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昭于清顺治九年（1652）生于河北雄县一个官宦之家。祖父王乔栋明天启年间进士，曾官至湖广粮储道左参议。他为官清正，刚直不屈。父亲王炘，字济似，别号茨庵，明末举人。曾为诰赠通议大夫，刑部右侍郎，有《茨庵诗抄》流传于世。清代济宁人潘应宾为之作序云：“先生聪慧过人，读书十行俱下，善属文，洒洒千言立就。”因其才华过人，遂深得明末著名民族英雄孙承宗钟爱，后将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他。这位孙氏宗女便是王淑昭的生母。孙王两家联姻，是为名门对望族，珠联璧合，佳话一桩。
王淑昭为王炘与孙氏所生长女，自幼便与母亲跟随在南明为官的父亲，游居于福建、浙江等地。明亡，王炘便隐居江南乡间，不问政事，躬耕为生。曾致力于教育，清苦治学，兼教淑昭与妹妹学习经史诗书，人称其为“布衣诗人”。清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王炘携妻女回归故里雄县，继续为文为诗。清人邓之诚赞他的诗：“格调高古，多河朔幽燕之气，郁勃之怀，兴亡之感，时流露于笔端。”
王氏一家回归故乡时，王淑昭十九岁，已是一个相貌清隽、气质雅静、诗书满腹的出众女子。在父亲的影响和督导下，她熟读经史子集和杂录琐记等古籍。特别是对古之史书，几乎可以逐卷默读，故对历代贤相名臣、入史官吏的良莠得失、是非成败、百姓的好恶爱憎以及各地的乡土人情都熟于心、言于表。这对她婚后帮助为官的丈夫、弟弟做受百姓拥戴的清官、好官打下了良好基础。
王淑昭二十六岁嫁与了河间的望族之后左印奇。
古城河间，历史悠远，其名始于春秋，至今已有2500多年。兼其地杰人灵，史有“京南第一府”之美称。其地左姓很多，乃元末明初由迁始祖左君美携眷从安徽庐州金斗（今合肥市）迁徙而至，后子孙繁衍，终成河间大族。这左氏一族勤农渔、重诗书，忠厚传家，代代皆有俊杰者出。据乾隆三年（1738）左氏全族为左俊美所立之碑文记载“（君美）之后代做翰者计四人，领文武乡荐者暂十一人，赋成均者十九人，希邺酂十七人，入文武胶庠者九十八人。”这就是说左氏一族在迁徙后的不足四百年间，培养出为官为士、国之栋梁者竟多达一百五十名。
王淑昭之夫左印奇的父亲左敬祖，史称其为康熙帝的股肱之臣，曾为康熙的老师，帝常称其为“左公吾师”，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这位官高名显的左公有六个儿子，考取功名者四人。左印奇是他的次子，亦为一位“雄姿雅望，学行优崇”之士。他与王淑昭成婚后，夫妻两人诗文相当，志趣相同，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探究文史，王淑昭为了丈夫尽快考取功名，便总揽家中一切事务，不使丈夫为琐事所累。还经常在料理家务之余，辅助丈夫攻读诗书典籍。每到夜晚，两人面灯而坐，默读久了便相互问答，空气顿时活跃，时有爽朗笑声传出。左印奇不负爱妻所望，科考成名，委为广东恩平县令，后又补河南涉县令。其再两任县令期间，均有妻子辅佐其侧，为他谋政理事给予了许多帮助。女人心细，她作为一个博学多才、明达事理的女人，所予帮助更是一般女人所不及。特别是在为官清正、恤民如子、励精图治、造福一方等方面，她常以古之循官良吏的旧事，启发他、勉励他。这时的她和他，仍如当年挑灯夜读一样，每到晚间，衙门关闭，周围寂静无声，她便要委婉而亲切地探问他一天中处理政务的情形。左印奇也乐于把自己经办的诸般事宜，向她一一介绍，请她斟酌评点。况左氏一族多人为官，都留有盛名，这种优秀的遗传基因，代代相传。所以左印奇在恩平和涉县执政期间，一直保持着清正廉明的作风。他们生活简朴，囊中多有羞涩。史载：“他扑盗惩奸，扶良植弱，广建书院，培育人才。”使得社会风气大大净化，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上至朝廷，下达庶民，广泛称赞。左印奇在涉县为令十三年，其廉洁清正、俯首为民之风，坚持始终。他的的任期之长、政绩之优，皆为涉县之最。
左印奇病逝后，王淑昭带领子女扶柩离开涉县回归故里时，百姓念其恩泽，扶老携幼，挥泪相送。史书说：“卧辄哭送者数千人。”这种官死民悼的动人情景，在封建社会是极为罕见的，而这种情形的出现，王淑昭则是功不可没。
王淑昭的胞弟王企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考中进士，声名显赫，曾官至刑部侍郎，虚心若谷，谦谨待人。但仍担心供职有失，便特请姐姐入住京师，做他的参谋助手。凡是遇到棘手之事，都清姐姐为他指点迷津，解决疑难，使得许多重大繁复刑讼，得以公正处理。曾有一件朝野关注的大案，在王淑昭的帮助下，及时解决，受到康熙皇帝的嘉许。
《左氏族谱》中记述了一则关于王淑昭的故事：康熙帝在一次群臣朝拜时，一时来了雅兴，命令文臣们限时赋诗一首，诗中要有从一到万十三个数字。那些平时常常摇头晃脑吟诗唱词的文官们，这时却一个个拍着光秃秃的脑门，冥思苦索，却不得诗句。王企也一时犯难，便请求皇帝放宽交送诗稿时间，康熙恩准延至次日早朝。王企回到家里，便请姐姐代劳。王淑昭稍作沉吟便脱口成诗：
一日思君隔九溪，尺书四六寄辽西。
双双两两闻归雁，五五三三听晓鸡。
万丈悉怅人易老，百千情绪半难齐。
栏杆十二从头数，七八黄莺不住啼。
当王企将这首诗跪呈皇帝时，康熙看了大悦，连声说“好诗”。并夸奖王企说：“爱卿实才子也。”王企忙说：“这首诗不是愚臣所作，是请姐姐代笔的。”康熙听后很为惊诧，感慨说：“满朝文武不及一女子，可见女人不可小视。”遂封王淑昭为“六宫女师”，并派官员携重金相聘。王淑昭是一位荣辱不惊的人，对于皇帝的赞赏和诰封，心态平静，并以自己年事已老，不能顺从圣命，辞谢不就之表，上呈皇帝。康熙读了这纸文辞委婉、叙理充实，新的“陈情表”后，准了她的请求。
王淑昭愈到晚年，志向愈坚。生活上恬淡简洁，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用到教导后代子孙上。雍正六年（1728），她的儿子左方焕，紧步其父后尘，出任河南确山县知县，她当时已是七十七岁高龄，儿子恳求老母同往，她推辞说：“我年龄大了，经受不了途中的跋涉之苦，你放心去吧。母亲不在你的身边，你要自律，处处事事严格要求自己，视国事为家事，爱民如子，多为黎民百姓办好事，当一个如你祖父、父亲那样的好官。”左方焕不负母亲所嘱，为官勤恳，为人清廉；对待同僚宽人严己，受到左右尊崇。因为他的性情耿正，不肯献媚取悦上司，被罢官免职，只得回家为民。当母亲知道了他被黜的原因后，竟慈爱地笑呵呵说：“真是好儿子，那些昏庸的上司不喜欢你，妈妈喜欢。不做官了，要一辈子做个好人。”
乾隆三年（1738），一代才女贤妇王淑昭以八十七岁高龄病逝。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她拖着老迈多病之身，写下了《示仲男》一诗，内有“前程思大父（指左敬祖），须继旧家风”句，谆谆教育子孙“居官要廉明，治家要勤俭”。这些话虽然出自近三百年前一个老妇人之口，但至今仍复掷地有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