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言疲惫不堪地走出新华社大门。不是工作累，而是他对值夜班不大适应，只要倒班，他就会出现这种不良反应。这个星期轮到他值夜班。
熟人一眼就看出他通宵未眠。熬夜的人有一个特征：脸上无精打采，眼睛浑浊不清，步履高低不一。
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睡觉。
不远处就是他的出租房。
正要加快脚步，却发现前方有一伙鬼鬼祟祟的陌生人。便衣！他脑子里马上产生这个概念，是条件反射的作用。这一两年，他一直忙于奔命，去过广州、深圳，到过上海、浙江，东躲西藏始终摆脱不了都宁便衣的追捕。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人到哪里，便衣便追到哪里，从未间断。尽管过着像逃犯一样的日子，但他从来没有自暴自弃，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歹徒，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无论何时何地，他始终坚信自己是一个清白的好人，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是一名称职的党务工作者。
只是不敢回家乡。
不回去不是怕死，不是理亏，而是好汉不吃眼前亏。逃逸是暂时的回避，是权宜之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睡意全无，陈正言全神贯注地密切注视着前方。还不能确定是便衣，但不能掉以轻心。人在特殊时期的心境无法像正常人那样平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还是防着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转身，绕道而行。
“站住！”
真的狼来了！
他不由自主地站住。这一次不是便衣，而是三名穿制服的警察。
“同志，请出示身份证。”一口纯正地道的北京腔，外加一个敬礼。
他松了一口气，心情放松许多。只要不是都宁的警察就好办。
“对不起，身份证没有带在身上。我是新华通讯社的编辑、记者，这是我的出入证。”陈正言奉上出入证。
出入证顶个屁用，警察要的是身份证。
谁有随身携带身份证的习惯？何况法律也没有这个要求。
“听你的口音是外地人。”瘦子警察试探性地问：“并且还是乡下人是不是？”
凭什么断定他是乡下人？凭判断力。警察都长有一双火眼金睛。城里人没有这种黄花菜的脸色，当然他们不知道他熬了夜；城里人走路没有这么慌张，当然他们不知道他在躲便衣。
乡下人的硬件他都具备，还有什么好说的。
他想回答不是，又怕暴露了身份。不过，相对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来说，小城市的人也是乡下人。这样想就通了。乡下人就乡下人，他点头默认。
三名警察立刻把他围住。
难道警察怕乡下人？
不是怕乡下人，而是怕他跑了。北京马上要开“两会”，所有“三无人员”
都必须遣送回家。
“这东西不管用，你得出示北京市公安局发的暂住证。”胖子警察理由充分地说。
什么暂住证？他还是第一次听说。
情有可原，过去他是城里人。
难道新华通讯社的出入证还不能证明他有固定的职业和固定的生活场所，还抵不上公安局的暂住证？要知道新华通讯社是国内知名的通讯社。
“对不起，老弟，没有暂住证就得跟我们走一趟。”胖子警察说。
“到什么地方去？”
“跟我们走就可以了。”瘦子警察说。
不肯去也得去。
陈正言说：“你们这是侵犯人权。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还需要什么暂住证？我要告你们，要对你们的行为曝光。”
瘦子警察说：“那是你的权利，但你今天必须跟我们走一趟。”
他被塞进路边的一辆警车上。
到哪里？
车上已经关着五六个人。旁边坐着的是一位憨厚的年轻人，对面有一位50来岁的老头在闭目养神。看到陈正言进来后，老头问：“小伙子，干什么的？”
“新华通讯社的聘任记者、编辑。”这次说得完整。
“哟，记者怎么也被抓起来了，不会是卧底吧？”
“他们说我没暂住证。”他回答。
“什么狗屁暂住证，不就是要捞钱吗？”老头直截了当地说。
交谈中得知，老头是陕西人，叫施继权，在“京苑大酒店”当大厨。年轻人叫叶国保，洛阳人，在一家企业当保安。
抓人不是儿戏，必须正儿八经地当一回事。到了派出所，胖子警察问情况，瘦子警察做笔录。
陈正言被带上来。
问：有什么证件？
答：我有新华通讯社的出入证。
瘦子插话：“我问你，有没有暂住证？”
“暂住证难道比身份证、党费证、大专毕业证、特约记者证都重要？”陈正言质问道。
“其他不要讲了，请你回答有还是没有。”胖子严肃地说。
“没有。”
胖子警察出示一本《北京市治安收容管理条例》，说：“对不起，按这个本子上的规定，我们得送你去收容站。”
再次上车，目的地是设在西城的一家收容所。
车开进收容所南边的一个小院。胖警察下车，大概要办交接手续。
陈正言看到这里的“生意”非常火爆，各个派出所的收容车源源不断地送来人。
交接完毕，他们不再是派出所的人。
“所有盲流请注意，都蹲着，两只手放在头上，排好队……”一名保安手拿扩音喇叭不停地广播着。
轮到陈正言办手续。
收容所为每一个盲流建立档案。“嚓”的一声，一张标准照收入相机。然后到了一个窗口前，看不到面孔，只听到声音问：“你叫什么名字……”他如实地回答。之后到存放处。手机、呼机、贵重物品被勒令掏出，身上不许带超过100块钱的现金。
为什么允许带100元？
肯定有原因。
办完这些手续后，正式成为收容所的被遣送对象。
他被带到一个很高很厚重的大铁门前。
门缓缓地打开。霎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院子，地上黑压压地蹲了好多人，分成好多伙，每伙大概有二百五十人左右，总共有一两千人。院子的南边是警察办公的两层小楼。北面、东面、西面都是关盲流的房子，阳台全部用钢筋封闭。楼上和院子里的人加起来大概有两三千人。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上班的人陆续到岗。十分钟过去……半个小时过去……还是不见陈正言的身影。值班总编问身边的小王，陈正言打电话来了没有？没有。你们打了他的呼机没有？呼了，没有回话。昨天下班陈正言是不是很正常？正常。这就怪了。陈正言平时从不迟到早退，办事认真，好学上进，怎么会招呼不打一声就不来上班呢？肯定出事了。值班总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安排：
“小王，你到陈正言的出租房看看，陈正言可能出事了，如有什么事立即向我汇报。”小王走后，值班总编亲自呼了两遍陈正言的呼机。接着从微机中调出陈正言的履历表。他想通过履历表找到陈正言在北京的关系。然而很失望，陈正言在北京没有亲戚朋友。他是凭自己的实力考进新华社的，没有人引荐。
小王打来电话，据房东讲，陈正言从昨晚到现在都没有回家。
一个大活人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
此时的陈正言在睡觉。他睡觉的这间房子大概有30平方米，床占去三分之二的面积。床上躺了一百多号“盲流”，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
这些人都是社会底层人物，有做厨师的，有做杂活的，有搞装修的，也有上班的白领。大部分人都是老老实实的本分人，靠挣几个小钱养家糊口。很多人都是因为没有暂住证或者没带暂住证出门被收容的。有一盲流说，他是在做饭的时候被扭走的，走时还来不及关炉子，恐怕铁锅已经变成废铁。
“吵什么吵！给我睡觉！”保安出现在门前。原来每间房都安了监视器。
这样的夜晚陈正言无法入睡。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人身自由被剥夺的滋味。虽然“收容不是犯法”，“收容”是“收留救济”的意思，可谁愿意被强迫停止工作，被这样收留救济呢？
天亮了。
下楼，集合，列队，点名，这样的动作一天三次。由于不干活，因此没有早餐。午饭是窝头，一人两个，不许多拿。看到别人拿塑料碗盛白菜汤喝，陈正言也想喝汤，就是找不到碗。怎么回事？去买，5元钱一个。陈正言这才看见有人推着小车在铁窗外卖东西，外面0.5元一根的火腿肠这里2元，外面0.7元的方便面也是2元一袋，薄薄的塑料碗5元钱一个，还有其他一些5元的东西。卖东西的人是这里某处长或科长的亲戚。
怪不得允许有100元的“私房钱”。
每天不断有“盲流”被拉进来。喇叭里不时念着一些“盲流”的名字。一个地方凑够一节车厢，就遣送回家。
施继权已被遣送回家。陈正言和叶国保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们所在的省份不愿收留他们，理由充分——打工不是盲流。打工在一些人口大省被视为一大产业，有的地方还提出了“打工经济”的口号。
一个问题，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谁是谁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谁来为这些回不了家的盲流买单？
没有免费的午餐，收容所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自己为自己买单。
到农场劳动，赚回在收容所的“消费”就放人。
陈正言他们这些没人要的“盲流”被大巴拉到一个望不到边际的农场。
下车后开始检查。检查什么？检查有没有私藏物资。所有人必须脱掉身上的衣服，包括内裤。
陈正言不愿脱裤子。几个人一拥而上，将他踢翻在地，扯下他的内裤。
农场总有干不完的农活……
这样的日子终于结束。
坐在从昌平回北京的公共汽车上，陈正言一言不发……
车子突然熄火。有人提议打110报警。顿时有人慌了神，警察来了会不会查暂住证？车上不少人是刚刚释放的盲流，他们一个个蓬头垢面更像盲流。如果真要查暂住证，那又得回收容所。
谈虎色变。
必须阻止报警。
办法简单，不就是推车吗？
“一……二……三……”公交车在一群蓬头垢面者的簇拥和呐喊声中缓缓起动。
来不及打扮，必须赶在下班前到《新华每日电讯》社。
干什么？
解释。一别数日，不说清楚不行。
几乎是跑步。
来到新华社大门，陈正言火急火燎地出示证件。
没有等到武警战士熟悉的手势，而是在仔细端详琢磨他的出入证。
难道还有假？
也许是生疏了。
没有假，而是有问题。他的出入证已经核销了，也就是说他无权入内。
真是“洞内一日，世上千年”。
是不是搞错了？他提出异议。
武警战士拿出一份文件，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他的大名。
他被解聘了。
“什么？”他吃惊地叫起来。
必须当面说清楚。他要进去，武警战士拒绝了他的请求。
难道解释权都没有？
有，可以打电话。
他把电话拨进了总编的办公室。
电话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您好！新华电讯社，请讲。”
听音如见人。就像失散的孩子找到了亲人，陈正言止不住潸然泪下。
他哽咽着说：“吴总编，我是正言，我有话要跟您讲……”
无法继续下去。
“正言，真是你，你在哪里？我们大家都在为你担忧。”吴总编的语气中充满了惊喜，又接着问：“出了什么事？慢慢讲。”
讲不出来，只有委屈的泪水。是，他还是个孩子，从不言败的孩子，挨打都不哭的孩子，却在亲人的面前坚强不起来。
也用不着坚强，想哭就哭。哭，是最好的补偿和解决的办法。伤心的事可以哭出来。
不公。小小年纪就受了一肚子的委屈和不明不白的冤枉。
吴总编看了一眼电话上的来电显示，知道陈正言在门卫室打电话。忙招手唤来小王，说：“快去把陈正言接上来。”
陈正言回来了！
不会吧？
还在怀疑。当他真真切切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时，大家才相信是事实。
这些天，大家时刻盼望他出现。一次次失望，再也没有人想到他会回来，已经接受了失踪这个事实，大家都以为他遭遇不测。
毕竟失踪了14天。
没事就好，同事们纷纷上前握手祝福。
他没有说话，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吴总编牵着他的手将他拉进自己的办公室，亲自为他倒上一杯水。
“回来就好。”吴总编说，“这14天你干什么去了？把我们大家都急坏了。”
言语中没有指责的意思，吴总编最担心的是他出事。
“吴总编，”陈正言还想哭，但控制住了，没有哭出来，但语音变调，“我被他们抓进了收容所……”
……
“原来是这回事。”吴总编气愤地说，“党和政府的政策被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经。收容所有什么权力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难道我们新华社的出入证还不能证明你不是被收容的对象？这件事我们会向有关方面交涉，还你一个清白。”
稍停片刻后，吴总编面露难色地说：“这件事搞得我们太被动了，也很尴尬……算了，不说了。不管怎么说，能平安回来就好。今晚我请客，为你洗尘。”
吴总编像是有很多话要说，但没有说，留了一半。
“谢谢总编，我只想上班。”陈正言忐忑不安地试探着问。他太爱这份工作也太需要这份工作。
这正是吴总编的难言之隐。
吴总编愣了半天，还是实话实说：“恐怕还有点难度。”
如果是口头通知还可以更改，白纸黑字形成了文件就很难收回。
当然他的情况特殊。
“这个该死的收容所！”吴总编骂起来，“带着我们跟着错。说句心里话，正言，我舍不得你离开。你是我们新华社面向社会公开招考的优秀人才。你那一批竞争最激烈，七百多人只录用五人。你到我们部已差不多有半年时间了，实践证明，你是一个不错的孩子，有能力有才华，能独当一面，工作很出色，同事也佩服你，我也很喜欢你。你失踪后大家都为你求情，都说你不是那种目无纪律、吊儿郎当的人。大家都在盼望奇迹出现——你突然回来，给我们一个惊喜。10天过去了，奇迹还没有出现。一个大活人不见了，并且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的压力很大，不得不向总社报告。纪律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同时也是无情的。纪律不看过程只看结果，旷工10天就是结果。解聘你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但最终还是发生了。现在才知道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们的错，错在收容所。不过我相信，纪律无情人有情，会有个说法的。我们会向总社解释你旷工的原因，争取总部撤销对你的处分，成不成功我不敢打包票。退一万步说，即使做不成同事，咱们还是朋友，这一点你要坚信。”
一席话，暖人肺腑，不愧为名副其实的团结友爱的集体。
不必说，什么都不必说，有吴总编这席话，所有的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
无非是再找机会。
机会的大门对真才实学者永远敞开。
走出新华社大门，陈正言有一种预感——今生今世恐怕与新华社无缘了。
他向新华社大院投去深情的一瞥。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轻轻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只有咬着冷冷的牙，报以两声长啸，不为别的，只为那传说中美丽的草原。”他边走边唱，漫无目的地看似潇洒地边走边唱。
他唱的是齐秦的歌。
陈正言喜欢这位长发歌手，心悦诚服地做他的歌迷。他的歌是自己填词作曲，因此完美、和谐、动听，能产生共鸣。
又成了无业者，又变成流浪汉，又开始踏上流浪的征程。世事反复，道路漫长。就这样没劲，就这样无奈。
有人劳碌奔波，有人坐享其成，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命运。
“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流浪的脚步走向天涯，没有一个家……”耳边传来粗犷低婉的三重唱。
三名流浪歌手，甩着披肩的长发，在天桥下旁若无人地纵情放歌。
同是长发歌手，命运却截然不同。仅有长发是不够的，关键是才华。那头长发、那身衣服脏得使人不敢靠近，唯有那歌声悠扬动听。
地上零星地散落着硬币和小额纸币。
这就是城市人对流浪人的回报。
陈正言没有心情欣赏音乐。再悦耳动听的音乐也不能当饭吃，当务之急是解决温饱问题。
猛然间发现，音乐属于那些酒足饭饱的人。
当然不乏有穷开心的人。
夜幕降临，五光十色的彩灯把北京装点得美丽妩媚。北京，我爱你，但你为什么不爱我？仅仅因为我是异乡人你就拒绝我？
为什么不能当主人只能当过客？为什么不能长住只能暂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