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整个20世纪中国文论是在西方话语霸权的覆盖下过活的，中国人从西方学到了很多的知识理论，改变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文学观念，促进了中国文论现代化的进程，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但这种状态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必需的，也是中国人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中国人从来不缺乏理论的热情，对理论的关注不断出现在活跃在中国文坛的年轻一代作者身上，他们不但积极主动地与国际接轨，而且还大胆地将自己对理论的理解、体认表现在文学创作中。王宁就曾在《再论先锋小说的后现代话语特征》一文中指出，素有文坛“巫女”之称的作家徐小斌曾写作中篇小说《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这时读者还处于对弗洛伊德理论有初略了解之时，而对于德勒兹的“精神分裂分析”读者则闻所未闻。而《敦煌遗梦》则写于国内学者初涉后殖民主义理论之时。此外，在高校从事科研工作的教授们、青年学子们对理论表现出的热情也不能低估，正如有学者所回忆的那样：“……他们的话题总充斥着‘权力’、‘话语’、‘互文性’和‘主体性’等，并且还夹杂着德里达、巴特勒、或者泰凯尔主义一些名字……”不妨将这种对理论的热情和主动选择视作人类渴望进行中外文化交流与对话的本性使然。中国对西方的兴趣如此，西方对中国的兴趣也不例外。
三、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的理性反思
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对西方文论的大量引进给中国文坛带来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使本土文论面临极大的压力与挑战。20世纪90年代既是文论引入的高潮阶段，也是学者开始进行学术反思的时代，这一时期在经历了文论接受的狂热之后，学者们开始对西方文论进入进行深刻反思。
80年代以来，各种西方学说以极快的速度出现在中国文坛，并受到中国知识界的热烈推崇，新批评、读者反应理论、现象学、心理批评、原型批评、女性主义、生态文学及各类“后”字号理论在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引领着国内文坛思想潮流。新奇过后，国内学者开始注意到这种不加消化的大规模引入带来的问题，那就是西方文论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压过了本土文论的声音，整个20世纪看上去是西方文论在中国文坛的独白。学者们不无担心地说：“我国文学理论在反思中，深感我国文学理论的求变、求新的过程中，每个阶段自己都深受外国文论的影响。”孙绍振说：“中国近百年的文论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论的独白史。”曹文轩在《丢不下的尴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资源的贫困化》中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学批评理论资源匮乏几乎靠外来接济，这个问题当然重大。就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而言，我们又成了一个‘贫油’大国。你看五颜六色、甚嚣尘上的文学批评之车，是用人家的‘油’发达的——是人家提供的动力。”季羡林先生指出：“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黄维梁教授也说：“在当今的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20世纪是文评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丽，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尽管中国的科学家有多人得过诺贝尔奖，中国的作家却无人得此殊荣，中华的文评家无人争取到国际地位。”孙津说：“当我们要用理论来讲话时，想一想罢，举凡能够有真实含义的或者能够通行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到底有几多不是充分洋化了的(就算不是直接抄过来)。如果用人家的语言来言语，什么东西可以算得上中国自己的呢？”曹顺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中外文化与文论》第一辑。这些都证明了学者们在文论赶场中开始理性反思，开始思索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问题。
在理论界，失语症最为集中和形象地表达了上述学者的集体忧思。这一时期，学界的重大事件是曹顺庆先生关于失语症的提出，他在1996年发表于《文艺争鸣》里的一篇文章《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中指出，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文论失语症。他说：“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我们失去了自己特有的思维和言说方式，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基本理论范畴和基本运思方式。”此说一经提出，立刻在学界激起波澜。张卫东于1997年在《文艺评论》上发表了《回到语境——关于文论“失语症”》，杨曾宪1999年发表《关于古文论“失语”、“复语”问题的冷思考》，还有杨曾宪1999年发表于《人文杂志》的《关于古文论“失语”和“话语重建”的再思考》、李安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当代中国“失语症”的思考》(2002)、熊六良的《文论“失语症”：历史的错位与理论的迷误》(2003)、肖翠云的《对文论“失语症”的几点反思》(2004)、陶东风的《关于中国文论“失语”与“重建”问题的再思考》(2004)、蒋寅的《对“失语症”的一点反思》(2005)、曹顺庆，邹涛《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再思考》(2005)、曹顺庆《再说“失语症”》(2006)、周一飞《如何返回母语？——从“失语症”争论看中国现代文论的失落与重建》(2007)、杨飏《西方文论在中国的“经”化——20世纪中国文论失语症的内因》(2007)、曹顺庆，靳义增《再论“失语症”》(2007)、王树人《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兼论话语霸权与“失语症”问题》(2007)等。从以上的研究成果来看，无论人们对失语症的态度如何，也无论他们是从何种角度来回应失语论者，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失语症”切中了当代中国文论的要害，逐渐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论最重大的问题之一。罗宗强先生认为“失语症”的提出“反映了面对现状寻求出路的一个很好的愿望。因它接触到当前文学理论界的要害，因此引起了热烈的响应，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
关于失语症的论争长达十年之久，至今仍葆有余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失语的根源在于我们文化上的断根，必须正视文论失语与文化断根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说来，文论失语指涉的是我国当代文论的原创性缺失现状，指的是中国学者没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话语言说方式和特定的学术规则，在总体上是沿袭西方。失语症的提出者敏锐地看到了20世纪中国文论存在的问题，尖锐地击中了它的软肋，对文论工作者和文学创作者作了及时的警告，避免了我们对西方的一味盲从，必须正视失语症提出对当代文坛的警示作用，澄清对失语症的误读、误解。在提出“失语”之后，失语症论者继而提出了作为我们民族伟大文化遗产的古代文论资源具有强烈的不可替代性，如何对其进行现代转换的途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途径等关乎中国文论命运的重大问题。西方文论中国化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等基本路径的提出，充分显示了中国学者的独立品格及中国学界在对西方文论的盲目追捧中渐渐冷静下来，开始思考自己的问题。在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之下，只有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自我与他者作出充分的观照，吸取对方的长处的同时不完全妄自菲薄，不丢掉自己赖以生存的立身之本，持一种开放、公正、公平的态度，这才是合理的和值得首肯的。
失语症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当代文论建设走向自觉，中国学者企图从西方文论的附庸之中走出来，取得自身的独立。失语症既是中国学者对20世纪中国文论畸形成长的一次有效诊断，又是对20世纪之后的文论走向、文论发展的理性思考和展望。正如失语症的提出者所说，失语症只是一个策略，目的在于警示学界，给当时过热的西方文论引入热浇上一盆冷水，使我们警惕一味跟随西方的危险。可以说，失语症的提出及其引发的巨大波澜，使失语与话语重建问题成为20世纪中国文论建设最为基本的两大问题。曹顺庆教授近年提出用变异学视角来审视西方文论在中国的进入，提出通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和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来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就是很好的思路与解决办法。失语症正是学者们在西方文论热潮过后理性反思的一个缩影，它是20世纪中国文论在长期学习西方、跟随西方后，开始走向自觉、走向独立的体现。
除了理论界外，文学批评界与创作界的学者与作家们也开始对这一时期的批评和创作进行系统的反思。当代著名文艺理论批评家陈晓明就曾指出西方文论引入的世纪性焦虑。他说：“西方整整一个世纪的创作与理论突然展现在中国面前，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使急于寻求出路的文坛兴奋不已而又躁动不安。我们是在短短几年里浏览了西方半个多世纪的文化成果，各种观念和学说都涉及了一下，却并没有全盘消化，这就使得搞创作和理论的人们，非但不会沮丧，反倒胆大妄为。……人们很容易看到思想进步过程所映衬出的各种学说的弱点，——每一在后的理论总是批判、压制在前的学说，由此获得取而代之的权力。这样，当代中国的创作和理论，只能是匆匆忙忙地浏览这个过程，选择最适合的和最时髦的作为己用而不可能认真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这就不可避免促使当代的创作和理论在急切的选择中陷入不可自制的浮躁之中。”
除了批评家表露出来的强烈的焦虑感、挫败感和浮躁感外，一些从事创作的作家也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他们惊呼20世纪的中国文化是被西方文化拖着走的，人们在不自觉中接受西方文论已经有30年了，而西学东渐则已接近一个世纪了。我们紧跟西方，企图以追寻别人的方式保持与世界同步的想法也持续得太久了。我们成了西方的忠实跟班，成为他们理论主张的回应者和实践者。我们张口结构，闭口解构，用我们的嘴说别人的话，而我们自己的声音，属于我们文化独有的东西却被淹没了、丢失了。先锋派作家孙甘露在一篇文章中就提及了这种丧失了自身精神文化家园的飘零感：“看看如下名单的运行：精神分析、存在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符号学、阐释学、读者反应批评、解构理论、女权批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话语。只是一份多重的周边签证。它暗含着‘此地是他乡’、‘生活在别处’这样诗意的循环法则。”当然，这里虽然没有提及本书所关涉的互文性理论，毫无疑问，它也是这个理论阵营中的一分子。对于西方文学对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知名女作家赵玫充满悲哀地说：“当我们重新审度近年来的先锋小说，一个最令人悲哀的现象是，我们无论是从所谓现代派小说中还是从所谓寻根小说中，都或多或少能找到一个塞林格，或者海勒，或者索尔·贝娄，或者马尔克斯，或者别的什么外文字母的影子。当我们发现我们所一直津津乐道的先锋小说，竟是被笼罩在外国几十年或十几年前的‘前卫文学’的阴影下，我们所有的那一层悲哀和我们不得不沉痛做出批判的反思就是十分自然的了。”可以说，这种担心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极具代表性，他们道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生存困境及基本特征。余华、李冯等其他作家也都在不同的场合坦言过自己所受的外国文学影响。我们的现当代文坛几乎成为各色各样的西方文论的试验田，这的确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的真实现象。
但是，不管人们的批评之声多么强烈，西方文论进入中国的步伐并没有减缓，可以说在失语症提出之前，文坛基本上是西方文论的独白，而失语症提出之后，则是由西方文论与重建中国文论两股力量扭结在一起的。显然，西方文论的引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拓展了我们的思维与话语空间，另一方面对我们自身的批评理论和话语造成威胁和侵占。中国人在接受西方文论的过程中也有得有失。所谓“得”是在互文性的影响下中国文学研究在哲学基础、思维模式、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产生了变化，推动了本土文论的反思，激活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相关思想，促进了中西文论对话；所谓“失”即是互文性作为异质话语进入中国国土后对本土文论的冲击，在理论空间的占有上，中国的批评家、作家纷纷选择来自西方的这一理论作为自己的批评或创作的圭臬，从而使他们降低了自身在理论上的创新和积极性。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不应只看见文论引入的消极作用，更应该看到其积极作用。学者李建盛认为西方文论的引入拓展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思维空间，让我们知道了除自身之外的他者究竟在干什么，做了些什么，而西方无疑是除了我们自身之外的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他者，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理论的互动、互释、互证。在中西文论观照视野下持一种开放的眼光，这样才能规避文论发展的一元化倾向，这无疑是一种开阔的胸怀。他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方理论和批评话语的每一次中国式阐释和运用，都在一定层面上拓展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思维空间和话语空间，例如从现代西方结构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中，当代批评学会了讨论文学的结构、能指和所指的问题。”无疑，西方文论的中国式运用体现了当代批评家对于理论的主动追求和自觉接受，为当代文学、美学提供了一个可资对话的多元空间，替代了传统文论解释文本、解释世界的单一视角，为我们文学创作、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另外一种经验，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
事实上，在当代的意义上思考文论的引入，首要问题是要从中∕西、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脱离出来，应该将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流传及接受视为现世存在性的一种必然相遇与撞击。一味拒斥西方文论只会导致单一的哲学思维和审美规范，只会损伤文学理论的丰富性及解决问题方法的多样性。一味拒斥不行，全盘接受亦不行，必须认识到我们不是通过西方文论来提升、装点自己，不是用一种“学习”、“崇拜”的心态去看待西方文论。如果以这种褊狭的心态来看待，势必会造成一种事事不如人、时时不如人的贫穷心态、殖民心态，必然导致我们的内心失衡，陷入一种被征服、被圈定、被看低的状态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