟类那里学会了唱歌。”[1]
动物界里有好多有趣的“乐音行为”，它们用“歌唱”彼此沟通，传情达意。印度诗人泰戈尔说，“……陆地上的兽类是喧闹的，空中的飞鸟是歌唱着的”；[2]莎士比亚也在《仲夏夜之梦》中写道：
山乌嘴巴黄沉沉，
浑身长满黑羽毛。
画眉唱得最认真，
声音尖细是鸥鹪。鸰、麻雀、百灵鸟，还有杜鹃爱骂人。
[1] 伍蠡甫等.《西方文论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2] 【印】泰戈尔.《泰戈尔诗选》，郑振铎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鸟儿的歌唱令人们叹为观止。目前人类已知的鸟鸣声有4000多种，科学家们录制保存的约有2700种。鸟类在日常的呼唤、觅食、求偶、交配、争斗、欢乐、愤怒、惊恐等各种场合，春夏秋冬不同的时节，以及遇见特殊状况，均会用不同的音高和节奏表达。春天来了，它们用歌唱呼唤爱情，孕育生命。画眉的歌声清脆悦耳，悠扬婉转，动物学家喻丽清将其描绘为：“土米酒——土米酒”，译成英语为：“Please to meet you—to meet you”[1] （很高兴见到你）。北宋诗人欧阳修在《画眉鸟》这首诗中写道：“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苍头燕雀拥有响亮的金属音，极富韵律，能在2.5秒内唱出12个音节，类似“chip. chip chip chipcherry—cherry cherry tissy choeeoo”， 它完整地唱出这些音节一次仅需要0.02秒，12小时内可以重复3300次，一个繁殖季节要歌唱100万次。北美的云雀，可以用300多个音符排成3~6个乐句（一组），唱出50多种不同的曲调。[2] 平日里，动物的歌唱也风情万种，公鸡的“wo-wo-wo—”唱出了“起床了，起床了”的声音信息。母鸡的“ge-ge-ge—”宣告“我下蛋了，我下蛋了”。狗儿的“wang-wang-wang”表明“有人来了”……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认为：人只是自然的臣相和解释者。对于自然乐音我们已知的只是些许，未知的却是难以数计。倚靠着自然乐音，延续着自然之音，音乐随着人类社会的前行而流行。
[1] 黎先耀主编.《鸟的乐章》，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年.
[2] 【美】刘易斯·托马斯.《细胞生命的礼赞》，李绍明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5年.
二、人文音乐
在我国经典古籍中有诸多早期人类社会关于人文音乐的记载：如《国语·周语》中虢文公的“风土以音律省土风”，即古代的乐官负责以音律去省土风兼以知天时的制度。《吕氏春秋·古乐》中云：“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仲夏，日长至则生蕤宾……”[1] 在人类社会处在生产力低下的时期，音乐居于社会生活的主流位置，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周代，音乐家伶州鸠有“天人合一”、“省风作乐”、“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的思想，认为政治像音乐，音乐所用的音要服从和谐的需要，音律的调整就是为了达到乐音和谐的目的。和谐的音乐说明国家的政治秩序完善。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有著名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的音乐社会观，认为音乐能够引起巨大的社会效应，净化社会风气，陶冶个人情操，提升个人素质。
秦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认为世道太平时的音乐充满安适与欢乐，其政治必平和；乱世时候的音乐里充满了怨恨与愤怒，其政治必是倒行逆施的；灭亡及濒于灭亡的国家其音乐充满哀和愁思，百姓困苦无望。五声之中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君、臣、民、事、物五者不乱，就不会有敝败不和的声音。宫声乱则五声废弃，其国君必骄纵废政；商声乱则五声跳掷不谐调，其臣官事不理；角声乱五音谱成的乐曲基调忧愁，百姓必多怨愤；徵音乱则曲多哀伤，其国多事；羽声乱曲调倾危难唱，其国财用匮乏。
唐代诗人白居易认为音乐是社会形态的反映，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音乐，世盛乐和，世衰乐噪。
[1] 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xzcq/ddxz/raozongyi/sffxy.htm
宋代文学家苏轼认为音乐具有“悲乐亡国”、“调律亡国”的作用。
明代，戏曲家李开先认为音乐就是民情的反映。
晚清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指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今日不从事教育而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也。”[1] “百日维新”期间，新式学堂开始开设“音乐唱歌课”，这些“学堂乐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通过“群众歌唱”的形式在学堂及社会上广泛传唱，唤醒了国民的爱国热情，鼓舞和振奋了国民精神，在思想启蒙方面给予当时国民及社会以深刻的影响。学堂乐歌的兴起，恢复了音乐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2] ，引进了欧洲现代音乐教育体系，使音乐教育走上了系统化的道路，各类音乐教材得以大量刊行……无独有偶，在西方，古希腊的斯巴达为了把奴隶主阶级的子弟培养成为坚强的战士，教他们学唱各种赞美歌和战歌，把音乐、唱歌、宗教舞蹈跟军事、体育结合起来。雅典的奴隶主阶级为7～14岁儿童设立弦琴学校，教他们学习音乐、唱歌和朗诵诗歌。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就说：“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英国剧作家康格里夫甚至说：“音乐有着抚慰粗野的胸怀、软化顽石或使千年老树弯腰的魅力。”
音乐的文化魅力，在先人留存的字里行间一点点地析出，从来不需要强调，但永远也不会被遗忘。伴随四季过往，伴随生命轮回，音乐永远流淌在天地之间。
[1]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年.
[2] 吴钊、刘东升. 《中国音乐史略》，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