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广学拿着一个大茶杯不紧不慢地向社长办公室走去。
社长办公室与他的办公室不在一个楼层，同层次才能同楼层。副社长、社长是一个层次，因此在同一个楼层，并且是居中楼层，这样可以承前启后。
周广学没有敲门的习惯，推门直入。
见社长要进两道门。第一道门是会客室，四周摆满真皮沙发；第二道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长办公室。
两道门都虚掩着。马达明社长正在与罗列总编谈心。两个一把手面对面各驻桌子的一方，桌子就是楚河汉界。样子不像在谈心，更像在博弈。
看样子谈得还投机，不时笑声朗朗。
假的。在周广学的印象中，历任社长与总编总是碰碰磕磕，总是面和心不和。这一任也不例外，前一阵子还闹得不可开交，各恃权力向对方发难。社长掌握人权、财权，总编手握发稿权，都有权，互不买账。一般来讲，总编搞不赢社长，人权、财权比什么权都重要。不过，总编也不是好惹的，在斗争中摸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抗衡办法。党组成员中，总编和副总编有五人，社长和副社长只有三票，少数服从多数，这是原则。因此，互相之间还得礼让三分。
见没人理睬，周广学一屁股坐在旁边的真皮沙发上，大有坐山观虎斗的味道。
有一个人横在他们中间，说话不大方便。不能让第三者“插足”。眼前的这个第三者不是一般的第三者，是瘌痢头上的刺——摸不得。社长总编都领教过他的厉害，报社的新房盖起后，正社级两间办公室，副社级一间办公室，每个部一间办公室。他是记者部主任，是大部，有八个人。按照香港人摆办公桌的方法，八个人的桌子正好可以摆下。他偏说摆不下，要求增加办公室。不答应。他写了一篇杂文，在省委机关报上发表，题目是：八个人一间办公室和一个人两间办公室，结尾是：领导的屁股大些。文章登出后引起市委的重视，为了息事宁人，社长给他增加了一间办公室。这样，他也享受了副社级待遇——一个人一间办公室。
“周主任，你到隔壁坐一会儿。”马达明客气地说。
显然是要他回避。
周广学有些不悦。
不悦归不悦，还得服从。周广学起身，突然又转了回来。干什么？向社长讨要秋龙井，泡茶。
马达明不情愿地拿出茶叶盒递给他。
挖一次是一次，一盒秋龙井被他倒走了一半，倒得马达明心痛。
只能怪他的杯子太大。
酒茶一起走，喝酒人也爱喝茶。不喝茶不行，口干难受。当然不喝酒更难受。酒要钱，茶要钱，哪来这么多钱？打混，混一次算一次。占点小便宜。
没办法，现在是英雄末路。
何时这样窝囊过？过去他不缺钱花，每月几乎是双倍工资——工资加稿费。现在很长时间没有动笔，当然就谈不上稿费。靠一点死工资，既要支付女儿的生活费，还要喝酒，就没有钱喝茶。
为什么封笔？
成也手中笔，败也手中笔。
靠一支秃笔起家。人家高中毕业可以安排工作，他只能务农。他想找父亲，但只知父亲的姓不知父亲的名。父亲的小名他知道，叫狗婆。贵人起贱名。他想从母亲口中了解父亲的去向，招来母亲的一顿臭骂。母亲说，做人要有志气，要有骨气，找父亲这种不认前妻的陈世美帮忙，是没有骨气的表现。从小他就失去父爱，虽然那时候父母还没有离婚，但是见到父亲的日子跟过年一样——一年一次。以后根本就见不着。长大后懂事了，他才知道什么叫离婚。他当面向母亲发过誓，永世不认禽兽不如的父亲。有一年，父亲的吉普车开到家门口。小朋友们自豪家乡出了大官，围着小车不愿回家吃饭。他放学路过，见到吉普车感到新奇。小朋友们告诉他，说他的父亲回来了。母亲喊他回家，说父亲想见他。母命不敢违。父亲摸着他的头，问了十几分钟的话，他拒绝回答。父亲给他苹果吃，他把它扔到门外，并抢过两个弟弟嘴里的苹果一起扔掉。他跑了出去，捧了一堆牛屎抹在吉普车的玻璃上。父亲黯然走了，从此再也没出现，就是爷爷奶奶去世都没有回家。
做人要有骨气。他牢记母亲的话，决定开创一片自己的天空。白天忙农活，晚上挑灯夜战写通讯报道。功夫不负有心人，公社和县广播站开始播他的文章。大队支书认为他是人才，让他当民办教师。不久，他考上师范学校，读了两年书。毕业后通过继父的关系分到都宁的一所农村小学教书。这时候，他开始写杂文，有一篇杂文让他一炮走红，成为都宁地区在《人民日报》
发表文章的第一人。这还了得，都宁日报社视他为人才，收编麾下。他的杂文越写越好，越写越精。名气大，麻烦多，有人开始对号入座。报社领导找他谈话，要他集中精力搞好本职工作，言下之意说他不务正业。
既然杂文不能写那就改写小说。从短篇到中篇到长篇，用了十年的时间逐一突破。小说虽然没有杂文那样火辣，但还是有人对号入座。都宁地方小，写小说的人不多，能卖钱的小说更是凤毛麟角。小说虽然是创作，但离不开生活，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有些人把来源于生活的东西看成是生活中真实的东西，对其横加指责。悲剧从这时开始。
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为他带来了牢狱之灾。小说完稿后，他寄到本省的一家文艺出版社。很快就通过一审、复审、终审，出版社通知他去省城签订出版合同。回家后，他高兴地邀请几个文友小酌。谈笑间，他透露了小说的内容。小说的题目叫《目击众生》，主人翁是一名正义感十足的青年记者。
文友们要先睹为快。盛情难却，他拿出底稿。文友们很快从中找到了都宁的影子。不足为怪。他在都宁工作，当然有都宁的影子，没有都宁的影子才怪。只有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才有读者。他的一个文友，写了三十年小说，稿子装满了三大箱，就是没有一篇发表。为了文学，这位文友丢了工作，丢了老婆，一贫如洗。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他想上岸，找一个工作岗位安度晚年，谈何容易？这年头想吃财政饭比当副县级干部还难。没人答应。
天无绝人之路，邀功请赏的机会来了。这位文友跑到蔡峰的办公室，被张保胜挡了驾，谎称蔡书记不在。他说有急事有重要事禀报，张保胜怕误了大事，放行。见面后，他说，有人丑化蔡书记。蔡峰知道他有点神经兮兮，不以为然。他接着说，有人把蔡书记写成腐败分子，书都快要出来了。谁？谁敢这样胆大包天。他不说，卖关子，一口一个不能出卖朋友。蔡峰知道他的花脚乌龟，无非想安排工作。蔡峰讨厌别人跟他谈条件，让张保胜送客。眼看“阴谋”
不能得逞，立功的机会泡汤，他急了，连声说：“我讲，我讲……”和盘托出。
蔡峰擂桌一掌，这还了得，不想活了。“小张，把宣传部梅部长、报社马达明、新闻出版局花局长给我叫来。”
不一会儿，几员大将到齐。蔡峰指示，给你们一个政治任务，不惜一切代价把书给我封死。
一言九鼎，谁敢反抗？出发。
临出发时梅雨林变卦，谎称有一个会要开，让他们先去。梅雨林清醒，此行是去做违法的买卖，纸包不住火，总有一日东窗事发，到时候是吃不了兜着走。
部长不去，花局长便成为主角。他不是糊涂人，知道利害，主犯和从犯量刑不同，这个头出不得。他装病，不去。
一级吃一级，花局长让黄副局长去。总不能让科长去，黄副局长无法推卸，只得硬着头皮到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知道来意，训了黄副局长一顿。局长反问他，封一本签了合同的书是什么概念？是犯法。新闻出版局局长干这类事是知法犯法，民间有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之说。碰钉子后，黄副局长打电话给花局长，花局长打电话给梅部长，梅部长禀报蔡峰。蔡峰火了，我不管，这点小事办不到位你们统统让贤。不是说得好玩，谁都知道他说话算话。虽然说不管，还得管。蔡峰打电话给省新闻出版局，找到了一位副局长。这位副局长跟他私交甚好，他一口答应。随即打电话给文艺出版社社长，让他接待都宁来人。黄副局长出现在社长办公室，说明来意。社长打电话给分管的副社长，副社长打电话给编辑室主任，编辑室主任找到了责编。得知不让出书，责编气得瘫坐在沙发上。
为什么？责编要理由。没有理由，上级不让出就不让出。他还要申辩，社长说，你还想不想在出版社混？没办法，退下。社长要出版局给出一个书面意见，他好跟作者解释。“你怎么这样不会办事？我们还准备让你出任省出版集团副总。如果这件事不能就地解决，证明你的能力有问题，我们将考虑对你重新安排。”这位省局副局长拿乌纱帽要挟他。没办法，只得照办。既要赔偿作者的损失，还要当恶人王。这个恶人王当不得，他向周广学大吐苦水。
竟有这种事，还有没有公理王法？告！不相信这个天下是蔡峰的天下。
听说周广学在告他，蔡峰慌了神。嘴巴封不住就封人，只有把人控制了才能控制嘴巴。先下手为强，蔡峰抓起电话，命令闵得方随便找一个罪名把周广学关起来。
这还不容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闵得方以诽谤罪、诬陷罪将周广学收监。
书没有出成，还失去了自由。羊肉没吃得还惹一身膻。一腔热血化作一盆冰水，周广学想不通，心不甘，只有借酒浇愁。
哐当，门开了。罗列总编喜洋洋地出门。
一定收获颇丰，不然，不会这么高兴。
马达明坚持要送他出第二道门。
客气？
越客气越不正常。周广学露出鄙夷的目光。
送走了罗列，马达明坐到周广学身旁，亲切地问：“周主任，最近有什么大作？”
听语气就知道不是正题。
在会客室谈话，说明涉及的问题不重要。
“托你的洪福，什么也不敢写。”他说。
马达明感觉到语气不对。怎么能这样说话？
“周主任，”马达明仍然唤他官称，“我什么时候不准你写东西？”
“你多次教导我不要乱写。我不知道什么是乱写，因此不敢写。”仍然是那种揶揄的口气。
“我是为你好。算了，不扯了，言归正传。”马达明摆出大人不计小人过的姿态说，“你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写信，总署已派人作了调查，情况基本属实，《目击苍生》一书可以出版。不过我奉劝你还是不出，何必得罪人？”
“我得罪谁？是他们拼命往里钻。只能说他们心中有鬼。”周广学反驳道。
马达明露出无奈的神情说：“如果你这样认为我也没有办法。当然你有你的言论出版自由，任何人不能干涉。但我还是奉劝你一句，有些人得罪不起。”
他是受人之托，充当说客。受谁之托？梅雨林。当然梅雨林也是受人之托。
“有本事就光明正大地站出来。不敢站出来是什么英雄好汉！鲁迅说，威胁和恫吓不是战斗。既然我已经为这本书付出了牺牲，那我就决不会退缩。
我坚信真理必胜，正义必胜。”周广学理直气壮地说。
马达明笑了起来。是嘲笑，笑他幼稚，不谙世事，书生意气。笑他中邪了，听信了书本的说教。在马达明看来，书本是骗人的，书上的一套与实际生活是两码事，甚至大相径庭。正义能战胜邪恶？现实最能说服人。岳飞、彭德怀等英雄好汉不得好死，秦桧、康生之流寿终正寝。虽然后人评说岳飞、彭德怀是好人，大骂秦桧、康生是坏蛋，有什么用？生前不能享受荣华富贵，死后流芳百世最不划算，徒有虚名。人死了还要那个虚名干什么？死了就完了，一死百了。
当然，只能这样想不能这样说，该道貌岸然时就道貌岸然，该正人君子时就正人君子。很多肺腑之言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即使要传，也只能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
“好吧，你走吧。”他说，“我欣赏你，但我还是要告诫你，有能力的人都有性格，有性格的人都要吃亏。这是我送给你的一句话。”
“谢谢你的告诫。”周广学说，“不假，你的话是至理名言，我不怀疑。《增广贤文》也说了：人情练达皆学问，世事洞明乃文章。但我不想这样做，我就是要做一名热血男儿。如果我们这个社会都是大彻大悟之人，那么谁来当先驱者和改革家？一个不图进取、只求明哲保身的社会，是一潭死水的社会，只会走向衰退和灭亡……”
放肆，居然教训领导。这样的话应该由社长来讲，什么时候轮到了周广学？马达明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你走！快走！”
周广学今儿高兴，声音也洪亮，“娘，晚上不用做饭，菜我买回来了。”
他将白色塑料袋子放到餐桌上。
母亲从厨房出来，惊诧地问：“你说什么，菜买回来了？”
是啊，不仅买了，而且不用炒，是熟菜。
母亲打量着他，像是看一个陌生人。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太阳仍然从东边出，儿子还是那个儿子，只不过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母亲打开塑料袋，马上不悦。取出的第一件物品就是酒，而且是五粮液酒。“广学，你疯了，这种酒是我们这种人家喝的？我劝你不要喝酒，你不但不听，还喝起高档酒来。”母亲生气地说。
周广学扶着母亲的肩膀，嬉笑地说：“娘，今天我高兴。喝了这瓶酒之后，我决定戒酒。”
“真的？”母亲喜形于色，“如果是这样，为娘的今晚陪你喝一杯。”
母亲知道，儿子只要戒酒，绝对是一条好汉。这个该死的酒把儿子害得妻离子散。她多次劝儿子戒酒，儿子总是不听，或者是阳奉阴违。办法用尽，甚至以老命要挟，他都无动于衷。这一次是主动提出，应该有效。
不会是开玩笑吧？
“广学，这是你说的，没人强迫你，你要说到做到，别放空炮。如果你这次说话不算话，你就给我搬走。你大伯身体不好，不要惹他生气。”母亲说。
大伯就是继父。当地人称继父不称继父或爸爸，但以爸爸的年龄为准绳，比爸爸大的称伯，比爸爸小的称叔。
“争取吧。”他答。
“什么，争取？”母亲生气了。
见母亲生气，他赶紧立正敬礼，说：“请母亲大人放心，儿子周广学喝了这瓶五粮液后坚决戒酒。”
母亲满意地笑起来。
为什么突然提出戒酒？是好玩还是心血来潮？
是心情舒畅。
没有理由不高兴。其一，纪委为他正名，并处分了把他抓进看守所的办案人员。当然，这些办案人员是无辜者，是替人受过。但是，这些人甘心受罚，愿意牺牲自己保全别人，拒不交代幕后指挥。之所以这样做，不是讲义气，而是不讲原则，不讲党性，关键是私下里有交易、有利益。不处分这些人，不能正党纪平民愤。其二，耗时两年、用心血铸成的长篇小说《目击苍生》可以出版了。出狱后，他就为《目击苍生》找婆家。东边不亮西边亮，本省出版社你能干涉，外省你还能干涉？吃一堑长一智，吸取上次泄密的教训，这次是秘密行动。他偷偷摸摸地就像做贼一样到邮局，环顾四周无人，这才把信件投进邮箱。收信方是北京一家带“中国”两字的出版社。你有能耐，你能影响“中国”？
回家后，他呆坐在凳子上，心里特别难受。他不明白，为什么光明正大的事却要鬼鬼祟祟去办。悲哀，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哀，而且是整个都宁的悲哀。半个月后，他收到了出版社的电子邮件：一审通过，进入二审。一个月后，又有消息：进入三审。三审即终审，通过就能出书。两个月后，一审责编来信，寄来出版合同。就在这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司打来电话，核实他的投诉。
发生在他身上的这类事全国还是首次，也没有这方面的法律条文，加之出版社不敢“招供”，总署责成省新闻出版局妥善处理。总署当然不知道省局个别领导也是当事人。
此路到头，另辟蹊径，周广学决定向法院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