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觉得这段写得很好，很有力量，是自己心中感情的真切流露，也为天下斯文之辈说出了久蓄于胸的义愤。接下去，曾国藩再将洪杨烧学宫、毁孔子木主、污关帝岳王之像、坏佛寺道院城隍社坛等话写了一段，他要以此激起全社会对太平军的仇恨。最后，曾国藩宣布自己“奉天子命，统帅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并号召各方人士支持他。对这些人，或以宾师相待，或将奏请优叙，或授官爵，而反戈者将免死。如果谁“甘心从逆，抗拒天诛”，那么“大兵一压，玉石俱焚”。
全文写完后，曾国藩通篇再读一遍，读着读着竟大感失望。这篇写成的文字，与他盘腿坐在床上所想的那篇檄文，相差太远了。无论从气魄上，还是从行文上，都比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大为逊色。“超过”云云，从何谈起？既缺乏“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的气势，又没有“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的悲愤，更没有“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那样震烁千古的结尾警句。曾国藩翻来覆去地修改了几遍，一直到鸡叫，仍不能满意。他无可奈何地叹道：“看来这檄文，已让骆宾王登峰造极了，后人竟无可超过。”说罢又摇摇头，不服气地想：世上哪有不能超过的事！昌黎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莫非我的气势不如骆宾王？骆宾王不过一文人，自己堂堂三军统帅，反不如他！曾国藩百思不解，直到远远近近的鸡一齐叫起来，天已蒙蒙发亮，他才疲倦地放下笔，动手前的那股激奋情绪已消失大半了。
檄文写好后，曾国藩命大量誊抄，四处张贴，务使闹市僻壤，人人皆知。办好这件事后，他又开始考虑另一件大事。
水陆两支人马，加上夫役在内近两万人，一旦开出衡州，全力以赴的事，必将是行军打仗。曾国藩想，自己的主要精力也将要摆在克敌制胜方面，因而必须建立一个类似朝中内阁那样的机构，处理诸如发放文书、调配粮草银钱、采买军需给养等日常事务。这个机构以供应粮草为主，曾国藩给他取名为粮台。粮台下设八个所：文案所负责处理上下左右往来文书；内银钱所负责调配安排湘勇内部水陆各营的银钱；外银钱所负责收发朝廷及各省各地拨、援、捐等银钱；军械所负责采买随军所用的各种器械，如军服、帐篷、马匹等；火器所专门负责采买以大炮为主的各种火器；侦探所负责情报侦探、军报传递；发审所负责处理勇丁内部及勇丁与百姓之间发生的各种冲突案件；采编所专门采集编辑湘勇官兵忠义孝悌的材料上奏朝廷，以便奖掖忠良，激励士气；粮台委托黄冕、郭昆焘为总管。同时，还在衡州设一捐局，接纳各地绅商的捐助，此事便委托给内兄欧阳秉铨。
不久，衡州、湘潭两处船厂禀报，已建成快蟹四十号、长龙五十号、舢板一百五十号，又建造一艘特大的船，名为拖罟，以五六只船拖着前进，作为曾国藩的座船，同时还改造民船数十号，雇民船二百余号，以载辎重。到了咸丰四年正月底，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在周密的安排下，都大体就绪，曾国藩心里松了一口气。这时，朝廷又下达一道紧急命令，令曾国藩沿湘江北下，兼程赴援武汉，曾国藩决定正月二十八日由衡州启程。
二十七日下午，曾国藩想起明天一早就要誓师北进了，心情无论如何也难以平静。他焚香盘坐在床上，闭目凝神，半个钟点后，心绪渐渐安静，于是他请罗泽南过来品茗对弈。罗泽南前些日子又恢复了一营营官之职，经过那次挫折后，罗泽南变得更加老练深重了。金松龄的营官一缺，则由曾国葆代理。在平时的相处中，曾国藩对罗泽南，与任何人都不同，总以一种亦师亦友的态度对待。空闲时间，二人常在一起谈些学问上的事。在对程朱理学的研究方面，曾国藩常自愧不如罗泽南。
曾国藩与罗泽南一局未终，亲兵进来禀报：门外有个年轻的读书人来访。曾国藩一向谦卑抑己接待来访者，尤其是读书人。他吩咐收起棋盘，传令立即接见。
青年学子王闿运的一番轻言细语，使曾国藩心跳血涌
那人进得门来，在曾国藩面前端端正正地行了一个礼，不卑不亢地自我介绍：“晚生王闿运拜见部堂大人。”
“足下便是王闿运？”曾国藩将王闿运细细地打量一番。见他很是年轻，约在二十岁左右，中等身材，宽长脸，两只眼睛乌亮照人，身穿灰色粗布棉袍，头戴黑布单帽，脚着宽头厚底单梁布鞋。虽穿着朴素，却神采奕奕。曾国藩心中喜欢，亲热地对王闿运说：“久仰，久仰，不必拘礼，请坐。”
曾国藩“久仰”二字，并非寻常文人见面的客套话，他的确早就听说过王闿运其人了。那是王世全对他讲的：一日，一个要饭的老花子，持着“欠食饮泉，白水焉能度日”的上联，来到东洲书院求对，一时难倒了书院那些饱学之士。后来，一年轻士子以“麻石磨粉，分米庶可充饥”的下联对上了，才免去东洲书院之羞，此人便是王闿运。曾国藩欣赏王闿运的聪明，现在，这个聪明的士子自己来了，他自然高兴。王闿运大大方方地坐下后，曾国藩问：“听足下口音，好像是湘潭一带的人。”
王闿运说：“晚生是湘潭云湖桥人，去年来东洲书院求学。昨日在渡口拜读《讨粤匪檄》，知明公即日将挥师北上，荡平巨寇，解民倒悬，故不惮人微位卑，特来明公处祝贺。”
曾国藩见王闿运口齿清爽，谈吐不俗，心想此人果然有些才学，微笑着说：“半年来，湘勇在衡州，多蒙各界父老乡亲支助，现已初具规模。洪杨又转而进犯湖北，践踏湖南。鄙人奉朝廷之命，近日即要出师，灭凶逆而卫家乡，还烦足下代为转达鄙人对衡州父老的感激之情。”
王闿运忙站起，作了一揖，说：“明公在衡州训练士卒，将帅三军，一扫衡州官场疲顽之积习，振作蒸湘士农工商之精神，功在衡清，有口皆碑，尤为我东洲三百学子所倾心景仰。”
“足下过奖了。”
王闿运重新坐下，说：“晚生昨日通读《讨粤匪檄》，此文笔力雄肆，鼓舞人心，其作用当不亚于一支万人劲旅。但愿东南半壁，凭此一纸檄文而定。”
“倘能真如足下所言，则实为国家之福、万民之幸。”
“《讨粤匪檄》好则好矣，然此中有一大失误。不知此文出自明公幕中何人之手，明公可曾注意否？”
曾国藩心里吃了一惊，坐在一旁的罗泽南等人也感到意外。曾国藩素知“十步之泽，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何况眼前这位年轻人是个聪明过人的才子，决不能以世俗观念看待他，他既然敢于进赵家祠堂来当面指出檄文的失误，必然有一番深研。曾国藩不露声色，摸着胡须，和颜悦色地对王闿运说：“《讨粤匪檄》仓促写成，必定多有不妥之处，望足下坦率指出。”
王闿运侃侃而谈：“大军出师，颁发讨伐檄文，以振人心而作士气，向来为统帅所重。故当年汤王伐桀，有《汤誓》传世；武王伐纣，在孟津作《泰誓》，在牧野作《牧誓》。征讨有罪，恭行天罚。徐敬业起兵伐武曌，骆宾王为其作《讨武曌檄》，千古传诵，遂为一代名文。明公出师衡州，此事将永载史册，为当今天下第一等大事。《讨粤匪檄》一文配合此次出师，自张贴之日起，便已传遍衡州城内城外千家万户，日后也定当如《讨武曌檄》一样流传下去。但可惜的是，此文回避了洪杨叛逆的主要意图。明公一定读过长毛的《奉天讨胡檄》。”
曾国藩想起被太平军俘虏的那天夜里，罗大纲要他抄的那份告示，于是点了点头。
“不怕明公怪罪，恕晚生直言，洪杨的《奉天讨胡檄》虽然胆大妄为，罪不可赦，但就文论文，在蛊惑人心、欺蒙世人这点上，却有它的独到之处。文章开头几句就极富煽动性，其中如‘用夏变夷，斩邪留正，誓扫胡尘，拓开疆土。此诚千古难逢之际，正宜建万世不朽之勋。是以不时智谋之士、英杰之俦，无不瞻云就日，望风影从。诚深明去逆效顺之理，以共建夫敬天勤王之绩也’等也能打动那些急功近利之辈。洪杨叛逆用来煽动人心的正是所谓‘用夏变夷’‘誓扫胡尘’，此中祸心，恶毒至极，厉害至极。窃以为《讨粤匪檄》正要从此等地方驳斥起。然则遗憾的是，檄文绕过了它，使人读后，觉得明公的军队不是勤王之师，倒是一支卫道之师、护教之师。”
曾国藩的扫帚眉微微皱了起来，王闿运似乎没有觉察到，继续高谈阔论：“其实，洪杨檄文不值一驳，说什么满人是夷狄、是胡人，纯是一派胡言。若说夷狄，洪杨自己就是夷狄，我们都是夷狄。荆楚一带，在春秋时为蛮夷之地，我们不都是夷狄的后人吗？满洲早在唐代，便已列入华夏版图，明代还受过朝廷封爵，怎么能说满人不是中国人呢？”
王闿运这几句话，如同石破天惊般震动了曾国藩和罗泽南等人。曾国藩坐在椅子上，斜眯着眼睛，将眼前这位刚过弱冠的后生刮目相看。自己在执笔为文时，不是没有想到要批驳洪杨的夷夏之论，只是不好措辞，故有意回避这个问题，着重在维护君臣人伦、孔孟礼义上作文章。难怪檄文力量不足，看来不是气势不够，而是识见不高的缘故。“有志不在年高”，诚哉斯言！曾国藩微笑着说：“足下高见。足下年纪轻轻，便有如此见识，将来前程不可限量！”
王闿运起身答谢：“明公夸奖，晚生荣幸至极。请屏退左右，晚生尚有几句心腹话要禀告明公。”
“请足下随我到书房来。”
进书房后，王闿运自己关好门窗，压低声音对曾国藩说：“晚生愚见，《讨粤匪檄》不宜再张贴，以免有人从中挑刺，议论长短。满人入关二百年来，历代都对汉人防范甚严。明公今有水陆万众，且皆为明公一人所招，兵强马壮，训练有素，此为我朝从未有过的事。朝廷对此，将会一喜一惧。望明公师出以后，于此等处时时加以检点注意，免遭不测。”
曾国藩轻轻点了一下头，王闿运把声音再压低：“明公治军严明，礼贤下士，衡州有识之士咸以为，明公乃当今扭转乾坤之人物。秦无道，遂有各路诸侯逐鹿中原。来日鹿死谁手，尚未可预料，愿明公留意。”
王闿运这两句轻细得只有曾国藩一人听得到的话，却如千钧炸雷，使曾国藩为之心跳血涌。他本想大声斥责一句“狂妄荒谬”，但他看出王闿运纯是一片好心，且又喜爱他的才识过人。对这种初次相见的有为青年，他优加宽容。曾国藩采取回避的态度，不予回答，说：“今日天色已晚，足下不必回东洲了，就在我这里留宿一夜如何？”
王闿运学的是帝王之学，本想以这番主意作为投靠曾国藩的进身之阶，见他对此毫无兴趣，亦不便再谈下去。他极想在曾国藩身边待一段时间，伺机再进言，于是高兴地说：“谢明公美意。晚生拟近日到省城走一趟，不知大军几日启程？”
“明日一早出发。”
王闿运大喜：“倘蒙明公允许晚生随军同行，则感激不尽！”
曾国藩满口答应：“明日就请足下和粮台众委员同船吧！”
王闿运拜谢。
曾国藩踌躇满志，血祭出师；一道上谕，使他从头寒到脚
第二天一早，石鼓嘴到演武坪一带沸腾了。五千陆勇全部穿上一色的新装，什长以上的官员都配上了马，刀枪晃动，战马嘶鸣。全体陆勇聚集在演武坪上，等待出征的炮响。五千水勇全部登上新船，这些新船整齐地停泊在石鼓嘴下湘江水面上。近三百座西洋大炮已安装在快蟹、长龙上。一个多月前还只是些不起眼的船民农夫们，现在神气十足地站在洋炮边，仿佛已变成了勇士似的。从桑园街渡口到石鼓嘴渡口一段的蒸水上，则停泊着临时雇来的两百多号民船，六七千夫役忙着装上最后一批粮草煤盐。
三声炮响后，塔齐布、罗泽南等人率领陆营官兵从演武坪出发，走过青草桥，向北前进。曾国藩带着郭嵩焘、刘蓉、陈士杰、黄冕等一批人来到石鼓嘴江边，他们将在此乘船随同水师顺流北下。
江边早已竖起一根两丈多高的旗杆，旗杆用白漆刷得发亮，杆顶端挂着一面杏黄旗，旗上用黑丝线绣着斗大一个“曾”字。江风吹动着旗帜哗哗作响，吸引石鼓嘴上上下下成千上万看热闹的百姓。旗杆旁边摆着一张大方桌，桌上满是点燃了的蜡烛、线香，桌边有一只空木盘。离方桌十余丈处，临时搭起了一个帐篷，衡州知府陆传应带领衡阳、清泉两县县令和各衙门官员，在这里为曾国藩等置酒饯行。
曾国藩在众人簇拥下，来到石鼓嘴边。因为尚在丧期中，他仍着往日常穿的黑布旧棉袍，只是由于过度兴奋，脸上泛着红光，显得神采焕发。他双手抱拳，向四方围观人群不停地拱手，算是对他们表示问候、答谢。山上山下发出一阵阵轰动，许多人在高喊：“曾大人！曾大人！”曾国藩径直向旗杆边的方桌走去，方桌前早已铺好一块蒲垫，曾国藩跪在蒲垫上，望天拜了三拜。
这时，一个团丁牵了一头水牛过来。这水牛虽然骨架庞大，但皮褐肉瘦、步履蹒跚，显然是一头已精疲力竭的老牛了。昨天，曾国藩临时决定，要在湘江边举行隆重的血祭仪式，吩咐国葆买一头牛来。国葆懂得血祭仪式的重要，在附近农家用高价买来一头油光水亮、高大精壮的水牛。当国葆将牛牵到大哥面前时，曾国藩抚摸着牛背，很是满意，随后叹了一口气，对国葆说：“换一头不能耕田的老牛吧！它还在出力之时，杀了可惜。”
于是换成了现在的这头羸牛。昨夜，这头牛被清水洗了三遍，又喂了些精饲料。清早起来，脖子上又套上一条彩绸。这头老牛并不明白此行是在奔赴杀场，因受过昨夜的精心款待，今晨一反平日奄奄待毙的神态，居然扬起四蹄，欢快地走到石鼓嘴下。队伍中走出十个穿戴鲜艳、年轻力壮的团丁，他们来到老牛身边。八个人蹲下去，二人一组，分成四组，都用手捉住牛的四只脚，前面两人，一人捏住一只角。只听见牵牛的团丁发出一声口哨，十个人同时一声吆喝，将老牛掀翻在地。牵牛的团丁迅速从腰中拔出一把短刀来，朝老牛的喉管猛地一刺，鲜血从喉管喷出。一个小团丁赶快跑过来，用木盆将血接住。老牛在地上四蹄乱踢，全身痛苦地抽搐着，两只榛色大眼珠鼓鼓地望着苍天，嘴里发出一声声悲惨凄厉的吼叫。它挣扎一番，慢慢地气竭力尽，终于平静地躺在沙砾上，再也不动弹了。
国葆过来，双手捧着牛血，走向跪在方桌边的大哥身边。曾国藩站起来，神色异常庄重地接过血盆，将它举过头顶，缓缓地走到旗杆边，跪下，默默地祷告，然后站起，将牛血淋在旗杆上，看着暗红色的鲜血顺着洁白的旗杆流向土中。最后，他将木盆猛地一摔。随着木盆落地声，锣鼓声、军号声、鞭炮声一齐响起，直震得地动山摇，水波晃荡。
陆传应率领文武官员们走过来，向曾国藩敬献美酒一杯。曾国藩接过酒杯，用手指弹出几滴落在地上，然后一饮而尽。随之一阵欢快的唢呐声响起，陆传应后面，两个大汉抬着一面黑底金字横匾走过来，那匾上漆着八个大字：“国之干城，民之瞩望”。曾国藩喜出望外，双手捧过，立即有亲兵过来接了去。曾国藩拱手向陆传应道谢：“陆太守，衡州父老所送的金匾，国藩担当不起，请太守转达一万湘勇的谢意。国藩亦将勉力为之，不负众望。”
陆传应说：“祝大人此去旗开得胜，早净逆氛，造福社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