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我们可以问，“为什么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大灾荒大饥饿在杨朔笔下成为了诗意？”把生活之悲剧转换为喜剧闹剧，这是老中国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一种精神的沉沦，使很多人对生活的苦难缄口，对苦难冷漠。其实把散文作为美文作为诗意来处理，我们可以问，经过淡化稀释了的悲剧还是悲剧吗？更何况把悲剧喜剧化，最后化掉的是一种担当的精神，是一种对苦难的遗忘。在审美的沉醉中，把他的血变成了我的诗酒文章。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因为’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现今戏园里唱完戏时总有一男一女出来拜，叫做‘团圆’，这便是中国人的‘团圆迷信’的绝妙代表。”
一九二五年，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对这种说谎的文学也进行了抨击，他说：“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以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
王国维在《栀红楼梦枛评论》一书中指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
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厌阅者之心，难矣！”
散文是以真为底线的，如果不守住真的底线，那么所谓的求美，就是散文的歧途。我们在赵锋利散文里，可贵的是看到了历史真实的细节。这些细节是散文精神传达的保证和物质外壳，也是散文的血肉。
在《两个女人的博弈》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血腥的细节：刘邦死后，吕后便做了太后，她令戚夫人穿上囚衣、戴上铁枷在永春巷舂米。戚夫人悲痛欲绝，作歌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吕后知道后，就毒死了赵王如意并下令斩断戚夫人的手脚、挖眼熏耳、喂以哑药，丢入厕所，称为“人彘”。而在《你也说黄巢，我也说黄巢》里，我们看到了黄巢的用人肉人骨做军粮的细节：唐末杀人魔王黄巢治下的长安，人肉跟猪肉羊肉一样，进入市场公开流通。这在菏泽的民间也得到证实，在童年的时候，母亲曾说黄巢杀人八百里，是人就斫，无论老幼。黄巢在民间一直是个杀人的恶魔，后来被某些历史话语转换为了一个英雄，这是可疑的历史的吊诡。在阅读赵锋利散文的时候，我常被这些所感动，他不是一些散文家的高蹈凌虚，也不是一些沉思，甚至升华、哲理，他有最基础的表达，这基础是一个物质的外壳。在《盛唐绝唱》里，我们看唐代女子与男人相处的从容和谐，赵锋利用了一个细节的还原，“在江南一只船靠向另一只船，一个民间女子自然而然地向一个男子问道：‘你的家住哪里？咱们是老乡吗？’（移船邀相问，或恐是同乡）”。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教导自己的弟弟时说的一句话：
“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作家余华对这话表达过敬意，我想所谓的事实，是物质外壳，而在这物质外壳下的精神流淌也是可宝贵的，但是现代散文家却是抛弃了这外壳，或者是站在经不起考订的外壳，歪曲的基础，失去了本真的物质，这样是危险的。
没有物质外壳的散文是患了软骨症，像清代人说刘墉的书法，如风瘫病人，而没有精神灌注和心灵发现的散文则是植物人，手脚齐全而手脚冰凉，没有人气，没有真的人间蒸腾的血的蒸气。
散文界所追求的美文呢？他们暗含了只有所谓的意境，是散文的最高的境界，而抽空了散文最贴近人的心灵，最贴近生存本真这个维度。美文把散文放轻了，是把痛苦转化为歌唱，散文是应该有立场和洞见在内里的。把玩是一种趣味，一些所谓的非审美的东西，可能更贴近散文的本体，而美文最接近伪，最接近冷漠，最容易和某些流行的东西达成和解。美文不是没有存在的价值，但在这个时代，呼唤真，面对现场和苦痛，以真的文字来陪伴人这是散文的一个高度。
也正是有鉴于此，我们从赵锋利散文探讨散文不单单是美文，还应该把苦难这维度引入，苦难必须有见证，如雅斯贝尔斯在《悲剧知识》中所言，“世界诚然是充满了无辜的毁灭。暗藏的恶作孽看不见，摸不着，没有人听见，世上也没有哪个法院了解这些（比如在城堡的地牢里一个人孤独地被折磨至死）。人们作为烈士死去，却又不成为烈士，只要无人作证，永远不为人所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美文的荒诞。美文是为文字和趣味存在的，美文不为苦难做证，美文是把苦难把悲剧转化为了喜剧，所以散文不应该躺在美文陈旧的话语制度上，而应有自己的面目，自己的使命和精神。这种使命和精神，是一种精神伦理叙事，它关怀的是人的精神领域，是人的精神关怀，是事关精神的细节，而不仅仅把散文看待成美文。
但我们在赵锋利散文里看到了他的苦难的见证，也看到了他还带有美文和喜剧结局的一些痕迹。在《你也说黄巢，我也说黄巢》里，在结尾处，“我正要离去，见一老翁领着一个孩子在看黄巢像。‘爷爷，黄巢死了吗？’‘傻孩子，都一千一百年了，还能不死吗？’‘我是说，他打仗死了吗？’‘有一本书，叫《曹南文献录》。书中说，黄巢兵败为僧。
书中有一首诗。诗曰：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穿尽穿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杆看落晖。’老翁摇头晃脑地吟着，小孩子瞪大了眼睛，肯定没有听懂。‘阿弥陀佛，黄巢立地成佛了。’”
这诗是别人伪造的，赵翼在《檐曝杂记》已考证清楚：
唐末黄巢、明末李自成，皆以流贼起事，至陷宫阙，僭伪号，无一不相似。后巢败奔于太山狼虎谷，为其甥林言斩首；自成败奔于九宫山，为村民锄死，亦无一不同。二贼死后，又皆有传其未死者。谓巢依张全义于洛阳，曾写己像，题诗云：“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
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杆看落晖。”（按：此本元微之《赠智度僧诗》）自成死后，亦有传其为僧于武当者，又无一不相似。乃其败死，又皆以破毁祖墓所致。王氏《见闻录》：巢犯阙，有一道人诣安康守崔某，请斫其金统水源祖墓。果得一窟，窟中有黄腰人，举身自扑死。道人曰：
“吾为天下破贼讫。”巢果败死。自成祖墓在米脂。相传中有漆灯，漆灯不灭，李氏必兴。边大绶为米脂令，亦发其冢。果有一蛇，遍体生毛，向日光飞出，咋咋而堕。是日自成即为陈永福射中左目。后虽陷京城，旋亦败死。是二贼又无一不相似也。然皆因发冢而灭。青乌家风水之说，岂真有征验耶？
又黄巢所至杀掠，独厚于同姓，并黄冈、黄梅等县亦得免祸。张献忠乱蜀时，亦于张恶子、张桓侯庙大有增饰。牛金星以下第举人作贼，凡进士官必杀，举人出身者不杀。后其党杀一县令，询知举人出身，乃弃而奔逃。此亦流贼之相似者。
黄巢是死掉了，这样的恶魔是应该没有子嗣的，然而人们怀念他。
我们在赵锋利散文里看到了这方面的不足。真正的精神伦理叙事的散文应该是悲剧命运的见证者、承受者，把别人的苦难转化为自己的痛苦，应该是站在弱者的一边，司马迁如此，鲁迅的《范爱农》也是如此。他们知道他们的文章不是小摆设，是揭示的一个时代的悲剧，而作为一个散文家就必须承受时代攒击所造成的悲剧的苦痛，把别人的苦难，看成“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里没有了悲剧，才是这个时代的悲剧。杨朔的散文和美文风行的时代，是知识分子蒙羞的时代，而有了悲剧，在散文中是泪流满面打湿稿纸，写作者如妇孺般哀哭，又是对记忆的侮辱，对悲剧感的消解。
精神不是万能的，人不仅仅是精神，人是复合的物体。人既是动物界的存在，也是精神的存在，人为物役，是我们常警惕的，但精神也会奴役人。别尔嘉耶夫在《论人的奴役与自由》中告诫人们“在人的精神方面自身可能会有严重的病变，可能会有分裂，可能会有精神的外化和自我异化，可能会有自由的丧失，可能会有精神的奴役。”是的，精神的过度的高扬，对人来说也不一定就是好事。但是目前呢？
阿多诺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是说冷漠和无知占据了人的心灵。对奥斯维辛熟视无睹，这是一种对罪恶的怂恿和胆怯。
在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是说我们记住了苦难，见证了苦难，把苦难当成“我的”痛感。
我们可以说在肉体一统，精神坍塌的时代，写作美文是野蛮的，我们可以说在肉体一统，精神坍塌的时代，不进行精神伦理叙事散文写作是野蛮的，而赵锋利先生无疑是走在精神伦理叙事散文行列的，此愿足矣！
