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农民工市民化个体决策分析
一、农民工市民化个体决策模型
人口迁移理论认为，对成本和利益的考虑是决定人们是否迁移的基本动因，也是个人寻求利益最大化及成本最少化的合理决策的过程。在我国，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进程务工的农民完成市民身份的转变，要经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阶段，农民工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中间阶段，可以有二种选择：一是放弃城市务工回到农村；另一种选择是放弃农村户籍，完成市民身份的转化。在这个基础上来考虑农民工市民化的动因，农民工是否做出市民身份转换取决于净期望收益的变化，即农民工在城市的期望经济收益与经济成本差额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决策依据。在净期望收益大于作为农民工净期望收入时，农民工会选择向城市迁移，完成市民身份的转化。
因此，农民工市民化直接的动因是经济动因，获取城市净期望收益是主要的表现形式。农民工的净收益是指在市民化获取的收益减去市民化付出的成本。从经济理性人角度来考虑，农民工市民化行为也是基于城乡利益比较和市场选择的结果，而且这种比较利益是有递阶性和选择性，期望净收益是农民工向市民转化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净期望受益越高，市民化倾向就越大。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对城乡社会环境向往以及城市提供的自我价值实现的物质条件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选择的重要动力因素。
（一）农民工市民化决策模型的假设
农民工市民化决策模型构建的前提条件是基于如下3个假设：
1.农民工是“理性经济人”，其行为标准是效用最大化，因此，只要只要净收益大于0，就能表现出市民化的意愿。
2.市民化过程完全按照市场运行规律来行，农民工巿民化的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和信息对称的市场。
3.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自愿选择的行为，这也就是说农民工市民化的选择是基于个人做出的决策。
（二）农民工市民化决策模型
决定市民化净收益的现值的因素是对市民化决策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即市民化收益和市民化成本。如果收益现值超过了成本现值，那么农民工会做出市民化的决策，如果贴现之后收益低于成本，那么农民工就会放弃市民化。决策公式为：
根据上述公式，如果农民工市民化的净收益现值大于0，则意味着收益期望大于市民化所带来的综合成本，那么理性的决策就是流动；如果净收益值小于0，则不会选择市民化。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市民化和非市民化之间的收益差越大，市民化的成本C越低，净现值越大，市民化意愿就越强，农民工向市民转化的人数会越多，反之，转化的人数越少。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个体收益分析
农民工城市经济净收益获取经济收入是市民化的主要动因，农民进城务工的基本动力是获取比较经济收益或者更高的经济效益。农民工经济收益主要是指货币性收益，还有福利性收益，除此之外，非经济因素等，如环境、文化氛围，吸引农民工向城市流动。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收益
1.工资货币性收益。工资货币性收益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所获取的工资性收入，也是形成净收益的基础，因此，工资收入的多少直接影响农民外出的收益额和收益率。从具体实践来看，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工资性收入要远高于务农收入，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资性收益年增长率也不断加快，因此，进程务工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收入稳定增长极大的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相关研究表明，农民工年收入每增加100元，使务工净收益大约将增加63元。这说明，增强农民工外出动力，增加农民收入，除采取措施降低成本外，还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切实保护农民工权益，不断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杜绝和防止劳动力市场被垄断以及压低和克扣工人工资等现象。
2.福利性收益.福利性收益是指农民工市民化所享有城市医疗保险、劳动保险、社会养老保险、子女教育、住房以及城巿就业便利等方面的城市福利。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差距仍然巨大，特别是户籍制度的设置将城市福利与城巿户籍绑定，导致进程务工的农民工无法享受城市的社会福利待遇。这种固有的户籍制度，将城市社会福利与进程务工的农民工分割开，尽管国家出台相关政策保护农民工的各种权益和保险政策，但这种福利没有制度化，很难操作。从某种意义上讲，福利性收入的缺失是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从收入结构上来看，农民工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占全部经济收益的绝大部分；而城市居民除了工资性收入外，还包括公司福利等等，甚至某些城市居民公司福利超过其工资收入。二元的保障制度导致福利性收入差距，进而拉大城乡居民经济收入差距，导致这两大群体实际经济收入差距远大于工资收入差距。这种福利收益缺失会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
3.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收益。
我国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异很大，一是全国城镇生均教育经费投入大于农村，部分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中小学基础建设投入仍然十分欠缺；二是全国城镇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大于农村，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三是由于农村教学条件比较艰苦、教师待遇比较低下等原因，教学经验比较丰富的高职称、高学历教师资源向城镇集中，导致城镇高职称、高学历教师的比重大于农村；四是农村教师资源总量不足，农村中小学师生比大于城市。可见，如果农民工市民化，加之相关政策配套，农民工子女可以享受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有利于子女成长。对很多农民工来说，子女教育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有不少农民工市民化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就业，而是为了能让孩子和城里孩子一样受到良好教育。
（二）农民工巿民化的非经济收益
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过程中，身处环境发生了变化，城市与农村的在各个方面的巨大差异，无形中改变了他们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这些在思想文化上的获取难以用货币来衡量，但的确是实实在在的收益。
1.文化意识性收益。文化意识性收益是指农民工在城市务工过程中，在城市先进文化熏陶下，所分享到的城市文明建设所获得的收益。在文化教育建设中，城乡差距甚大，尤其是在文化教育传播中，在城巿生活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水平、思想观念、卫生习惯、待人接物、思想认识、民主和法制意识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无形的增强了他们社会适应力和城市融入水平。与此同时，他们开始接触新的事物和接受新的思想，思想素质进一歩提高，逐渐意识到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的重要性，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为他们完全融入城市奠定了基础。
2.技能性收益。技能性收益也是一种无形的收益，是指农民工进城务工过程中所学会的各种工业、服务业等行业的技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又是一种无形的人力资本收益。据调查，农民工进城务工从事的行业看，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和建筑业，这些年轻的打工者在工作中逐渐的掌握一定的技能，获取了自己的生存本领，逐渐向专业的工种转变，如电工、木工、水管工等，无论以后能否继续在城市工作或回乡创业，他们会变的更加游刃有余，这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在工作过程中获取的技能和经验积累可以看作是非主动性技能获取，那么，企业技能培训对于农民工来说，是一种主动性的技能获取。在市场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很多用人单位和政府相关部门开始对进城务工人员进行在职培训，特别是针对年轻的农民工，在这样的氛围下，进程务工的青年能够系统的学习到新的专业技能知识，这部分的收益能够为他们未来的产生很大的帮助。
3.改善了生活质量。由于城市在交通、娱乐设施、文化生活等方面比农村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环境，农民进城后可以享受更好的福利，生活环境大大改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另外，由于农民工对迁入城市（目的地）的偏好，也会产生心理效应，增加幸福感。例如通过迁移可以实现兄弟姐妹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缩短了相互之间的交流距离，带来更方便的相互关照和相互走动，享受更多的亲情。
4.增加就业机会。农民工形成的原因之一是相对于农业人口我国农村耕地资源稀缺，农业就业岗位不能满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需要，使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据调查，我国绝大部分农户认为耕地面积不能满足其经营能力。另外，随着国家对农业投入的不断增加，水利设施不断改善，农村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剩余越来越突出。所以农民工市民化实际上是增加了农民的就业，而获得就业机会是取得工作报酬的先决条件，就业增加收入增加。
三、农民工市民化的个体成本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的私人成本是指农民工市民化后在城市生活工作比在农村生活工作多支付的费用，可以分为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两个部分，经济成本包括与农民工市民化有关的直接费用支出，非经济成本包括与市民化有关的机会成本、制度成本和劳动者因改变生活工作环境而产生的“精神成本”等。
（一）经济成本
1.生存成本。生存成本是指农民工市民化后需要支付的比市民化前更多的生存费用支出。一方面，农民工市民化并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农民工本人及其家属只能按照城市物价水平进行消费，而城市的物价水平一般比农村的物价水平高。包括子女入学、住房、房租、饮食、医疗和生活用品费用支出等。另一方面，农民工市民化后他们还要支付在农村可以免费享用的公共物品的费用，例如教育方面，由于教育制度的一些缺陷和弊端，农民工市民化后不得不为其子女就近入学或者进入就学质量相对较好的学校就学交择校费和寄读费，并为了找关系不得不付出高额的费用支出。在城市生活还要支付在农村不必支付的交通费、公厕费、水费、排污费、物管费等费用。生活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的选择。国研调研中，将农民工经济支出分为食品支出，居住支出，日常生活支出，其余支出（社会保险个人缴费、交通、医疗、通讯）。数据整理可以得，食品支出最大，平均540.32元，占到消费支出（扣除社保支出后）的49%；其次为居住生活支出，平均214.60元；再次为日常生活支出，平均173.83元。其余支出依次为：社会保险个人缴费支出，平均137.31元；交通支出，平均99.45元；医疗支出，平均99.35元；通讯支出，平均90.88元。
2.转移成本。指因市民化迁移而产生的费用，包括农村户口迁出到城市户口的落户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支出。从农业户口转变成城市户口，会因为耽搁时间造成收入损失，原住地的资产也会因为迁徙而减少（如土地、房产等），办理城市户口本还会产生往返路费、食品、办证费和管理费等。特别是各种政策对农民工市民化有种种限制，农民工为了市民化需要疏通很多关系，打通各种障碍，并为此支付很多费用。
3.风险成本。这里主要指的是失业的风险成本，因为失业使收入减少。一是由于城市就业的不确定性，加之农民工的自身特点，失业风险很大，一旦受国家宏观经济形势、自然灾害等的影响，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可能首先失去工作。如2009年我国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就达到数千万人。1932年美国大萧条期间，失业率快速增加，出现了大量工人向农村回流。二是我国农民工普遍缺乏劳动合同的保护，失业风险大。据统计，我国农民工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的不到农民工总数的一半。三是我国农民工普遍缺乏失业保障，失业风险很大。据统计我国雇主为雇员购买和缴纳失业保险的比例不到农民工总数的5%。
4.歧视性的工种和工资制度。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不分性别、种族、职业、职务、社会出身、宗教信仰、财产状况，都享有同等权利。然而，由于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普遍偏低，农民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工种，然而，恶略的劳动条件并没有获得补偿性的工资报酬。而且，即使他们从事着与城市员工相同的工作，拥有相同的业绩，但是他们的劳动报酬和城镇居民相比却相差甚远。这种和城镇职工相比“同工不同酬”的这种现象，谢嗣胜、姚先国经过分析得出结论显示，农民工与城市就业人口工资差异的59.4%可以用歧视来解释。
（二）非经济成本
由于思念家人、家乡导致的心理成本；受到当地居民不良看法与对待；文化冲突、社会歧视；生活不适应；各种在务农时可以享受的，但流动后丧失的选举权，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等等，这些都是看不见的隐性成本，是一种机会成本，只有能够承受得起这些成本的人，才能继续留在城市生活。
1.精神成本。一是农村地区人口的职业、价值观、语言、见解、宗教、风俗、行动等相似性很强，又世代相传的住宅、民族、血统也多是同质的。农民工市民化并离开农村将在一定程度上阻断其与农村的精神联系，带来一定的痛苦。二是市民化带来的无法享受亲情和对父母的照顾，也会产生很高的心理调试成本。这对于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更加突出。三是因为农民工的特点，今后农民工举家迁移城市将成为趋势，但由于家属（特别是父母）转移到城市生活后，因为语言环境不同、文化环境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交通方式不同、人与人交往的方式不同等产生心理成本，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以上这些都属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精神成本。
2.制度成本。制度成本是指目前我国很多城市在促进农民工转变为城镇居民政策、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不完善、不合理带来的农民工市民化的困难和障碍，以及由此带来的转移成本的增加。制度成本不仅增加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直接经济成本，还带来了非经济成本。如有些地区农民工转移城市户口的条件高不可攀，大大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需求。农民工子女入学、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市场的歧视性限制都大大增加了农民工转变为城镇户口的风险和成本。目前最典型的例子是各大城市为了调控房地产，居然限制农民工在城市购买住房，而住房又是很多城市规定的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